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知行统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但当代大学生在道德生活领域却存在一定程度的“知而不行”问题，极大地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功效。为了破解知行分离的尴尬处境，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应当着力引导学生克服行而不知的意识茫然，摆脱知而不行的践履困境，弥合知行脱节的中间裂痕。为此，可从构成道德行为的知、情、意、行四方面挖掘孔子知行观的主要内容：仁、智并举，强调道德认知与知识技能对行为的扶持作用;大力倡导仁，重视道德情感对道德行为的调节作用;以志向和毅力双重意义上的“志”来保障知行统一;以道德行为与实践为核心，重视行教，将行作为区分君子与非君子的重要标准。孔子知行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内容、方法、评价都具有启示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坚持真理性、实践性、阶段性和主体性四大原则;根据道德行为完整性结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通过以“知”导“行”、以“行”践“知”、“情”“意”相融来实现知行统一;谈话法、榜样激励法、实践锻炼法、语言艺术化法是思想政治教育中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评定必须抓住知行统一原则，回到社会生活实践中，通过对学生道德行为落实情况的考察来衡量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水平。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孔子;知行合一;知情意行;知行不一

从知情意行角度挖掘孔子知行观的内涵，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直面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知行不一的问题，探讨孔子知行观对优化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内容、方法和成果评估而解决大学生知行分离问题的启示意义，这既是实现孔子知行观的时代转化与创新、永葆其文化生机与活力、增强国民文化自信、发挥文化在知行不一问题治理中的价值、彰显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当代大学生知行分离现象的现实关照，更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性、生动性与有效性的必要措施。

一、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知行不一的现象

当代大学生在道德生活领域中，大到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小到做好人好事、过健康生活，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知行不一问题，甚至沦为“道德认知上的巨人、道德行为上的侏儒”，这极大地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效。例如：虽然当代大学生几乎都认同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是每个公民应有的精神，并会在网络上对一些有损祖国尊严、人民利益的言行和丑恶现象表示愤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能真正挺身而出进行制止和斗争，因而成了饱受揶揄的“键盘侠”。教育部公布的《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4）》显示，超过92%的大学生对雷锋精神表示认同，认为雷锋精神在当今社会并未过时、仍然应该大力弘扬;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在做“好人好事”方面的表现并不值得乐观，面对他人危难而袖手旁观的情况时有发生。2018年上了“热搜”的“高铁霸座男”所暴露的低水平思想素质与高学历之间的反差更是引起了人们对知行分离问题的深思。大学生总体上赞同诚信道德，但大学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大学生认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必要性，但教室长明灯、厕所长流水仍是大学校园里常见的现象。在生活垃圾分类问题上，大學生分类意愿较强，分类行为发生率却较低。[1-2]如此等等，大到爱国，小到垃圾分类，大学生们都能理解和认可其道理和意义，却未必会落实到自身行动中。这种知行不一的现象，极大地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效，成了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突出问题。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实现学生知行统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人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根本任务。“德者，得也”，“何以得德？由乎道也”。（《道德经》第三十八章王弼注）“道德”即“得道”，也就是寻得一条能够引领个人经由不完善的实然状态向理想的应然状态挺进的道路。所以，“道德”本身包含了对行动的要求，道德的力量在于行动，而不仅仅是知“道”。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年大学生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诫勉和“爱国、励志、求真、力行”四点希望也充分说明，旨在立德树人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鼓励青年大学生把学来的观念落实到行动上，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

然而，知易行难，从知到行的转化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最基本、最关键也最困难的一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促使人们把思想道德认识转化为相应的行为和习惯。思想政治教育绝非单纯解决认知问题，而是最终要实现从认知到行为的转化，即在一定的认知条件下，基于道德情感的调节力和道德意志的控制力，而实现思想与行为、态度意愿与实际行为的一致性。为了实现这种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帮助受教育者形成道德认知、培养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坚定道德信念并最终化为道德行为习惯，即建立“知”“情”“意”“信”“行”的有机统一。道德认知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起点，而道德行为的实现才是其终点。虽然由道德行为目的合理性的价值认知和手段合理性的工具性认知两方面内容构成的道德认知是道德行为得以发生、道德意图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并牵引和制约着道德行为，但道德行为才是道德认知的最终目的。因此，判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效性的唯一标准不是学生的道德认知，更不是其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卷面成绩，而是建基在这种认知上的道德行为，即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合一性。教育的最高目的是道德的完善，而道德的完善是知与行的统一，故应将实现大学生知与行的统一作为检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为此，有必要求教于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

三、知情意行视域下孔子知行观的主要内容

孔子知行观是孔子对知、行、知行关系的根本观点与看法，现实地说，则是我们从知行角度对孔子思想文本加以解读与诠释而形成的具有一定条理性的知行思想体系。从道德主体心理结构角度分析，驱动主体道德行为的因素一般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与道德意志等方面。因此，可从知、情、意、行四个方面总结和阐发孔子知行观的内涵。

（一）仁智并举，重视知对行的扶持作用

“知”一方面是指人的认知和据此形成的观念世界，另一方面是指具体的知识和能力。关于知的必要性，孔子将仁、知、勇视为君子所必备的三种品质。“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以下只注篇名）孔子为什么强调知，并且将其上升到“君子必备三品德之一”的高度呢？这是因为，“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而“知者不惑”（《子罕》《宪问》），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兼具，方能保证在道德目标定向与道德行为落实上不至迷茫、错乱。“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仁、智、信、直、勇、刚固然都是应当推崇的美德，但是如果没有经由“学”而获得的知识理性的扶助，则在行动中难免会有弊端，所以孔子主张“博学于文”（《雍也》），然后用理性和知识去指导行为，就不会产生疑难困惑，行动有办法，方能保证成功。“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因此，孔子反对“不知而作”，主张以知识和理性为指导的择善好谋：“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述而》）综上，孔子之强调“未知，焉得仁”（《公冶长》），是很有道理的，这一点同苏格拉底“正义和一切其他德行都是智慧”[3]的思想可谓完全一致。

（二）大力倡导仁，重视情感对道德行为的作用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孔子爱谈“仁”，“仁”构成了孔子道德体系的核心概念，而“仁”的本质是一种爱人之情。“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如见大宾”“如承大祭”强调对人恭敬、尊重的情感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的是共情，“无怨”也纯属人内心的情感体验。“今女安，则为之！”（《阳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孔子主张把心安与否作为衡量我们行为选择对错的标准，他认为，只要内心无歉疚感就不必忧愁和惧怕，心安理得就可以大胆而坦荡地去“行”，所以道德主体的行的发出最终取决于其对该行为是否合道的认识和对行为合理性的情感认同。由此，足见孔子对人的道德心理情感的高度重视。

从知行关系的角度分析，孔子为何如此重视情感呢？第一，对仁德的喜好和对不仁的厌恶情感都是驱使人们实行仁德的内在动力。“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里仁》）在孔子看来，对于行仁德，发自内心的对仁德的喜好是再好不过的，此外，人们出于对不仁的厌恶，为了使之不加于身，也会去行仁德。第二，将所学所知运用于实践中并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是人们之所以好学、乐学并精进学业的重要动力。“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只有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中，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才会令人产生喜悦之情，并因这种正向、积极的情绪体验而促发人们对知识精进的自然要求，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第三，情感才是行为的原动力，由情感所推动的行为才是最自然、最符合本能需要的，因而也是最有力量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孔子希望人们对仁德的追求如同喜好美色一样，因为后者完全出于本能的情感需要，动力强大且自然。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讲立身成德之法，我们若将其中的“乐”解释为快乐、高兴、愉悦，或许更能体现出孔子对道德情感的强调以及关于德行之真正养成的自然主义情感标准，就是说：通过读书明理，学会以礼法作为进退应对之道，这固然不错;但是，德行是否真正养成应该看行为主体是否以践履道德规范为乐事而非出于外界的压力或存在违心的勉强，所以道德情感的培养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同样重要。第四，情的真诚实意性有助于增强对交融于此中的理的遵循的必然性，从而更有利于自觉实施以合理为旨趣的道德行为。这种理以情为主体，充满人情味，不是冷冰冰的;它“由性而理”，即从本性和情出发而进行“合理”的判断，说到底就是情之理、性之理。[4]孔子所强调的“直”说明了道德情感的真诚实意性。它实现了道德与情感（即情与理）的交融，从而使人的道德行为具有了坚实的心理情感根基。正因为有了这种基础，孔子才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里仁》）情感具有克服道德行為中可能产生的无力感的功能。

（三）强调“志”的发用，即道德意志、毅力

孔子不仅谈“志”，即理想，而且谈“志”的发用，即今人所讲的道德意志，也就是毅力。道德意志是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或决定道德行为的过程中自觉自愿地作出抉择、克服困难的顽强力量和坚持精神。[5]作为理想的志是“的”，而毅力是“矢”，无志则毅力失去了方向和意义，而若无毅力，则志再美好也无法实现。理想和毅力能促使抽象的认知转向具体的行为，并确保行为沿着最初基于认知而确立的理想目标的方向前行而不偏离，故对确保知行统一具有重要的动力保障和方向锁定作用。一方面，“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志于道，据于德”（《述而》）、“匹夫不可夺志”（《子罕》）等所说的“志”意为理想，即主观意愿和态度，是一种主动追求人生意义的心理状态，反映的是个人对人生意义的觉悟。另一方面，孔子以“不惧”和“恒”等范畴来界定道德意志品质。道德意志应当表现为“勇者不惧”（《子罕》《宪问》）的精神，即为了理想而摒弃患得患失的心理，勇于决策和付诸行动;还应表现为坚持不懈，有恒心和毅力，禁得住考验，“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子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从知行的角度而言，道德意志对主体行为具有如下功能：一是道德意志能够确保行为主体始终能够作出合乎道义的判断和行为抉择，即其具有对人的行为进行合理定向的功能。例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所讲，具有良好道德意志品质的人，在面对生死贫富选择的时候，总能够作出正确的取舍。人的行为取向受人生价值观支配，所以，像孔子这般拥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这样的高远理想的仁人志士，绝不会汲汲于个人世俗的物质享受和虚荣的功名满足，其心志不会被世俗繁华的功名利禄所迷惑和扰乱。二是道德意志能够筛选和祛除不道德的动机，对行为主体的心理起到纯化、整合作用，使行为主体处于目标明确、方向稳定的心理状态，从而更好地施行仁德。“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三是道德意志能够赋予主体不畏艰辛、克服万难、毫不苟且而始终施行仁德的坚毅心力。“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君子以大道为志向和追求，必须葆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即使在身心劳顿和危难困厄的情势下，也不稍改其志，永无丝毫苟且与弛惰。总之，道德意志具有方向定向、动机纯化、情感调节、行为控制、人格塑造、境界提升等多方面的功能。

（四）以道德行为为核心

道德行为是孔子知行观的核心。孔子重视行教，并将其作为区分君子与非君子的重要标准。“学而”作为《论语》的首篇首章，历来被人们笼统地作为孔子重视学习的思想来强调。其实，该章更能说明孔子对行（即变革乱世的社会实践）的重视，因为学习最终是为了行动。孔子有着强烈的秩序情结，其办教兴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有从政能力、能实际参与政事的社会治理人才，为恢复其魂牵梦萦的圣王之治服务。因此，孔子思想绝非坐而论道，而是具有旨在变革社会现实的浓厚的社会实践性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此语充分说明了富有旨在变革社会秩序的实践精神的孔子对实践能力的重视。他认为，一个人懂得的知识和道理再多，如果不能付诸实践，也就都毫无意义。“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深具实践品质、志在恢复先王社会秩序的孔子本人希望学习了之后能投身于社会变革实践，他认为，学习并非装饰，而是为了成为能够变革社会的人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从这两章可知，在价值层面上讲，孔子认为行高于言，行为本，知为末。

四、孔子知行观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破解知行难题的启示

实现知行统一，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但是，如前所述，当前大学生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知而不行的问题，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了低效的尴尬境地。那么，上文总结阐发的孔子知行观，对于优化思想政治教育从而破解知行分离难题、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哪些啟示意义呢？

（一）孔子知行观对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启示

从孔子知行观的内涵中可以总结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四大原则，即真理性、生活实践性、阶段性和主体性，或者说，思想政治教育的这四大原则都可以在孔子知行观中找到合理性根据。

其一，从孔子对“知”的重视，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所应坚持的真理性原则。“未知，焉得仁？”（《公冶长》）孔子之所以重视“知”，是因为，他所追求的“道”是宇宙的至上真理和终极价值合一的理想境界[6]，具有对知的必然性要求。同样，思想政治教育要能入脑、化心和塑行，就必须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要具有亲和力，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最大魅力就应该是真理的力量[7]。真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所在、根基所在。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着重在强化真理魅力上狠下功夫，在加强自身理论修养的基础上，用真情实意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讲清、讲透、讲实，注重以理服人。

其二，孔子注重生活实践对道德教化尤其是意志培养的作用。同样，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让德育回归生活，即在生活与实践中培养“行德”。这是对作为知而不行的重要成因的传统知性德育范式的突破，它以生成性思维取代本质性思维，让道德回归生活世界，实现“德”“得”相通。[8]实现“知行合一”的重要途径是德育生活化，即通过将德育的环境、内容和方法生活化，使学生明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和“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因而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真正做到孔子所要求的“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要发挥实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育人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必须强化实践环节，深化实践教学方法改革，系统搭建社会实践平台，科学建设实习基地。高校可以采用专题讲座、义务劳动、志愿服务、生产实习等多种形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在实践中形成道德信念，激发道德情感，磨炼道德意志，自主建构优良思想品德。

其三，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阶段性。如前所述，《论语》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一章是讲立身成德之法，后人通常将其中的“乐”理解为音乐和舞蹈，认为学诗、学礼还不算完备，还应通过乐舞来养成高尚的情操和尚美的品质，进而形成身心合一、“与天地参”（《礼记·中庸》）的美妙体验。这一章精要地揭示了情感德育论中的三个阶段。“德性的养成，是一个以自然情感为基础，通过对自然情感的感发，再以‘礼对其进行适当的规约与引导，最终达到受教育者在情感上完全认同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完全内在为人的内在德性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过程。”[9]乐是“成德”的最高标准，欣赏诗歌和音乐、舞蹈可以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情感。用蕴含在优秀文艺作品中的伦理道德来濡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性情，无疑超越了枯燥的道德说教。孔子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原则内在地包含着对受教者心理规律和阶段性发展特点的遵循。[10]32-34《论语·季氏》篇“陈亢问伯鱼”章不仅说明了孔子施教无偏私，而且说明了孔教的循序渐进原则：“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子在对自己爱子的教育中同样遵循教学规律，按照“学不躐等”和“不陵节而施”（《礼记·学记》）的原则，要求伯鱼先学诗再学礼。思想政治教育对受众的影响可分为理解、认同、信仰和践行四个阶段[11]，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当注意知、情、意、行四方面内容的合理搭配与科学安排。

其四，孔子基于“人性本善”的人性理念，秉持主体性教育原则，认为每个人都有自我教育而获得德性的本质与能力。[10]32“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孔子对包括理想和毅力双重含义的道德意志的重视，本质上也反映了其道德主体论思想和主体性教育原则。孔子所言之“志”即理想，是一种主动追求人生价值与意义的心理状态，其反映的是个人对人生意义的觉悟。孔子认为，道德主体追求道义和按照道义要求行事的能力完全是自足的，我们只要真正追求道义，就一定有符合道义要求的行为，除非我们自己不想。“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孔子因此而对古诗“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发出质疑：“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子罕》）实践仁德、成就“全德”全凭自己，要尽力而为。“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里仁》）所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有德行的君子一般是从自己身上寻找导致自己德行亏损的原因，而不是去外界寻找客观原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孔子坚持道德主体论思想，他认为，道德行为完全是道德主体自己的事情，我们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完全是发自自己内心的行为，因此，即使我们做了而别人却不知道或不理解，我们也并不因此而恼怒。行为是对意愿的反映，是个体态度和社会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主体的行为控制、环境感知等最终又都归结于主体自身，因此，以行为之生成为落脚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主体性教育原则。

（二）孔子知行观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启示

对于如何实现知行统一、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就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面而言，孔子知行观给予我们的启示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坚持“知情意行”的结构完整性原则，应当以“知”导“行”、以“行”践“知”、“情”“意”相融，从而实现知行统一。

第一，在孔子看来，“知者不惑”（《子罕》《宪问》），知是行能合“礼”合“义”从而取得行为成功、实现知行统一的保证。行为的构成要素一般包括行为目的与动机、行为约束条件、行为方法与手段。“义”者，“宜”也，即合理性。一个行为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取决于行为三要素的合理性。一般说来，科学求真，价值为善，一个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既要符合科学所求规律之真，也要符合行为目的所求价值之善，无论是在目的还是手段、价值抑或工具上，都要具有以知为保证的合理性。“知善恶、明是非”充分反映了科学求真、价值为善在“以知求义”中的统一性和实践理性精神。人是知性与感性、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但是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应该通过知识的滋养和科学精神的熏陶，让知性多一点、理性强一点，能以知性提升感性，以理性驾驭非理性，以知导行，以行践知，知行合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注重对作为行为目的合理性之重要基石的科学的“三观”的培养，也要注重学生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学习，还要引导学生重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学习。

第二，目前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没有摆脱单纯灌输知识原理的传统知性教育模式之窠臼，这种“空对空”的知识传授模式忽视了情、意、信、行等多环节的统合与协调，导致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道德情感教育的缺失。这种缺失表现为道德情感体验的弱化、道德精神的虚化和道德良心的退化，并因此造成大学生同情心、感恩心、责任心缺失以及道德情感冷漠的现象。这是当前德育异化和低效的重要根源。情感先于知识，道德情感对于道德主體有着重要意义，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忽视人的情感因素，应当注重对人的道德情感的培育。

第三，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知行转化方面，认知、情感是基础，意志是关键。道德意志对道德行为具有发动、坚持和制止、改变等方面的作用。[12]意志是将认知、情感与行为联系起来并使其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意”是“推进器”，保障实践自主自律、炼之以意，让学生自觉坚持参与实践。如果说道德情感是道德认知化为道德行为的驱动因素，那么道德意志便是其心理保障因素，它一方面使得我们能够战胜“本我”的诱惑而坚持按照“超我”的原则行事，一方面使得我们能够克服道德行为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而坚持下去。相反，意志薄弱或者道德意志无力，往往是导致大学生知行脱节的重要原因。从孔子的道德意志观中汲取其积极的思想理论资源，并将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有利于解决因道德意志脆弱而产生的道德失范问题，以及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之间的缺口问题。

（三）孔子知行观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启示

从孔子有关道德意志培养的言论中，可以总结出谈话法、榜样激励法、语言艺术化法等可以行之有效地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体方法。

其一，孔子在教学中通过“谈话法”引导学生树立高远的志向。《论语·先进》篇“侍坐”章中，孔子以一句温和自谦的“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消除弟子的思想顾虑，为他们开启心扉“各言其志”创造了一个轻松自如、亲切温馨的环境;类似地，《公冶长》篇中，孔子也用“盍各言尔志”来鼓励众弟子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理想和志向。

其二，孔子通过树立榜样的方法，激励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坚定意志。孔子多次通过对颜回的评价和赞赏来奖掖先进、鞭策后进，鼓励学生在逆境中坚守仁德。例如，孔子一再肯定乃至赞叹颜回出类拔萃、安贫乐道：“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孔子还由衷地赞叹了颜回自强不息的精神：“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

其三，孔子善于运用比喻、对比等修辞方法，善于高度概括、提炼浓缩并采用“三”“五”等精确数字，来增添教育话语的艺术性，从而增强教育的生动性和亲和力，提升教育的效果。例如：“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雍也》）这是运用比喻的方法告诫学生，要坚持高远的理想，对未来充满信心，而不要计较一时之得失。“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这些话语则是运用比喻的方法教育学生，越是在困难的处境中越要能禁受得住考验，要屡挫屡奋、坚持不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论语》中这两章都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强调道德意志的重要性。又例如《论语·季氏》篇中，孔子运用“三戒”精要地概括出了一个人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修养德行需要重点警惕的三个方面，运用“三畏”扼要地道出了值得君子敬畏的三个方面，而在交友方面则提出了“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思想，对于“快乐”则精辟地将其概括为“益者三乐，损者三乐”。这些话语之所以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修身格言，与其语言之生动、精炼是分不开的。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方面要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与现实情怀，另一方面还需要熟练掌握、灵活运用丰富有效的语言艺术和表达技巧，从而将道理讲得生动耐听，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情感，切实增强思想政治课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征服力。

（四）孔子知行观对思想政治教育评定的启示

孔子知行观告诉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评定必须抓住“知行统一”这个根本性原则，应该回到社会生活实践中，通过对大学生道德行为落实情况的具体考察，来衡量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水平。

孔子之教所欲培养的君子，应该能够积极投身于变革一切不合理社会秩序的社会实践。为什么孔子重视行？一方面，行相对于知来讲是根本，具有更高的价值，而知终究应当化为行，为行服务。另一方面，知易行难，始终按照自己所明白的道理行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连“圣人”也坦率地承认：“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因此，具有良好德行的君子为了保证自己的言行相符，往往会“其言也讱”（《颜渊》）、“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君子以道义为本，采取符合规范要求的行为，用谦逊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用诚信的态度去完成，这才是有德君子的行为风范。

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学生的良好德行，而德行的关键在于行。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当“实干家”，将所学的东西运用到生活与工作中，而不是让其停留在书本上或者只装在脑袋里。只有“学而时习之”，才能体现学习的真正意义，才能在实践中检验所学的知识，并使之得到巩固、提高和创新，从而做到以知促行、以行求知。跟孔子将行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为君子的重要标准一样，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和水平的评价既不能光看学生答对了多少题，也不能止于学生表面上的言语和态度。孔子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所以必须“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和“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等章句也都从教育方法与教育评定两方面强调了应当坚持教育生活化与实践化的原则。正如孔子所主张的，人应该在生活与社会实践中接受教育、培养良好德行，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和水平的评估，以及对学生德行的评价，也必须回到社会生活与工作实践中，落实到对学生日常实际行为的具体考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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