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郎

在“四人帮”倒台后不久的一个冬天里，我数次看到在泾阳县城关粮站对面的县面粉厂厂门旁边的台阶上，坐着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因老人相貌古奇、须发皆白，让我印象深刻。多年以后，我在翻看泾阳县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吴宓专辑》时，才知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人，竟是大学者吴宓先生。

吴宓1894年生于陕西泾阳安吴堡，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在“文革”时，他身心遭受严重摧残。1977年1月，因生活不能自理，其妹吴须曼将83岁的吴宓接回陕西。吴须曼为泾阳县面粉厂职工，起初吴宓和吴须曼母女挤住在该厂职工宿舍，后吴须曼租下一间民房，让吴宓搬入居住，直到1978年1月去世。

后来，我与西安的一位记者朋友一起，对吴宓生前最后一年生活的点点滴滴，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探寻和采访。吴宓去世后，遗体就停放在县面粉厂。1979年县面粉厂迁往永乐，随后县粮食局搬入县面粉厂的旧址。吴宓临终前一年，大部分时间租住在西关2号高天民家，而这个高家就在县粮食局对门西侧。

我们走进西关2号，高天民正和母亲在闲话家常。高天民60多岁，是西飞公司退休职工。高母已92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谈起吴宓的往事兴致勃勃。高母说吴宓之所以能住进她家，是因为她和吴须曼相熟，两人情同姊妹。吴宓刚住进来的那几天，精神高度紧张，加上眼神不好，一看见高母靠近，就会惊问：“你是谁？你不是我妹子，你想干啥？”高母总是耐心地解释：“我是这家的房东，跟你妹子是朋友，你妹子叫你住到我家，好慢慢调养你的身体。”几次过后，吴宓心里有了底，神经才放松下来。他对高母说：“我妹子是好人，你是我妹子的朋友，你也是好人。”

天气好的时候，吴宓会被扶到院子里坐一坐，有时他会一个人自言自语，但听不清他在说啥，好像讲的是外国话。高天民回忆说，一天家里来了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说想见见吴宓老师。来人见了吴宓忙鞠躬，并不停地问好。吴宓耳背，一时听不清他说的话，但见他恭敬行礼的样子，若有所悟地点着头说：“哦，哦，我是吴宓教授，有不认得的字言传，有不懂的典故言传。”这话他重复了两遍，忽然话头一转大声说：“批孔是不对的，他们根本不懂孔子……”当时街道上到处贴着“批林批孔”的大标语，高天民担心惹出啥事，赶紧把来人打发走了。

我们给吴宓住过的房间、坐过的院子拍了几张照片，便调头北上，奔向30里外的安吴堡。在吴家陵园拜谒凭吊后，经多方打听，找到了吴宓的表弟孙杰曼。他80岁出头，飘逸的白须约半尺余。他说亲戚中吴宓和他交往最多，吴宓每次回安吴堡，都吃住在他家，两人常通宵畅谈。吴宓1955年回安吴堡的时候，见了孙杰曼二话不说，先对他行叩拜大礼。孙杰曼问这是干啥？吴宓说他常年在外，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多亏表弟多方照料并送埋了老人。1977年吴宓回到泾阳，因体弱肢残，无力再到安吴堡，孙杰曼便时常去县城看望他。吴宓病逝后，孙杰曼闻讯赶到县面粉厂帮忙料理后事。由于吴宓因病多日不能进食，其遗体已瘦得脱了人形，惨不忍睹。孙杰曼边为他穿寿衣边哽咽着说：“老表走好，再不用在世上遭罪了……”孙杰曼还长叹一声对我们说：“没想到连他也是我送埋的。”

有人说吴宓字雨僧，实在应改为“迂僧”。因为在“批林批孔”正盛时，他却顶风疾呼：“孔子不可批，孔子思想是中华文化之精华”，结果成了“现行反革命”。也有人说吴宓是“义僧”。他古道热肠，乐善好施，无论是学生、同事、友人冀求接济，他几乎有求必应。每到发薪之日，吴宓便忙得不可开交，他要给身边的人送钱，给远方的人邮钱。更有敬重吴宓道德文章的人，称他为“高僧”。他终生从教，孜孜传道解惑，矻矻著书立说，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一流的文化学术精英，影响巨大而深远，名垂竹帛，功不可没。

老年吴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