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婷

（贵州医科大学 神奇民族医药学院，贵州贵阳 550000）

角色，也称社会角色，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与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相一致、社会所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作家的社会角色具有多层次、多成份的特点，从角色分类上可划为理想角色、领会角色和实际角色。[1]作家社会角色的扮演既受自身在血缘、遗传等先天或生理因素基础上的、由先赋地位所规定的先赋角色的影响，也与其对作家这一角色的角色期望、角色认同、角色扮演中的问题解决不无关系，更与作家作品生产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一、自我的表达和倾诉

文学是人学，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作者在文学创造过程中实践与表现着对自己和对“人”的不断发现。作家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支笔，人既是他自己，也是他的表现，是表现也就选择着表达的意识、表达的方式及表现力。[2]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表现自我，表现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郁达夫曾说：一切小说均是作者的自叙传，作者的创作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其本人的经历，但它至少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作者本人的人生境遇和内心体验。[3]在《呼兰河传》中不难发现作者自我表达和倾诉的影子，有对故乡童年生活的回忆：“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儿童视角写童年，表达的是作者的童真和童趣。作者在文中多次使用“荒凉”“寂寞”“悲凉”“凄凉”等字眼，如“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在小街上住着，又冷清，又寂寞”“于是不但河里冷落，岸上也冷落了起来”，成人视角写童年生活，表达的是作者当下孤独寂寞的处境。正如茅盾所言：作者用诗一般的意境、含泪的微笑，守护着心灵的家园，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副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凉的歌谣。[4]在自我的表达和倾诉中作者完成了画家、诗人、传记家、倾诉者等一系列角色。

二、社会的批判和揭露

文学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既然每一个作家都是社会的一员，那么就可以把他当作社会的存在来研究。[5]作为公民，作家有自己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立场，要就社会和政治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参与时代大事。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中国的作家们最早提出如何医治和平复内忧外患，“国民性批判”是鲁迅竖起的一面大旗，他以笔为矛戳穿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对封建社会的沉疴进行了无情鞭挞。鲁迅弃医从文之后立志要以文艺为武器救国救民，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狂人即是出自鲁迅之手，反封建的怒号出自一个狂人之口并非偶然。作家批判性创作心理的形成与作品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呐喊”“反抗”和“战斗”成为鲁迅以及许多现代作家创作心理的核心。在《呼兰河传》 中更是看到作者萧红完美继承导师鲁迅深刻的批判、辛辣的讽刺风格。作者批判鬼神文化，在《呼兰河传》中用了大量篇幅描写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看野台子戏、娘娘庙会等民俗文化活动，这些自娱自乐式的民间狂欢活动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总是能够引起人们竞相观看，场面热闹荒诞，往往以喜剧开头以悲剧结束。呼兰河人在“鬼蜮世界”中展开自我救赎，把此类活动视为解救自我的灵丹妙药，“跳大神有鬼，唱大戏是唱给龙王爷看的，七月十五放河灯是把灯放给鬼，让他顶着个灯去托生，四月十八也是烧香磕头的祭鬼”，而作者却从香火缭绕的神鬼祭坛中窥探到了闭塞守旧、凡事听天由命的旧中国农民的生存方式和心理状态；作者批判麻木冷漠的看客，“所以呼兰河城里凡是一有跳井投河的，或是上吊的，那看热闹的人就特别多，我不知道中国别的地方是否这样，但在我的家乡确是这样的”“小团圆媳妇当晚被热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闹到三更天才散了场，大神回家去睡觉去了，看热闹的人也都回家去睡觉去了”“看热闹的人，人人说好，个个称赞，穷人们看了这个竟觉得活着还没有死了好”。萧红用“群塑”的笔法把鲁迅笔下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体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在中国固守了几千年的男尊女卑思想吞噬着女性的尊严、摧残着女性的身体、消磨着女性的意志。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命运是悲惨的，也是悲剧的，这些女性无论老少，都被束缚在“三从四德”的套子里，她们不被允许有主观意志，唯一的选择是逆来顺受。“这都是你的命，你好好地耐着吧！年青的女子，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命，于是往往演出悲剧来，跳井的跳井，上吊的上吊”“假若女家穷了，那还好办，若实在不娶，她也没有什么办法。若是男家穷了，男家就一定要娶，若一定不让娶，那姑娘的名誉就很坏，说她把谁家谁给‘妨’穷了，又不嫁了”。无论作家的社会出身是否决定了他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立场，他都有意无意承担着社会批判、社会揭露的责任和使命，无形中扮演着社会批评家、罪恶揭露者、正义守夜人、良知守护者的角色。

三、民族危亡的责任和担当

从荷马到海明威，从屈原到鲁迅，任何一位诗人、作家，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们为时代生产、为精神生产、为责任生产、为民族危亡而生产。

作于1940 年这个特殊时期的 《呼兰河传》虽然没有《生死场》那样力透纸背地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内忧外患下的家国情怀依旧充斥于作者的内心。以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他们不愿做亡国奴，在流亡北平、上海、香港等地依然通过文字传达着自己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以粗犷的风格把这片黑土地上的生生死死和不屈的灵魂移到纸上，不仅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绪和鲜明的东北地方色彩，而且开创了现代抗日文学的先河。《呼兰河传》中作者用了很大笔墨刻画小团圆媳妇这样一个小姑娘小人物：“一点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而且‘十四岁就长得那么高’也是不合规律……所以更使她的婆婆坚信非严加管教不可，而且更因为‘只想给她一个下马威’的时候，这‘太大方’的小团圆媳妇居然不服管教——带哭连喊，说要回‘家’去，——所以不得不狠狠地打了她一个月”“我们对于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的不幸的遭遇，当然很同情，我们怜惜她……但憎恨的对象不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我们只觉得这婆婆也可怜，她同样是‘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一个牺牲者”。

看似作者写的是一个小姑娘，其实作者眼中的这个小团圆媳妇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物角色，作者把她当作一个文化符号和象征，打的是小团圆媳妇，疼的却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封建思想和传统习惯。打的是人，疼的是家和国，家将不家，国将不国，这种疼痛是淌在血液里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是留在记忆里的。此时的作者是一个斗士、一个战士、一个旗手、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

中国现代第一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冲突中扮演的是启蒙者的角色，是精神生产者，以先觉者自许。而新世纪新时代，当代作家在继承先觉者的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同时也需要发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作家的社会角色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社会的选择和安排，他们不断塑造角色，也不断扮演着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