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伴随着欧美残障权利运动的开展，20世纪90年代前后，社会学领域开始对残障问题进行反思，而针对残障群体文化、艺术的研究，也逐渐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正如残疾理论学者希伯斯（Tobin Siebers）所言：“残障并不是身体或精神上的缺陷，而是一种文化和少数派的身份。”①Tobin Siebers.Disability Theor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4.所以，针对这一群体音乐文化的探索，虽与社会学有很深的关联，但也属于残障群体文化研究的子范畴，与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密不可分，对其研究策略的探讨，也应是二者方法的结合。在实际的方法融合与修正中，梅里亚姆曾对于民族音乐学进行过改造，他开创的音乐人类学，曾使人类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被更为全面的揭示，他的观察、思考与研究方式，也被效仿至今。但问题在于，当这一方法论面对身体、精神上有差异的人群时，是否也同样适用？

一、梅里亚姆模式中被低估的身体

被我国引为经典的音乐人类学方法论中，最著名的是梅里亚姆在《音乐人类学》中提出的三分模式。此作开创了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新纪元，这一研究模式也被许多学者推崇和沿用。他的方法论涉及三个分析层，也即“音乐的概念化与音乐相关的行为和音乐本身”②〔美〕艾伦·帕·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穆谦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第33页。。其中，行为（behavior）被分为言语的、身体的和社会的；概念（concept）被认为是行为的指导，并具有对声音和行为进行价值判断的功能；声音（sound）有一定的结构且可能形成体系。依据梅里亚姆模式进行的音乐学研究，基本都是由这三个层面共同循环构建而成。此方法为多元音乐文化的揭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它与某些研究领域结合后也展现出了些许的不适应。

在梅里亚姆的论述中，人的身体，相对于声音、行为和概念这三个主要分析层来说，处于从属地位。在三分模式观察下的社会、文化中存在着两种人，即声音的“生产者”与“听众”，梅里亚姆认为这两类人的行为基础，在于音乐的“概念”层面，也即在于身体、社会、言语这三个不同的行为概念中，他认为：“没有关于音乐的观念，行为就不会出现，而没有行为乐音也就无法产生”③同注②，第34页。。但矛盾正在于此，梅里亚姆模式的身体行为，是否着重考虑了身体本身的自然性质，在其文化表征的观察中，由身体带来的影响是否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我认为，梅里亚姆偏向于论述身体的“反思行为”，也就是行为概念指导下的身体行为。对这条路径的论述表示，文化中的概念，对身体及其行为具有塑造和筛选作用。但人的身体不应倾向于被论述为音乐概念影响下的行为工具，身体、身体体验及其自然预设的行为方式，在音乐文化中有着自己的显现，这一论述的缺失，导致身体对文化表征的影响力被低估。如日本民族音乐学家德丸吉彦曾在《民族音乐学》一书中论述了“作为硬件的乐器”和“乐器的软件”。④参见〔日〕德丸吉彦：《民族音乐学》，王耀华、陈新风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他认为人的身体，与乐器的形态、样式及结构密切相关，人类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身体形象投射于乐器的外形之上，并把乐器作为身体的象征，以表达对身体和自然的崇拜。同时，乐器的结构也会为适应肢体和器官的机能而制作，以满足人类肢体、器官的舒适性，以及生理运动构造的自然性。所以他谈道：“操作乐器的人，其身体不仅与乐器形态的大小有关，而且有时身体还具有作为乐器的一部分的硬件的特点。”⑤〔日〕德丸吉彦：《民族音乐学》，王耀华、陈新风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44页。因为身体特征影响了乐器，我们能够从乐器形态、演奏行为及其声音等表征中推断出身体的构造和体验，这些文化中人造工具的表征，是由身体决定的。同样，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乐器的软件，是人类为了演奏乐器而编排身体的活动方式（程序）”⑥〔日〕德丸吉彦：《民族音乐学》，王耀华、陈新风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44页。。这体现了乐器作为人类制品，它也整合了一系列规约性的演奏观念，对应着声音的审美评价标准，这些文化力量对人类的身体及其行为具有塑成性，这也正是梅里亚姆所论述的音乐概念对身体行为的指导。不可否认，德丸吉彦的论述建立在梅里亚姆模式的基础之上，且无批评梅里亚姆之意。但其进行的补充论述，从侧面映照出梅里亚姆模式中的身体，在音乐活动中仿佛不太善于自我表达。因为音乐概念和文化表征的形成，有多少是由身体本身的特点所决定？梅里亚姆在《音乐人类学》中并未给出显而易见的答案。

低估身体对文化表征的影响力量有时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研究中容易形成一种倾向，极可能使身体在研究中被“单一化”与“标准化”，身体的多样性及其表现在此过程中容易被忽视，身体多样性对音乐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也就无法被重视。残疾人的身体，属于人类多样身体中的一个典型范例，这类身体往往会造就许多特有的行为、认知和情感，能够对音乐文化表征产生相应的影响。同时，一些“正常”⑦笔者在本文中采取对“正常”身体理论进行批判的立场，认为“正常”与“非正常”的判断源自于对“身体——文化”评判的权力不平等。身体范畴下的音乐文化，在向有损伤的身体、精神和认知进行传播时，时常会遭遇巨大的阻力甚至反抗，导致“身体——文化”权力的不平等现象产生，成为区别于“正常”范畴的另一条进路。于是，在音乐人类学学科视野下，在对残疾群体的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我们必须融入新的方法论。

二、“具身化”理论的哲学、人类学及残障社会学阐释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身体与心灵（感性／理性）的关系，一直是思考者们论述的核心。人的身体很长一段时间受到了诟病和诘难，这归因于身体对“理性”发展造成的限制，思考者们痛恨身体对他们心灵与认识的禁锢。所以，与东方文化不同，西方的身体中心思维迟迟没有出现，即使是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康德（Immanuel Kant）等哲学家展开了对“感性学”的思考，但“理性”依旧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具身化”（Embodiment）理论的生发，则与后来发生的“身体转向”⑧简单来说即是在哲学、美学理论中，身体开始被逐渐关注，相对于其对立面（心灵、灵魂、理性），地位逐渐提升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有关。

（一）“具身化”理论的生发与现象学阐释

在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对价值的重估中，身体被压制的情况开始反转。他自诩狄俄尼索斯（酒神，代表感性、情欲）之弟子，强调哲学／美学应从身体出发，以求颠覆灵魂和精神对身体的压制。如他曾提出了“艺术生理学”，并为此记写了18条笔记以备之后详细论述。笔记中曾写道“考量一下：在何种程度上我们的‘美’这种价值完全是人类中心论的，即根据那些关于增长和进步的生物学前提。”并且笔记中涉及了能够影响艺术的“流行病和传染病问题”“‘健康’和‘歇斯底里’问题”⑨〔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45页。。虽然尼采最终没有完成对笔记的后续论述，但这些或许都是拟从身体和个人精神状态的角度，来思考艺术及其审美问题的论点。所以，他是推动身体出场的先驱人物。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现象学研究，最早具备了系统的“具身化”哲学思维。他用该理论消解了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奠定的主客二分与身心二元论，将“具身化”描述为在身体和世界构建的关系情境当中我们对“身体”的体验过程。如《剑桥大学哲学词典》认为：“梅洛·庞蒂对具身化的叙述，在于区分客观的身体，一种被视为生理实体的身体，和现象的身体，这里不仅是身体，或某种特定的生理实体，而是我（或你）所体验到的身体。”同时，“具身化并不从属于作为生理实体存在的身体，而是从属于现象的身体以及该身体在我们客体导向（object-directed）的经验中所扮演的角色”⑩Robert Audi.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Second Edi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58.。依照庞蒂的观点，“我所体验到的身体”为“现象的身体”（phenomenal body），是我们认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我们以此身体参与到与世界的关系构建当中，并获得不同经验的过程，就是具身化过程。他认为：“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其中。”⑪〔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6页。这一思维将身体作为了我们认识世界的中介，使其相对于“理性”而言，有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于是身体美学创始人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认为庞蒂的“身体不仅是所有知觉和行动的根本来源，而且也是我们表现能力的核心。因此，身体也是所有语言和意义的基础”⑫〔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6页。。但“具身化”理论运用却没有仅停留在现象学领域，在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中，“具身化”被当作一种理论范式使用。

（二）“具身化”理论的文化人类学阐释

美国人类学家索达斯（Thomas J.Csordas）认为，人类学关注点转向身体的重大事件发生在1990年，美国民族学协会（American Ethnological Association）召开年度会议，主题为“社会和文化中的身体”⑬Thomas J.Csordas.Embodiment and Experien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xi.（The Body in Society and Culture）。他于同年发表的文章《具身化作为人类学的范式》⑭Thomas J.Csordas.The 1988 Stirling Award Essay:Embodiment as a paradigm for anthropology.Ethos, 1990,Vol.18(No.1).，也探讨了人类学研究与具身化方法论结合的必要性。作为最早一批关注具身化理论在人类学中应用的学者，此文中他并未涉及多学科文献综述和理论过渡，而是直接以庞蒂现象学的“知觉”（perception）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practice）理论为基础进行论述。而后，索达斯在2010年上海音乐学院的讲座中，明确将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Discipline）理论纳入了自己对具身化方法论的介绍，并将具身化形容为“一个未定的方法论场域”⑮吴珀元、徐欣、Thomas J.Csordas：《第三届“大音讲堂”缘身性：能动性与疾病》，《大音》，2011年，第2期，第186页。（An indeterminate methodological field）。索达斯认为：“具身化的本质就是存在的不确定性”⑯同注⑬。，“它被知觉经验以及呈现方式和对世界的介入方式所定义”⑰吴珀元、徐欣、Thomas J.Csordas：《第三届“大音讲堂”缘身性：能动性与疾病》，《大音》，2011年，第2期，第186页。，用以研究“缘身性文化现象学”⑱缘身性即具身化的另一种翻译。（Cultural phenomenology of embodiment）。正如布迪厄所言：“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⑲〔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3–134页。索达斯采用了这一描述方案，将具身化定位于身体与世界互动的关系场域之中。

索达斯虽无意给予具身化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他却给出了具身化过程中，身体和世界关系的三种基本“矢量”（vector），用以描述此方法论“场域”。不同矢量分别对应着三位学者的理论，即庞蒂之身体感知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方向，是从身体指向世界的矢量；福柯之文化权力关系理论，对应着文化对身体的“规训”方向，是从世界指向身体的矢量；以及布迪厄之“惯习”（Habitus）理论，它产生自身体和世界在具体实践中的互动和对话，是一个作用在世界与身体间，并使其产生相互影响的双向矢量结构。⑳参见吴珀元、徐欣、Thomas J.Csordas：《第三届“大音讲堂”缘身性：能动性与疾病》，《大音》，2011年，第2期。于是，依照索达斯的观点，具身化从人类学学科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方法论场域”。在实际人类学研究中，如我们需要以其作为指导，我们必须以身体作为中介，在场中不同的矢量方向上进行论述，亦可在场域中进行矢量的综合讨论。

具身化也被要求作为一个过程来对待。如达夫·科恩（Dov Cohen）与梁（K.Y.Leung）的《文化的硬具身化》（The hard embodiment of culture）一文，充分展现了具身化过程中，身体、心理与文化的一体性。文中科恩对两类“具身化”进行了实验验证、诠释和说明，分别为：人类进化中形成的“预设性具身化”（Pre-wired Embodiments），以及非进化形成的，但由社会、文化影响产生的“图腾性具身化”（Totem Embodiments）。如图1所示，人类“身体的行动和举止”（bodily actions and comportments）被证实能够引起我们“基本的情感和认知反应”（Basic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reactions），而不同的反应，造就了文化中的复杂表征（complex representations）被我们观察到，这些表征包括复杂的观点、准则、规定等，是文化语境的构成与贡献性力量，强化着文化语境中的规范性因素。科恩列举了一系列心理学实验，证实了人与其他动物一样，在进化过程中，一些身体举止和认知、情感反应被预先设定（Pre-wired）在一起。如科恩通过对荣誉感的心理学测试发现，当受试者采取“昂首挺胸”的荣誉姿势，其荣誉式的认知、情感反应都有加强。但其决定因素并非只有身体，测试中反应的强烈程度，以及反应所形成的复杂的表征，都和具体的文化语境有着深度的关联。如实验中，对本身就十分注重男性家族荣誉的拉丁裔实验者而言，身体的荣誉姿势，带来了比其他组更为强烈的反应。所以身体虽为心理情感和认知的发生场所，但文化语境在整个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情境作用，能够对实验结果施加影响。文化语境因素包括：“实践，环境可供性，人造品，仪式，模式，图示，假定条件的规则”（practices，affordances，artifacts, rituals，models，schemas，if-then rules），这些因素的形成，很多与身体“自然”性质的贡献力量有关，科恩认为：“我们都同意很多文化是根植于我们身体之中的，并以这种方式延续下来——通过谈吐、行走、站立、端坐、进食等方式隐藏在我们的视野中，这些方式在我们看来都是‘自然的’”㉑Dov Cohen, K Y Leung.The hard embodiment of cultur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39(7), p.1279; p.1280; p.1285; p.1280.。而这一自然的倾向，属于索达斯论述的从身体到世界的方向，身体造就了表征，影响了整个文化语境。（见图1）

图1 “预设性具身化”过程㉒Dov Cohen, K Y Leung.The hard embodiment of cultur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39(7), p.1279; p.1280; p.1285; p.1280.

同时，身体的行动和举止在一些特殊情况中，也可不经由情感与认知，直接过渡到表征阶段，这表示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自然环境可以对人的身体行为进行塑造。如图2所示，科恩称其为“图腾性具身化”，它与“预设性具身化”最大的区别在于，“图腾性具身化”不是由自然进化而来，其中不存在身体和认知、情感之间的必然联系，它的延续需要对身体进行不断的训练。如宗教、军队中的一些身体举止（划十字架和敬礼的动作），往往表征着文化中的一系列守则，而这类身体与行为的连接，依赖于文化、社会对人身体的“规训”。科恩认为：“图腾性具身化会失去它们的意义，除非有社会力量的支持，严厉的教导并加强行动与心理状态之间的联系，使行动支撑着具身过程。”㉓Dov Cohen, K Y Leung.The hard embodimentof cultur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39(7), p.1279; p.1280; p.1285; p.1280.而这一过程中身体服从于“权力”，属于索达斯所谓世界对身体施加影响的方向。（见图2）

图2 “图腾性具身化”过程㉔Dov Cohen, K Y Leung.The hard embodiment of cultur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39(7), p.1279; p.1280; p.1285; p.1280.

所以，从科恩的人类学研究来看，“具身化”已经被作为一个循环的过程来看待，能够集合身体、行为、体验、情感、认知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层面共同探讨。他所谓的“预设性具身化”注重身体行为的“非反思”特征，即属于由进化带来的身体的“自然”属性领域。而“图腾性具身化”则与之相反，其行为具有“反思”特征，属于“非自然”的社会、文化塑成走向。可以看出，科恩的观点某种程度上呼应了索达斯的“具身化”范式，他的研究也存在于索达斯之“未定方法论场域”的矢量关系之中。

（三）“具身化”理论在残障社会学中的阐释

在隶属于社会学的残障理论研究领域，经历过多重范式转变，具身化思维也逐渐渗入到了这一研究范畴，成为了具有影响力的方法论。在历史进程中，残疾最初是被当作一起个体悲剧来看待。匮乏的物质基础、医疗条件与人道精神的缺失，使得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被极度边缘化。他们被视为社会累赘和威胁，甚至西方宗教典籍中与其相关的记载，也多与灵魂的不洁、凶兆以及因果报应有关。随着工业化进程与医疗技术的发展，对该群体的研究逐步进入“医学模式”，论述也集中在医学对残损的定义、分类、康复和治愈之上。随着欧美各类公民权利与残疾人运动的兴起，残障研究开始迈向“社会模式”，人们开始抗议和反思社会中的歧视现象，以及有损伤的身体在社会、文化中的生存障碍。自此，“有损伤的身体”与社会造就的“残障的身体”之间不再划上等号，残障成为了社会、文化现象，也即在激进者的观念中，身体损伤已不是这一群体生存障碍的主因，社会、文化中孕育生存障碍的各类因素（残障环境Disability environment㉕Tobin Siebers.Disability Theory.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25; p.2; p.23;p.191; p.22; p.25.），成为了残障理论学者思考和批判的焦点。同时，有关残障文化表征的观察与研究也开始增多，但是其切入点都主要契合于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与残障理论的“社会模式”，身体的中介思维并未出场。

2008年，希伯斯（Tobin Siebers）的残障社会学研究著作《残障理论》（Disability Theory）出版。文中希伯斯对残障研究的方法论，残障生活体验，残障社会、法律、政治、文化、人权等方面展开了论述，全面深刻地剖析了身体损伤人士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中的不同身体境遇，及其残障的社会表征展现，打开了残障研究的多个维度。在方法论研究中，他对单纯建立在文化、社会、政治“话语”分析模式上的语言结构主义的表征研究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语言结构主义倾向于将语言作为中介而不是表征的对象。身体，不管是被认为有能力的还是丧失能力的，都被认定为语言的影响而不是作为一个因果的中介，这几乎完全把具身化排除在了表征过程之外”㉖Tobin Siebers.Disability Theory.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25; p.2; p.23;p.191; p.22; p.25.。也即，残障被“社会模式”定义为社会障碍环境的表征，以语言结构主义的方法，对这一社会表征进行分析，会使身体差异被忽视。身体是残疾的发生场所，其更应成为残障表征的中介，语言、符号化的社会残障环境表征应作为具身化过程中的产物，他点明：“具身化，毋庸置疑，是残障研究领域的核心”㉗Tobin Siebers.Disability Theory.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25; p.2; p.23;p.191; p.22; p.25.。

为此希伯斯例举了沙珀（Gretchen Anne Schaper）的行为艺术。有身体损伤的沙珀，决定摆脱人造轮椅的控制，通过爬行去上课。她在乘坐轮椅时，社会、文化中的观念通常认为她是“正常的”，她的行为符合“惯习”中残疾身体的行为模式，这一举动获得了大家的同情与帮助。可一旦她脱离这一人造工具时，身体行为跳出了被给予的社会、文化情境，她被人们判定为“越轨”。“短短几分钟后，她就变成了一个社会弃儿，她拖着胳膊穿过校园，瘫痪的双腿在身后伸开。玩滑板的人不声不响地从她身边走过。”㉘Tobin Siebers.Disability Theory.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25; p.2; p.23;p.191; p.22; p.25.沙珀通过她的表演，想要展现身体的自然行为方式，却获得了一个“非正常”的表征，这种方式瓦解了科恩定义的“图腾性具身化”过程，违反了文化对身体行为的塑造和规训。沙珀身体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在整个具身化场域中未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因为身体行为与文化的权力关系产生了对抗，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惯习”被打破。这一例证证明了“具身化”对于残障文化、艺术研究的重要性，也契合了具身化“未定方法论场域”中，身体和世界之间的三种矢量关系。于是，残障研究的方法论，从“社会模式”过渡到了“具身化”领域。

但希伯斯对具身化理论的运用并未停留于此，他认为身体和社会环境的互动会产生“复杂具身化”㉙Tobin Siebers.Disability Theory.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25; p.2; p.23;p.191; p.22; p.25.（Complex Embodiment）。复杂具身化有两种方向，一种建立在历时的身体变化上，比如衰老，慢性疾病，突发性的身体健康问题等，会使人在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身体情况，从而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产生复杂具身化过程；另一种为交互式的身体特征，即在共时状态下的多重身体类型和损伤问题，如不同人种、性别的损伤身体，个体同时发生的多重身体、精神残疾等，皆会使人获得一个复杂的具身化过程。而这一过程与残疾人的社会定位（social location）统一，社会环境会对这些复杂的身体状况进行共时和历时的整合构建，使其产生交互的社会身份。于是希伯斯认为：“残疾理论的下一步研究，是发展复杂的具身化理论，将残障衡量为人类多样性的一种形式。”㉚Tobin Siebers.Disability Theory.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25; p.2; p.23;p.191; p.22; p.25.所以，希伯斯倡导一类普遍发生的残障观：随着衰老的来临，以及意外的发生。在不同的观念、环境中，我们随时可能会变成社会、文化中的疾病和残障人士，亦或是某个领域中被社会和文化认定的“无能”之辈。也即我们的身体，在与社会、文化交互中所生产的“表征”在不断的更替，我们时刻参与其中，经历着复杂的具身化过程。

三、通向“具身化”的残障群体音乐文化研究

从以身体作为出发点思考文化、艺术的哲学、美学问题，到以现象的身体作为介入世界的中介和认识的基础，再到人类学中基于三种“矢量关系”的“未定方法论场域”论述，以及针对具身化过程的描述，最后到残障理论中“复杂具身化”的社会身份定位方式研究。“具身化”理论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与再诠释，衍生出了多重的理论应用。在本文中，笔者认同且采纳以上学者对具身化的论述，将其用以描述不同时期、类型的人之身心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与构建过程，并以多样的身体作为经验、表征及其差异形成的中介，以防身体的多样性被忽略。那么，在“具身化”方法论的指导下，我们该如何改善面向残障群体的音乐人类学研究呢？

（一）从具身化“矢量关系”角度切入的研究实例

如索达斯在《具身化作为人类学的范式》之开篇所言：“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争论身体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是具身化范式能够为人类学中文化和自我的研究提供更详尽的阐述。我所谓范式只是一个统一的方法论视角，它鼓励对现有材料进行重新分析，并为实证研究提出新的问题。”㉛同注⑭，p.5.于是在下文中，笔者例举一些相关研究的同时，也会将具身化的视角应用于文献材料中进行再诠释，以求达到启发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具身化思维之目的。

1.盲人键盘触知策略及其对音乐文化表征的影响

盲人由于视知觉的缺失，在一些乐器的演奏中会遇到障碍，甚至被排除在演奏的资格之外。如扬琴，视觉定位对于演奏非常重要，虽然大量的练习能产生肌肉记忆，这理论上能使手更加精确地定位击弦，但是缺乏了视觉辅助的盲人依旧难以完成长时间、高难度的演奏。同样，在钢琴演奏中，普通的演奏者也需要视知觉的辅助，这使得盲人在演奏中需要一些额外的策略。比如说手部的“触觉定位行为”，笔者曾于2019年7月10日，对福建省残疾人艺术团盲人演员黄延平进行过访谈，期间观察了他的键盘演奏行为，发现在对流行歌曲的即兴伴奏中，他对键盘的方位有其特殊的触觉感知策略。如图3所示，黄延平在弹奏准备时，有独特的个人习惯，在对键盘摸索过后，右手大指附于白键边缘之间的缝隙处，双手中指、食指、无名指或点触于黑键隆起处，或嵌入于黑键之间，左手小指常探入黑键间1厘米左右。（见图3）

图3 黄延平弹奏准备阶段的手型

采取这样的做法有助于在即兴弹奏时，通过触觉对键盘进行定位，如右手大指的摆放方式，能够在对白键边缘的按压和快速滑动触摸中，配合右手各指的位置感，以及手部的整体感觉，进行综合性触觉定位，以便在即兴演奏中快速找到需要的音位。右手小指为低音声部最重要的定位指，如图4所示，经过慢镜头的播放，发现黄延平在即兴伴奏中，其右手小指从A过渡到同组的E时，小指向低声部的黑键，进行了一个非常快速的摸触。在掠过两个黑键后，他的左手小指首先触摸的是F音及#F黑键，然后继续向低声部触知，当小指尖到达#D音后，通过对以键盘触觉意象的估计，确定了E键的方位，从而缩动指关节，按下了E音。（见图4）

图4 右手小指的定位方式

毋庸置疑，虽然每个盲人触知键盘策略的定位方式不同，但这类策略在这一群体中普遍存在，并且触知行为会影响到声音本身。在某些演奏情境中，触知所花费的时间和反应速度可以忽略，只需要提前对乐曲的变化进行预估。但音符间大距离的跳度，需要更长距离的触知，增加了定位错误和时机延误的概率，从而盲人在选择曲目、创作、即兴弹奏中，可能会有一些个人“偏爱”，甚至影响到个人风格。如富尔顿（Will Fulton）曾对美国著名盲流行音乐人史蒂夫·旺达（Stevie Wonder）的“放克音阶”（funk key）进行过研究。旺达的创作一般在键盘上完成，其放克音阶由五个基本音组成，并经常以降E小调的1、3、4、5、7级进行创作，实际音为bE、bG、bA、bB、bD，㉜Will Fulton.Stevie Wonders Tactile Keyboard Mediation, Black Key Composi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Quest for Creative Autonomy.The Oxford Handbook of Music and Disability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这些全部为键盘黑键音。同时，旺达也偏好在他的放克音阶体系下，选择黑键基本音较多的调性进行转换，如降G和降B调小调等。同时，旺达在弹奏时也习惯于将手整体悬于黑键之上，并将右手大指指尖靠在黑键的斜向隆起之处。通过这一方式，失明的旺达可以使用黑键进行更加迅速地定位，而更多地选择黑键音作为音阶，能让他在快速弹奏中减少触摸定位所产生的错误。于是，失明在旺达的案例中被证实影响到了个人的音乐创作风格，随着旺达放克音乐在全球流行市场的普及，这种多数由黑键组成的放克音乐弹奏方式，也影响到了一些有视力表演者的实际演奏。

但这类演奏方式往往在“正常”音乐教育体系下被认为不符合规范。黄延平在受访中谈到，在早年接受钢琴弹奏训练时，他常因手形不够规范受到批评，教师固执的认为这类行为需要“纠正”。但对此种演奏“不规范”行为的判断，笔者认为是建立在不平等的文化权力关系之上。盲人在学习钢琴中，由于缺乏视觉的观察与反馈，加之本能的倾向于触摸策略的探索和使用，使得他们往往更加难以融入基于视觉文化之下的弹奏规范。但是文化力量还是趋向于（明显或潜在的）对他们的身体行为施加影响，在压制他们身体行为与认知、情感的同时，企图让失明的身体加入到视觉生成的惯习场域当中。

2.盲文乐谱“读写”的规训与惯习

约翰逊（Shersten Johnson）曾通过对盲乐谱分析策略的研究，以及对五线谱视觉分析的反思当中，思考了音乐文化中的“感官秩序”（Sensory order）问题。㉝Shersten Johnson.Understanding is seeing, music analysis and blindnes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usic and Disability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许多针对五线谱的分析法则，以及西方固有的视觉中心思维，将基于视觉的音乐分析凌驾在了听觉分析之上。而盲人在音乐视觉权力之下，通常会被要求接受和理解此类规范。如五线谱往往会显现出很多视觉性特质，基于视觉观察的高低轮廓性，使音乐分析衍生出了诸如“旋律线条”等理论；图像观察的静态化，使乐谱呈现出去时间化特征，衍生出和声构架、音块等思维。盲乐谱则与五线谱不同，虽然同样建立在西方音乐符号理论体系下，但也有其特有的分析方式.

盲谱没有视觉上的音高形象，其具体音高通过加入音组号前缀来表达，谱例1中的音组号用来表示“小字一组”。五线参照谱例中的三个声部被转译为盲谱时，将其按照声部顺序依次从高到低“分部”㉞分部号（in-accord）一共有三种，运用在不同的分声部情境中。谱例中依次出现的是“部分小节分部号的局部区分号”（Measure division for part-measure in-accord）点数为（46，13），用来标识其后有声部分出，且其前为“共用”部分；“部分小节分部号”（part-measure in-accord）点数为（5，2），表示其后分出的声部为小节中不完全的一部分，需合并“共用”部分才能组成完全的小节分声部；“完全小节分部号”（full-measure in-accord）点数为（126，345），表示其后出现的声部持续一个完整的小节。记写，使得实际音响中同时进行的三个声部，被依照时间顺序先后排列。（见谱例1）

谱例1 盲乐谱读写范例㉟Bettye Krolick.New International Manual of Braille Music notation.The Braille Music Subcommittee and World Blind Union, 1996, p.38.

在这样的记谱法则下，失明学生学习五线谱体系下的音乐分析概念，将会遇到极大的挑战，并且以上列举的只是盲乐谱和五线谱记谱差异的一小部分。但即便如此，约翰逊的研究却表明许多失明学生，正在专业院校被迫接受申克分析（Schenkerian analysis）的课程与考试。那么何种音乐分析文化是有权的，基于听、触感知还是基于听、视层面？在这些案例中，由申克音乐分析所代表的视觉文化权力，已经对失明的学生施行了凶狠的“训诫”。

在盲乐谱尚未发明之前，以及在无需使用盲乐谱的音乐文化领域（即兴音乐、民间音乐等），盲人的音乐表演、传承并不依赖于“符号”的记录与阅读，他们是口头／听觉㊱同注㉝。（oral／aural）音乐文化的代表，而基于符号的音乐阅读与记写行为，则是繁荣于视觉感官造就的文化体系之中。我们可以将盲人音乐文化中的口头／听觉传播方式与有视力者的阅读／记写行为倾向系统，理解为两种基于“视力”而产生的“惯习”，赛克斯（Ingrid Sykes）的音乐史学研究，展现了这两种感官文化冲突发生的特殊历史阶段，研究中，他将此阶段盲人的音乐境遇，及其接受视觉文化规训时的对抗与妥协方式揭示了出来。㊲Ingrid Sykes.The politics of sound, music and blindness in France, 1750-1830.The Oxford Handbook of Music and Disability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92–111; p.94.1784年，在法国著名慈善家瓦伦丁·胡伊（Valentin Haüy）的努力下，西方最早的盲人学校在巴黎诞生，此地也是早期盲文乐谱诞生的土壤。在他建立起的盲校中，音乐教材与乐谱中的音符被原样放大，凸起式的印刻在了厚纸之上，以便盲人触摸，从而更加精准地识记乐谱。胡伊为盲人提供音乐读写的原因源自胡伊对盲人音乐表演的观看。18世纪的巴黎，盲人乐队、小丑、滑稽剧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一种娱乐方式，胡伊观看后非常震惊，认为这是“对人类的公开羞辱”。他在笔记中谈道：“是的，怀着崇高的热情，我对自己说，我要用真理来代替这个荒谬的寓言。我要使盲人阅读；……他们将会抄写信件并阅读自己写的东西，我甚至会让他们举办和谐的音乐会。”㊳Ingrid Sykes.The politics of sound, music and blindness in France, 1750-1830.The Oxford Handbook of Music and Disability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92–111; p.94.笔记中胡伊对于“和谐”的说法源于当时盲人乐队的协奏表演，因缺少乐谱的读写，盲人往往依靠记忆来演奏，使得演奏严肃音乐作品时的准确度很成问题。同时，盲乐队的协作因缺乏视觉信号的传达，相互间配合不如明眼乐队那样整齐划一，在视觉观感中通常东倒西歪，于是胡伊决定在盲校中推行他基于视觉性音乐文化的“和谐”价值观。但一厢情愿的他遭遇了失败，由失明身体生发的听觉性文化力量，以及社会大众对盲校教育体制合理性的质疑，给予了他有力的回击。不过这两种具有身体感官倾向的“惯习”，在社会、文化实践中依然产生了融合，推动了盲人新音乐文化表征的出现，代表着身体和文化的新型互动方式。即由盲人发明的，更加符合触摸阅读的点字音乐符号出现，这标志着盲人正式进入了“读写”式音乐文化领域。此时工厂开始专门为盲人设计乐器，盲校也不再强调盲人的合奏训练，独奏与即兴音乐在盲校中逐渐成为了主流的学习、表演形式。自此，两种出自身体感官的文化，在冲突中产生了对话与融合，体现了失明身体的实践在视觉惯习场域中的能动性。

（二）从“复杂具身化”角度切入的研究实例

残障群体的社会、文化身份构建往往并不单纯，拥有不同身体的人置身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当中，他的社会定位也在时刻发生着改变。例如：不同种族、性别、年龄、身体损伤类型和精神状态的人，不同智能偏向的人等。在不同的身体体验和观念中，我们的身体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境遇的变迁，其评判亦在不停的改变。这导致我们具有一个时刻处在变迁与融合中的“复杂身份”，也使身体和环境交互的“具身化”过程在不断的更替。

“复杂具身化”（Complex Embodiment）这一希伯斯提出的，更具“个体化”和“现实主义”思维的观察模式，正好能把握变迁的问题。为说明这一观点，我们先设想一名生活在严重种族歧视，并缺乏人道关怀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先天失明的低智力黑人奴隶音乐家”。罗登（Terry Rowden）在《盲人伙计的歌》㊴Terry Rowden.The Songs of Blind Folk: African American Musicians and the Culture of Blindness.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9.之第一章，论述了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与多重差异身体的互动。“瞎子汤姆”（Blind Tom，笔者并非有意使用歧视性用语，在此根据当时美国社会、文化语境进行翻译）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当时怪胎秀（freak show）㊵由残疾人、畸形人、精神病人、智力异常人士组成的娱乐表演，流行于1840-1940年的美国。十分流行，黑人奴隶制也未完全退场，美国南北部对奴隶文化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残疾人与有色人种被贴有低等人类的标签。失明且智力低下（可能为自闭症）的汤姆拥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他被白人奴隶主控制，从事基于白人音乐审美喜好下的学习与表演。这样的经历使得汤姆具备了一个复杂且游离的社会、文化身份，各类音乐评论中，既有对他人种和残疾的歧视、嘲笑与诋毁，也有对他音乐才能的惊叹与崇拜。一方面，汤姆被白人控制从事商业演出，具备了一名音乐智障天才（idiot savant）的音乐人身份。但白人群体并未将有色人种和残疾人作为完整的人类对待，他们惊叹汤姆才能的同时，拒绝承认他音乐家地位。他被包装推行情感化的演唱风格，倾向于诗意且媚俗的抒发失明的苦闷，并歌唱对爱情的向往。另一方面，汤姆虽为黑皮肤，但不被黑人群体所接受。因其从小被白人圈养并接受欧式音乐教育，脱离黑人群体音乐文化的他，由于身体原因无法从事集体劳作，所以难以摆脱被黑人群体孤立的命运。随着南北战争后对奴隶制反思的加剧，人们对汤姆的评价，在其一生中也在不断地变化，他个人的音乐风格与表演话语，也在这种复杂的“具身化”过程中不断地变化，展现了杂合性与多样性的文化表征。罗登通过汤姆的境遇，阐释了身体观念与文化、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结合复杂具身化理论的再诠释，能够揭示一种“交互性身份的复杂具身化”㊶同注①，p.27.（Intersectional Identity Complexly Embodiment），在此笔者以绘图的方式来直观地探讨这一动态过程。（见图5）

图5 个体“身份”的“复杂具身化”

如图5所示，笔者在身体与社会、文化互动的关系情境中，展现了多个“具身化”的过程。身体的某些特质与总体社会、文化语境交互，能够产生多个表征系统，每种表征系统都预示着某类身份的构建，不同表征、身份系统之间也存在着各类复杂的交互关系。这些表征和身份系统可以与身体直接相关，也可被社会、文化所强加。即希伯斯所言：“身份并非仅是一种个体想要或者试图采取的立场，而是复杂的具身化。”㊷同注①，p.28.这一观点也暗合了科恩所描述的“图腾性具身化”，也即索达斯所谓世界对身体施加影响的矢量方向。于是，“复杂身份”在“复杂具身化”的过程中被有效的构建，而不同的音乐文化表征与之统一，在希伯斯残障理论的渗透下，成为了身体与总体社会、文化，在交互过程中相互作用的产物。

结 论

在音乐人类学者观察、取证和分析音乐文化表征及其文化身份的工作中，针对材料的符号和话语分析是一类基本的方法，但这类描述工作往往不够，即便是所谓的文化“深描”，采用高科技手段对声音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形态学分析，抑或对符号化的音乐身体行为进行更为全面的阐释，也只是在描述音乐文化现象并探寻其文化结构。这些工作，有时不足以解释身体与文化／社会，乃至身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身体多样性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问题，也可能就此被忽略。所以我认为，通向“具身化”的方法论，在实际研究中摆脱“同一身体”的思考模式，将被忽视的身体、感官和经验纳入思考和分析的范畴，是音乐人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对残障这一少数群体的音乐文化研究，他们有着更为多样的身体差异，以及更为复杂多变的文化身份，甚至有着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述系统（手语、盲文）和认知方式（如盲人以听感、触感认识空间）。于是，在针对这一群体音乐文化的实际研究中，我们必须更新思维，因为在音乐人类学研究中，即使是把“正常”范围内的身体同质化，也是近乎危险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