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超

内容摘要：《孔乙己》是一篇白话文小说，但是在小说中却夹杂着文言。从白话与文言的角度解读《孔乙己》，能够为阅读《孔乙己》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联系小说发表时的附记，以及当时的文学革命运动，小说对文言的运用有深意。文言多出现在孔乙己与人对话的时刻，他下意识用文言词用自己辩驳，文言词构成他融入日常生活的屏障。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更是文化的悲哀。

关键词：《孔乙己》 白话 文言 悲哀

《孔乙己》最初发表于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后来被收入《呐喊》，是鲁迅先生继《狂人日记》之后发表的又一篇白话文小说。小说在发表的时候，有一段附记，“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1]这段写于1919年3月26日的附记，给阅读《孔乙己》提供了时代背景信息，也为阅读《孔乙己》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毋庸置疑，《孔乙己》是一篇白话文小说;但是在《孔乙己》全文中，多次出现文言。为什么鲁迅先生要在一篇白话文小说中夹杂文言？在这一篇小说中，文言与白话究竟构成怎样的关系？联系小说发表时候的附记，所谓“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又能为理解小说中的文言与白话提供怎样的信息？

先看附记所写的时间，1919年是“文学革命”的第三年。1917年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同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声援胡适的文学主张，引发了“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重要议题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这也是现代文学的起始点。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并且，从1918年第四卷第一号开始，《新青年》全面改用白话。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被视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这也是鲁迅先生首次采用“鲁迅”这一笔名。在这一过程中，桐城派古文及其领袖人物林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林纾在1919年3月给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信，反对白话文运动，指责其“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2]。林纾还于1919年2月和3月发表了两篇文言文小说《荆生》《妖梦》，来影射提倡白话文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攻讦对白话文持宽容态度的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正是有这样的时代背景，《孔乙己》在发表的时候才要加上附记，以防止人们将《孔乙己》视为“影射小说”。但是，正是这段附记为我们阅读《孔乙己》提供了另一条进入的路径。

从文言与白话的角度来读《孔乙己》，会发现小说中有多处出现了文言，如“君子固穷”、“多乎哉？不多也”。尽管在小说的注释部分，对这些文言稍作了解释，但是通常阅读的时候，很容易忽视这部分文言，不会做更多的理解。实际上，这部分文言的引用都颇有深意。

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文言，是在交代孔乙己这一绰号的由来。历来解读的重点总是在“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一句上，而忽略了后面“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孔乙己的真实姓名，小说并没有交代，而“孔乙己”则是从别人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为他取的绰号。何为“描红纸”，在文末的注释中是如此解释，那是一种印有红色楷字，供儿童摹写毛笔字用的字帖。旧时通行的一种描红纸印有“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佳作仁，可知礼也”这样的一些文字。过去的孩子初学写字，一般从这些笔划少的字入门，然后再循序渐进学习更复杂的文字。儿童启蒙除了学写字，还要读经典，很大程度上是儒家经典。这意味着要成为孔子的学徒，向孔子像行跪拜礼，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就提到过自己进私塾要拜孔子，“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3]将这些描红纸上的这些字称之为“半懂不懂”，并非是鲁迅真的不懂这些字的意思，而是对于“引车卖浆之徒”而言，这些文言文是“半懂不懂”的，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白话存在着本质区别。从这“半懂不懂”的描红纸上为孔乙己这一孔子的学徒来取名，也表达出鲁迅先生的巧妙心思。

小说先是将孔乙己说的话定义为“半懂不懂”，紧接着又说“上大人孔乙己”这样的话也是“半懂不懂”，在行文简洁的小说中连续出现两次“半懂不懂”，鲁迅是有自己的用意的。再联系当时“文学革命”所引起的文白之争，可见鲁迅先生对待文言的态度是批判的。他将反对白话的力量视为“现在的屠杀者”，认为僵硬的语言对民族的未来起到了束缚作用，“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4]

在同一段，孔乙己还亲口说出了一些让人“难懂”的话，在众人的取笑中，他先是抛出了“窃书不能算偷”，紧接着是“君子固穷”、“者乎”之类，引得众人哄笑起来，让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孔乙己在情急之下，下意识选择用文言词汇来反驳别人的嘲笑。问题在于，为什么孔乙己要选择用这些文言词汇来竭力维持读书人的自尊？

面对“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这样的反驳，孔乙己先用“窃”这个文言词来回复。读书人窃书不能算偷，这是因为倘若为了进学，即使偷书，也算不得耻辱;其好学上进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孔乙己的偷书显然不是这一目的，是迫于生计的需要，偷取笔墨纸砚之类的东西变卖换钱而已。他用了一个难懂的文言词“窃书”来替换“偷书”，将自己的行为进行重新命名，虽然并未改变这一行为的本质，但是对于孔乙己而言，起到了遮掩美化自己丑行的作用。因为对于围观的短衣帮来说，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窃”是什么意思，更遑论“窃书”与“偷书”究竟有什么区别。紧接着，孔乙己又说出了一个文言词“君子固穷”。这个词出自《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讲的是孔子晚年的时候，与弟子颠簸去往楚国，结果被暴徒困于陈国和蔡国之间，断了粮食，弟子也病了，可是孔子照样给弟子们讲学。面对子路的质疑，孔子回答“君子固穷”，意思是君子不以穷困而改变操守。这一段经历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亦有记载，后来成为“陈蔡之厄”的典故。当孔乙己说出“君子固穷”这个文言词的时候，他联想起来的是孔子在艰难处境下保持高尚操守的经历。面对穷困，君子可以坚守，而小人则会胡作非为，这里也呈现出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孔子的这一典故，原本可以为他提供精神上的支持，但是在短衣帮的讥讽中，“君子无穷”只是一些“难懂”的话罢了。这里也微妙地传达出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隔绝。

接下来，面对短衣帮的疑问“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不出意外的再次陷入僵硬的语言牢笼中，“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他的反应也又一次让“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一次与上一次相比，孔乙己的回应呈现出怎样的区别呢？

之前的“窃书”之辩，孔乙己有“君子固穷”的精神胜利之法。而这一次则是致命的打击，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参加科举考试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孔乙己。明清科举制度规定，在乡试、会试、殿试之外，增加了童生试。童生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取得生员资格，也就是小说中所说的“进学”，又称为秀才。在考秀才的童试中，虽然不合格但是成绩还不错，可以获得佾生资格，又被称为“半个秀才”。按照当时的规定，佾生下一次参加童试，可以免试县试、府试这两个阶段，只参加院试即可。孔乙己参加科举考试，却连“半个秀才”都不是，这对于孔乙己来说，是比“窃书”更严重的打击。对于短衣帮来说，“当真认识字”和“半个秀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孔乙己没有得到“半个秀才”的资格，所以连他是否“认识字”都受到了怀疑。可见，仅仅“认识字”无法为孔乙己树立读书人的权威，知识本身没有说服力，所谓“学而优则仕”，唯有借助科举考试，唯有进入仕途，知识才能转化为力量，不然，就是沦为民众的笑柄。所以，面对短衣帮的质疑，科举失败的孔乙己下意识逃到文言文中，用一些让人“不懂”的话去应付，这也说明文言与白话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隔绝，文言建构的观念世界与使用白话的日常世界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隔绝。

孔乙己无法与成年人进行顺畅的沟通，他是寂寞的。在这寂寞中，他将目光投向孩子。他试图教“我”茴香豆的“茴”字如何写，“回”的四种写法，这固然是孔乙己的善良。从另一个角度，也体现出孔乙己对文字有一种信仰，他是真诚地认为识字是相当重要的事情，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他试图用知识参与日常世界的时候，却又显得那么迂腐。

小说中最后一次出现文言词，是孔乙己的自言自语，“多乎哉？不多也”。邻舍孩子们围着孔乙己要茴香豆吃，吃完之后不肯散去，孔乙己着了慌，看着碟子中的茴香豆说不多了。这是来自《论语·子罕》，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在文末注释中，特意注明“这里与原意无关”。[5]孔子为什么多能？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孔子少时贫贱，为了生存，做过称量粮食和管理牧场的工作。这在当时看来，不是君子应该做的事情，因而被孔子称为“多能鄙事”。那么，既然君子不应该做这些“鄙事”，不能以掌握这些技能为目的，那么，君子应该做什么呢？这里就涉及到社会的分工，在《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认为种庄稼、种蔬菜等耕作之事是民众应该做的事情，君子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礼、义、信，如此才能辅佐君主治理好国家。在《论语·卫灵公》中有“君子谋道不谋食”之言，再一次印证孔子的观点，他认为读书人要把心思放在求道上。在科举制度确立之后，读书人以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为正途，更加轻视从事体力劳动的民众，社会分工朝着孟子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方向发展。这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身材很高大”的孔乙己为什么不愿意脱下长衫，加入到短衣帮中，以体力劳动谋求生存。

在小说的最后，被丁举人打断了腿的孔乙己面对着掌柜的取笑，终于放弃了抵抗，不再用“君子固穷”、之乎者也之类“半懂不懂”的话进行辩驳。这大约是异常悲凉的一件事情，他终于明白自己的现实处境是何等凄惨，“跌断”的回答已是他最后的挣扎。鲁迅先生说这篇小说的创作初衷是写出一般社会对处在苦境的人的“凉薄”，这种凉薄在丁举人与孔乙己这两位读书人不同命运对照之下，更为触目惊心。民众越是臣服于丁举人的权威，就越是漠视孔乙己的悲哀，也就越显示出社会的不合理。

纵观《孔乙己》全文，文言词集中出现于几个段落中，多是发生于孔乙己与人的对话时刻。面对众人的取笑，孔乙己一再被逼入困窘之境，于是，他便下意识地用文言词为自己辩驳。文言文成为孔乙己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一道墙壁，当他试图与日常生活发生碰撞时，便不自觉地退回到文言文所建构的观念世界中。学习文言文，本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但却成为他融入日常生活的一道枷锁。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更是文化的悲哀。

注 释

[1]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1页。

[2]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附录一《林琴南致蔡元培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274页。

[3]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

[4]鲁迅：《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6页。

[5]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2页。

基金项目：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文化自信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建设研究”（2020-64）;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基金项目“一流本科教学视角下的写作课程研究”（ZX20200092）。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体育与人文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