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深巷文化”中的女性主义色彩

2021-03-25王晓侠

鄂州大学学报 2021年4期

王晓侠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西大同 037049）

深巷又称为弄堂，是老上海华丽朦胧的背景色，在女性视阈下来查看上海女人们形形色色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意识，可以窥探到女性意识觉醒和女性复杂纷繁的内心世界话语。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大致归成一类，即深巷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女性，而这些女性具有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女性经验初探下的少女形象，例如《69 届初中生》中的雯雯、《流水十三章》中的张达玲、《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的秧宝宝；二是，寻根与性别困境下的女性形象，例如《米尼》的米尼、《富萍》中的富萍、《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启蒙时代》中的嘉宝；三是，女性乌托邦精神式的人物形象，例如《逃之夭夭》中的笑明明和郁晓秋、《荒山之恋》中的“她”、《流逝》中的欧阳端丽，等等。这些女性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展开了深婉曲折的女性命运画卷，勾勒出琐碎深细的上海生活画卷，描绘出了以女性为核心色彩的众生世态。

一、王安忆作品“深巷文化”女性主义创作阶段

（一）第一阶段：女性经验初探

少女精神成长的描述，是王安忆作品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美”的原则下，塑造了一群天真纯洁的少女，赋予其灵性与理性，作者蓄意透过她们澄明干净的眼睛来管窥这个时代上海的摇曳魅影。[1]她们身上仿佛被赋予了一种使命，理性冷静地看着世间一切。

例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月色撩人》中的提提，在现代气息的渲染下，她变成了一个堕胎的不良少女，后来做过很多低等工作，在充满着霓虹色欲望的上海街巷中，一次又一次在爱情的漩涡中跳跃，既充满着无限生命力又粗鄙卑微地活着。

少女仿佛是被“捆绑”的“囚奴”，她们也渴望着精神解绑，就像沃尔夫所说的那样“杀死屋子里的天使”，王安忆抒写女性身份时冷峻精细，她从少女写起，写出具有沉厚历史感的女性经历，写她们内心的成长与意识的觉醒。

（二）第二阶段：寻根与性别困境

王安忆用双重镜像的叙事镜头将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进行对照，真实反映了在“父亲法则”下女性被困在“幽深街巷”里难以挣脱的生存状态，深刻反映了男性与女性支配与反支配的关系。[2]这种形式创作下，王安忆写出了一群破碎的女性，更丰满真实。

寻根的女性形象，例如《富萍》中的富萍，“富萍”的谐音“浮萍”，作者赋予了女性在时代潮流下没有“根”的寓意。富萍是个乡下女孩，漂泊在上海大都市弄堂里的最底层。透过富萍，可以看到一幅“渐渐融入上海”的群像风俗画。故事以“富萍移民上海”为主轴线，以空间化的镜像方式讲述了富萍从被安排的命运走向了自我主宰的道路，她放弃了李天华而选择了棚户区的残疾青年，体现出女性自我寻找的意识觉醒，生活的“无根”最终在灵魂的“有根”处完结。

王安忆作品中处处可见女性的欲望本能与男性的权力至上激烈地冲突着，可以说，王安忆确实将她们的爱恨情仇都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出来。这类作品整体呈现出了寻根与性别困境交互的思想特征。

（三）第三阶段：女性乌托邦

王安忆曾写过《乌托邦诗篇》，似乎移植那清新的笔调，作者又构建了一个奇特神秘的多元化女性世界。在这里，王安忆深化了小说的表层叙事结构中的深层空间，[3]由此，应运而生出一批女性乌托邦精神式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例如，《荒山之恋》中的“她”，作者有意在全文没有告诉读者“她”究竟是谁，但是从文本解读中可以发现“她”是女性群体的每一个人。“她”具有大量的心理活动，心理痕迹如同一条一条深不见底的深巷。“她”与“他”不伦之恋带来的只是毁灭。小说结尾，这个金谷巷的“她”和“大提琴手”的“他”殉情了。这种乌托邦思想是建立亦是毁灭。

王安忆注重女性乌托邦的建构与坍圮，主要是在深巷文学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的，先借其凸显女性从现实困境中突围的艰难,接着便试图为受难女性建构一个无有男性的迷幻乌托邦，最终达到一种迷幻的自我救赎。[4]这些女性的想象世界神秘多彩，她们从无望的流浪与自欺的苟活中逐渐开始思想的升华，直到最终找到了精神寓所，研究这些人物对于反观现实具有探究意义。

二、王安忆作品“深巷文化”女性主义色彩

（一）摇曳多姿的女性意识

1.女人和城市

神幻绮丽的都市因为女性而变得魅惑，魅惑的女性因为神幻绮丽的都市而沉沦。女性映衬了城市，城市改变了女性。王安忆在《女人与城市》中，提出了“上海味”，这种上海味不单单是那深巷女子嘤咛香软的侬语，不单单是那佣人擦洗茶杯与小姐擦香宴舞，还有那捉也捉不到的秾丽香艳的老街印象，是那女人身姿的影影绰绰。[5]女性演绎着城市故事，她们为城市代言，但她们也成为了城市的浮光掠影，粉墨登场，黯淡退去，却又永不止息地纷至沓来。

2.女人和历史

凝重的历史思想由女性意识曲显出来，例如，在《69 届中学生》中，时代的迅速更迭使得雯雯缺少了少女纤细的情怀和生动鲜活，但她却成为了时代的缩影，她经历了大风大浪却依然平淡无奇地活着，仿佛进入了人生中一处冗长黑暗的深巷，在迷茫中渐渐丧失了梦想与激情。

3.女人和男人

女人作为被支配的对象，她们起初甘愿成为附庸品，然而随着男权的压制与冷漠对待，她们意识开始觉醒或者沉沦。在《长恨歌》的宛转悠扬里，“上海第三小姐”王琦瑶将自己一次又一次委身给男人，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最终却一次又一次希望破灭，直到生命被男人扼杀。在王安忆的小说中，王琦瑶这个女人和男人的纠葛最深，最能体现男人对女人的桎梏与毁灭。

4.女人和女人

女人的敌人是女人，但是女人和女人之间也可以是互舔伤口最了解彼此的存在。这种既敌对又充满移情味道的错综关系，王安忆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书写。例如，在小说《我爱比尔》中，阿三天生爱浪漫，却错误地认为自己可以融入西方文化族群中，她的放纵成为了同性的笑柄。小说在后半部分讲述的是阿三与其他女劳改犯们意识、心理、行为的差异。《我爱比尔》中也流露出来了彼此理解的关系。在劳改所里，同样是满身“罪行”的她们更加了解彼此，更懂得心灵上的取暖。这种互相体谅远远高于男性于女性的关怀。可以看出，王安忆透过上海的深巷，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分成两种方向的歧路，这种双重空间下的女性话语更生动强烈。淌于王安忆文字之间的女性思想，不单单是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冲突，女性与女性之间亦如此。

（二）精彩纷呈的女性形象

1.市井平庸人

王安忆写“小女人”，这些小女人都是市井出身。她们犹如大丽花一样，渴望着金钱名利地位，最终在这样低俗的追逐里把自己困在迷茫的深巷中。但是也有一些市井人物让人倍感温暖。例如，王安忆在写《众声喧哗》时，着意刻画了市井里的百味人生，虽然写出的是琐屑卑微，但也有丝丝温情，不是那种蝇营狗苟的放任跋扈，而是那种在上海光怪陆离深巷里的平常生活的气息。红尘中喧哗中，王安忆不仅刻画了欲望下的鄙俗市井人物，也同时刻画了欧伯伯和保安这类的诗意人物。

2.追名逐利者

在深巷熏染下的女人们，她们带着人间的烟火气，具有一定的狭隘性思想。这些女性骨子里就带着斤斤计较与精明算计，在追名逐利中走向毁灭。王安忆描写的女性大多是市井平庸人。《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瓦解了“大家闺秀”的形象，王琦瑶是一个逐渐走向毁灭的女性，属于放弃自我类型。男女间的，同性的，邻里间的，弄堂里的，大上海的......都由这位“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的王琦瑶阐述尽了。[6]王琦瑶和几个男人的纠缠牵扯，并没有让她最终得到可栖良木。她是失败的，失败在于她将自己的人生糟蹋得一塌糊涂，变成了一个追名逐利、宁死不舍的牺牲品。她在性别困境中迷失自我，她从第三者的路上一路前进，又在金钱的漩涡里染血而亡，她成为了一个时代里追名逐利女性群体的缩影。

3.顽强圣母类

顽强圣母类并不是一个褒义色彩的评价，也非具有贬义色彩。这类女性令人深深思量。例如，《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和笑明明。两个极具生命力的女性，在浮华浪漫的深巷里，两个人的人生充满着幻灭与再生，她们的人生如同见不得光的深巷，一个是为人不齿的私生女，一个是私生女所生的没有父亲的弃女，她们在“逃之夭夭”里“桃之夭夭”。在林荫道的梧桐树影下，在婆娑飘绕的香烟中，花儿落了总是要结果的，郁晓秋和笑明明在脉络纵横、阴暗潮湿的弄堂里，在比弄堂沟渠更复杂的人性之恶俗中妁妁其华地活着。这种顽强圣母类的女性人物让人沉思良久。

（三）多元一体的文化视野

1.传统文化

回落到中国文化环境中来看这些女性，她们身上有着不同于中国传统女性的自我精神压制与性别戕害。她们迷失过，因此她更容易寻找到真正的自我。王安忆指出“应该从传统文化走出去”，她有意解构传统文化，但是最终还是回落在传统文化的根系之中。例如，王安忆传统文化思想最极致的体现就是“仁义”之观，在《小鲍庄》中，可以看到王安忆传统意识流变。王安忆批判“假仁假义”[7]，进而反指出来“真仁真义”。王安忆并不是不重视传统文化范式，而是她更注重传统文化深巷里的人性思想的自由。

2.乡土文化

于空间中转换形态，深巷壅塞的乡土文化视野对照出女性主义写作意识。王安忆作品通过运用“深巷”的独特形象，在作品中建构出一个新颖而独特的世界。这不仅仅是关于上海精神流浪的女性生活隐私。通过对她作品中一系列女性形象的研究，可以看到王安忆对乡土文化本真的皈依和期待。

3.城市文化

相比其他芸芸佳作，《长恨歌》阐述的城市文化空间更阔大深远，它标记出了鲜明的城市符号，城市空间和女性精神空间相互渗透和相互解读。王琦瑶生活在缤纷大都市上海的深巷里，见证了上海女性的悲欢，她的成长让我们看到城市女性在精神上建立的一座废墟，在城市空间下，还有无数的“王琦瑶”存在着、抗争着、沉沦着......她们化身为城市文化符号，刻录着城市的浮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