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伟

(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天津 300401)

2015年2月，广州成立了国内首个城市更新局，此后，深圳、济南、成都、湛江等城市纷纷效仿。这种政府机构的成立无疑标志着城市更新已逐渐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发展新的着力点。回顾近30年中国城市发展的历程，高速城市化与内城更新所带来的文脉断裂与地方性消失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鉴于此，一些城市政府颁布了诸多文件强调城市建设要延续历史文脉，建设人文城市，展现特色风貌。可以说，解决特色危机已成为中国城市更新的既定官方话语。对于艺术设计而言，在城市空间的规划与创意设计中实现地域文脉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地方性表述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课题。

基于此，本文将着力解决以下两个主要问题：其一，如何理解和看待城市更新中设计的地方性表述，是否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控制着其建构的逻辑？其二，如何理解“地方”的含义，“特色”与“地方”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

一、从“特色”到“地方”：城市更新的视角转变

关于城市更新，学界普遍将它定义为“对城市中某一衰落的区域，进行拆迁、改造、投资和建设，使之重新发展和繁荣”[1](P1)的过程。当前，中国大多数城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新城建设已接近尾声，《中国城市更新发展报告2016—2017》指出：“在城市发展从增量模式逐渐转为存量模式的背景下，以对存量土地的再利用，提升城市经济、物质、社会和环境效应等的城市更新逐渐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2](P前言6)由此可见，城市更新将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新常态。

中国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开始于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增长逐渐转变为对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同时中国的现代设计教育也刚刚起步，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设计艺术与教学方式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工艺美术并在实践中得到重视，但也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误读，如“把‘无装饰’与‘反装饰’当作‘现代设计’并打上‘包豪斯’的旗号”[3](P134)，反映在推土机似的城市建设中即“生吞活剥‘玻璃幕墙’、堆砌‘现代材料’、伪造‘高科技感’之类的设计风格和设计手法大行其道”[4](P134)。另外，全球文化同化现象不断蔓延，在这样的背景下，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特色逐渐衰微甚至消失，“千城一面”很快成了城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于是设计业界开始重新关注“建成环境的品质、文化和历史特质之间的关联性”[5](P59)，相关的政府文件也开始强调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重要性。由此而论，探索如何化解特色危机实际上贯穿了近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整个过程。

然而，过往的规划和开发项目往往更加关注视觉美学的形象设计，志在打造城市名片和树立文化地标，通过发掘地方文化、提取传统元素的方式，利用造物传承的手段，探寻更新地的新价值，但却常因为保护观念滞后、盲目拆迁等原因带来了历史遗存的破坏、居民利益的损失以及传统社区的解体，反而造成了城市景观特色和文化多样性的进一步丧失。城市地标的生成模式也使各个城市成为了彼此之间的镜像，形成了外在差异化，内在同质化、标准化的城市空间。简言之，“为改变‘千城一面’而兴起的以塑造地方特色和差异为目标的更新设计，其最终成果常表现为无地方性空间”[6](P108)。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城市更新不应仅仅追求科学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宏大叙事，而应该关注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图景，以微观市民的利益需求和情感需要作为价值导向。

无独有偶，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城市更新过程。二战结束后，在由CIAM(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倡导的城市规划思想的指导下，许多城市都曾在市中心用摩天大楼取代大量的历史风貌建筑，以标榜自身在国际中的地位。然而，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却使人们渐渐觉得单调乏味、缺乏人性。为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公众参与的规划原则开始广泛地渗透到城市更新运动中，出现了自下而上的社区规划。这种由社区居民自发的更新方式，既注重对原有居住条件的改善，又希望保护社区文化以获得个人认同。

要而言之，现今的城市更新模式已由大规模的推倒重建转变为小规模的渐进式更新，其视角也逐渐从塑造宏大的地方特色标识转向为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图景、公众参与以及社区营造的关注。我们不妨将注重形象设计的前者称作“特色塑造”，而将注重居民生活的后者按照国内学者谢涤湘等人的说法称作“地方营造”。不过，深入思考可以发现，不管是“特色塑造”，还是“地方营造”，归根结底都是要在城市更新中维持或重塑地方性。

二、历史街区更新：地方性表述的典型代表

“‘地方性’(place feature)，就是地方自身固有的特性，是指一个地方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性。”[7](P70)每座城市，都有她的象征，或山川风物，或人文胜景，无论哪一种，都是独特的，代表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基本印象。历史街区作为城市某个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域特色的实物见证，许多在保留了相对完整的物质结构的基础上，还保留有当地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因此，必然是不可复制的，这种独特性就是城市的地方性。在现实生活中，历史街区多位于老城区，虽然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但历经了数百年的沧桑演变，其结构性和功能性衰退时常颇为严重，往往存在着基础设施薄弱、建筑和人口密度过大、安全隐患丛生等问题，成为与现代城市功能和生活品质格格不入的矛盾空间。为此，历史街区更新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城市更新中难以逾越的关键问题以及塑造城市特色、进行地方性表述的典型代表。以下选取上海新天地、天津五大道和北京白塔寺三个案例(图1)加以比较(表1)，以发现三者的异同。

在国内的历史街区更新案例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上海新天地的成功建成，该项目采用存表去里的手段，迁出了区域内的全部居民，改变了原有的居住功能，使之变成了集餐饮、购物、娱乐为一体的时尚休闲中心，创造了一个成功的消费神话和后现代景观，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一对历史文化的利用方式满足了现实语境下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因而迅速风靡全国，被多地学习和效仿，颇具里程碑意义。

图1 上海新天地、天津五大道、北京白塔寺更新前后对比(https://image.baidu.com)

而对天津五大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人提出是否将上海‘新天地模式’移植到五大道，希望强化其服务接待功能，形成旅游聚客锚地”[8](P347)，于是民园西里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以文化创意为主题，“以相当优惠的价格吸纳小酒吧、小客栈、传媒设计室等进入，一时传为佳话。但几年下来，经营效果却不甚理想”[9](P350)。究其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五大道作为隔院临街的高级别墅和花园洋房，其建筑形制较为封闭，不易形成商业街的氛围。为此，规划设计者提出了五大道保护更新的钻石策略，也就是在五大道周边选择六处开发节点作为游客锚地，在满足聚集旅游和商业人流的同时，更好地保持五大道核心保护范围较为安静的历史文化氛围。此外，如何对待当地居民是另一个引起争论的话题，“有专家主张政府应将低收入居民全部迁出，以恢复历史上较纯粹的高档居住品质”[10](P347)，但由于巨额资金缺乏以及保持地区真实性的考虑，最终决定允许少量当地居民继续留在五大道作为社会变迁的真实反映，并且通过提倡慢速交通、保留中小学校、允许小规模自营商业等措施维持原有生活方式，力求实现双赢。

北京白塔寺再生计划以延续传统风貌和居住形态的历史居住街区为主题，在保持白塔寺片区原有居住属性不变的情况下，穿插传统商业与文创产业，全面营造传统历史风貌与现代设施功能相结合的新文化街区。这一更新模式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居民动迁的相关政策，其本着自愿的原则，采取协议腾退、整院搬迁的方式进行人口疏解。腾退之后的空间通过引入多种艺术创意活动，吸引优质文化产业入驻；对于未腾退的院落，则采用联合连片的微更新方式，通过引入分散式化粪池和雨污同位微型管廊，解决老城区不能引入大市政的难题，同时通过倡导社区设计和公众参与，采取社区服务产品、再生社区邻里关系、营造社区软性文化等方式，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从而实现胡同居住文化的复兴。

基于以上比较可以发现，所谓地方性表述，包括了静态的物质形态和动态的非物质形态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指“显见的物质文化，如公共场所、建筑群、民居建筑、民族服饰、工艺品等”[11](P83)，后者主要指“人的活动，如民俗活动、民间艺术、生产技能、传统工艺、生活方式与人际交往、饮食文化等”[12](P83)。从这一层面上看，“特色塑造”明显偏重于前者，“地方营造”则在前者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后者的维护。也就是说，从上海新天地、天津五大道到北京白塔寺，这三个案例实际上代表了二十年来城市更新中设计的地方性表述从“特色塑造”到“地方营造”的转变。另外，虽然城市更新古已有之，

表1 上海新天地、天津五大道、与北京白塔寺之比较(作者自绘)

相同点基础条件三者的更新对象都是老城区的居民区,区域内都含有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大量的历史遗存,更新前区域基础设施落后,社会问题突出。原住民迁移更新都涉及了大量的原住民迁移,迁移的原住民大多被安置于郊区。更新过程更新的实施均采用政企结合的方式,政府起主导作用,企业负责投资运营,过程都注重地方性的表述,充分借助规划设计,利用当地文化符号对物质空间进行更新。更新成果更新的目的均在于将老城区纳入城市发展的整体序列,与现代化的步伐相协调,更新后都宣传实现了地方文化的复兴,打造了城市的会客厅。但对于类似的更新模式,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诸如文化价值的异化带来的文化失真问题、文化同质问题、以及立足于商业开发的文化利用方式不具可持续性等。

不同点原住民利益相对于上海新天地的整体搬迁和天津五大道迫于资金限制保留少量原住民的方式,北京白塔寺重点关注居民生活,采用了更为温和的自愿腾退政策,并且以房屋补偿和货币补偿的形式满足迁出居民的利益需求,对于不愿迁出的居民则通过就地改善和社区营造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生活质量。空间功能上海新天地通过“去里存表”进行了区域功能的重置,从原来的居住空间变成了商业消费空间;天津五大道由于物理条件的制约,主要突出旅游功能,辅以商业消费功能,保留的原住民也基本处于区域边缘的位置;北京白塔寺则保留了大部分原有居住功能,并且通过新功能的加入,进行了局部居民重置,使之逐渐转变为复合多种功能的城市综合体。开发进度上海新天地为快速式,通过短期封闭式的改造,以崭新的整体形象面对大众;天津五大道由于建筑产权的复杂,采用了快速式与渐进式相结合的方式;北京白塔寺为渐进式,开放程度较高,其丰富多样的艺术设计与创意活动吸引了当地居民和外界的广泛参与,同时新媒体手段的应用也起到了很好的互动效果。地方性表述前两者更多地以静态的方式表达地方性,新天地中的上海方言与菜系多为包装之后重新植入,天津五大道虽有居民的生活,但却较为零散,北京白塔寺则主要以活态的居民生活表达地方性。

但与古代城市多以自发、缓慢的状态发展变化不同，近现代城市已经变成了多种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源按一定空间结构和社会分工聚集起来的有机体。换言之，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更新是城市的管理者、投资者等精英阶层对城市未来发展进行的有计划、有意识的改建和干预活动，其不但要推动城市物质环境的改善，也要进一步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白塔寺再生计划虽然格外关照当地居民的利益需求，注重维持原生的社会情态，但腾退后的空间依然被植入了可以盈利的现代城市功能，为拉动当地经济增长服务。由此可见，即使是提倡当地人参与的活态地方性表述，其背后实际上也隐含了诸多的实用目的和重商主义的考量。

总而言之，历史街区更新可以看作是地方性的重构与再生，即地方性在一个符合现代城市功能的全新体系中被重新定义，并且进一步产生新的意义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创造地方记忆场所、转型地方传统产业等方式创造地方性，再通过房地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等方式消费地方性，其设计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视觉体验层面的景观更新。因此，对“景观”一词的深入考量当有利于我们深入解读这种城市更新中的地方性表述。

三、从“景观”到“历史景观”：理解地方性表述

关于景观，望文生义，目之所及都可以称为景观。但在学术研究领域，“景观”一词的含义丰富多样，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内涵与研究对象。地理学家把景观定义为一种地表景象，生态学家将它解释为生态系统的载体，艺术家将它作为表现与再现的风景，设计师将它视作建筑物的配景，旅游学家把它当作旅游资源，社会学家则将它看成权力和政治的表达以及社会文化的演进过程。需要注意的是，“景观”对应的英文单词主要有两个即“landscape”和“spectacle”，在自然与应用科学领域，前者几乎是该词的唯一中译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前者依然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但后者同样也占有很高的比例。由此可见，“景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性，“它基于人的感知和体验，并且进一步指涉社会、经济、生态、文化、政治等多个维度。在汉语语境中，景观的含义总是与使用者的专业领域息息相关”[13](P60)。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景观多指客体化的景物，又可分为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然而，根据人文地理学的观点，景观并不仅仅是人们在地表看到的风景或景象，而是一种观看方式的后果，这种思想颠覆了景观作为客观实在的传统观念，它告诉人们，景观不仅是景观本身，更重要的是，景观通过社会文化的建构成为了景观。也就是说，景观不仅是一种物质客体，而且还带有强烈的主观因素，“景观”一词进而兼具了名词和动词的属性，恰如约翰·厄里(John Urry)所说的“游客的凝视”，游客对景物的观看往往渗透着主观的色彩。这种看与被看、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影射了景观的另一种语义，即spectacle，其意指特意准备的展览，这种公开性与展示性始终把看的行为与需要通过外观掩饰的现实关联起来。在德波(Guy Ernest Debord)看来，现代社会已进入了一个以影像物品生产与影像消费为主的“景观社会”。景观本质上不过是“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14](P4)“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15](P4)，进而成为了资本操控社会生活的工具。换言之，在现代社会中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景观无不是一种生产和制造的表象。

基于此，景观不仅是一个物质客体对象，还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景观是促使景观本身得以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具体化，于是可将它大体分为景观的规划设计和景观的文化研究两个方面，景观的规划设计侧重于研究景观生成的技术方法和科学原理，景观的文化研究着力于探讨景观建构的权力运作和文化机制。这其实可以看作是对同一个景观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而地方性表述所呈现的景观更新，一方面指的是为适应现代城市功能的需要而对历史街区进行的物理空间及生活样态的变化，另一方面指的是这种变化所影射出的社会建构机制与利益关系。

在历史街区更新中，政府、开发商、当地居民和设计者构成了利益相关的四类群体。政府的利益在于通过老城区改造项目获得土地出让金，转嫁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改善城市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从而达到经营城市的目的；开发商的利益在于通过投入资金，推动城市空间从设计到建设的全过程，获取资本增值利益；当地居民的利益在于改善生活条件以及借助搬迁获得尽量多的利益补偿；设计者的利益在于通过专业技能获得相应收入，并且实现职业理想。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生产方式下，政府和开发商常会组成城市增长联盟，其共同目标是借助设计者的专业知识推动老城区更新并从中获益，这种权力和资本相互谋和的方式往往占有强势地位；当地居民则由于缺乏相应的话语权力，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由此可见，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分别处于利益分配的两端，虽有交集，但仍潜藏着冲突与对立的风险，而设计者虽然处于中间调解者的位置，但往往因为受雇于作为甲方的增长联盟而不得不对威权话语进行一定的妥协，也就是说，设计者“既是在指挥自己做，但同时又是意识形态的代言人”[16](P54)。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设计者的专业话语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甲方的决策，从而为居民利益的获得和自身设计理想的实现争取更大的空间。简言之，城市的景观更新并不是人们通常认识中由设计者单方面力量所决定的视觉景象，而是利益团体相互博弈、相互协调的结果(图2)。

图2 景观更新的建构逻辑(作者自绘)

另外，通过案例比较还可以发现，历史街区更新实际上包含了保护和发展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针对这种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的概念，作为协调二者的矛盾时的一种整体性方法。这一理念最重要的意义是在承认城市动态发展的前提上，“打破了以往被保护历史城区与其他城区的边界，将所有因历史积淀而产生的城市环境统一视为城市遗产，……纳入到更广泛的城市发展框架之下”[17](P41)。因此，“不是简单地阻止发展、拒绝开发，而是主动地规划城市的发展方向，根据城市的特色和价值所在控制城市变化的速度、内容和规模”[18](P42)。依据城市空间研究中的“地标(landmark)—基质(anonymous urban fabric)”模型[19](P31)，城市历史景观可分为历史文化遗存本体及其辐射的周边环境两个部分。遗存本体(heritage)是“具有特殊意义或视觉特点”[20](P31)的“能在一段动态的时间中维持相对静止”[21](P42)的“城市锚固点”[22](P41)；周边环境(setting)则是相对平常且彼此相似的变化剧烈的面状“层积化空间”[23](P41)。而所谓地方性表述也即历史文化遗存的创生设计主要发生在周边环境区域，与开发密切相关，如天津五大道地区的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北京白塔寺再生计划中协议腾退后所形成的院落空间就是供艺术与设计介入的层积化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将城市更新中设计的地方性表述称为历史景观(图3)，它是历史文化遗存创生设计的表征，这种景观指的是城市更新中围绕遗存本体在周边环境中建构的多种产业的复合体，其目的是与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是地方为了发展或满足现代的需要所进行的对历史文化遗存本身及周边的改造或再设计。将这一设计现象称为历史景观，一方面延续了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强调其与城市遗产的关联性；另一方面立足于“景观”含义的双重指向即通过规划设计所呈现出的更新图景及其隐含的运作机制与文化逻辑，注重二者兼顾的理解方式。

图3 “历史景观”的推演过程(作者自绘)

四、“特色塑造”与“地方营造”的关系

如前所述，无论是“特色塑造”还是“地方营造”，其核心都是要通过地方性表述形塑独具地方魅力的城市环境与生活样态，因此，对“地方”的理解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字面上看，地方是指“地面的某一个特定区域或是一个特定的地点”[24](P67)，对于城市而言，自然就是城市中的某个空间。若果真如此，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历史早在现代主义时期就应该终结了，雅各布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诸多学者都应该在被规划好的田园城市或光辉城市中享受生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就是说，地方并不完全等同于物理空间，这一理解方式是伴随着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社会问题的爆发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和文化转向而产生的。

“地方的概念最早由Wright提出，他认为‘地方是承载主观性的区域’。”[25](P111)艾兰·普瑞德(Allan Pred)将它进一步解释为：“经由人的居住，以及某地经常性活动的涉入；经由亲密性及记忆的累积过程；经由意象、观念及符号等等意义的给予；经由充满意义的‘真实的’经验或动人事件，以及个体或社区的认同感、安全感及关怀的建立；空间及其实质特征于是被动员并转形为‘地方(place)’。”[26](P113)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详细辨析了空间与地方的区别和联系，他认为空间是抽象的、客观的和物质的，而地方则是具体的、主观的和经验情感的，他说：“封闭的人性化的空间便是地方。与空间相比，地方是一个使已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人类既需要空间，又需要地方。人类的生活是在安稳与冒险之间和依恋与自由之间的辩证运动。”[27](P44)因此，空间可以承载人的活动与记忆，这种被赋予了文化意义的空间才能够被称为地方。在《地方与无地方性》(Place and Placelessness, 1976)一书中，瑞尔夫(Edward Relph)进一步提出，地方具有物质、功能和意义三种属性，地方性就体现在这三个属性之中。就此而论，“特色塑造”更多地是在利用当地的文化符号打造标识性的物理空间，集中于地方的物质属性方面，对于功能和意义属性则较为忽视。这种更新模式实际上隐含着过于注重空间环境的形象提升和过于追求空间利用的经济效益两方面的问题。相比于“特色塑造”，“地方营造”是在意识到前者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而更侧重于关照和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需求和生活感受，也即地方的功能与意义属性，这种更新思路的进步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地方营造”并不是对既有塑造城市特色方式的否定，而是对其外延和内涵的拓展，二者是一种递进关系，是地方性表述的前后两个阶段。

同时，可见性是地方形成的重要条件。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诗歌《罐子轶事》(Anecdote of Jar)描述了一件有趣的事，一个被放置在田纳西山顶上的罐子“让大自然集中或被束缚在其周围”[28](P384)，从而使“荒野爬上山头来到罐子身边，它展开四肢，不再荒凉”[29](P384)。这表明放置罐子的行为引发了“空间的驯化”[30](P385)，这种驯化是由“人类通过某种记号或者人类存在的符号创造出来的”[31](P384)。对此，段义孚评论道：“雕塑可以通过它们自身的物质存在获得创造地方感的力量。”[32](P134)他还列举了街区更新的例子，一个人的实际经验来源于日常生活的街道，但更大范围的街区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城市更新作为一个外部事件使当地居民看到了更大的单元，“在利用对街区特定部分的直接经验或者据此进行推断的前提下，感情开始轻微地影响整个街区”[33](P141)。换言之，“概念首先指向具体的事物，然后才能指向更为抽象的事物”[34](P141)。因此，“只有该单元有强烈的地方风情、视觉特征和清晰的边界时，这种洞察才会变得生动真实”[35](P141)，而塑造城市特色就是通过设计者赋予地方以象征形式，正如苏珊·朗格(Suzanne K.Langer)所说：“建筑是创造了一种文化的形象，即一种物质上存在的人类环境，这种环境表达了构成一种文化的特有的、规律性的功能模式。”[36](P137)这种人造物会成为地方的永世存在，甚至会比支持它的特定文化存续更久的时间。另一个使地方得以形成的条件是时间。地方的形成归根结底是人们认识空间的过程，这个过程使空间从陌生变成理所当然进而产生依赖和认同，明显需要花费时间。不过，时间的长短则是因人而异，不然也不会有“日久生情”和“一见钟情”两个反差极大的词汇。但普遍而言，关于一个地方的感觉是“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经验构成的，这些经验大多转瞬即逝且平淡无奇。它是视觉、听觉和嗅觉的独特混合”[37](P152)。人们将建筑比喻为凝固的音乐，一方面是指建筑形式具有优美的韵律感，另一方面是指建筑承载了许多记忆，可以让时间停泊。日本的伊势神社每20年就要拆除旧社，并在相邻的场地上原样重建一次，这种延续的方式有利于当地居民地方感的形成。

综上所述，“地方营造”包含了两个维度的内容：其一是空间维度，这一维度对应了地方的物质属性，指的是塑造特色的物质形态，通过这种文化的象征形式标识空间，形成记忆得以停留的目标；其二是时间维度，这一维度对应了地方的功能属性和意义属性，指的是围绕特色形象形成认同感的过程，反映在城市更新层面即是渐进式、分阶段、小规模的更新模式。此二者对于城市更新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前者的效果立竿见影，也是现今城市更新中常用的手段，后者的效果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在城市更新中，着力关注地方的功能属性与意义属性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对于仍然保留着较完整传统社会形态的旧居民区，更应当提倡空间与时间的共同作用，这既是一个物理空间塑造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组织建构的过程。

五、结语与思考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背景之一，地方原有的社会与文化边界不断受到全球力量的挑战。基于此，在城市更新中，空间设计的地方性表述越来越受到设计业界的普遍重视。在这一过程中，“对(城市)遗产的兴趣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这种现象被塞缪尔(Raphael Samuel)称为由‘克利俄之手’统治的‘一种膨胀的历史文化’”[38](P109)。格雷戈里·阿什沃思(Gregory Ashworth)认为：“遗产是由历史阐释产生的可用于销售的经验。然而，它是由消费者而不是由原料定义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功能。”[39](P158)正如英国利兹皇家军械库博物馆存在的合法化过程，利兹开发当局之所以愿意为其提供建造担保，更多地是出于激活利兹复兴的消费需求的考虑。这就是前文所论述的“历史景观”，笔者认为它是地方性表述的一种表征。但值得注意的是，“景观”与“地方”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景观”带有强烈的视觉观念，隐含着一个他者的位置，代表了一个旅游的场所，这“是一个不具有绝对客观存在性的、感性的世界，是一个以消费为导向，以差异为标准的世界，是一个依附于他者生活世界的世界”[40](P29)。而“地方”则是一个生活的场所，是一个往复、单调而平庸的世界。由此观之，所谓的地方性表述更多地是提供给他者游历的感官体验，在这一层面上看，不管是静态的物理环境，还是动态的生活场景，经过他者的参与都变成了一个由当代可参观性生产出的被展示的文化。这种“地方性”大部分已经“偏离服务于它自己的团体的传统功能。各种形象被供给了这群新受众甚至为他们而定制。这样，这些形象原始的地方性便被市场价值的一致性所取代”[41](P160)。因此，人们只能创造“景观”，而不能创造“地方”。

就此而论，“地方营造”其实也可以算作一种悖论。一方面，地方是根据个人的认知经验形成的、具有私人属性的封闭空间，这个空间可以提供个人所需的安全感，如熟悉的房间、物品甚至是母亲的臂弯等。在这种意义上，每个人的地方都是不同的，是难以被复制的。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具有物质属性，某些“特殊的实质”[42](P157)需要借助特色的形象标识，这样后代才能形成与前代类似的感受和认同。在这种意义上，地方又具有一定的群体共性，因而也是可以建构的。开发者和设计者就是以此为据进行城市特色的塑造，但二者明显处于他者的位置，同时由于设计者之于开发者的从属关系，设计者的设计更多地是在迎合开发者对于该地的想象，正如20世纪末中国第五代导演塑造的“乡土化的‘民族寓言’”[43](P84)也是在文化猎奇的基础上迎合“西方对古老中国的想象”[44](P84)。由此观之，地方实际上包含了个性与共性、自身与他者两组相互对立的概念，所以“地方营造”可以看作是弥合二者矛盾，使二者无限趋近的过程。首先，塑造接受度更广泛的地方标识物，这是地方形成的物质基础；其次，尝试设立固定的地方规划师，在区域更新开始前，为其留有足够的介入时间，并且倡导自愿式或自发式更新，将设计者从他者变为自身，从而减少他者身份的不利影响；最后，着力关注当地居民的生活图景，推行分阶段、渐进式更新，留下熟识新环境的足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