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涵

朱天曙教授的这本《中国书法史》虽卷帙不多，然不循前人，自出厚重与新意，其学术特色有三。

一、简而能尽，裁而愈精。朱天曙教授书法史观主线清晰，层次分明，他提纲挈领地挖掘每个朝代书风闪光点予以精当而切要的描述，秦汉之初萌齐备，魏晋之灵韵臻熟，隋唐之典范法度，宋之意趣妙理，元之复古回归，明之多样探索，以至清代碑帖并重到碑学兴盛。简的是澄明的演进脉络，尽的是融文献性、学术性为一体，且关注作为教材的简洁与可读性的书法通史应有之义，观照的全面性极为难能可贵。

朱天曙著《中国书法史》，中华书局2020年出版。

二、聚焦书家，以史驭论。朱天曙教授跳脱过往书史研究过分注重美学阐述，不重史实重主观、混淆“书史”与“书评”界限的弊病，重文献，勤梳理，精考订。《中国书法史》共十章，几乎每一章皆可见对于重点书论的专文介绍，或以书论解读不同的时代风尚。《中国书法史》另一个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对书坛典型书家的关注，以宏观视角把握书家对于书史演进的勾连，揭示书家的时代背景、个人性情、交友游历等对书风、书体转变的影响。此中华书局版增订之后，拆分与整合了少量章节，以书家命名的小节共六个：经典“二王”、盛唐气象与颜真卿、杨凝式与五代书家、赵孟頫及其影响、董其昌和松江书家、王铎和清代书风的转变。纵观书史，书家为点，流派为面，以点驭面即构成了中国书法史演变清晰的进程。

三、考镜源流，引述精审。朱天曙教授广罗书法文本史料与碑刻法帖等图像史料，重源流，重实证，吸收考古学最新发现和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以对史料解读的高度自觉性，面对丰富而驳杂的书史资料进行考订与择要。如以20世纪90年代出图的郭店楚简、包山楚简印证战国时期篆书“隶变”的过程。以1981年湖北鄂城出土的《鄂城史绰墓木牍》等反映隶书的楷化、行书出现等书体嬗变痕迹，这些考古学的新发现，作者择要而举，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使增订之后的《中国书法史》图版文献更加翔实而精美，对于书史资料的留存、考证与研究大有裨益。

对书法“史”的辑述，重点在于如何将著者个人的“史识”融入史料编辑之中。朱天曙教授长于创作，更精于研究，他将自己的创作经验、审美诉求与艺术思考融入书史研究之中，将书法史置于文化史的大背景下给予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