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瑶

（红河学院招生就业处，云南蒙自 661199）

1840年以来，中越双方在国际国内形势剧变的情况下依旧交流频繁，40余年的时间里，越南向中国共派出使臣12次，其中11次出使地为北京。本文选取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清咸丰三年（1853年）、清光绪六年（1880年）三次出使中的诗歌为研究对象，考察诗歌概况，分析诗歌内容，以呈现诗歌中的“中国书写”，以实现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的效果。

绍治元年（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李文馥以礼部右参知充使部正使出使中国，嗣德六年（清咸丰三年，1853年）潘辉泳充答谢部正使出使中国，嗣德三十三年（清光绪六年，1880年）阮述充岁贡正使出使中国。三次出使中国产生的文献概况见“1841年、1853年、1880年三次出使燕行文献表”①。

表1 1841年、1853年、1880年三次出使燕行文献表

由表1可知，三次出使涉及燕行文献6种，其中诗集4种，分别为《周原集咏草》《使程遗録》《骃程随笔》《每怀吟草》，燕行日记1种，即《使程志略艸》，主记地理书籍1种，即《使臣括要编》。

出使中国可谓重洋绝域，与出使相关的内容均被记入诗中，“使华一路，水路共八千余里，楚粤山川之奇，冀豫关河之壮。固历历见诸记载，周览而赋咏之，自是读书人分事。”[1]177“凡山川封域，圣贤事迹，古今人物，皆在平日之所闻，而今日足迹之所及。”[2]125“惟使燕一路，凡圣贤遗迹、古今人物、舆夫江山烟景之胜、疆域沿革之殊，平日仅学而知之，亦或仅闻而知之焉耳。而今乃得亲履其地，因得见其所未见，闻其所未闻……”[3]154正如更早的西山朝使臣吴时任所言：“暨夫皇黎中兴以后，名家之诗杂见于使华诸作，其或寻幽访古，触景生情，去国怀乡，因事述意，残膏胜馥，真可以粘盖后人。”[4]为方便考察，文章将燕行诗歌内容分述如下。

一 对中华山川景物的描写

使臣由河内公馆出发，经北宁省、谅山省，过镇南关，进入中华地界，经广西，历湖南、湖北，北入河南，过直隶（河北），最终抵达北京。途中有感而发，多有吟咏，真可谓“江山助其神，照眼句成；风物供其妙，所以随触随发，愈出而愈不穷。”[3]152根据诗歌内容，整理为“使臣途经省份及沿途山川景物表”③。

表2 使臣途经省份及沿途山川景物表

使臣途经的省份均留下了不少描写中华山川景物的诗作，其中较多的当属桂、湘、豫三省。

广西作为入境后的第一站，水陆兼具，且以水路为主，使团多有诗歌描写广西山水的美、奇、险。广西横州最有名的当属伏波将军祠和五险滩，李文馥使团和潘辉泳使团均留下了同题的《过五险滩》。

悠悠行路昔人难，今日还知五险滩。

水上天来惊石断，涛翻地起哭流湍。

遥僧倚岸头尤叩，过鸟归云翮亦寒。

一队舟船凌万顷，斜阳樽酒酌平安。[3]166

嵯岈恠石满江横，湢㳁寒流一路萦。

窗外怒涛声断续，方舟转瞬五滩平。[5]253

以上七律诗，首联点题，颔联正面写出了五险滩惊石挡道、波涛翻滚、涛声巨大的情形；颈联则是通过所见与所想，侧面从僧侣叩头、归鸟翮寒写滩之险；尾联则通过过滩后酌酒庆平安的场景写过滩之不易，反衬出了五险滩之险要。诗歌还在诗题后留有长文小序：“经伏波祠过五险滩，一曰立壁，二曰竜门，三曰虎跳，四曰转鬼，五曰挂蛇……滩石上横竖散乱，水声如吼，舟行至此东斜西转，毛骨凛然。”[3]166通过诗题小序，进一步写出了五险滩之得名及其险要。潘辉泳的绝句则用极简的笔法勾勒出了五险滩的险，怪石错杂横江，寒冷的激流萦绕一路，断断续续的涛声怒号，写出了滩之险要及湍流之急。

过了桂界，便进入荆楚故地，黄鹤楼、洞庭湖、岳阳楼、赤壁古战场，并使臣而言早已是耳熟能详，不可不吟咏。李文馥和阮述均写下了《登岳阳楼》。

鹤去梅存不记秋，岳州城畔岳阳楼。

重湖云月参差动，三楚关河浩淼收。

觞咏仙家余雅兴，庙堂名迹重先忧。

百年惯有风流债，聊与江山一应酬。[3]198-199

水光山色几消沉，唐宋诗文自古今。

吴楚乾坤空眼界，江湖廊庙此胸襟。

黄陵元树斜曛浦，青草归帆捲夕阴。

鼓瑟不闻吹笛渺，怀人无限托清吟。[6]53-54

同属登楼而赋，两诗均写了登临岳阳楼的所见与所感。李文馥诗的首联颇有“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感觉，吹笛骑鹤的吕仙早已不知是何年之事，只留下岳阳楼独自矗立在岳州城畔；颔联则写了岳阳楼位置之胜，可观湖赏月，甚至尽收三楚关河；颈联暗含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泛舟于江湖的归隐雅兴和心忧天下的庙堂情怀。相较于李诗，阮诗写景的成分要多一些，其诗后也有“清景如画”的批注。诗人登楼而望，看到眼前的水光山色在历史的沉浮中几经消沉，唯有楼上的诗文自古而今，源源不断；远眺吴楚江山胜景，天地尽收眼底，不论身在“江湖”还是高居“庙堂”，顿使人眼界、胸襟空阔；日落时分，余晖洒在黄陵的树上，青草湖的归帆卷着夕阴回到了港湾。此情此景，引发了诗人对历史人物的无限怀念，不禁有感而吟。

总之，对中华山川景物的描写是使臣将典籍建构起来的经验里的“地理中国”付诸亲眼所见、所闻、所感后又回归文字记录的一次伟大升华，在典籍记录——出使中国——新典籍的再书写过程中，越南对中国的认知在不断加深且融入了自身的体验与观测点，使臣对山川景物的赞美之情显而易见，被选为使者意味着“荣奉皇华，得以观光上国”，成为别人口中的“吾人之所荣羡者”，“是吾友昔之所学，而今之所行也。至若旌节所经之地，洞庭顺风，使帆之盛事也；黄河上源，星槎其异闻也；赤壁有赋，苏子两度游也；黄鹤有诗，崔君占上头也；以至岳阳之楼、衡山之院、湘山之寺、邯郸之观、陶唐故都、六七作故都，凡平日之所闻者，今皆亲履其境，此造物之所与，而吾友之独得也。”[7]248-249满溢的羡慕之情。

二 对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无论北属还是藩属时期，越南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越南统治者兴教育、开科举，以四书五经为教育内容，把经学、史学、诗赋等列为考试科目，这让越南学子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具有了认同感，甚至在中南半岛以“小中华”自居。诚如“明乡人”后裔李文馥所说：“以言乎治法，则本之二帝三王。以言乎道统，则本之六经四子，家孔孟而户朱程也。其学也，源左国而流班马；其文也，诗赋则昭明文选而以李杜为依归；字画则周礼六书而以钟王为楷式；宾贤取士，汉唐之科目也；博带峨冠，宋明之衣服也。推而举之，其大者如是。”[8]260-261中华文化对越南影响之深，可见一斑。使臣在燕行途中吟咏中国历史人物成为一种风尚，详见“三部诗集所涉及部分历史人物统计表”④。

表3 三部诗集所涉及部分历史人物统计表

由表3可知，三部诗集涉及的部分历史人物类型包括：诸侯（王）、明君、名臣、名将、文学、孝子、刺客、烈女、忠烈，甚至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等。为进一步了解越南使臣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人物，选取数首诗歌为例，作进一步分析。

出徙田牧静氛埃，天相皇刘晚大材。

七十将军脊马甲，千秋庙貌小云台。

排山树峭春今古，撼石江寒客去来。

当日铁船风力在，危滩长为使船开。[3]2165-166

李文馥的《题伏波祠》极力称赞马援，认为其屡助汉室平定战乱，可谓大器晚成。即便古稀之年仍然出征岭南，却因奸人谗言，身死蒙冤。后汉明帝在云台图画名臣列将，也无马援身影。显然，作者对于马援受到的境遇颇为不满，所以才有“千秋庙貌小云台”的认识。李文馥除了称赞马援的英雄事迹的同时，表达对英雄遭遇不满外，还增加了为水路祈求平安的意蕴：“……入其庙，令人毛骨俱寒。江吹滩石，危险，舟过必祷。相传伏波开滩铁船沉在底。大凡雨之夜，铁船或浮现焉。时泊舟相恭诣祷告。”[3]165

1853年潘辉泳出使北京，在广西横州五险滩写下了《谒伏波庙偶吟进退韵》。

义愤兴兵二女豪，列城七十自南交。

偃戈天子维求定，跃马将军不惮劳。

铜柱当年标汉界，地舆终古别炎郊。

星槎不碍龙门险，共仰神功叠岭高。[5]252

同为题伏波庙，潘辉泳诗歌的最大特点在于提及马援平定交趾的对象——二征夫人，并对这一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评判。潘辉泳在首联中称二征女为“女豪”，并对二征夫人起事的性质判定为“义愤兴兵”，并点出了兴兵的成果为“列城七十”，大有称赞二征女之势。然而到了颔联和颈联，作者却笔锋一转，赞扬马援“不惮劳”，为天子“偃戈”“求定”，并认为铜柱标汉界，成为两国分界线的标志。总之，诗歌在看待马援南征的事件上有“和稀泥”的趋势，没有一味肯定、否定哪一方。然而通过查阅越南文献记录，我们不难发现对于马援征交趾的评价前后存在着不一致性，越南早期的典籍或者文人以肯定、赞扬马援南征为主。而18世纪末以来，出现了否定马援，赞扬二征女的记录。究其原因，或许可从李文馥的《夷辨》中找到些蛛丝马迹：“况自陈黎安南以还土地日辟，至今而倍蓰焉。北接中州广东广西云南三省，西控诸蛮接于南掌缅甸诸国，东临大海包诸岛屿，南亦抵于海，遶而西南邻于暹罗，其余属国附蛮不一而足，真裒然为天地间一大国矣。”[8]259-260随着越南国力增强，越南开始以“大国”姿态自居，虽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但越南有意把自己和中华区分开来。

1880年阮述在途径广西横州乌蛮滩伏波庙时留下了《谒马伏波祠二首》。

松风謏謏石嶙嶙，顾盼依然庙貌真。

晚遇岂终田牧计，生平不数井蛙人。

丈夫志壮应忘老，儿女才高却累身。

胜败何常名义在，千秋香火北南邻。

东都四七萃英材，甲马何人表岭来。

转忆有车秉下泽，不妨无像绘云台。

铁船湾外烟波渺，铜柱天边日月开。

使将折冲今昔事，危滩好为镇惊豗。[6]26-27

在第一首诗中，阮述称赞马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认为胜败并非“名义在”的衡量标准，对马援和二征夫人来说，都是“千秋香火北南邻”的结局。而第二首中，诗人举出云台二十八将的典故，然而南征“领表”的马援竟然无法图画于洛阳南宫云台，诗人为马援鸣不平，认为即使“无像”也“不妨绘云台”。总之，两诗对马援将军的赞扬之情非常明显。需要注意的是，诗人在第一首诗后面留下了“征王女在今下国亦崇祀不替”的批注，诚然胜败不应该作为衡量名声的标准，然而“道义”却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二征女横行不法，却在越南“崇祀不替”，则暗含了二征女之乱在越南人看来属于正义性质，这和18世纪末以来，越南文献中“贬马扬征”的书写大致一致。

纵观三部诗集，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以来越南使臣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讴歌大体上沿着先行者的传统进行，这种传统根植于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越南精英阶层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接受与认同，这种价值主要包括对文王似的贤君的渴望，孔子似的先贤的顶礼膜拜，诸葛亮、裴度、范仲淹似的贤相名臣的期许，马援、关羽、张飞似的名将、忠烈的赞许，贾谊、柳宗元似的文学之士的政治遭遇的同情抑或是文学成就的肯定。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自18世纪末以来，越南方面对某些个别的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评价出现了不同于往昔的“声音”。究其根源，一方面是阮朝时期越南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以此为基础的越南民众国家认同感提高和民族意识觉醒。

三 对晚清重大政治事件的记录

1840年以来国际国内形势风云突变，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了清政府的国门。与此同时，国内民变不断，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几乎葬送了清朝的统治。1841年、1853年、1880年的三次出使或多或少记录了当时的时政。

1841年李文馥出使北京，诗集《周原集咏草》《使程遗録》，均未提及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主战场在广东。但在燕行日记《使程志略艸》中却找到了为数不多的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侧面记录，李文馥到达梧州时按照惯例要拜访当地官员，“时广西巡抚巡抚梁章（钜）以广东有洋警，现在梧州驻扎，当郎具帖，请就辕次谒见。”[9]33“臣等具帖诣抚台谒见，寻据内通事译称，转奉抚台训谓：‘途间潦草，未便接见，俟使部抵京公回时，郎于省治相见未晚……。使部进省，凡事自有藩台妥办，不须叩嘱’。”[9]35-36

当时英国军队正在攻打广州，梁章钜亲自带兵防守梧州，因为由“梧州顺流东下，经至广东省城”，此举可防止英军逆流而上，冒犯广西，梁章钜因此婉拒了李文馥使团的拜会请求。在交流的书帖中，梁章钜还说：“使部进省，凡事自有藩台妥办，不须叩嘱。”使部进了广西省之后，事情都有藩台妥当安排，不必事事上报，可见当时时局紧张。在桂林省城拜访广西官员时，见差使“来见时戎伏仪卫，军容甚肃”，一个“肃”字让我们感觉到当时交战的紧张气氛，尽管战火未蔓延到广西，但巡抚已亲自帅兵驻扎梧州，当时中英交战的紧张气氛，可见一斑。

1853年潘辉泳出使北京时正直太平天国运动，故而与此前的燕行有不同之处，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经行路线频繁改变；二是返程时多受阻。在中国滞留三年才由海路返回越南。”[5]223-224这在其诗集《骃程随笔》中均有记录。

使臣尚在广西太平府，诗中首次提到改道之事，潘辉泳在《赓复太平府堂吴澹园二首》后面的“附录原作”中第2首的诗末留下了“上年闻改道之信，即有斯作，可谅鄙怀。”可见作为陪送官的吴澹园早已悉知改道之事，自金田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已对使臣入清的线路事先做了预案性的调整。待到了浔州府，潘辉泳一行人首次明确提出了因受战争影响而改道之事，《浔州府城江次》诗后留有注释：“此次江程多梗，自南宁以北诸府县各派兵船迎接随往梧州，而浔州军容尤盛，增壮行色。”[5]253-254金田起义便在浔州境内以北的金田村，所以南宁府以北的府、县才派兵船接使团前往梧州，且“浔州军容尤盛”，可见当时形势的紧张，否则绝不会派兵船前往迎接。进入湖南后，行程再一次被迫改道，“向来使程由湘江东过湾河，泛洞庭湖，至汉口，起旱入燕。今从下湘顺泛至林子口，西转泝流而行，历沅江、龙阳、武陵、澧州、公安等州县至荆州府，起旱，取路襄阳进京。”[5]287从湖北入境河南时，也因河南战事正酣而被迫滞留荆州将近一个月：“五月杪抵荆州府，起旱，适闻河南路梗，仍于府城内龙山书院停驻。所在江陵县派人探报前途肃清，至六月二十六日进发。”[5]292进入河南许州后，正直怀庆之战，“转由洧川、尉氏、陈留、兰仪等县，渡河，又历延津、封丘等县，始抵卫辉府。”[5]306

回程时亦是几次易道。使团到湖北荆州后，“二月初四日抵监利县，因岳州路梗回荆，改由太平口江道至沅江，又闻长沙有警，转回常德府。”[5]317-318在梧州，因“使路因南宁、太平等府不靖，经过广西抚台咨商两广督部，改由广东驾海回国。七月初九日自梧州开船，翌日至封川县，适闻广东省道梗，再即回梧。”[5]338-339使团在梧州被困数月，所以退贼后潘辉泳满怀高兴地写下了《梧州贼退喜作次武宅卿元韵》，诗中有“七月杪，使部入梧州城内公馆停驻。闰七月初五日，艇匪围梧州城，经官兵攻剿，屡屡胜仗，至十月望后贼徒窜去。”虽然并未正面描写战争，但从时间持续之久，可以想见战事激烈。

战争带来的破坏与创伤是巨大的，这在诗中亦有反映。潘辉泳在全州看到了名寺遭遇毁坏，“寺在全州城西，唐开元无量寿佛……寺院规制宏丽，从前我使尝诣赏览。近来贼火其寺，遂成荒凉。”今夕对比，满目疮痍，“遂成荒凉”四字，暗含了战争之汹涌及破坏力之大。《赓复周霁岚自封川返棹梧州纪事元韵》后的“附录原作”中正面写到了战争，“火线当空日尚长，妖氛满地阻梯航”，足见战争的激烈，其结果就是“荡平王道化羊肠”的破坏外加“狼烟屡丧将军腑”的残酷，“荡平”“屡丧”二词写出了民变的破坏力之大、之残酷。战争不仅破坏交通、损失将领，还让广西出现了“已教长吏盘飱罄”的缺粮现象，官府尚且头疼吃饱问题，黎民百姓的生计可想而知。除了缺粮，还影响到了清政府经济、财政状况，“去春行抵明江，船数稀少，使臣合坐，每船二人，至南宁后始各分坐。今因地方照应不敷，仍复合坐以省繁费。”[5]316本该繁忙的水运，如今却是“船数稀少”。为了节约不必要的开支，竟然到了让使臣二人合坐船只的地步，财政的拮据由此可见。这种破坏力直到1880年阮述出使北京时仍然依稀可以感受到，“楼台影外新番舶，庸鼓声中旧战场。”并在诗后面留下“年前粤匪窃据汉阳，毁晴川阁。”[6]134

燕行诗歌中对晚清重大政治事件的记录虽然不多，既没有正面描写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没有花太多的笔墨描写天平天国运动，但也为了解当时的时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通过对三部诗集中部分诗作的解读，可以看到越南使臣燕行诗歌中关于中国的“中国书写”。诚然，三部燕行诗歌内容丰富，材料翔实，但难免也有不足之处。如阮述的《每怀吟草》诗后的批语存在与诗歌内容不相符的错讹，这样的错讹可以理解。正如李文馥所言：“使程壹路，记者甚多。其中疆域之沿革，古后之事迹与夫岩洞庵院之胜，矶滩桥陡之征，或详或略，互有异同，要之各有所据。惟塘汛名号，程路里数，或彼则有而此则无，或此则曰甲而彼则曰乙，难从征准，何也？行路悠悠，目击者少，不得不博之询访，临时传译……鲁鱼帝虎之讹，其势然也。”[10]透过燕行诗歌，我们看到了使臣眼中由典籍构建起来的“印象中国”落向了实处的“地理中国”，这其中饱含着对中华山川景物的赞美之情；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讴歌与评价则体现了越南精英阶层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的接受与认同，同中有异的部分，则说明近代以来，越南在国力不断增长的同时，以精英阶层为代表的越南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意识均在增强；对晚清重大政治事件的关注，则表明在两国在面临相同的国内国际形势时，越南更加渴望了解中国的时政。

注释

①表1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出版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整理、制成。其中“出使人”一栏只罗列有作品传世的出使者。

②《使臣遗録》收录的诗歌大部分同于《周原集咏草》，当为《周原集咏草》的钞本，该集中亦收录少许《周原集咏草》未收入的诗作。

③表3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出版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中《周原集咏草》《骃程随笔》《每怀吟草》三部诗集制成。

④表4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出版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中《周原集咏草》《骃程随笔》《每怀吟草》三部诗集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