○陈爱中

在二十余年对汉语新诗的观照中，我一直认为哈尔滨是能够也应该出大诗人的城市。且不说周边黑土地上浓郁的森林、古朴的田野、开朗豁达的人群，只是欧风美雨的浸润和早就孕育成熟的都市文化，就足以在现代性的召唤下，孕育出较为成熟的诗篇。事实也在证明此言不虚。俄罗斯文化带来的现代都市、关内的传统移民文化和土著的乡土文化的杂糅，都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哈尔滨新诗的意义指向的错综复杂性、美学特征的高辨识度中体现出来。省作协向来重视对这种成绩的梳理和推出，先后推出五辑“野草莓丛书”，都给予诗歌较为充分的表现位置，优中选优，故而基本都是这个领域的精品，包临轩、张曙光、冯晏、桑克、杨勇等等都曾在这个系列里亮相，分别代表着不同年龄段、不同美学风格的创作实绩。

第五辑中自由撰稿人阎逸的这本《仿佛或恰恰相反》从内容含量上说，选择的多为超越三十行以上的长诗，语言结构可以容纳更为丰富的内容，让诗人可以为从容地展现较为复杂的情绪或者哲理提供足够的空间，这也让这本诗集显得较为厚重，信息量大，而且语感极好，游刃有余。如《万物花开》中，将婴儿出生之后，来自父亲的那种幸福感和爱意综合各种感官效应来表现，“钟声从词语里睁开眼睛，/小提琴上的田野/在风中荡漾”，为听觉和视觉的通感，“寂静越听越深，从你的梦听到/萨福的古希腊月亮，从你的名字/听到杨炼的茫茫大海”则是将这种感情经验做超越时空的关联，随后诗人写到的牙牙学语，人生历练之后的自我辩驳，成长过程中各种认同设想的累积等等，一份基于过去经验之上对稚弱现实的复杂情感的寄寓，流泻于理性整肃的框架内，深刻而从容。从这种冷色调的叙述格调中，我们在诗集里触摸到作者经常反观的自我，比如《一个精神艾滋病患者说》实现对自我认知的多层次展现，“我是一个灰暗的故事/到处都在阅读”，或者是“我发现我消失得如此彻底/连我的意愿和举止/都被篡改了”，亦或者是“我看见整个冬天空旷得只剩下/吸收着寒冷的房屋和街道”，最后是“我失踪了。/我的眼泪被你原因不明地流着”，以象征主义的无边隐喻方式，将生理艾滋病的现实境遇移植到精神的困境里，从而映现现代人或孤独或自闭的灵魂煎熬，一种人人被隔离和自我隔离的灵魂境遇。这种反思显然是哲学的，以情感客观化之后的更为锐利的视角审视人的生存困境，这是这本诗集不少诗篇最为值得赞赏的地方。

以诗歌的方式提出问题，然后运用多种感知方式展现出来，并不追求问题的逻辑推理和因果诉求，这自然是现代诗先锋试验性的重要特征。在这点上，《仿佛或恰恰相反》是有一定追求的。比如《苍蝇日记》《猫眼睛里的时辰》《秋天：镜中的谈话或开场白》等诗篇中，选取变异性的观察和体验世界的视角，在写作手法上运用各种直接和间接意象的杂陈，时空错杂之后的幻觉，现实与超现实经验的交融等等，彰显出作者具有较为熟稔的语言处理技巧和锐意创新的诗学理念。德国哲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的定义永远只能是发生学上的定义。体现在文学实践中，真正能够承担并完成这个使命的，只能是不停追求经验的更新和语义丰富性的诗歌，这也是黑格尔区分散文和诗歌的文体特征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仿佛或恰恰相反》是很好地彰显诗歌的这个意图的。

自我对话或者一个人的玄思，是现代诗最为迷恋的方式之一，从自我镜像的惊讶，对自然之物的重新发现等等，不一而足。如何处理现代视阈下同代人、同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基于个体经验的丰富性而非现实实存关系的如实展现，是传统汉语诗歌中的“赠诗”获得现代性的重要特征。阅读、聆听，进而让想象介入获赠者的某些经验或者隔空的对话，并不渴求获赠者在同一时空内的应和或现实认同，这种写作行为一方面拓展了诗人的写作空间，另一方面也让诗歌文本有了另一种复杂的可能性。《仿佛或恰恰相反》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比如《雪或动机修辞学——给欧阳江河》，整首诗中使用的“雪”“虚无”“石头”“肖邦”等意象，都是诗人欧阳江河在诗歌创作中常使用的，尤其是他的那首《一夜肖邦》几乎凝聚了肖邦的音乐和命运中最为值得听者颤栗的部分，“琴声如诉，耳朵里空无一人”，“这已经不是肖邦的时代，/那个思乡的、怀旧的、英雄城堡的时代”等等。实际上，阎逸将欧阳江河诗作中的意象拿来，按照自我想象的逻辑加以重组和规整，这首诗就呈现为一种个体经验基础上的话语复调，欧阳江河的现世、诗歌世界和诗人作为读者对其的想象，这些都构成了这首诗的“知识性”和层叠性，是为现代智性诗的良途。那首《阅读简史——给吕新》是这样，《向雷蒙德·菲德曼致敬》《巴黎书信：茨维塔耶娃，1926》《华莱士·史蒂文斯》《玛利亚·尤金娜》等，都是这样。如果翻翻新世纪以来的汉语新诗写作倾向，对经典文本和作家的阅读，进而以诗歌的方式建构起新的认知经验，是众多诗人创作的一个必然而又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对于带有“知识分子写作”倾向的诗人而言，“野草莓丛书”中的诗集大多如此。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解构主义弥漫开对文学生成和评价上的消隐与分裂的非本质化美学特征，远离能够产生本质的共识，在自我的航线里奔向远方，这种倾向似乎越来越明显。或者说，当我们总是以回归本体的角度来评价90年代以来的汉语新诗，在“个人化写作”的褒义指向下，强调其叙事性或者抒情的客观化、隐喻的必要性等现代性内涵的同时，究竟该怎么处理由此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诗人、诗歌文本、受众或者说时代之间的分裂性，似乎并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不同诗学倾向，不同诗人，在经验自我和语词自我中让创作理念矗立塔尖。诗歌生成场域的沙龙化，让文本在实验性的个例中走向更为艰深的路途，让汉语新诗的写作越来越彰显出荷尔德林说的那句“写诗是最无用的职业”的存在意图。但相对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总感觉新世纪以来的汉语新诗缺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