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间的音乐交流有着悠久历史，日本雅乐更以我国隋唐俗乐为基础。千余年来，其乐曲、乐谱、表演形式等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传承，至今仍留有大量唐乐古谱。这些音乐文献、文物不仅是研究日本雅乐的重要史料，也为我国隋唐音乐的深入探讨注入了新鲜血液，为解决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提供了新的佐证。

平安时代初期，日本贵族文化基本延续了奈良时代的风格，深受唐文化影响。其时，雅乐主要用于朝会游宴，与皇室的关系愈加紧密。雅乐寮设于皇宫东南角，专门管理唐乐等外来音乐。唐乐、三韩乐、渤海乐等最初传入日本时均为独立表演，无论音乐特征亦或使用乐器，尽皆保留了“原生”状态。仁明朝时期，开始对雅乐进行大规模改革，一方面将外来音乐逐渐消化，一方面日本人尝试自己创作。此次的乐制改革历经半个世纪之久，是对外来音乐的重新整合与改造，亦是对宫廷音乐的全面整理与统一。平安朝的乐制改革对雅乐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今日现行之雅乐依然保持着当时的印记。

本文将以乐谱中收录的曲目为着眼点，集中选取9-14世纪颇具代表性的琵琶、笛、筝谱共8种，对各种乐谱收录的曲目进行比较，以此管窥平安朝乐制改革对日本雅乐产生的影响。

一、琵琶谱三种

琵琶谱部分，笔者选择《五弦谱》《琵琶谱》《三五要录》三种作为分析对象。《五弦谱》又称《五弦琴谱》，纸本墨写卷子本，幅宽28厘米，长约13-14米，①〔日〕林谦三：《全译五弦谱著》，陈应时译，罗传开校，《交响》，1987年，第2期，第60页。另说长5米40厘米，据刘崇德：《现存日本唐乐古谱十种》第1册“提要”，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1页。系日本近卫家的传世珍品，现藏于日本东京都阳明文库。其中“五弦”之名题于卷首目录前，“五弦琴谱”四字题于封面之上。卷内《夜半乐》曲后有“丑年润十一月廿九日石大娘”，（癸）丑年为我国唐代大历八年、日本宝龟四年，即773年，属奈良时代。②刘崇德：《现存日本唐乐古谱十种》第1册“提要”，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1页。卷末署“承和九年三月十一日书之”，承和九年为842年。羽塚启明认为这一日期与封面所题“五弦琴谱”四字，无论墨色或是笔迹，均与谱内字迹相异，当为后人添加之笔，而其正文字迹则与奈良朝写经风格相同，出自奈良朝、天平朝。③〔日〕羽塚启明：《近卫家藏五弦谱管见》，赵维平译，《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Z2期，第102–103页。林谦三表示其书写年代为平安中期，是某部唐传乐谱的编辑抄写本或再抄本，而这部唐代乐谱传入日本的时间应在773年前不久。④〔日〕林謙三：“国宝五絃譜とその解読の端緒”，林謙三：“雅楽——古楽譜の解読”，東京：音楽之友社，1969年，第140；140；141–142页。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95页。何昌林则称此谱二十八曲或其大部分乐曲为石大娘传谱，由石大娘抄于773年，后随遣唐使或“海上丝绸、陶瓷之路”传入日本。⑤何昌林：《唐传日本〈五弦谱〉之译解研究（上）》，《交响》，1983年，第4期，第15–16页。据此，该谱原始本或其中部分乐曲系唐代乐工石大娘所传，今所见《五弦谱》或即为此本之编辑抄写本，或其编辑抄写本之抄本，于842年抄定。虽然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尚无定论，但其转抄自8世纪的唐人遗谱是确定的，诚可视为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的乐谱。⑥〔日〕林謙三：“国宝五絃譜とその解読の端緒”，林謙三：“雅楽——古楽譜の解読”，東京：音楽之友社，1969年，第140；140；141–142页。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95页。

全谱收录调子品6种，含一越调、平调子、黄钟调、盘涉调各1种，大食调2种，乐曲22首（目录仅列21首），其中《饮酒乐》《圣明乐》《武媚娘》曲名下标有“大食”，《弊契儿》下标有“黄钟”，《移都师》下标有“平调”，又有《平调火凤》，除此6曲外，其余16首均未标明宫调。林谦三经曲谱分析将22曲归入6个调中，赵维平亦从此说。⑦〔日〕林謙三：“国宝五絃譜とその解読の端緒”，林謙三：“雅楽——古楽譜の解読”，東京：音楽之友社，1969年，第140；140；141–142页。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95页。为便于比较，本文暂从原谱标注，该谱收录曲目见后文表1⑧按：本文参照版本见刘崇德：《现存日本唐乐古谱十种》第1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3–18；21–70页。乐曲数量以实际收录乐谱为准。。

《琵琶谱》为卷子本，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该谱卷首书“琵琶谱”三字，卷内《万秋乐》曲后书：“件手并乐等所受习，从兵部卿资通卿也。资通卿者，信明弟子也。信明者，博雅二男也。仍次第习来已。”卷末书：“应宝三年自禅阁所下赐也。师大纳言经信卿自笔，二条殿御物也。可秘藏之。”据此，该谱为平安末期公家、大纳言源经信（1016-1097）所撰，源经信授业于平安中期公卿源资通⑨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源資通，https://ja.wikipedia.org/wiki/源資通，2020年4月14日。，而资通为源博雅次子信明之弟子，故源经信与源博雅有明确的师承关系。此谱曾为二条天皇御物，应宝三年（1163年）自禅阁赐予卷末语书写者。全谱无目录，收录风香调、返风香调、黄钟调、返黄钟调、双调、清调等6调调子品，以及唐乐曲4调18首⑩按：本文参照版本见刘崇德：《现存日本唐乐古谱十种》第1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3–18；21–70页。乐曲数量以实际收录乐谱为准。，分别为□香调4首、返风香调4首、黄钟调2首、返黄钟调6首、风香调2首，其中黄钟调第1曲曲名无法辨认，其余17首曲名见后文表1。

《三五要录》由平安末期公卿、从一位太政大臣、妙音院太相国藤原师长（1138-1192）编撰，成书于治承元年（1177年）以后⑪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三五要録”，コトバンク（https://kotobank.jp/word/%E4%B8%89%E4%BA%94%E8%A6%81%E9%8C%B2-70688），2014年。。亦有学者认为《三五要录》《仁智要录》两谱为长期积累逐次补充而成。⑫〔日〕蒲生鄉昭、蒲生美津子：“解说”，林謙三：“雅楽——古楽譜の解読”，東京：音楽之友社，1969年，第18–19页。全谱共十二卷，记有琵琶案谱法、定弦法、调子品等，收录催马乐、唐乐、高丽乐曲共两百余首。其中唐乐曲10调124首⑬按：本文所据《三五要录》版本为宫内厅书陵部藏，番号31741本，乐曲数量以实际收录乐谱为准，含重复收录乐谱。，分别为壹越调21首、沙陀调8首、平调20首（《春杨柳》《夜半乐》收录2回）、大食调11首、乞食调6首、性调4首、双调2首、黄钟调15首、水调4首、盘涉调33首（除《承秋乐》《感秋乐》《越殿乐》，余曲均收录2回），诸曲曲名见后文表1。

二、笛谱三种

笛谱部分，笔者选取《博雅笛谱》《怀中谱》《龙笛要录》作为分析对象。《博雅笛谱》又称《新撰乐谱》《新撰横笛谱》《长秋卿竹谱》《长秋卿笛谱》《长竹谱》等，由平安中期公卿、雅乐家源博雅（918-980）于康保三年（966年）奉敕编撰，是现存最古老的横笛乐谱。今所见《博雅笛谱》并非原谱完整本，仅存末卷“横笛四”，余卷不知何时遗失，至今无从寻得。⑭〔日〕林謙三：“博雅笛譜考”，林謙三：“雅楽——古楽譜の解読”，東京：音楽之友社，1969年，第288；291–292；290页。据卷末语，该谱参照了贞保亲王、清濑宫经、大户清上、和迩部大田麻吕、胜道成、常世鱼弟、良岑远年、平群秀茂、大石富门等诸家之说，甚至可推测其与天平时代之笛谱出自同一系统。⑮〔日〕林謙三：“博雅笛譜考”，林謙三：“雅楽——古楽譜の解読”，東京：音楽之友社，1969年，第288；291–292；290页。源博雅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地位，将各个流派的笛乐理论、乐谱诸说加以统合，使该谱成为平安朝内容最丰富的笛谱。⑯〔日〕林謙三：“博雅笛譜考”，林謙三：“雅楽——古楽譜の解読”，東京：音楽之友社，1969年，第288；291–292；290页。因此，虽仅余残本，《博雅笛谱》仍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音乐价值。据上野学园藏乐岁堂本，此卷目录有双调、黄钟调、水调、盘涉调、角调、乱声、林邑物、伎乐诸曲曲名，然谱内并无林邑物、伎乐诸曲乐谱，唐乐曲谱亦缺3首，其中黄钟调未收录《英雄乐》《天安乐》谱，水调未收录《承淳乐》谱。故其实际收录唐乐曲共5调48首⑰按：本文所据《博雅笛谱》版本为上野学园日本音乐研究室藏“乐岁堂本”，乐曲数量以实际收录乐谱为准。，分别为双调4首、黄钟调19首、水调4首、盘涉调20首、角调1首，诸曲曲名见后文表1。

《怀中谱》由平安中后期雅乐家大神惟季（1026-1094）编撰，现藏于内阁文库。大神惟季系京都大神氏之祖，曾随户部正近及净明院得业円宪学习笛，自惟季起，大神氏以笛为专业。⑱按：详见拙文《龙笛及京方大神家族考》，载《中国音乐》，2017年，第3期。全谱共三卷，第三卷录有卷末语：

右一家口传龙笛之枢要也。自他虽有数多曲，或非秘事，或普通依之。拔出其秘说辑之三卷，恒令怀中讫无恳望之辈，聊以不许容而已。

嘉保二年七月日，太神宿弥惟季在判宽政五次癸丑春二月书于东武客舍。

山本周祯

据第一段卷末语，《怀中谱》由大神惟季编撰于嘉保二年即1095年，其中汇聚了大神家族代代相传、口口相授之笛曲精粹。然成书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乐书《乐家录》及20世纪编撰的《音乐大事典》等多种文献均记载大神惟季于宽治八年便已去世，⑲〔日〕安倍季尚，正宗敦夫：“樂家録”，東京：現代思潮社，1977年，第555页。〔日〕岸辺成雄、吉川英史：“音楽大事典”，東京：平凡社，1981年，第265页。宽治八年改元嘉保，即嘉保元年与宽治八年同为1094年。两说虽有抵牾之处，但此谱成书于惟季晚年当是确定的。第二段为后世抄写者山本周祯所书，抄写时间为宽政五年即1793年，已是江户时代。

该谱无目录，收有唐乐曲、高丽秘曲，除大食调外，每调乐曲前均有音取、品玄、入调（或上调子、临调子）。其中唐乐曲7调48首⑳按：本文参照版本见刘崇德：《现存日本唐乐古谱十种》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2807–2960页。，分别为壹越调5首、沙陀调5首、平调10首、大食调4首、双调2首、黄钟调2首、盘涉调20首，诸曲曲名见后文表1。

《龙笛要录》又称《注大家龙笛要录谱》《注大家龙笛要略谱》《龙笛要略谱》《龙笛谱》《龙吟抄》等，由大神景光（1273-1354）编撰。大神景光系大神惟季后第九代，曾任后醍醐天皇、光明天皇御用笛师，雅乐寮第一人。此谱成书于14世纪初，确切年代尚无法确认，但其编于正和五年（1316年）的可能性较大。㉑严薇：《〈龙笛要录〉研究》，2017年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第15页。全谱共七卷，收录唐乐及高丽乐笛谱，其中唐乐曲9调109首㉒按：本文所据《龙笛要录》版本为上野学园日本音乐资料室藏“乐岁堂本”，编号为89–92，乐曲数量以实际收录乐谱为准。，分别为壹越调19首、沙陀调12首、平调18首㉓按：原谱中平调收有《林歌》，本文未列入其中。、大食调11首、乞食调5首、双调13首、黄钟调15首、水调2首、盘涉调14首，诸曲曲名见后文表1。

三、筝谱二种

筝谱部分，笔者选取《仁智要录》《类筝治要》作为分析对象。《仁智要录》亦由藤原师长编撰，成书时间在治承元年师长成为太政大臣之后，㉔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 小項目事典：“仁智要録”，コトバンク（https://kotobank.jp/word/仁智要録-82246），2014年。另说此谱为长期积累逐次补充而成。㉕同注⑫。全谱十二卷，是现存最古老的筝谱集。其卷首先录案谱法，再录各调调子品，后为催马乐、唐乐曲、高丽曲。其中唐曲10调107首㉖按：本文所据《仁智要录》版本为宫内厅书陵部藏“鹰司本”，编号为46106，乐曲数量以实际收录乐谱为准。，分别为壹越调21首、沙陀调8首、平调曲18首、大食调11首、乞食调6首、性调4首、双调2首、黄钟调15首、水调4首、盘涉调18首，诸曲曲名见后文表1。

《类筝治要》作者不详，成书时间大略在13世纪㉗刘崇德：《现存日本唐乐古谱十种》第1册“提要”，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9页。，稍晚于《仁智要录》。全谱共二十卷，收录案谱法、调子品、唐乐曲、高丽乐、催马乐等。本文所据版本较为混乱，如卷十“角声双调”后又录壹越调、沙陀调数曲；卷十一“黄钟调”全卷收录两回，第二回无卷末语，且两回的乐谱顺序略有不同；卷十二“水调”全卷收录两回，第二回至《散吟打球乐》第一行乐谱止，其后径录卷末语，缺末曲《迦陵频》（急）；卷十二第一回中，先收录《泛龙舟》至《散吟打球乐》，接《榎叶井》，其后再录《泛龙舟》至《散吟打球乐》，接《迦陵频》（急）；第二回中，先收录《泛龙舟》至《散吟打球乐》，接《榎叶井》，其后再录《泛龙舟》至《散吟打球乐》第一行谱。故其唐乐曲有11调164首㉘按：本文参照版本见刘崇德：《现存日本唐乐古谱十种》第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1489–2802页。乐曲数量以实际收录乐谱为准，含重复收录乐谱。，分别为壹越调21首、沙陀调8首、平调17首、性调4首、道调4首（《王昭君》收录2回）、大食调9首、乞食调8首、角声双调3首、壹越调9首、沙陀调5首、黄钟调28首（全部曲目收录2回）、水调23首（《迦陵频》收录1回、《榎叶井》收录2回，余曲收录4回）、盘涉调25首，诸曲曲名见后文表1。

四、分析、评述

以上，笔者罗列日本现存唐乐谱8种，最早为《五弦谱》，其收录曲目的历史可追溯至8世纪，后依次为966年的《博雅笛谱》、11世纪的《琵琶谱》《怀中谱》、12世纪的《三五要录》《仁智要录》、13世纪的《类筝治要》、14世纪初的《龙笛要录》。为便于比较，现以乐曲为出发点，将8种乐谱依时间先后顺序列表如下（见表1）：

尽管现存《博雅笛谱》为残本，依其统计曲目或有缺失，但这并不影响表1所体现的总体趋势：成书时间愈晚，收录曲目愈多，调愈多；早期曲谱尤其是《五弦谱》中大量曲目并未出现于后世曲谱，而后世曲谱中亦有大量曲目未出现于早期曲谱中；《三五要录》《仁智要录》《类筝治要》《龙笛要录》四种乐谱收录的曲目及其标注调名高度相似。这一趋势也是我国隋唐俗乐在日本的流传、吸纳、发展、变迁历程。

表1 ㉙按：唐乐曲中普遍存在“异名同曲”现象，限于篇幅，表中只写一种曲名。 8种唐乐谱收录曲目及其标注调名一览表

续表1

续表2

中日两国间有组织、大规模、高频率的直接文化交流始于隋代，即日本的推古朝（592-628）。日本圣德太子（574-622）对中华文化仰慕憧憬，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公元600年派送了第一批遣隋使。隋朝30余年间，派遣遣隋使四次。至唐，派送次数和使团规模大幅度增加。从630年第一批遣唐使出发到894年最后一次遣唐使派送的264年间，日本形式上共派遣遣唐使团19次。㉚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36；44页。这是中日交流史上的一个高峰，隋唐俗乐于这一时期大规模输入日本。安史之乱后，随着造船航海技术进步、唐朝赴日商船增加，日本派遣使团赴唐的热情逐渐消退，宇多天皇于宽平六年（894年）决定停止派送遣唐使，两国间持续了近三个世纪的官方性交流画上了句号。其后，日本与朝鲜国、渤海国的交流也暂告一段落。自1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完全进入了相对封闭的状态，开始了漫长的对外来文化，尤其是我国唐文化进行整理归纳和消化吸收的时期。㉛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36；44页。直至江户时代，才再次迎来中日音乐文化交流的又一个春天。

我国隋唐俗乐传入日本之初，乐曲、舞蹈，及其音乐特征、使用乐器等基本被原样复制，大体还保持着本来面貌。而自平安时代仁明天皇开始，日本对雅乐体制进行了改革，将隋唐乐等外来传入的音乐重新整合：雅乐分为左方唐乐、右方高丽乐；删减一部分乐器，采用小型乐队编制；音乐形式划分为管弦与舞乐两类；形成唐乐六调子与高丽乐三调子的乐调理论体系。平安朝的乐制改革是日本对外来音乐进行吸纳、改造、全面日本化的过程，即根据日本人的审美意识，结合日本固有的传统音乐，将外来音乐转变为独具日本特色的音乐形式。同时，日本乐家开始模仿创作新的唐乐曲，这些新曲逐渐成为日本雅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安时代上半期，特别是仁明天皇时期，日本左方唐乐基本完成了由隋唐俗乐向日本舞乐与管弦的过渡。㉜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第60–61页。自9世纪至12世纪，日本乐家模仿唐乐创作了大量的琵琶、笛、筝曲，以及雅乐管弦、乐舞等，并经常在宫廷、贵族、寺院的各种节日和活动之中表演，雅乐曲目逐渐完备。这些乐曲及其表演形式逐代传承，变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表。

表1所呈现的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具体体现。如前所述，《五弦谱》虽抄定于9世纪中期，但可将其视为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的乐谱，其时尚未进行乐制改革，更多保留了我国隋唐俗乐的原貌。此谱亦是后世日本乐家进行模仿、改编、创作的原型。㉝同注④，第142页。其中除《王昭君》《夜半乐》《宗明乐》《秦王破阵乐》《饮酒乐》《圣明乐》《三台》7曲外，其余均未流传后世。成书比之晚一百余年的《博雅笛谱》，即使为残本，仍可看出其所载乐谱已与《五弦谱》有了较大分别。源博雅所处年代距离倡导乐制改革已近百年，收录了诸多9世纪日本乐家创作的乐曲，如《柳花苑》《央宫乐》《海青乐》《拾翠乐》《喜春乐》等。同时，此谱与后世笛谱亦有巨大差异，若干曲目已无法在其他乐谱中寻得踪迹，如《元歌》《盘涉参军》《阿妫娘》《太簇角盘涉调鸟歌万岁乐》《提琴乐》等，这些乐谱中有部分未受后世改制影响，仍是唐乐本来面目。㉞同注⑭，第285页。《琵琶谱》《怀中谱》又晚于《博雅笛谱》100多年，除《万秋乐》《赤白桃李花》，再无乐曲被三谱同时收录。此中固然有乐谱版本是否完整等因素，但依然可以窥见这一时期日本雅乐频繁变化、快速革新的风貌。尽管《琵琶谱》《怀中谱》收录的曲目较少，但其所载几乎均可见于后世乐谱。12世纪的《三五要录》《仁智要录》两谱收录乐曲已相当完备，藤原师长亦创作过大量的乐曲，对这一时期的音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类筝治要》《龙笛要录》两谱除个别曲目外，与《三五要录》《仁智要录》所载几无二致。可见，9世纪开始的乐制改革对日本雅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日本乐家积极参与其中，改编、创作乐曲，整理、编撰乐谱，雅乐“曲库”经历了一段旺盛的新陈代谢时期，至12世纪大体定型。至于后世应仁之乱导致的雅乐衰落、明治时代对雅乐曲的重新选定，本文暂不讨论。

五、结 语

笔者对《五弦谱》《博雅笛谱》等8种乐谱的乐曲收录情况进行了纵向比较，通过列表及相关背景分析，可以看出9-11世纪的乐谱彼此差异性较大，随着时间推移，12世纪以后的几种乐谱，收录乐曲趋于一致，这一现象同平安时代的乐制改革紧密关联。平安时代的乐制改革对日本雅乐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自此，日本乐家开始对包括我国隋唐俗乐在内的外来音乐进行模仿、整合、重组、改造、创新，而这一过程无疑伴随着唐乐曲库的频频更迭，直至12世纪基本稳定。同时，这也使得中国隋唐俗乐逐渐改变容貌，直至完全成为符合日本人审美、独具日本特色的传统音乐形式。但无论怎样，日本唐乐与我国隋唐俗乐间终究保有血缘关系，仍可在日本唐乐中寻到隋唐俗乐的痕迹和基因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