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雄

(中山大学 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继开办的十余所基督教大学，在民国时期均取得长足发展，其中有多所大学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府。这些大学不仅因其作育英才而广受赞誉，亦以其推进学术而影响深远。当20世纪基督教本色化浪潮席卷全国之时，这些大学及其学术事业也深受影响，或者说与这一趋势同步发展。

1927年岭南大学实现华人自办后，在学术上也进入明显发展的时期。其标志性事业之一，就是中文《岭南学报》的发行。《岭南学报》问世后即受关注，很多文章至今仍受学界重视。关于其学术影响，近年有作者从不同角度予以高度评价①。本文侧重从学术本土化的角度进行考察，以为理解基督教大学的学术发展趋势提供一个具体角度。

一、《岭南学报》的创刊及相关情况

中文《岭南学报》是在岭大由华人自办和华人学者群体成长的背景下创办的。根据有关史料，《岭南学报》由哲学家谢扶雅等教授主持创刊，首倡其事者则为副校长李应林②。谢扶雅是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而对岭大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副校长(后任校长)李应林也是著名的基督徒领袖，他们合作推动此事，反映岭大业已形成由华人主导学术事业之局面。

《岭南学报》首期标明“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出版，但实际上，因承印的广州市文化印务局以设备、材料等原因一再延宕，实为1930年1月底出刊③。据报道，该刊由“陈受颐博士、谢扶雅教授、谭卓垣先生担任编辑”④。具体的编辑事务，则有专人负责。据谢扶雅文章的说法，此编者当为何格恩⑤。1931年10月1日，校长钟荣光任命谢扶雅、容肇祖、杨寿昌、黄仲琴、梁绰余、卢观伟、涂治、陈序经、陈心陶、黎泽天组成学报编辑委员会，以谢扶雅为主席⑥，学术阵容可观。《岭南学报》前6卷均署“广州私立岭南大学出版”(间或署“广州岭南大学出版”)，第7卷第1期(1947年1月)起，署“私立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此外，关于该刊的外观，谢扶雅曾指示何格恩，“这学报的形式和纸张，大概仿照《燕京学报》”⑦。

《岭南学报》无发刊词。何格恩说，在出刊之前，关于该刊的宗旨、目的，首倡的李应林和列名为编辑的陈受颐等“似乎没有时间把这件事情仔细考虑，把整个的计划，指示我去遵行”。何认为虽然中国北方的大学出版学报已属寻常，但《岭南学报》的出版，在当时南方的大学里，仍“不失为创举”。创办发行这份刊物的目的，是要“提倡学术”，将岭南大学建成“南中国思想的中心”，以“不负南方最高学府的美名”⑧。他的这种言论或许可以看作代创刊诸公表态。《岭南学报》第一期“征文启事”谓该刊“由岭南大学同人担任撰述；校外作者投稿，亦所欢迎”。揆诸实际，该刊作者多为岭大同人，也有相当一部分稿件来自同城的中山大学等学府，以及北京、上海、福建等地的学人。故该刊主要反映岭大的学术趋向和研究水准，与全国学术发展的进程亦密切相联⑨。

《岭南学报》自此至1952年，共出12卷、35期。其中，1929年至1937年出版了6卷，每卷4期。关于出版周期，该刊在第2卷第1期刊登启事说：“本刊自第二卷第一期起，决将原定之季刊改为半年刊。”⑩但到1934年出版第4卷起又恢复为季刊。1938年后因日军侵占广州，岭大播迁香港、粤北等地。1941年，有消息谓《岭南学报》“创刊于民国八年，年出四期，已发行六卷。后因国难中辍。本年复刊，改年出两期”。1947年，《大公报·文史周刊》登载《岭南学报》复刊之消息时谓：“岭南大学编印之《岭南学报》六卷四期，于民国三十年六月在香港付印，十月印成，而未及寄发，香港沦陷，故内地读者，多未悉本期内容。”这两则消息提供了《岭南学报》在广州沦陷前后出刊的具体情况，从中可知该刊第6卷第4期在1938年迁港后刊行。此后，岭大试图继续在港出版《岭南学报》，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果。

上引《大公报》消息又谓：“七卷一期原定三十年十二月出版，内有罗常培、李方桂诸人文字多篇，经交西南图书公司承印，适值太平洋大战爆发，全部稿件散失。抗战胜利后，该大学积极筹办复刊学报，七卷一期重新积稿，各教授论文，已有十二万字。本年哈佛燕京学社捐助该校法币五千余万，编印学报之费用，即由此项补助金内开支云。”可知该刊第7卷第1期曾有在港编而复失的经历，以及战后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复刊的史实。该刊正式复刊于1947年，改由该校中国文化研究室主办。第7-11卷均为半年刊。第12卷只出1期，即因岭大停办而终刊。此外，据地理学家曾昭璇所言，1946年，《岭南学报》在复刊前夕，曾出版地理学英文专号。

二、在西学东渐的脉络中

《岭南学报》创刊之时，正值中国现代学术步入发展阶段。今人谈论“现代学术”，多以其作为中国文史研究之指称。但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亦应包含在“现代学术”的范畴之内。《岭南学报》在开初阶段就是以综合性刊物的面貌出现的。

首期的9篇论文，涉及哲学、文学、植物学及数学，第二期9篇论文则涉及哲学、教育学、植物学和文化杂感、学术信息等方面，显示了文理兼综的格局。前两期18篇文章中，属于理、工、农(该刊将其归于“自然”类)学科的有7篇。发表“自然”类文章较多的是第2卷第3期(1932年6月)，共4篇。可见在初期阶段，《岭南学报》并非单纯的文科刊物，而是一份全面反映岭大学术研究状况的综合性杂志。该刊发表的“自然”类文章，共约20篇，其中近半为讨论中国南方植物及病虫害防治(如蚕病、绿椿象、木瓜炭疽病等)之作，这反映了岭南大学的强势学科农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学术特色。此后，岭南大学的相关成果主要发表于英文《岭南科学杂志》。1947年《岭南学报》复刊后，地理学家吴尚时及其学生曾昭璇在该刊发表了关于华南地理方面的系列论文，这是他们长期研究成果之组成部分。其中二人合著之《珠江三角洲》一文，被誉为“近代珠江三角洲研究的里程碑式之力作”。二人另发表的还有《广东南路》和《广州市北山区地理》,均为论述广东地理的长文，其中后者是《岭南学报》“英文专号”外所刊唯一的英文论文。

动、植物学，以此为基础的农学，以及现代地理学，无疑都是自西方输入的现代科学。除“自然”类文章外，早期的《岭南学报》还发表过一些西方人文科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论文，作者包括从芝加哥大学留学归国的谢扶雅和陈受颐，以及同样留美归来的周信铭等。他们的文章在研究方法、理念乃至文献方面均有明显的西方学术风格和印迹。谢扶雅、周信铭、程衡等介绍新康德主义、新实在主义以及怀特海的哲学思想，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上可算是先驱者。更令人瞩目的是几篇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论文，分别出自谢扶雅和陈受颐之手。

谢扶雅的《来布尼兹与东西文化》是《岭南学报》创刊号的首篇文章，介绍莱布尼兹接触中国文化的过程及其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其中对莱布尼兹与孔子的比较，对“来氏实践哲学中之儒家气味”的论述，均透露出作者对中西哲学比较的兴趣。而他所撰题为《道与逻各斯》的长文，则是明确以中西哲学比较为宗旨的论文，他认为“东西洋文化比较论底根源，或者就在这道与逻各斯的区别上”。作者让中、西的哲学观念展开“会谈”，使文章展现出今人所谓“文化对话”的魅力。谢扶雅后来继续运用比较哲学的方法来阐释中国古代思想的意义。如他1932年发表的《邵雍先天学新释》，试图“借光现代的相对论为北宋邵雍的思想进一解”，又使用很多西方哲学的概念以及公式、图表，对邵雍的宇宙观、人生观进行阐释，证明“邵雍的哲学不可不谓颇具现代相对论的旨趣”。陈受颐在离粤北上之前，在《岭南学报》连续发表4篇长文，共10余万字，可以看作一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学的专论。他考察《赵氏孤儿》在18世纪欧洲文学中的流传；通过《鲁滨逊漂流记》续集关于中国的故事，论述分析作者笛福区别于同时代欧陆作者的中国文化观；详细追溯《好逑传》在18、19世纪欧洲的翻译、介绍的历程，分析比对各种欧洲语言的译本；通过考察18世纪及其后欧洲的中国园林，具体分析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影响。这些研究，参考借鉴中西学人成果，从不同角度比较中西文化，是当时值得注意的学术探索。

《岭南学报》发表的社会科学成果，也体现了西方现代学术方法之影响。

1930年，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阮真，在《岭南学报》第1卷发表了4篇关于中学国文教学法的论文，以中学国文教材、课程设置、作文命题为主题，采用分类统计、量化分析等方法，用数字说明问题，参酌西方教育之情形，以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学国文教学问题。这些研究为他后来出版广受关注的《中学国文教学法》奠定了基础，在教育史上发生了影响。教育学家崔载阳则关注理论问题的探讨。崔载阳早年留学法国，研究欧美教育思想。他的文章通过个案评说20世纪初欧美“新式教育运动”，宣扬杜威“生活教育”及皮亚杰发生心理学等教育理念，呼吁扬弃刻板旧式的教育，探索“快乐有益”、给予儿童“绝对自由”的教育方法。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以提倡职业教育著称的教育学家庄泽宣和合作者陈学恂发表两篇关于中国社会团体的论文，为其所著《社会组织与教育》之一部分。他们自谦“对于社会史，缺乏素养”，但二文显示他们对中国同乡团体和职业团体进行了清楚的说明。

1930年代《岭南学报》发表的更具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是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的系列社会调查报告。这个研究所在1932年成立后，在广东省内开展了多次社会调查，而《岭南学报》发表的4篇调查报告，则是其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4篇报告中，两篇是关于珠江水上蛋民的调查，分别是1934年的《沙南蛋民调查》(第3卷第1期)和1936年的《三水河口蛋民调查》(第5卷第2期)；另两篇是陆上乡村的调查，分别是1935年的《旧凤凰村调查》(第4卷第3期)和1937年的《河南岛下渡村七十六家调查》(第6卷第4期)，均以基层社会为调研对象。中外学界对这些调查报告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影响予以很高评价，本文无需赘述。这里只总结一下《岭南学报》发表这些报告的意义：首先，集中展示了该刊对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和推动。“岭南社会研究所的目的是在于促进和实施南中国的社会调查”，这些调查报告则是长期规划和实践的结果。而刊载这种“眼光向下”、“回到现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显然是对崭新的现代学术方法和路径的倡导，和对这种长期学术规划的推动。其次，展示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形式。由受过现代西方严格学术训练的伍锐麟和陈序经带领学术团队进行集体调研的过程，以及参与其事人员分工合作的详细情况，都在这些报告中得以体现。再次，标志着该刊对现代学术在中国崛起的支持态度。《沙南蛋民调查》绪言作者指出，对于蛋民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不仅中国学者成果不彰，外国的人类学、宗教学者的相关著述也显得“浅薄”和“隔膜”，故该所立定志向要进行一种克服片面性的“有系统”的“总研究”。《岭南学报》用整个一期篇幅(151页)作为专刊发表这篇报告的做法，支持了这种取法乎上、立足前沿的学术追求。这些成果在当时就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基于对这些社会调查意义的认识，《岭南学报》在《沙南蛋民调查》发表前就登载了童振藻的《钱江九姓渔户考》。这篇文章研究钱塘江流域“九姓渔户”之来源、人口、生计、习俗、教育等多方面情形。作者认为，“该渔户等以船为家，只能往来于钱江上下游，不能依据陆地，与珠江流域之蛋户同”。在岭南大学内，这一项目的开展培养出蛋民历史专家何格恩。他自述于1936年应陈序经之召南归，即从事蛋民史料的整理工作。他发表近10篇研究成果，3篇发表在《岭南学报》，其中《蛋族的来源质疑》认为，罗香林、陈序经关于蛋族来源的文章“因为文献不足和材料缺乏，尚未能穷原竟尾，把它的来源确实地指出来”，而该文则通过详细考证提出新见。

毋庸讳言，岭南大学这所建于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学府，尽管由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背景下从外人手中收回自办，但其在各方面仍带有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刻印记。从以上所论可见，创刊于20年代末的《岭南学报》，如同其时很多学术刊物一样，所发表的学术成果深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在学术上依然承接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之脉络。

三、传统与现代方法交织的中国文史研究

陈受颐的《十八世纪欧洲之中国园林》在该刊第2卷第1期发表后，比较文化类文章即不再见于《岭南学报》。稍迟，自然科学类文章亦告消失。从第2卷首期开始，除地理学以外的“自然”类、西方文化类和比较文化类文章所占篇幅渐小，乃至绝迹。《岭南学报》并未发表任何文字以解释这种编辑方针的迅速转向。笔者推测，“自然”类文章或因英文《岭南科学杂志》的存在而毋需在这份中文刊物登载，而一般人文社会科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作品可能因稿源短缺难以为继。

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更与1930年代基督教大学的环境和条件相关。岭南大学自1930年代起是哈佛燕京学社自1930年起资助研究“国学”的六个中国基督教大学之一。而这些大学开展国学研究，又是20世纪前期基督教人士推动教会“本色化”(即努力使中国基督教会融进“中国文化的本色”)运动在学术领域的一种表现。岭南大学未像燕京、齐鲁等基督教大学那样成立专门的国学机构。但《岭南学报》在这种提倡国学的氛围中，确定以中国文史研究为主要学术方向，仍然是大势所趋。1931年之后，令《岭南学报》在学界大放异彩的正是中国文史研究方面的诸多名篇。

《岭南学报》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文章约180篇，在若干学术领域做出显著的学术贡献。以下按文章涉及的大致时代先后，予以简述。

(一)中国思想史研究

持续发表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构成《岭南学报》的一个特色。

李镜池的《周易》研究涉及的时代相对较早。李镜池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受顾颉刚疑古思想影响较著。他在《岭南学报》发表第一篇文章是《古代的物占》。该文通过考察《易卦爻辞》和《五藏山经》等，认为“因事物之特别出现而悟未来之吉凶”的物占，表明古人对于物象启示具有“坚大的信仰”。这种以历史眼光进行《周易》研究的路径，更多地体现在后续研究中。他的《周易筮词续考》采用疑辨古史的方法，力图将“《周易》还它个本来面目”。一年后的《周易卦名考释》一文，认为“《周易》六十四卦卦名的含义，前儒虽有许多解释，始终没有把它弄清楚”，故清理成说，重加考释。这两篇文章近10万字，收进了1978年出版的《周易探源》，被学术界看作20世纪中国易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他的另一篇近10万字的《周易校释》，则对上、下经两部分爻辞，综核古今多家之说，逐条进行校勘释义，以匡正历代论著之“辗转因袭，积重难返”为目的，在近代甲骨出土，“西洋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又纷至杂陈，蔚成时尚”的背景下，重做校释，终成一家之言。

先秦诸子研究方面，黄仲琴有两篇研究《庄子》的文章。黄仲琴是一位老派学者，他的《读庄初论》和《读庄再论》以文言写成，论及庄子与先秦两汉各思想流派关系，考证庄子里居、别名等，指出前人论《庄子》与《易经》的关系，“皆蔽于尊经之说，足以诬《庄子》者”。著名学者杨树达1949年居粤期间发表《论语四章疏义》，乃其名著《论语疏证》之一部分。从其绪言可知，此文发表之时，其书出版尚无头绪。

顾颉刚的另一位学生陈槃在第10卷第1期发表了两篇关于秦汉思想的文章。其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考释秦代礼制。分量更大的《谶纬命名及相关之诸问题》，就谶纬文献的分类及相互关系进行考论，是对他先前发表的《谶纬释名》之修订。陈槃的研究影响甚大，被认为“在谶纬资料和思想研究方面都有着开拓性的贡献”。广东名家邓尔雅在《岭南学报》的《地支与十二禽》一文，认为取禽兽之名比附于地支，乃因后者之名“绝无意义，次序易讹，代以庶物，以便记忆。其来源疑在周末秦初，为民间习俗所用者。至西汉末，遂为谶纬家所利用，而大行于后汉”。这为理解地支及谶纬添了一说。

容肇祖在《岭南学报》发表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文。其中《公孙龙子集解自叙》根据大量古代文献整理出一个证据链，证明清代学者姚际恒的《公孙龙子》伪作说不能成立，以为该书乃“战国时的出品”。他的另外三篇文章分别研究隋代思想家王通、明末清初思想家方以智和清代学者阎若璩的思想与学术，具有相当的开创性。他对这几位人物之生平、交游、著述、思想和学术，进行较完整的整理和论述，并阐明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影响和意义。其《阎若璩的考证学》一文总结阎氏考据学的十五种方法。他认为阎氏之作“旁征曲引，博大精深，远出乎朱熹、梅之上”，“不独于汉学较之顾炎武汉宋杂驳者为纯，而体大思精又似较之顾炎武为造诣深至”，且“以为从阎若璩的寻找实证，假设通则，统计归纳，继续追求，阙疑，各例，已可以证明他的考证方法，就是现在研究学问的科学方法”。显然，其对阎氏的评价建立在“科学方法”的理念上。

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人物研究方面发表成果的还有何格恩。他的几篇文章分别考论宋代思想家陈亮的生平、叶适的思想史成就，均颇为细致，在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辨析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此外，何格恩还在《岭南学报》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佛教史的文章，分别考证《宋高僧传·慧能传》的史实问题和房融与《楞严经》的翻译问题。

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史家的全汉升发表了两篇具有开先河意义的近代思想史论文。1935年他发表《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考察至今仍在讨论的晚清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清初梅瑴成、康熙帝等开始探讨这一思想的渊源，重点梳理清季数十位思想者的相关论点，资料之丰富，分析之细致，后世论者均难超越。次年他发表《清末的反西化言论》一文，将反西化言论溯源至明末，考察清末众多人物言论，进行分析整理，不仅全面展现了清末思想的一个侧面，也揭示了其间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至今在很多近代思想史论著中仍被忽略或遮蔽。

陈序经的《孔夫子与孙先生》一文，将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表达的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与孔子的言论加以对比分析，比较他们在文化的物质方面、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之异同。他在《岭南学报》上相继发表的长篇著作《南北文化观》和《东西文化观》，本身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但这两部著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可以看作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之作。他通过对近代思想文化史演变的铺陈形成自己的理论，来阐明西化的历史趋势及其正当性。在他后来构建“文化学”体系中，这两部著作是其核心部分。

(二)中国文学史研究

中国文学史研究研究也是《岭南学报》的一个特色领域。

在先秦文学方面，李镜池在1951年发表了两篇关于《诗经》的文章，其中《诗经中的民歌新探》一文力图证明，《诗经》中的叠韵体诗多为源自民歌的情歌，对朱东润的观点提出商榷。而《诗叠韵谱》则全面地总结这部经典之多种叠韵形式，探讨叠韵体的来源、形式与规律。在其之前20年，《岭南学报》编委之一杨寿昌发表百余页长文《孟子文学的艺术之管见》。这篇文章对《孟子》表达思想主张、价值关怀的艺术手法、修辞方法进行了细致分析，总结出“论证法”“比例法”“归纳法”等十八种艺术方法。文学史家张长弓认为荀卿之“文学作品为了他的哲学思想被人忽略”，故撰《荀卿的韵文》论述荀卿作品(成相、赋、诗)之文学价值，辨析名词，分析表现手法、内在结构和“楚化色彩”，总结其用韵之法，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开创性意义。

中古文学研究作品中，张志岳的《洛神赋说》考论《洛神赋》中的宓妃之典，否定历来诸家之说，引屈原、李白等作品为证，复证以“赋体之结构”，认为宓妃乃曹子建“自喻”其美才高节之形象。赖义辉的文章讨论陶渊明之入仕、归隐、家族等问题，从“眷念晋室”、痛恶代晋自立的刘裕的角度解读其作品的政治内涵和人生取向。容肇祖的《西陲木简中所记的“田章”》通过解读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史料，证以《搜神记》《晏子春秋》等文献，考察田章这一人物的故事形象流传及其与晏子故事之关系。这几篇文章均为考证与诠释相结合之作品。

我欣赏小林，他的善良、勇敢、机智让我印象深刻，他能积极地面对困难，想办法战胜困难。我瞧不起大林，他不思进取，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最后饿死在金元堆里。这个故事让我明白:要靠自己的努力进取才能得到幸福！我们只有努力学习，学到知识，学会本领，长大了才能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关于唐代文学研究更为令人瞩目是陈寅恪的多篇论文。他到岭大后，短时间内在《岭南学报》发表的10余篇论文，以“诗史互证”为特色，融文史研究为一体，其学术价值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充分肯定，本文无须赘述。在这些论文中，论述唐代诗人及其作品的有8篇，其中有5篇乃《元白诗笺证稿》之部分。这5篇文章均于1948年在《元白诗笺证附论(五篇)》标题下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5卷第1期，《岭南学报》第二次予以发表，可视为该刊对这位杰出大师的尊敬和礼遇。1950年第10卷第2期的3篇文章，则似未在其他刊物发表。这表明陈寅恪开始将《岭南学报》作为其学术论文的始发刊物。

吴重翰的《元曲的楔子》和《元曲的脚色》均以元曲为研究对象。前者专论元曲中楔子的各种用法及其中的规律。后者基于王国维等人的研究，对元杂剧的各种脚色进行细致的描述与解析。张全恭的《红莲柳翠故事的转变》则梳理这些故事在宋元明清时期文学戏曲作品中流传演变的轨迹。该刊发表的明清文学研究成果突出。容庚的《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就钱谦益《列朝诗集》和朱彝尊《明诗综》之编纂背景、过程、内容、版本等方面情况进行考证、比较，认为《列朝诗集》优于《明诗综》。容肇祖的几篇长文，详细考证冯梦龙的生平、著述及其版本目录；份量很大的《孔尚任年谱》以大部分篇幅对孔尚任诗文进行系年著录。张全恭的《明代的南杂剧》亦长达80页，叙述明代戏曲从北杂剧之衰落到南杂剧的兴起之过程，对南杂剧演变之影响因素、整体特色、名家成就等进行具体阐述。钱南扬的《南曲谱研究》对著名戏曲家沈璟的《南曲谱》之形成背景、内容、征引戏目等进行专门论述。陈德芸的《八股文学》一文，讨论八股文之起源、形式，通过科举史实进行个案解说、整体说明，当为较早以学术眼光全面研究八股文的作品。

(三)中国政治与经济史研究

《岭南学报》在其中后期发表政治、经济史研究文章较多。

上古史研究文章的特色在于作者均以精深的古文字学造诣撰著独具心得之作。郑师许的《读〈殷商无四时说〉》根据对甲骨文的解读，与商承祚“殷商无四时说”之说商榷。杨树达之《释春》一文以手书影印发表，论证甲骨文中被叶玉森认作“春”之字应为“载”。彝器铭文是杨树达研究的主要学术领域之一。他的《积微居彝器铭文说》对24则彝器铭文分别加以考证，疏证铭文字、句、内容，考订相关史事、人物和制度；《古爵名无定称说》，以数十段金石铭文论证周代诸王侯之称谓并无固定表达方式，即“爵名无定称”；《彝铭中所见之古人》亦以手书影印发表，以铭文证史事，共考证金文中自黄帝至秦代吕不韦共95人。郑师许也通过对金石、考古资料的研究，认为日、法学者根据所谓“秦式铜器”，证明先秦文化受西来文化影响之说不能成立。此外，还有邵君朴的《井地制度考》论证孟子所言古代井田制(作者称为“井地制”)为真实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曾昭璇的《秦郡考》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秦郡问题作进一步辨正。

中古史研究文章集中在唐史研究。陈槃的《汉晋遗简偶述续篇》是个例外。该文通过新发现地下史料论述探索历史问题，对居延汉简中22份简牍史料进行释读，论述汉晋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用民俗学等现代学术方法分析问题。此外，还有两篇文章分别以王昭君和张角为述论对象。

陈寅恪关于元白诗证史的系列作品，在史学研究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此外，他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等，以及关于北魏历史的《崔浩与寇谦之》，都发表在《岭南学报》，成为学界钦服的史学名篇。周连宽发表了《唐高骈镇淮事迹考》一文，认为《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对晚唐名将高骈的记载均不可靠，而高骈幕中新罗人崔致远的《桂苑笔耕录》却很可信，“足以纠正中国史书的谬误”。金应熙于1941年发表《吐蕃之兴起》一文，征引西方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论述吐蕃史的相关问题。这种多语种文献的运用，表明彼时中国学者已有在国际学术背景下研讨问题的意识。

《岭南学报》发表的明清史研究成果也较丰富。其中何格恩的《明代倭寇侵扰沿海各地年表》几近百页，以表格形式呈现始自洪武元年(1368)、终于天启五年(1625)的200多年间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中国军民防御抗击的史实。薛澄清的《明张燮及其著述考》，对中西交通史名著《东西洋考》作者张燮的生平及其著述仔细稽考，为明代学术史的研究增添了素材。

梁方仲在50年代发表的三篇社会经济史论文具有很大学术影响力。《明代黄册考》述论黄册之由来、内容、格式、明政府管理机制等问题，结合鱼鳞图册对其在明代赋役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阐发。《易知由单的研究》乃近百页长篇，讨论作为明、清两朝政府催税通知书的易知由单之形成、格式、内容，及其在社会经济史上的意义。该文有一附录，通过讨论太平天国的易知由单，深入考察该政权的经济政策及具体运转机制，展现出独特的眼光。作者还指出，易知由单不仅有助于认识赋税史，还“提供了若干关于过去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各方面的强有力的暗示”。他的《明代一条鞭法年表》旨在“将明代一条鞭法在全国各地推行的历史钩玄提要地排比出来，以收一目了然之效”。年表后面有一个很长的后记，当代研究者认为此后记对明代经济史、特别是一条鞭法这种“新的赋役制度的社会意义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有数篇文章论述中国近代史问题。谭彼岸近7万字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排在《岭南学报》最后一篇。该文就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3章第83脚注提到中国官员王茂荫而产生的相关学术问题，详加考论，较此前论者辨析更为精细。他对王茂荫生平、政见和著述及其对道咸时期货币政策影响之研究，亦可加深对《资本论》中关于王氏评论之理解。社会学家杨庆堃的《中国近代空间距离之缩短》具有明显的探索性。该文讨论近代陆海空新式交通兴起后，各地交通联络空间缩短的程度、模式和基本格局，讨论这种变化对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显然，这篇文章旨在从新的维度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工作，仍值得当今学人继续探讨。这些近代史论文之学术质量均属上乘。

(四)中国艺术史研究

《岭南学报》发表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成果集中在古代书画史方面。

岭大教授冼玉清对元代赵孟頫、管道升伉俪的书画艺术用功颇深。她于1933年发表《元赵松雪之书画》，对赵氏书、画及伪作，在详细考证的基础上加以编列排和说明，并论列历代各家相关评论。此文发表后，“同人促其论列管仲姬”，故她在次年又发表了《元管仲姬之书画》，以相似的方法论述管氏之书画艺术，不必赘述。她对管氏之事迹、性情和才艺，明显流露出欣赏的温情。在论及管氏画作《碧琅庵图卷》时，她以两页篇幅全文抄录相关文献，又特别说明“此卷余曾于民国十九年观于天津宣统邸”，显然极为重视。同年，她将在岭南大学居所名之曰“碧琅玕馆”，与古代人物之间，似有某种灵魂深处的缘分。

有一种说法是，容庚于1946年南下任岭大教授，因缺乏必要的书籍和资料而无法延续金文研究，而转向书画史研究。但据容庚自己的《倪瓒画之著录及其伪作》所述，其书、画史研究实始于南归之前。此文1944年在北平《中国学报》分七次连载。《岭南学报》于1948年重刊这篇近200页的文章，显然极为重视。该文对元代著名画家倪瓒之画作及著录情况进行了详尽研究，进行考证、辨伪和编录工作，并搜集画家自题、自记及历代题识、著录、评价等，资料极为详赡。容庚感慨“倪瓒处兵戈满地之世，深动故山之思，与吾人身世正同”，且伪作甚多，“故整理画家著录之品，请自倪始”。此前，他还在《岭南学报》发表了《记竹谱十四种》，对元代以后十四种竹谱之作者、版本、内容、版式、流传、著录、特点等，进行考证、校勘、评述，乃是专题性画谱研究之作。

容庚的书史研究作品，也有两篇发表在《岭南学报》上。其中的《淳化秘阁法帖考》论及法帖之起源与流变，重点则对《淳化阁帖》之形成、摩勒、流传、翻刻等按历史时期进行梳理，考证各帖真伪。而《飞白考》则论述飞白体的起源及历代之飞白作品、各家评论。这些都体现出作者对中国书史的深刻了解。关于书史，该刊发表的文章还有林志钧的一篇短文《潭帖考》(第11卷第2期)。

《岭南学报》还发表了一篇述论陶瓷史和一篇关于中国书籍形态与装帧艺术的文章，可归属于艺术史研究范畴。

(五)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史研究的进展与“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关系密切。《岭南学报》发表了数篇研讨文字，颇值得关注。

容庚在1947年发表的《甲骨学概况》是一篇综论甲骨学的文章。该文将甲骨文发现、收藏等方面的情况，以及甲骨学的代表性学者和著作进行全面的整理和介绍。由于容庚是参与收藏整理和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他的文章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罗福颐(罗振玉之子)的《敦煌石室稽古录》则是对敦煌文献相关情况进行全面介绍的文字。其文分八章综述敦煌文献的发现、流失、收藏状况、统计数字、有关调查情形，并编制文献著作目录等，乃敦煌学史上一篇难得的综合性论著。罗福颐又撰有《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叙述清内阁大库档案之构成、数量，自清末至民国被移置、抢救、收藏、整理、出版之过程等情况。他广搜各种记载，结合其父深度参与清宫档案收藏整理等环节的经历，佐以本人见闻，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文献学研究价值。这几篇关于“新史料”的文章，均为具有深厚学术背景的学者精心结撰、极具分量之作。

曾参与《清史稿》修撰的朱师辙的名著《清史述闻》，其主体部分是在《岭南学报》首先发表的。将该刊发表的文本与后来出版的全书相对照可见，书中由朱氏自撰的5卷内容都先在《岭南学报》发表了，书中多出的部分则为附录的各种文件。谭卓垣的《广州定期刊物的调查(1827-1934)》也可归入书目文献类。这篇近百页的调查报告汇集其所见100余年间广州定期刊物信息，在概述百年间广州期刊史的基础上，按时间顺序列出刊物名称、发行者及其栏目(内容)，间或以极简略语言概述部分刊物之宗旨，共收刊物800余种，可以看作一份广州期刊编年史，被研究者当作谭氏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六)汉语言文字研究

《岭南学报》发表的汉语言文字研究文章中，最著名的是陈寅恪的《从史实论切韵》(第9卷第2期)。关于此文的内容和意义，以及作者从历史演变阐释音韵问题的方法论意义，学界评价至高，兹不赘言。复刊号发表的罗莘田(常培)的《评商克的古代汉语发音学》是一篇深度学术批评文字，对荷兰的汉语研究专家商克(S. H. Schaank)一篇发表于《通报》的汉语语音研究文章，从现代语音学角度评论其得失。杨树达的两篇研究金文的作品，因其涉及古字较多，均以影印手书形式发表。二文均为独具心得、且为后学指示路径之作。邓尔雅考证古文字、黄仲琴研究福建华安汰溪苗文摩崖石刻、何格恩研究《说文解字》中的方言，李笠关于卜辞字义的文章，也发表在《岭南学报》。此外，李镜池以《尚书》为基本素材，撰文阐述“正反相成句式”。刘节发表《古代成语分析举例》，旨在从成语(“连绵字，又称双声叠韵字”)“溯源到这种语言的原始状态；并且可以从这些成语里分析出许多社会学上的事实”。这种结合社会生活史演变讨论语言的路径，与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的方法可谓相近。

以上简略的介绍难以概括《岭南学报》上中国文史研究文章之全貌。在学术史上，这些论著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们不仅展现了该刊作者的学术水准，也体现了20世纪前期中国文史学术之特征，即传统文史之学的赓续发扬与现代学术领域的开拓创新相交错，经典释读和文献考证为基础的传统治学路径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多学科方法相结合。虽然由于学术背景和治学领域的差异，作者们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运用互有参差，甚至大相径庭，但其间的差别不足以湮没这种并存交融的总体趋向。受过西方学术系统训练、倡导现代学术方法的学者们，其传统学术根柢依然坚固，能够娴熟地解读古代文献以支撑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观察和论述。而主要依托传统方法治学的学者中，也有不少人知悉西方学术体系，了解域外学界的最新进展，其研究成果因之程度不等地与国际学术脉络相衔接。除陈寅恪贯通古今中外的学术事业外，还可举数例。如谢扶雅在发表关于莱布尼兹与东西方文化、道与逻各斯等文的同时，也能撰写《现存老子道德经注释书目考略》(第1卷第3期)这样需要旧学功底的文章。梁方仲诸文体现了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的成功，但娴熟运用和精准解读文献史料的能力亦足为后世法。另一方面，生于同治年间的杨寿昌仍以文言写作，但他也能在文中运用西方逻辑概念，引用西人学说，并认为“文学与科学，一而二，二而一”，研究要“用科学切实之精神，而通之于文学灵活之妙境”，以“别开途径，一新耳目”。当然，多数学者是否真能做到“学贯中西”，殊难评论，但《岭南学报》将风格各异的学术作品兼收并蓄，则反映了20世纪前期中国文史之学的整体趋势。《岭南学报》在大部分时间虽以中国文史研究作品为主要内容，也接受过哈佛燕京学社的国学项目资助，但她并未像其他基督教大学的类似学刊那样成为国学研究的专门刊物，而是始终保持了会通中西的学术路径。这恰成其最大特色。

四、岭南文化研究之重镇

以上所述未包括岭南文化研究的作品。陈序经在论述岭南(他当时谓之“西南”)文化研究的意义时说，“西南是西方文化输入最早的地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西南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最迟的地方，是固有文化的保留所；再从另一方面看，西南的民族极为繁复，若干文化还保存着原始文化的特征，西南又可以说是原始文化的博览会”。这段话指出了岭南文化研究的三个方向，他的总结可以《岭南学报》的学术取向来证明。以上所述关于广州附近社会文化调查的文章，实际上是陈氏所说“西南研究”之成绩。该刊第3卷第4期和第4卷第1期均为“广东专号”(上、下)；饶锷、饶宗颐父子所撰《潮州艺文志》占了整两期(第4卷第4期、第6卷第2、3期合刊本)的篇幅，是单篇论著的专号；若再加上为倡导“西南文化研究”的陈序经刊出之《南北文化观》专号(第3卷第3期)，实际上有5期专号，此外该刊还发表了其他不少相关文章。这些都表明该刊在推动岭南文化研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其成就表现在多个方面。

岭南学术文化史即为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广东专号上”的首篇文章是容肇祖的《学海堂考》。这篇10余万字的文章对阮元创办学海堂之经过、格局、规制、人员以及所刻丛书等予以说明，核心内容是对55位学长、260位专课肄业生和《学海堂集》的300多位作者之生平、著述，进行了详细考述。文末还附有《菊坡精舍考略》。这篇文章或许不是著述宏富的容肇祖的代表作，但却是学海堂和岭南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作，为后来者开辟了路径。发表在“广东专号下”的郑师许《龙溪书院考略》一文，叙述这所创自乾隆初年、建于东莞石龙的书院之始末，所述各方面与《学海堂考》相近，同样也展示了岭南文化史的重要一页。

《潮州艺文志》无疑是《岭南学报》所刊最具份量的研究成果。虽然该刊发表长文不少，但以两期专刊发表由饶锷撰著、饶宗颐补订的500余页的《潮州艺文志》，也是绝无仅有的。饶锷在1932年去世，其书未完成，其时“年未弱冠”的饶宗颐，在岭大教授黄仲琴等人的关怀下，经过前后三年的努力，于1934年完成补订工作，整理后发表在《岭南学报》，共13卷，上自宋代下迄清末潮州著述各家之生平大要、版本流传等情况，均在经史子集各类之下得以呈现。而饶氏父子所加按语，则考证相关史实，揭示著述旨趣，撮述内容概要，阐发学术思想。饶宗颐自此走上漫长的治学之途，终成一代学术大师。

谢扶雅的《光孝寺与六祖慧能》则体现了比较文化研究风格。这篇文章的前半段考证佛教史上的名刹广州光孝寺之历史沿革，以及禅宗六祖慧能之生平。但后半段研究惠能的思想，用的是西方哲学概念体系，采用比较哲学方法，将慧能思想与欧洲哲学史相比较，认为“在宗教思想史上，慧能所居的地位，很可与西洋文艺复兴期(Renaissance)初叶的蒲鲁诺(G. Bruno今译布鲁诺)媲美”。

岭南人物研究在岭南文化研究作品中占有最大分量。其中又以冼玉清的7篇论文最为引人注目。其共同特点，是以对国史的透彻了解而诠释具体人物之性情与功业；以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把握而述论前贤之事迹与地域之文化。最晚发表的《杨孚与杨子宅》，研究“年代最早，声誉最隆，而与本大学毗连最近”，位于校园之东的“下渡头村之汉议郎杨孚”，论其生平、著述和政治思想。该文是作者“研究岭南大学周遭之史迹”论文之一。先后劾严嵩、张居正的理学名臣何维柏，曾在岭大校园之西约五里之小港乡创建“天山草堂”，聚徒讲学。冼玉清之《何维柏与天山草堂》就何氏事迹和草堂始末进行述论。《天文家李明彻与漱珠冈》一文，则是关于位于岭大校园以南漱珠冈之纯阳观与其开山道士、天文学家李明彻的故事，述说其生平及在天文学史上之成就，其与两广总督阮元之交往，纯阳观之沿革及文化遗存，以及本文作者与陈寅恪同游溯珠冈并相唱和之雅事。

冼玉清的文章承担阐发岭南文化的使命，同时也体现了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先进的学术理念。陈白沙是在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显著地位的岭南人物，但《陈白沙碧玉考》却以有力的证据表明，传说中所谓陈白沙曾受明孝宗之聘、所藏碧玉为“聘玉”之说，乃“不根之谈，耳食沿误之语”。冼玉清下了很大功夫研究《粤讴》作者招子庸。其长文《招子庸研究》对招氏个人经历、艺术生涯及其作品情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而成俗文学史研究的名篇。她在文中还对这位仕途坎坷的文学家寄予深切同情。冼玉清另有两篇文章研究苏轼。苏轼并非粤人，但曾谪居儋州。她的文章关涉苏轼这三年的生命史，重现苏轼在海南的交游，以及进入其诗中的海南动物，从而复原了八百余年前的大诗人在海南的生命历程，较之单纯的史实考证，无疑更立体更丰满地呈现历史人物的生活世界。

在《岭南学报》发表关于岭南人物作品较多的另一位学者是何格恩。他的研究聚焦于唐代诗人和政治家张九龄的生平与思想。文章共有6篇，其中3篇是张九龄的年谱和对年谱的补充、订正，数万字的年谱可谓相当细致。而《张九龄之政治生活》，以及《张曲江著述考》其实也是从不同方面对年谱的补充。

汪宗衍发表于“广东专号下”的《陈东塾年谱》分量很重。考虑到谱主在晚清学术思想史上之地位，作此体例精当、资料详赡的年谱显非易事。读者不仅可以据以清楚地了解陈澧的生平、著述内容与学术思想，还可以从中获知研究陈澧的各种私藏文献。值得一提的还有谢扶雅研究明末两广总督戴耀的文章。该文介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辨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所谓传教士郭居静“谋反”案期间戴耀与澳门葡萄牙人之关系，此乃其时耸动天下之事。

广东方言调查系列报告是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主持的粤方言调查之成果。王力在执教中山大学期间推进的广东方言调查计划，“调查的对象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方言”，到1950年，除了“高明、赤溪、宝安、博罗，四地点以外，其他均已完成”。这项以现代语言学方法为基础的工作由王力主持，钱淞生和研究生韩礼德(Mr. Halliday)协助。调查成果除一篇《珠江三角洲方音总论》外，《岭南学报》发表的还有《东莞方音》和《台山方音》，此外还有一篇《海南岛白沙黎语初探》。在方言研究方面，该刊发表的还有高华年关于纳苏(罗罗)语中汉语借词研究的文章。

岭南文献的刊布和研究也在《岭南学报》占有一席之地。黄遵宪的两篇遗文《与朗山论诗》及《越南篇》都发表在该刊。晚清著名学者陈澧的遗稿(主要是读书记)先后两次发表在该刊，共数万字。在文献研究方面，1931年，黄仲琴就呼吁重修翁方纲《粤东金石略》，以将更多广东的金石资料收纳其中，并对翁著体例加以改善。黄仲琴和莫伯骥所撰短文数篇亦有文献学意义。篇幅较大的是冼玉清的两篇文章。其一为整理梁廷枏著述之作，对梁廷枏的丰富著述加以分类整理著录，标明版本，撮述内容，录其凡例、序跋，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岭南艺术史相关问题者提供了很大便利。其二为考论粤东印谱之作。冼玉清鉴于“吾粤代有文人，而印章一道，则瞠乎其后”之状况，搜集、研究自明末至民国粤东之集印谱和自镌印谱，较以往各家著录大为增加；为各位编纂者作传，述各谱之版本、版式、收藏、著录情形，并录其序跋，在发掘广东印谱史料方面贡献彰著。这些文章都表明广东学者对桑梓文献的珍视。

五、结语

冼玉清的三篇考述环绕着岭南大学的文化遗产的文章，揭示这所带着西方文明印记的现代大学，其实植根于悠长而浓郁的本土文化氛围之中，受着传统精神的浸润。而伍锐麟、陈序经领衔的社会调查报告，展现了与岭大隔江相望的沙南蛋民社区、岭大南邻之旧凤凰村和东邻之下渡村等基层社会生活，表明这所大学生长在新旧嬗变的现实社会之土壤。这些研究所展示的岭南大学所依托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有力地证明了基督教大学本土化的原因和动力。《岭南学报》迅速转变为一份中国社会文化研究杂志，从学术角度反映了这所大学的本土化进程。

《岭南学报》在较为艰窘的境况下创办，但很快成为众所推重的学术园地。她的成功端赖于一批杰出学者的支持。在抗战前，其作者包括谢扶雅、陈受颐、陈序经、杨成志、崔载阳、容肇祖、伍锐麟、冼玉清、全汉升、饶宗颐、郑师许、李镜池、庄泽宣、陈学恂等。抗战后，陈寅恪、王力、容庚、钟敬文、杨树达、罗莘田(常培)、刘节、梁方仲、朱师辙、陈槃、张纯明、杨庆堃、吴尚时、曾昭璇、周连宽、罗福颐等加入了这个队伍，可谓阵容鼎盛。他们或在当时已名重学林，或在以后成为学界翘楚，很多人是所在领域的泰斗级学者，为后学所仰望，其成就令这所大学和这方学术园地熠熠生辉。

这些作者为《岭南学报》带来了朴实厚重的学风和多姿多彩的学术创新。该刊12卷35期仅发表230篇左右专题论文(此外有少量消息或简评)，其中30页以上的近80篇，也不乏百页以上的长篇巨制。当然，一些精粹的短文也各具价值。这些文章在论题的提出、方法的探索、文献的发掘、史实的考索、观点的论证等方面，均具杰出贡献，成为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部分。不少文章所开拓的课题和领域在今天还是未竟之业，所昭示的研究路径仍具典范意义。在该刊涵盖的学术领域中，岭南文化研究无疑是《岭南学报》最具特色的一个，社会调查与研究、中西比较文化研究、华南植物研究和地理研究等方面的群组文章，体现了现代学术多元发展的局面。占有最大分量的文史研究领域名作荟萃，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史、政治与经济史、艺术史、历史文献学、汉语言与方言研究等学术方向，均显示出特别旺盛的生机。可以说，这份刊物为岭南大学乃至华南学界赢得了日益彰显的学术声誉。

本文意在对20世纪学术史的一个片断进行回顾，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以笔者之浅薄，绝无能力对《岭南学报》上如此众多学术领域的文章进行评论。即便进行简单总结，亦深恐有误读妄解之处。文中错漏和谬误难以避免，惟望方家教正是幸！

注释

①参见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5-216页；王瑞：《岭南学报与中国近代学术》，《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黄湛：《岭南学报小史述略——兼论陈寅恪与岭南学报》，岭南大学汉学国际研讨会暨《岭南学报》复刊工作会议，岭南大学，香港，2013年11月，https://commons.ln.edu.hk/sinology_conference/ljcs_resume/materials/1/.

②⑦⑧《刊行岭南学报的意义》，《南大青年》第18卷第4期，1929年10月4日，第1页。

③为此，谢扶雅在《潮声》发文，说“《学报》本人在印刷工厂的肚皮里边，着实气闷得要死！”谢甚至认为此事反映广东的政治、文化生态大有问题。见谢扶雅：《岭南学报的迟产》，见岭南学生基督教青年会编：《潮声》第5期，1930年1月17日，第7页。

④《岭南学报消息》，《南大青年》第18卷，第2-3期，1929年9月27日，第5页。

⑤见谢扶雅：《岭南学报的迟产》，《潮声》第5期，1930年1月17日，第8页。何格恩到清华大学研究院深造，则在他离开后《岭南学报》编务必易人，具体情况待考。

⑥钟荣光：《派谢扶雅等为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布告》，《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第3卷第20期，第5页，1930年11月11日。

⑨《岭南学报》与国内其他学术刊物，如《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禹贡》《民俗》《食货》等均有学术方面的交流。

⑩《本学报社启事》，《岭南学报》第2卷第1期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