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宜 贵州民族大学教育评估中心

一、引言

自生态文明建设以来，生态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重视。生态补偿兼具经济激励及环境保护功能，是破除生态环境与经济利益扭曲关系的经济手段，是助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的制度安排。

在我国，生态功能区因承担环境保护、保障生态安全责任而被限制或禁止开发，一定程度上使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贫困地区在空间布局上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存在地理空间上的非良性耦合现象。全国贫困人口的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指数与贫困指数高度相关[1]。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行为存在负的外部性，必然会降低当地居民及政府环境友好行为的积极性[2]。长江经济带覆盖11 个省份，每个省份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迥异，生态环境水平也相差甚远，有的地区贫困与环境问题相互交织，既是经济发展滞后的贫困地区又是生态脆弱区、限制开发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发展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相对突出，迫切需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缓解并化解这一矛盾[3]。生态补偿作为生态扶贫战略的重要抓手，通过将保护环境的经济外部性内部化，促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协调发展，能够使生态环境得到治理改善的同时也对贫困问题产生积极影响，最终有助于实现生态环境改善与脱贫致富的“双赢”目标，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目标。

二、文献综述

生态补偿作为调节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随着生态补偿理论研究的深入及实践工作的开展，众多学者对不同领域生态补偿对农户收入、生计以及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从宏观及微观视角出发，探究了生态补偿的减贫效应。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样本及研究时间，生态补偿的减贫效应也不尽相同。

在生态补偿的减贫效应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集中于生态补偿对于农户产生的扶贫效果，不同类型的生态补偿产生的减贫效果不同，且众多学者认为岗位型生态补偿的减贫效果更好。在梳理生态补偿减贫效应的研究成果时发现，截至目前，鲜有文献对长江经济带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产生的减贫效果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基于此，本文将基于生态补偿的减贫机理，初步探讨长江经济带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政策产生的减贫效应。

三、长江经济带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实施现状

为了实现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与扶贫开发的协调统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展了一系列生态补偿扶贫实践与研究，并在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目前，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实践中，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投入力度最大、补偿范围较广泛、实施时间较长的一项政策。截至2019 年底，全国已有818 个县(市、区、旗)享受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中央财政补偿资金规模达811 亿元，同比增长12.5%，有效促进了贫困地区脱贫。长江经济带覆盖面积广、人口多，经济发展地位关键，生态地位突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重点支持区域。在长江经济带11 省(市)中，享受转移支付的县域城市有295 个，占比36%。近五年来，长江经济带11 省(市)享受该项转移支付额年平均占比为40%(见表1)。

表1 长江经济带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情况

四、生态补偿减贫机理分析及模型构建

生态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外部性是生态资源丰富地区产生生态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生态补偿能弥补外部不经济，协调整体利益，实现个人与社会利益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利益统一。因此，生态补偿是协调区域、流域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经济发展权利和环境保护责任关系的重要手段，是化解生态贫困困境的重要工具。生态补偿扶贫是以保护“绿水青山”为基点，充分利用生态补偿和生态工程资金为贫困人口增加经济收入而发挥减贫效应，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和共建共赢。目前，我国已探索形成了不同实施主体、运行模式和补偿方式的生态补偿形式，不同生态补偿基于不同减贫机理发挥了相应的减贫作用。按照补偿内容划分，目前我国广泛使用的生态补偿类型包括了现金型、岗位型和产业型生态补偿。现金型生态补偿主要以增加家庭收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方式直接对减贫产生积极作用。岗位型生态补偿主要是通过将生态补偿项目与当地贫困人口的就业联系在一起而实现减贫目标的补偿措施。产业型生态补偿是指各地政府通过一定政策倾斜、有效利用生态补偿资金引导贫困人口发展绿色产业，将生态保护地区的生态优势转换成经济优势。生态补偿资金可以通过提高资本的增长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生态补偿通过资金、项目引导、政策倾斜投资建设绿色低碳产业，促使受偿区产业发生适应性发展和资源得到重新规划配置，提高受偿区生态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绿色增长。

总的来看，现金型生态补偿能使受偿区居民直接获得经济收入。岗位型及产业型生态补偿能够通过影响受偿区的人力资本，增加受偿区劳动就业机会、促进受偿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削减贫困。如为受偿人员提供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人口劳动生产率。

在生态补偿减贫机理的分析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时，可选取长江经济带11 个省(市)中享受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县级城市为自然实验对象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应长江经济带中实施了该项生态补偿政策的县级城市及未实施该项政策的县级城市，分别设置成“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实证检验时，以贫困发生率(povit)作为被解释变量，反应贫困水平。用二值选择变量treatit反应所关注的县级城市是否实施了生态补偿政策。交互项估计系数β3反映了生态补偿的减贫效应，如果系数β3显著为负值，则表明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地区贫困水平。Xit 是控制变量，代表影响贫困水平的其他影响因素：

在进行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分析时，考虑到不同的生态补偿措施，都能通过增加收入、促进就业、优化产业结构等途径削减贫困，因此，可选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平均每户劳动力，第三产业占比指标分别代表生态补偿减贫作用中的影响机制因素，即增收机制、就业机制及产业机制，并通过设置生态补偿与影响机制的交乘项(treatit*factorit)检验生态补偿是否通过该项因素起到了减贫作用，factor 表示待检验的各项机制因素：

五、结语

贫困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扶贫工作中引入生态补偿，有助于消除贫困、改善生态环境，缓解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在我国，生态补偿扶贫工作已得到了广泛开展，也已有所成就，但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对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减贫效应的研究还有待拓展及丰富。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实施现状及生态补偿减贫机理，初步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减贫效应实证模型。但鉴于实证研究所需数据量庞大，部分数据目前还未获取，实证研究工作还未能开展。因此目前本文的研究分析仅局限于理论层面，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