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伦

我在1990年10月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但是汪先生指导我认识古陶瓷则始于1985年。1984年9月，我从工作的浙江省博物馆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读文物博物馆方向的研究生，这是复旦大学首次与上海博物馆合作招收文博研究生，也是中国大学第一次招收该专业研究生。复旦负责基础课的教学，如朱维铮先生的《经史疏义》《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导论》，吴浩坤先生的《文物与博物馆学概论》《甲骨文导读》，张鸣环先生的《考古学概论》，袁樾方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物理二系杨植震先生的《核技术与考古学》等等，学校还邀请外地的一些学者来开讲座，记得有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等。当然，在文物的认识与鉴定方面，唯有上海的文物博物馆专家能够胜任。

当年上海的文博专家荟萃，在原文化局老领导方行局长的精心安排之下，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汪庆正、谢稚柳、黄宣佩等先生以及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古籍版本方向）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胡道静先生（文献及上海史方向）分别担任研究生导师。由于文物鉴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当时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方法。在研究生入学的第二年就在上海博物馆举行了“拜师”仪式，我的导师就是汪庆正先生。

汪先生是古陶瓷界赫赫有名的学者，是1982年9月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主编小组成员和主要撰稿人。汪先生第一次单独授课首先问我对古陶瓷有多少了解。记得我大学本科1982年毕业进入浙江省博物馆工作两年，接触的文物和考古资料主要是瓷器，也曾经专程考察了龙泉窑和瓯窑等古窑址。我通读了《中国陶瓷史》，加上大学时期“宋元考古”课程中许多内容都涉及瓷窑考古以及在浙江的考古实践。汪先生听了我的叙述，说“可以，以后我在复旦的《中国陶瓷史》课就由你来上了……”我当然不能贸然接受，只是表示我可以作为助教，为汪先生的课程配一些幻灯，以加深同学们的理解。于是我查遍上海博物馆资料室的古陶瓷图录翻拍图片;依靠在浙江工作时建立的人脉关系，到博物馆和考古所拍摄古陶瓷实物，基本上建立了一套专业幻灯资料，能够使授课比较形象化。

汪先生十分强调博物馆专家与大学、研究所专家的区别，他认为最大区别是博物馆专家会辨别文物的真伪。如果一篇考证文章的根据主要是文物的话，如果论据不可靠，那么文章的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他还说了徐森玉先生的一件轶闻，那是40年代徐森老还在北京的时候。一天，徐森老拿出一张拓片给来访的文字学和青铜器专家唐兰先生看，两人研究半天都没有结果，徐森老就请唐先生带回去研究。几天后，唐先生来说这可能是摩崖石刻的拓本，内容是图案还是文字一时难以判断。徐森老听后哈哈大笑，说：这是我在一张烧饼的底部拓的拓片。这当然是文人之间的一段趣闻，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是非常重视文物鉴定的。

1985年汪先生已经担任上海博物馆的领导，日常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还坚持为我授课。汪先生给我授课基本上采取对话的方式，以至于需要在课下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这种方式对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是一种促进。为了便于我学习，汪先生为我在上海博物館陶瓷部安排了一张办公桌，还办理了资料室的借阅卡，使我可以随时借阅上博的专业图书，这些书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是很少的，这对于我的业务学习十分有益。

对于学习古陶瓷鉴定，汪先生采取的是实物观摩的方式，当时每个星期有两个半天从上海博物馆库房提出20多件文物，一件一件上手仔细看，以时代先后、不同地区、不同窑口的器物分别观摩。开始是先由汪先生讲解，我作一些认知的总结;后来汪先生要我先讲，他再作一些补充，主要是看看我在鉴定方面是否有“悟性”。经过长时间和器物的“亲密”接触，也就是汪先生常说的“盘文物”，通过不断的重复观察、体会，才能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一套瓷器文物的鉴定标准。

汪先生之所以比前人更为进步，在文物界留下赫赫名声，与他不断探索的学术精神密切相关。汪先生认为，研究文物讲究实物与文献及考古资料的结合，从文献中发掘出与实物相关的记载，可以起到“双重证据”的效果，这在他的一系列研究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汪先生的指导下，我的学位论文《景德镇窑明洪武朝瓷器研究》还分别以“明洪武朝景德镇瓷业研究”和“明洪武朝景德镇瓷器研究”发表。

以后，无论是因为研究需要提看文物还是招待同行、客人观赏文物，汪先生都让我一起参加，这样接触实物的机会就更多了。1990年10月，我从复旦大学正式调入上海博物馆工作，除了每周回学校上课之外，我在汪庆正先生的指导下，用全部时间投入文物工作。认识上博全部陶瓷文物收藏，是从阅读珍贵文物（国家1-3级品）藏品卡开始的，这样的好处是既熟悉了藏品，又了解了藏品卡中的鉴定意见，其中有的藏品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早年征集时各位专家不同的鉴定意见。

汪庆正先生对于学术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他反对没有证据而在论述中加入个人的主观臆想。汪先生强调引用古代文献首先要对文献有正确的理解，他反对对文献的误读和曲解，他几次提到一些人的误读要么是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要么是刻意为自己的观点服务，这都是不科学的。有时为了证明他的观点，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检测，进行数据比较，以科学的结论加以旁证。

北宋官窑问题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记载，北宋官窑在河南开封，但至今尚未发现窑址。于是有学者认为文献记载的所谓“北宋官窑”实际上就是汝窑，对此，汪先生始终持反对态度。1999年夏天，河南有人把在汝州城内张公巷一处建筑工地发现的青瓷标本送来上海请汪先生鉴定，汪先生看后大吃一惊。从这些标本的特点看，张公巷窑址的产品绝非一般民间生活用瓷，它们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4件河南开封出土的“北宋官窑”标本无论在胎釉、造型、工艺等方面都完全一致，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历山大碗”也基本相似。为了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汪先生把它们一起交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科学测试，结果发现两者胎、釉的化学成分类同，可以认为是同一个窑址的产品。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张公巷窑的发现就有可能解决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不见实物的北宋官窑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2004年7月，我与汪先生等一起访问大英博物馆，特地请英国同行拿出其珍藏的“亚历山大碗”仔细观摩。它的流传是否出于宫廷不得而知，因此北宋官窑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汪庆正先生严谨的学术精神。这样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作者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