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春萍

摘 要 电视文化类节目在新媒体语境下不断涌现，基于此背景，通过对《朗读者》《经典咏流传》等节目和文本的探究，分析此现象对于文学文本的再创造，探析当今电视文化类节目“阅读中的文本”“潜在文本”“文本的传达结构”再创造的特点，进而归纳总结新媒体平台对文学文本价值意义的再创造。在结合接受者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大众在“文本”接受过程中的互动性问题，注重文本的召唤结构对文本价值意义的再生产、再创造过程中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 新媒体语境；文学文本；再创造；召唤结构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9-0100-03

1 新媒体语境对“阅读中的文本”的再创造

1.1 新媒体语境中“阅读中的文本”特点——形式的多样化

自2004年克里斯·安德森提出“长尾理论”[1]以来，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关注所要付出的成本大大降低，因而新媒体平台传播更加迎合大众关注的“尾部”。电视文化类节目在此背景下，已从主持人负责讲解，观众倾听的模式，转向结合新媒体平台，给观众充分思辨空间的模式。在嘉宾或主持人引入之后，嘉宾加以演绎，观众和新媒体平台进行双向交流。在此过程中，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形式更加丰富、多元。

如《经典咏流传》第一季第一期中，歌手王俊凯在演绎《明日歌》时，出现AI智能人伴舞，而文本《明日歌》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倡导珍惜光阴的名篇，但节目中引入当今时代AI智能人则是暗指：前辈们珍惜光阴在不断研发的科技道路上使得中国科研事业名列世界前茅。而歌手王俊凯谈及对《明如歌》的改编时则说：“在2017年请教霍金教授现代科技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时，已经在思考现代科技是否能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交融，而《明日歌》的改编和AI智能人的舞台设计也是基于现代科技之下对古人珍惜时光的现代解读，希望在科技時代依旧能传承古人珍惜时光的优良品质和文化精神。”除了传唱人在解读文学文本时融合新媒体元素之外，观众在每位传唱人演绎完曲目后，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歌曲分享。并且在第三季时，增加扫码读诗成曲写寄语的功能，使得观众通过新媒体平台对文学文本进行文本再创造后的传播，借助新媒体手段使得文学文本展现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

而在《朗读者》中，嘉宾朗读环节之后，观众通过《朗读者》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网易云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互动，节目组通过大数据反馈分析节目热度走向，由此考虑节目后期的制作安排等问题。观众运用微博、微信等平台与节目组进行双向互动，其影响着节目录制风格、讲解者的演绎、观众的互动以及节目的制作，使得文学“阅读中的文本”[2]更接近观众，其解读形式更加多样化。

1.2 “阅读中的文本”在新媒体语境下的再创造

电视文化类节目中的文学文本在新媒体语境之下的表现形式也显现出多样化态势。解读文本时，打破传统的表现形式，文本内涵也具有再创造的特点。集中表现为大众通过嘉宾的演绎和解读了解文学文本更加深层次内涵的同时，大众也通过新媒体平台和节目幕后进行互动。

在《经典咏流传》播出之后，观众借助新媒体平台对“阅读中的文本”进行再创造。歌手张杰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改编为歌曲演唱后，观众深受震撼，而部分观众在看到少年壮志报国等场景时便会将张杰改编的《少年中国说》作为背景音乐剪辑成小视频，以此抒发自己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文学文本的情感共鸣。在《觉醒年代》播出后，观众深感青少年革命者的艰辛，观众在陈延年、陈乔年等人身上体会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部分观众在哔哩哔哩App上将《觉醒年代》中陈延年、陈乔年等革命者英勇就义的片段与歌曲《少年中国说》进行结合剪辑，并配有“少年强则国强，此生有幸入华夏”“愿这盛世如你所愿”等文案。观众在解读《少年中国说》文学文本和歌曲演绎的基础上，通过新媒体平台、新媒体剪辑等方式使得“阅读中的文本”再创造不局限于书面文字，而是以文学文本为立足点再创造出带有新媒体元素的文学艺术作品。

2 新媒体语境对“潜在文本”的再创造

2.1 “潜在文本”原始层面的隐含读者

作家在创作时会假设自己在和另一个人讲故事，而听故事的人就是作家创作文本的隐含读者[2]，其所理解的文本内涵则更加接近作者创作的意图，对“潜在文本”[2]进行更为深层次地解读。在不同的文本体裁和传统文学的解读方式下，往往使得“潜在文本”难以全方位发掘，其对应的隐含读者范围也较为固定。《朗读者》第一季第一期节目中，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朗读《给儿子的信》，由于书信的私人性、隐晦性特点，在书信创作时，收信人被视为这封书信的隐含读者，柳传志在书信中已经预设隐含读者就是自己的儿子。在传统的文学创作中，作家在创作时已然有预设的隐含读者，因而在“潜在文本”原始层面下的隐含读者往往是固定的，甚至是唯一的。

2.2 新媒体语境下“隐含读者”含义的再生发

读者紧跟媒体时代快速性、碎片化、视听结合[3]的步伐，形成现代社会快节奏和碎片化阅读模式的同时，也注重打破传统纸媒的固有范式。因此，新媒体平台在侧重视听传达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大众思辨性和互动性层面的生发。在电视文化类节目的转型过程中，节目策划人善于抓住视听特点，结合新媒体平台进行发掘“潜在文本”下的隐含读者，使隐含读者的范围更为多元。

在《朗读者》第一季第十期节目中，服装设计师叶锦添选取《红楼梦》中的著名唱词《葬花吟》。叶锦添谈及选读的原因，是想提醒自己从事服装设计工作要秉持纯真的本性，希望像林黛玉一般拥有赤子之心。而原作《葬花吟》的“潜在文本”是黛玉借葬花联想“美”的景物是一瞬间的，世间万物终会终结，由此想到自身悲惨凄凉的身世和处境，其所对应的隐含读者本应是“感物伤世”的一类人。但在叶锦添的解读中，《葬花吟》的“潜在文本”转向思考功利化社会下的创业者拥有赤子之心的重要性，其所对应的隐含读者也变成拥有赤子之心的群体。因此，在访谈环节中已然超越原有的文学文本，其更倾向于嘉宾对所选文本的理解，并进一步挖掘“潜在文本”拓展隐含读者群。

而第二层面的解读则是嘉宾在朗读的环节，观众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结合大众自身的经历对节目所选的文本再进行解读，而第二层面的解读是大众在对节目嘉宾经历和情感解读的基础上，结合大众自身经历和文学文本体验的二次解读，而这些解读内容也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观众通过朗读嘉宾叶锦添的访谈以及对《葬花吟》的朗读，便会和朗读嘉宾产生情感共鸣。观众结合自身经历对嘉宾经历、嘉宾朗读以及文本进行二次解读之后，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反馈，而这基于新媒体平台又有新的隐含读者的拓展，即由拥有赤子之心创业的隐含读者拓展为渴望找回赤子之心或是寻求改变的隐含读者，因此在这一层面上的解读，“潜在文本”及隐含读者又有新一层面的再创造。

2.3 新媒体语境对“潜在文本”中召唤结构的再创造

召唤结构[4]是由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的美学概念。指文学作品因空白和否定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呈现为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结构本身随时召唤着接受者能动的参与进来，通过想象以再创造的方式接受。而在传统的“潜在文本”中，召唤结构多体现在读者依附于作品所留有空白的部分进行再创造，这种层面的再创造虽然是读者自己对文本的解读，但大多程度上还是依附于文本本身，因此有一定局限性。

与之不同的是，新媒体语境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快节奏、迅速性等特点，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潜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不止再依附于读者和文本之间固定关系的解读，而是更多地加入了社会因素、新媒体语境的大特点，而读者身份的多元化更是深深影响着召唤结构的再创造。在此之下的召唤结构，不再停留于文本因空白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层面，而是在文本空白的基础上加入社会背景、时代因素以及个人因素等。这些都对召唤结构的再创造产生重大影响，其导致“潜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会更多角度、多层次和多空白。

例如《经典咏流传》中，歌手李宇春演绎林徽因先生的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歌的创作初衷是林徽因迎接新生命的母爱体现。新生命诞生在温柔的四月，作为母亲的她将世上最柔美、最美好的语言写成诗歌送给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林徽因作为知名的建筑学家、诗人，她热爱事业、热爱文学，更爱生活、更爱生命。歌手李宇春在演绎《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时，将林徽因的个体独特性作为诠释诗歌的切入点，其被唯美文字“召唤”到文学文本背后的林徽因世界。通过学者康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再加之主持人朱丹独特的女性视角，《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在文学文本解读层面又有了新的再创造。在新媒体环境下，歌手李宇春以打破传统的女性形象出现在观众视野，那一份坚定和勇敢以及作为歌手对音乐品质的坚守恰恰和林徽因先生有着穿越历史般的共鸣，这也正是东方女性、中国女性独有的价值。而这一份“召唤”文学文本又超越文学文本的解读恰恰是在几十年新媒体环境日益更迭的背景下，大众借助新媒体平台对多元女性形象进行讨论。观众在节目播出后通过新媒体平台，结合歌手李宇春多年来正面积极独特的女性魅力对《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突破性地进行“潜在文学文本”的再创造解读，即生发出“东方女性”形象多元化的进一步探讨。

3 新媒体语境对“文本传达结构”的再创造

“文本传达结构”[2]是指文学文本传达过程中的结构模式，即文本与读者发生相互作用的条件，最早由西方接受美学的研究者伊瑟尔提出。古希腊时期，文学作品多以人们口头讲述神话故事为主，到了荷马时期依旧以口头传颂文学文本传达的形式为主，直到人类发明了文字。自人类发明文字起，文字就成为文学文本的固有载体。同样，文字也已然成为读者和文本发生相互作用较为悠久的形式之一。早期的“文本传达结构”所具有的条件不论是在口头传达还是书面表达上，它们都需要受众通过理解口头语或者书面语之后再进行联想和想象，从而对文本进行更深层的解读。因此，“文本传达结构”较为传统的特点是具有稳定性的，但同时也导致其具有单一性、扁平化等不足之处，使得文学作品难以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地传播。

科学技术以及互联网的迅速崛起，文学文本和读者发生相互作用的条件已然不再局限于口头形式和纸媒文字。自《百家讲坛》和《汉字英雄》[5]播出以来，文学作品的解读在纸媒传达的基础上介入电视媒体。自2017年年初央视力作《朗读者》、2018年《经典咏流传》这一类电视文化类节目播出以来，电视文化类节目则更加注重读者和文学文本发生相互作用条件的多样化，即“文本传达结构”的多样化。在《朗读者》《经典咏流传》的节目模式中可以发现，在新媒体日益发展壮大之下，“文本传达结构”打破传统的“写”和“看”“说”和“听”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转向“视听”結合，甚至是“视+听+演+讲+解说+观众互动”[6]的模式去演绎文本。

而这种“文本传达结构”模式的创新使得新媒体平台已然成为当今时代不同读者和文本解读之间的最佳纽带，其通过这一系列的新媒体平台将不同读者对文本的解读需求及时有效地反馈给节目组，节目组通过筛选和分析制定出符合大众文本解读需求的节目模式，大众在观看完节目后又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自发地讨论，这些看似形式上的改变却极大地影响着读者对文本的分析。“文本传达结构”在新媒体时代的宏观背景之下，文学文本的再创造体现于大众在新媒体平台下对文本解读的方向、程度以及角度等各方面，甚至也进一步影响着当今新阅读模式的转化。

4 结语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电视文化类节目的文学文本作为具体研究的主体，伊塞尔接受美学中“阅读中的文本”“潜在文本”“文本传达结构”三个理论影响着电视文化类节目文学文本的三个方向。在当下，文学文本再创造将文本接受与新媒体平台相结合。在当今新媒体平台与文本接受相结合的基础上探讨文本价值的再创造。本文以当下流行的《朗读者》《经典咏流传》这类文化节目为切入点，剖析新媒体语境对电视文化类节目文学文本再创造的影响，注重新媒体平台对“文本”结构理论再创造的同时，也注重大众、新媒体平台之间的互动性问题，这对文本价值意义的再创造和文本“召唤结构”的生发也具有创新性的意义，从而影响着新媒体语境下文学文本新阅读模式的改变。

参考文献

[1]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M].乔江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182.

[2]马新国.西方文论史[J].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604-607.

[3]朱立元.略论文学作品的召唤结构[J].学术月刊，1988（8）：43.

[4]白钢.新媒体时代文化类节目的创新思路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5（11）：45-46.

[5]李慧群.从《汉字英雄》看电视综艺节目的文化自觉[J].新闻研究导刊，2014（15）：8.

[6]屠克.文本分析的接受美学视角[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116-117，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