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书德

【摘 要】高中选课走班后，先前的固定管理班被教学班取代，每一位任课教师自然成为该班的“班主任”。如何指导这些“全员班主任”适应新的课改形势？聘任经验丰富、威望高的教师担任教育顾问，承担指导全体教师构建新型育人模式的责任，引领教师完成从任课教师到教育者的转型。转型包括从权威的班主任到平等的教育者的转变，从改变学生到助力学生的转变，从教训学生到与学生对话的转变，从指挥学生到与学生相处的转变。

【关键词】选课走班 教育顾问 教师角色转型

传统的固定班模式下，班主任承担着这个集体几乎所有的管理任务。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班主任对于班级管理已经总结出了系统的理论和高效的方法。但是在选课走班的背景下，每一节课学生都处在流动之中，那些以固定班集体为前提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就很难实施。选课走班面临的新问题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选课走班背景下全员育人难于落实。固定班时代，任课教师主要负责教学内容的实施，组织好课堂教学就算尽到了责任，学生德育的任务可以都交给班主任。走班时代，所有任课教师都应该承担立德树人的责任。而部分任课教师的教育经历有限，能力不足，这就需要经验丰富、教育能力强的教育顾问来引领。第二，选课走班之后难于集中培育学生理想信念和规则意识。过去，学生的日常表现是为了班级荣誉，往往做出遵规守纪的表象;现在，在没有班级“减分”压力的情况下，學生可能出现任性放纵的行为。过去，有固定时间举办班会活动进行主题教育;现在，因每个学生课表不同而无法频繁召集集体活动。第三，面对真实的学生，传统的训诫教育存在“假装”的问题。选课走班之后，师生关系趋向真正的平等，学生个性化凸显，教师失去“威权”，训诫教育无效，教师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探索真实的教育方法。

走动中的学生管理工作顺理成章地过渡到任课教师身上，这就要求所有任课教师转型为全面育人的教育者。概括起来说，这个转型应该有四大特点。

一、从权威的班主任到平等的教育者

过去的班主任是年级或者学校任命的，有职责上的“威权”。在班级管理和学生教育方面，班主任更像是一位规则的制定者、命令的发布者，是学生执行规则和命令的督导者、评判者。固定班级消失后，班主任和班干部这些角色不存在了，因此教师“发号施令”便失去了“行政管道”。此时教师想通过权威管理、教育学生，既没有依托，也没有效果。当然这也说明师生之间真正的平等具备了大前提，而平等基础之上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在教育顾问的引领之下，任课教师们愿意抛弃“威权”，放下自己的身段，走到学生之中。不再以过去统一命令的方式管束学生，而是提供个性化的设计满足学生的选择;不再以班集体荣誉刺激学生，而是为学生实现个人理想装上发动机;不再以班主任的职权震慑学生，而是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教育顾问指导下的学生管理委员会的代表可以参加年级教师会，参与有关学生活动的决策和组织工作。例如，对于过程性评价，他们的建议是：公布过程性评价的标准;各学科统一标准，避免评分不公平;统一评价周期，尽量保证评分次数一样。对于学部所在楼层墙壁上张贴的各种通知、告示、海报，他们指出存在着张贴位置不集中、类别混乱、缺少评比制度等问题，而且提出了改进意见：将楼道划分成多个功能区域，设置专门区域张贴海报;设置新的岗位专门负责评价海报的内容与设计，并给予星级评价，取消不合格海报的张贴资格。教育顾问与学生充分讨论这些建议，然后公布实施。由于是学生参与制定与监督的，这些规则都得到了师生的拥护和遵守。

二、从改变学生到助力学生

过去评价教育的成功，就是看教师转变了多少“问题学生”，矫正了学生的什么错误行为，而且往往是量化数据。因此，教师如果看不惯学生的言行举止，就要采取“纠正”措施;如果不满意学生的学业成绩，就要布置更多的学习任务来弥补。学生表面的服从、暂时的提升，往往是集体绑架个体、规则压制个性而造成的假象，不是学生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真实的改变。现在，面对拥有自主选择权和自主管理空间的学生，他们在公共领域的行为的确需要约束，所犯错误当然应该矫正，但又不能用过去那种集体威慑、强制改变的方式，而是要根据学生个体差异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这就需要教师放弃按照自己固有的标准塑造学生的意识，把教育智慧放在助力学生个性化的成长之上。

教育顾问应该指导任课教师成为帮助学生成长的专业人员，指导学生选课，清楚每一名学生都有不同于别人的发展潜质;为学生寻找具有共同志趣的伙伴，以便组成社团开展活动;为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提供资源，帮助他们走向更广阔的空间。这样，可以给学生认识自己优势的机会，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

在学校许多公共场合中，我们只能看到部分特别优秀学生的照片、名字，而大多数学生是没有这种被展示的幸运的。怎样让更多的学生在校园占有一席之地呢？以语文学习表彰来说，从高一第二学段开始，教育顾问和语文组教师们尝试从语文学习的不同领域评价、表彰学生，如字词基础好的授予“许慎奖”，文言文阅读好的授予“孔子奖”，古诗词鉴赏好的授予“李太白奖”，小说欣赏好的授予“莫言奖”，时评写得好的授予“鲁迅奖”……受到表彰的人数扩大了数倍，更多的同学进入“优秀”的行列。

有了让学生成为主角、让更多普通的学生也有展示的机会的观念后，许多事情办起来就思路大变了。过去开学典礼上只有几个特别优秀的学生在大会上演讲，现在每名学生都有一张“梦想卡”，填写后既可以张贴到梦想墙上去，也可以投入“圆梦箱”中期待未来打开。过去总是按名次表彰大考的优胜者，现在按学科以星级数评价，绝大多数学生有了上榜机会。

如果一名学生的名字或者作品（成果）既没有出现在任何一间教室，也没有被展示在校园的任何一个角落，怎么指望这名学生在学校里快乐阳光而又积极上进呢？

三、从教训学生到与学生对话

学生怎样才能接受和遵守规则？学生的人格修养是怎样形成的？这是教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简而言之，学生对自己认同的规则才有遵守的自觉，而对自己不赞同或者不理解的规则就会想方设法地抵制。学生的人格修养也是在自我悦纳的过程中得到浸染、提升，而不会在他人的反复训斥中快速“注入”，因为训斥会伤害被训者的尊严，导致师生关系紧张与破裂，失去教育的前提。固定班时代，班主任的训斥之所以有一定效果，是由于“威权”的存在。现在，理性对话才是必由之路。

例如，某学生自习时喜欢玩手机、看动漫，许多学科作业也不能完成，因此被扣掉了不少的日常行为分，常规管理组的教师把他交给了教育顾问。教育顾问在对其进行“诫勉”教育之前，了解到他的人际交往圈很大，曾经在学校年鉴的销售榜上占据头名，想出并实施了刷卡、分期付款等好点子。因此，教育顾问没有教训他的违规违纪，而是跟他聊兴趣、说营销，从对话中得知他还有更大的梦想——创办自己的网络营销公司。对这样时刻关心市场动态的学生，为什么非让他陷于作业堆中呢？随后，教育顾问与他的任课教师一一沟通，允许他自主选择作业，学习时可以使用电脑。让人惊奇的是，松绑以后的他承包了校园内学生自主经营的最大“企业”——小木屋校园文化用品营销公司，带着一帮志同道合的伙伴們把公司搞得有声有色。

学生的理性思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形成的，当学生表达了有些偏激的观念之后，教师没有必要当即将他的观点一一驳倒，而应提醒他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看，或者指出其思维中不严密之处。如果教师对学生的偏颇之论彻底否定，学生会认为教师的看法极端，进而更加固守自己的偏颇之论。随着学生经历、阅历的增加，加上教师的不断引领，学生辩证客观、多元包容的理性才能慢慢形成。

四、从指挥学生到与学生相处

《北京市十一学校行动纲要》中有这样一个条款：“良好的师生关系形成需要一定的相处时间，只有在师生相处中才能更好地实现有效的教育。”什么叫“相处”？学生锻炼身体，教师站在一边监督，这不叫相处，真正的相处就应该是教师跟学生一样锻炼;学生做清洁值日，教师只是评价做得好与不好，这不叫相处，真正的相处就是教师应该参加清洁值日的循环。

学生对教师的所有了解，往往局限于课堂教学，所以学生眼中的教师除了教学便没有其他生活了。日常生活中的教师阅读什么书籍、喜欢什么音乐、热爱什么体育项目、周末时间干些什么等生活信息其实也是教育的资源，如果让学生了解，既可以让师生关系变得融洽，又可能对学生产生隐性的教育力量。

教师走进学生的生活，应该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重要途径。在北京市十一学校有两个重要的节日，一个是夏天的泼水节，一个是年末的狂欢节。在泼水节上，教师不光要参与，还要允许自己被学生抬起来扔进水槽里。对这样的教师，学生觉得是可以亲近的。狂欢节里，教师要配合学生对自己的角色设计，哪怕是极其丑恶的反面形象也得接受，因为这样才会被学生视为优秀的合作者。有时，教师主动地在学生面前表扬一下自己，或者拿自己“开开涮”，是不是消除距离感、神秘感，从而改善师生关系的一种途径呢？当然，这种表扬和“开涮”肯定要与教育内容有关联，而且有助于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和深化。

学生在学校举办的社团活动或职业体验中可能要推销一点产品给教师，或者需要教师出场扮演一个角色，这是学生的“游戏”，也是历练。教师参与进去捧个场，一定会给学生莫大的鼓舞。看起来是教师捧了学生的场，实际上是教师为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加了分。

当教师不再充当警察角色，而是在相处之中影响学生时，师生平等对话就成为常态。对话的基础是平等，对话的方式是民主，对话的目的是自由。学生不必屈服于权威，教师也不必端架子，师生之间没有了剑拔弩张，没有了“猫鼠游戏”，教育的良好生态由此形成。

（作者系北京市十一学校教师，语文特级教师）

责任编辑：孙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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