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连福 赵建斌 毛丽霞

摘 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核心内涵方面，强调科学自然观、绿色发展观、生态民生观、生态系统观、生态法治观、世界共赢观，有利于走出中心主义思维的局限，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在建设指向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既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美丽城市，也要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有利于超越城镇化的单一思维，实现美丽城市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机统一;在实现路径上，强调推行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构建绿色生态制度体系，有利于走出唯生产力的误区，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建设;核心内涵;建设指向;实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协调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了站位高远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矛盾，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核心内涵：走出中心主义思维的局限，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等规律的科学把握，深刻诠释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六观”，即科学自然观、绿色发展观、生态民生观、生态系统观、生态法治观、世界共赢观，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思想深邃、逻辑体系严密的科学架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核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指导性，有利于指引我们走出中心主义思维的局限，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

（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

自然是生命之母、文明之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是价值判断的主体，自然是客体。人类利益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是价值的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随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自然灾害频发、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恶化现象的加剧，人类的生存和健康日益受到威胁，人类中心主义逐渐遭到质疑。自然中心主义日渐勃兴，包括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生物区域主义、动物权力论、生态女性主义等理论认为，人类只是自然界一部分，其生存和发展都要以自然界为基础。自然界具有独立于人类并且高于人类的价值、利益和权利，应该以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为最高价值标准。自然中心主义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同时，却忽视了人的生存和发展，否定了人的主体能动性。

习近平提出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内含着良性互动的价值导向。这种科学自然观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认识弊端，整个思想体系以辩证与实践的自然观为认识根基，在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上，高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谐互动、和谐发展，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与自然的和諧共生不是一种静态的共生，而是一种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共生;不是一种暂时的当下的共生，而是一种长远的历史的共生;不是一种片面的只为经济效益的共生，而是一种全面的系统的和谐性共生。正如习近平所强调，“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1]“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实现人与自然的交互发展，“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3]。这种和谐共生思想，始终围绕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展开，追求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共建共进。通过肯定自然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高度统一，顺应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科学要求。

（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均衡化推进，是各国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的“两难选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八大公害”环境事件的出现，不仅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充分显现了“经济至上”发展理论的巨大缺陷。而那种片面追求“生态至上”的发展思路，又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相矛盾。

习近平所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体现着深厚的哲学意蕴。这种绿色发展观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精准地阐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更新了生态至上和经济至上的单向发展认知，实现了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创造性结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等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作为生产力内在属性的重要地位，蕴含着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价值准则。“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相互转化强调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突出自然生态的经济价值，这也就意味着保护自然就是实现自然资本继续增殖的有机过程。这一思想指导我们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充分考虑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限度、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适应关系，倡导用集约、循环、可持续的理念方式挖掘“绿水青山”的经济潜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发展格局，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携手共进。“两山论”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生产力理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

生态环境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质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否成为普惠民生的公共产品，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和执政理念。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追求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发展模式，使资产阶级占有资源的所有权和享有权，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却完全公共化了，普遍恶化的生态环境加剧了民众生活的贫困，降低了民众幸福指数。

习近平所提出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蕴含着丰富的人民情怀。这种生态民生观以人民幸福为旨归，从民生的角度强调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要求不仅满足民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也要保证民众长远发展的机会、能力和权益，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理念的全新超越。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生态与民生的内在机理，阐明了生态环境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价值潜力。随着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热切期盼。习近平总书记秉承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的价值取向，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2]要求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优质生态服务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存环境需要，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造福民众。良好生态环境就是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充分体现，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道路的基本价值遵循，有助于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四）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观

马克思在对过去以国家为载体的“共同体”思想元素进行系统性总结和超越性批判基础上，提出了“真正共同体”的概念。“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人才可能有个人自由”[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有“共同体”的思想理念，《论语·阳货》中倡导要遵循“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自然规律[5]，强调在“天人合一”的价值指引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道德经》中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的整体观念[6]，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解读了“和而不同”的共同体模式。“天下大同”思想的提出更是对于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系统诠释，体现出深厚的“共同体”底蕴。

习近平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彰显着系统发展的内在要求。这种生态系统观是对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和充实，其根本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体”要素的时代发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从全球治理层面，对人类发展规律认识的丰富和深入。“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则是从生态文明建设层面，对自然界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诠释。“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7]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人与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生态要素共处于一个生存发展空间，所有要素相存相依、共荣共生，保持着畅通的物质与能量传递，从而构成一个生态共同体，为人类持续性地生存和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生命共同体”理念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的角度，科学界定了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和内生关系，使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有了抽象的思辨图景，也有了活生生的现实的具体生态图景。这种共同体思想蕴藏着深邃的生态哲学意蕴，深化了人们对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整体认知，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治观

中国对环境的管理早在几千年前的五帝时代，就已有之。《易·节》：“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就意味着对自然环境的利用要有所节制。当时设置了管理山泽鸟兽的官员“虞”，此后陆续出台了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的法令。西方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相继颁布了“禁止生产和使用剧毒杀虫剂的法律”。但是诸多的环境保护法律在执行上不够严密，在制度与法律协同方面也未形成有效的合力。

习近平提出的“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孕育着用法治思维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内涵。这种生态法治观是依法治国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具体体现，有力回应了过去执法不严等现象，也表明了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决心和力度。地球的承载能力、涵容能力和自我净化的能力是有限的，具有一定的阈值，突破阈值必然遭受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因此必须将生态阈值和环境阈值作为人类与自然交往行为的底线和红线。“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则体现了生态保护上的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意味着要发挥制度和法治的合力效应，为生态环境的安全阈值提供保障，为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搭建起一条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制度是一种静态的规范，具有全局性、稳定性，管根本、管长远，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法治之“治”具有管理、治理的动态执行之意。二者在生态保护上发挥合力，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有约束力和更具刚性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确保生态阈值和环境阈值不被突破，一切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得到有效制止。这一治理理念加快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步伐，促进了生态保护和法制建设的实践创新。

（六）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共赢观

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西方社会虽然对生态环境恶化进行了积极治理，但是由于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统治的途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更不可能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在视野上，西方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从本国、本地区的狭隘利益出发，依靠掠夺发展中国家生态资源、转嫁本国生态危机的方法进行环境治理，忽视了世界各国和各阶级在生态治理上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就决定了西方国家的生态治理具有明显地域性，缺乏全球视野，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习近平提出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着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宏伟视野。这种世界共赢观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全球气候治理问題上，在全球和全人类的整体视阈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超越了西方的狭隘视野，对生态问题的解决具有科学合理性、整体性和长久性。人类社会是一个和谐发展的有机共同体，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理应共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主动肩负起全球环境治理重任，与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突发环境问题。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蓝图谋划中，中国主张将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早日提上构建议程。此外，中国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为打造适应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美好空间环境和生态环境提供中国方案，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智慧。这充分说明中国的生态治理秉持世界共赢的观念，本着对他国负责，和世界各国携手共进、永续发展的原则，使世界各国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受益主体，可称之为真正的“生态文明”。

二、建设指向：超越城镇化的单一思维，实现美丽城市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机统一

在建设指向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既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美丽城市，也要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有利于超越城镇化的单一思维，实现美丽城市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机统一。

（一）生态文明的建设总体目标是美丽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在多篇著作中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人是自然存在物，“人是遵循美的规律来建造”的，这里“美的规律”就是自然规律与人的规律的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美与生态美的境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要体现。其中“美丽”一词富含马克思生态美学的哲理，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美学思维贯穿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统一发展图谱的生动体现，强调运用整体和谐的观点审视“自然-人-社会”的关系。因此，“美丽中国”的“美丽”，既是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全面诠释，也是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目标的系统解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审美的摧残进行了批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是“资本拜物教”观念和资本逻辑运动的必然结果[8]。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描绘了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美丽中国，克服了资本观念和资本运动产生的传统弊端。生产发展是指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美好图景，是要以努力实现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为最终目标。生活富裕是指要转变思维方式，树立正确的环境意识与审美意识，倡导在“人与自然和谐共荣共存”的理念中生存生活。生态良好是指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美，自然界的无机体与人的生命有机体相统一的生态平衡美。这种平衡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然则滋养人类、哺育人类、启迪人类。建设美丽中国，生产发展是实现生活富裕的条件，离开发展，富裕无从谈起;生活富裕是发展的目的，脱离这个目的，发展就失去了意义;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在为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积累源源不断的物质力量。因此，建设美丽中国，是坚持绿色发展，树立正确的审美意识并指导行为规范，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的过程。

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是由农村和城市共同构成的，美丽中国的建设是让两类生存环境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让农村和城市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质量发展;让农村和城市中的人树立正确的环境意识与审美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让农村和城市中的人与自然建立生态平衡的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量化状态。同时，农村和城市作为美丽中国的组成，应当摒弃单一的社会生态美观念，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共同组成兼容并蓄的社会生态系统。

（二）生态文明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美丽城市

一般发展规律表明，城镇化水平是国家发达程度的标志性指标之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较低的城镇化水平上实现现代化。因此，“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9]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首先是战略布局。依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坚定不移地实施“两横三纵”的城镇化宏观战略格局。打造中国特色美丽城市，意味着要全面考虑城市系统内部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的合理建设，提高城市发展的永续性和宜居性。在美丽城市的建设中，注重生产空间的集约性、生活空间的舒适性、生态空间的和谐性，充分把握这三者的关联，实现中国特色美丽城市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谐图景。

建设中国特色美丽城市，要始终坚持“城市规划建设的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到对自然的影响，更不要打破自然系统”的理念[7]。第一，要认识、尊重、顺应自然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寻找两者的“最大公约数”。城市发展规模要适应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限度，产业发展规模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依托，容纳与生活空间相适应的人口规模，尊重城市原有的生态文化环境。第二，要改革完善城市规划。对城市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布局，同时符合我国“两横三纵”的城镇化宏观战略格局。第三，要增强城市宜居性，調控城市规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第四，要重点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优化配套产业政策、公共政策，让他们成为城市产业建设的一员，共同建设生态良好的城市。基于这四条原则，建设美丽城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就需要建立生态城市的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产和消费可以无限循环。众多单个企业构成生态工业园，组成生态城市的生产领域，废弃物一方面进入生产领域继续利用，另一方面实现减量化。美丽城市建设的微循环系统是“生态企业-生态工业园-生态城市”的有机整体（见图1）。从单个生态企业来看，企业在生产起点投入资源，经过生产过程，在工序1的末端产出产品，将废弃物作为资源继续投入给工序2使用，以此类推;从生态工业园来看，资源投入企业1，生产产品后的废弃物进入企业2继续投入生产，直至生产单位n消化全部废弃物。整个园区形成一个闭路循环。从生态城市来看，整个城市是一种绿色发展模式，包含以生态企业和生态工业园为主的生产领域和居民为主的消费领域。生产领域的绿色生产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在消费领域消费产生的废弃物作为资源投入生产或尽力实现减排。

（三）生态文明必须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作为有着五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恪守乡村和农业本位是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历代执政者的坚守，也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恪守的治国之道。21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加快，乡村本位的意识开始淡薄和动摇。在许多地方城镇化规划中，把解决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发展问题统统寄希望于城市化的一端。在这种单一的城镇化思维下，失去信心和失去希望的乡村，阻碍着“三农”问题的解决，阻碍着美丽中国的建设。

习近平提出的“乡愁城镇化”理论，从三个方面肯定了乡村具有城市不能替代的功能和地位。第一，中国乡村是文明传承之载体，是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之根;第二，中国农村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规避风险的大后方;第三，中国城市文明和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乡村。因此，破解“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國乡村建设的新思路。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0]。

建设生产发展、生态宜居、生活美好的美丽乡村，要实现：生产空间的产业兴旺、换代升级;生活空间的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生态空间的生态宜居、治理有效。首先，美丽乡村要保留乡土味道，体现农村特点，呈现乡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尤其是要注重乡村资源的适度发掘，探究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其次，美丽乡村要实现产业发展，建立现代农业和农业园。再者，美丽乡村要实现乡村与城市的统筹协调发展，尊重科学的国土布局规划。最后，在物质发展生态宜居的基础上，美丽乡村应当重视乡村文化建设，激发乡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乡村的生产与消费，主要依托的是农业。美丽乡村建设的微循环系统应该是良性生态系统。众多单个农业构成生态农业园，主要是生产农副产品，组成美丽乡村的生产领域，乡村的废弃物进入生产领域，继续为生态农业园所利用，在消费领域实现减量化。美丽乡村是一种绿色环保的发展模式，包含生态农业园为主的生产领域和居民为主的消费领域。

三、实现路径：走出唯生产力的误区，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生态与文明是一个辅牙相倚的联合体。生态文明既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党的宗旨使命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顺应全球生态文明发展的趋势。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从推行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态价值观、构建绿色生态制度体系等方面来贯彻执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唯生产力的误区，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绿色统一和良性互动。

（一）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把经济增长的高速度、高效率作为经济建设的目标，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高成本、高耗能、高污染已经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八大以来，我们树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受限度作为推动经济“蛋糕”做大做强的重要参照系，给自然和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

1.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向发展。“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1]，明确建设生态文明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从全局和长远看，生态环境保护不仅不会给经济发展造成阻碍，反而会极大地助力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有助于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带动内需增长，收获越来越多的绿色发展红利。因此，要坚决摒弃损害、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时经济增长的做法，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切入点，依托科学技术发展集约环保、绿色高效的新型产业链。

2.加大对生态环境整治项目的开发力度。一方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治理政治损害生态环境质量的突出问题，治理“散乱污”的重点企业，进一步开展人居环境治理行动，严厉打击破坏环境的不良行为，从根源上解决重污天气、垃圾围城、黑臭水体等环境问题，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要。另一方面，全面改进传统的高污染、高消耗型产业，以绿色发展为主导实现产业结构化的优化升级，同时加快培育新型环保产业，积极推广绿色清洁能源，提高经济绿化程度，形成培育优质绿色生态产品的良好风向，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

（二）提倡绿色生活方式

绿色生活方式是指以绿色为核心，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满足人类自身需求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引导民众形成节约、自然、环保、健康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其实质是通过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来平衡人类需求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双赢的最终目的。

1.推广绿色生活的发展道路。十九大报告指出，绿色生活方式的推行是生态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内容，建设生态文明要“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实现绿色生活方式的时间表，即“到本世纪中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12]因此，要在全社会中积极推行绿色生活方式，从而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2.形成绿色生活的意识观念。民众观念的转变是全社会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关键环节，绿色生活方式涉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将绿色发展观念注入人民群众的意识头脑中才能从根本上形成绿色生活的氛围。政府部门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提倡打造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绿色家庭，鼓励简约舒适的绿色生活方式。此外，通过各种媒介积极宣传健康向上的绿色文化，培育民众绿色发展的观念意识，增强民众对绿色生活方式的认同，使绿色生活方式深入人心，成为人心向往之并身体力行的生活追求。

3.开启绿色生活的消费模式。绿色消费的推广是鼓励民众开启绿色生活的基本方式，公众要积极响应政府的宣传与倡导，转变旧有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改变消费至上的消费主义倾向，自觉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形成适度消费、理性消费的绿色消费观念，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注重对物资的循环使用。同时，通过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使企业为了生产符合消费者需要的绿色产品，不得不采取绿色生产方式，实现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良性互动。

（三）倡导绿色生态价值观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涉及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伟大变革，是一项基于理念支撑和公众参与的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指出：“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13]这也就强调要把培育生態价值观作为重要支撑，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抓紧抓好。

1.培育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观念。唤醒公民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加强生态理念教育，特别是通过大力开展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增强民众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的意识，引导整个社会秉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此外，把生态理念融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积极宣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不断增强人对自然的敬畏感、归属感与责任感，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社会风气，树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

2.建立完善环境保护的教育机制。把生态价值教育贯穿到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使之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要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开展适合学生发展阶段的教育。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结合儿童的认知状况，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让他们了解自然的神奇，使之产生敬畏之心。在中学阶段，通过教育活动使学生了解当前生态环境现状，意识到生态环境恶化的危害，引导学生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大学阶段，熟悉生态环境政策，引导学生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实践活动。

3.普及提高生态保护的法律知识。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动力在于全民参与，而全民参与的基础则是公众生态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和公民的实际，普及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便能对公民的意识产生影响，对公民的行为产生约束。提升公众运用生态法律法规的能力，使公众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 构建绿色生态制度体系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14]这也就要求将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纳入制度笼子，建立严格高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借助制度武器保障生态系统活力，推动建设空气清新、河水清澈、大地清洁的美丽中国。

1.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责任体系建设和政策导向为着力点，一方面，注重源头治理、过程管控、严格执法、考核评价、监测预警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把生态环境责任制度落实具体化，重视多方监督，强调后果严惩，确保生态环境保护法规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完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制定完善能耗、水耗、污染物排放、环境质量等方面标准，对于不符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条款做到及时调整、修订与废除。出台发展绿色产业的政策和法律，引入社会资本、先进技术、优秀人才支撑绿色行业的兴起，形成全社会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合力。

2.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以产权明晰和资源节约管控为突破口，一是要明晰各类自然资源的产权边界，对于所有权和使用权做严格分割，明确自然资源使用者的权利与义务，构建产权归属明晰、任务责任明确、监督考核严格的生态文明制度。二是要实行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加强总量管理，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刚性约束，推动自然资源节约方式的系统更新，同时将绿色发展理念注入资源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创新可持续利用资源的方式方法，从而大幅降低能源、土地、水资源等的消耗强度。

3.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以环境治理和自然保护地建设为主抓手，一是要加强对自然资源的整体保护与治理，注重对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进行系统治理，对山水林田湖进行一体化保护。二是健全国家森林公园保护制度，有限度地开发自然景观资源、人文景观资源、生态环境资源，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态旅游模式，发挥“天然氧吧”的自然功效。同时制定森林公园建设经营和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森林风景资源、保卫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目的，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步伐。

4.严明生态保护责任制度。以考核督查和生态损害补偿为聚焦点，一是继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评价体系，将能够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和质量的各项指标纳入评价系统，根据责任主体的履行情况对其进行考核与问责。二是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打击违规违法行为。设置督察机构，开展例行督察，以问责促履责，同时强化公众监督参与，以公开促整改。三是严厉执行生态补偿制度。形成政府、市场、社会集体参与的生态补偿机制，营造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政策环境。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严肃处理损害责任主体的行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33.

[3]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0.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1.

[5] 钱穆.论语新解[M].上海：三联书店，2002：489-490.

[6]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王弼，注.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6.

[7]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2.

[8] 史小宁.生态意识形态的功能性解释及其价值取向[J].求实，2014（5）：30-35.

[9]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7-49.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5.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09.

[12] 习近平.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8-05-20（01）.

[13] 周天晓，沈建波，邓国芳，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绿色篇[N].浙江日报， 2017-10-08（01）.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