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益哲

西晋末年，八王互相攻伐，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处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被迫流亡变成流民。正如《中国流民史》所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的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诸政权的并存和频繁更迭，使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流民潮彼伏此起，规模和数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1]流民的发展对两晋尤其是对东晋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东晋政权的分散性导致流民作用放大

东晋政权的建立离不开世家大族的支持。《晋书·王敦传》记载：“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2]2554在东晋，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门阀士族与皇帝共同掌权，这种局面被称为门阀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与发展，与流民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东晋利用流民的一个体现。但是，当东晋政局得到稳固之后，流民的作用便只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存在，用以发展经济。乱世用流民以捍卫政权，政局稳定时用流民来制衡门阀士族，这是东晋政局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当颍川庾氏家族一家独大时，皇帝便使流民帅郗鉴和琅琊王氏联姻以制衡颍川庾氏，保证政局稳定。归根结底，这种制衡背后的原因是东晋政权的分散性，皇帝权力遭到威胁。

纵览东晋一朝，主弱臣强的局面始终存在。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指出：“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下去。”[3]当皇帝想要提高自己的权威时，势必会和世家大族产生矛盾，这时就不得不利用流民，于是流民在东晋政局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如重用流民帅郗鉴平反王敦叛乱，保证了皇权的稳固。但是，流民帅势力随之膨胀，最终导致苏峻之乱的发生。可以说，流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为东晋政权所利用，另一方面又动摇着东晋政权的稳定。不过，这种两面性的原因始终在于东晋政权的分散性。当皇权集中，世家大族便不敢与皇帝“共天下”，流民也就不可能会威胁到政权；反之，政权分散，流民的作用便会放大。

二、东晋流民自主性促使东晋政权建立

经历战乱和天灾的流民，在江北自主聚集宗族乡党、屯聚坞堡、占据险要位置自守，以躲避战乱，或抵御寇盗。

在江北的流民建造了坞，坞即为用以防卫的小堡，比较著名的坞堡有郗鉴的峄山坞。《晋书·郗鉴传》载：“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咸相谓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2]1797这些流民相互聚集在一起，推选出坞主，来维系内部稳定和生存。流民自主推举郗鉴作为坞主，让他率领宗族乡党在峄山坞中避难，占据险要位置，以求获得安定的生活。《太平御览·地部七》记载：“峄山在邹县北，绎邑之所依名也……遭乱，辄将居人入峄，外寇虽众，无所施害。永嘉中，太尉郗鉴将乡曲逃此，胡贼攻守不能得。”[4]从这里可以看出，郗鉴所统帅的流民在抵抗五胡的入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东晋政权在江左的建立争取了时间。

三、东晋治理流民的举措

在面对迁移到江左的大量流民时，偏安江左的东晋政权和门阀士族为了维系社会稳定，避免流民起义，不得不采取措施安置流民，而流民为了生计往往会与政权妥协，这从侧面促进了东晋政局的稳定。

(一)侨立郡县

《隋书·食货志》记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5]侨立郡县的目的是将南移来的流民尽快稳定下来，消灭潜在的流民起义。这些善待流民的举措，使流民逐渐安稳下来，从事各项生产活动，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关于流民安置的地点，不能离政治中心建康太近，因为不稳定因素会造成政权动荡；也不能强行插入江左士族所居吴郡及其旁边，否则容易酿成冲突，导致社会不稳定。而地广人稀的京口和晋陵一带就成了比较适合的地方。流民接受这一安置，这为刚刚建立的东晋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士兵来源，可以保证东晋政局稳定。

(二)给客制度和还僮客

《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条载：“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太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而江北荒残，不可检实。”[6]随之在同一年中实行还僮客，《晋书·元帝纪》载：“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2]154这里的僮客是北移过来依附于士族大姓的流民。给客制度和还僮客，即国家以给客为名，检核僮客，使其名上有司，把流民编为军队，安置流民。实行给客制度和还僮客，国家掌握的人口增加，而门阀士族所隐匿的户口势必会减少，这对于东晋政权发展至关重要。

(三)编入军队

起用流民是因为东晋兵力不足。因为东晋政权是北方移来的官僚在江左建立的政权，在南方没有兵力基础，依靠的仅仅是世家大族，而世家大族子弟很少会去投身兵营，兵力便显得尤为不足。《晋书·丁潭传》记载：“窃闻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营阵不充。”[2]2062-2063所以，招流民为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这样既可以限制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又可以壮大中央政权，还可以给流民一个稳定的身份。

《晋书·刘牢之传》记载：“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2]2188谢玄招募将领，组成北府兵，而应募的将领多自备兵众，只须授予他们军号或者刺守，便能用于战争。这些将领所率领的士兵便以流民为主，构成了北府兵兵源的主体。

(四)移民和赈灾

司马氏家族在江左建立东晋政权之后，胡人经常南下骚扰，劫掠物资和人口。《晋书·孝武帝纪》记载：“移淮北流人于淮南。”[2]228这是东晋政权面对胡人侵扰时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安置流民的举措。又据《晋书·成帝纪》：“诏复遭贼郡县租税三年。”[2]174皇帝下诏，遭受贼寇掠夺的郡县减免租税三年，以减轻流民的生计负担。在经历战争和天灾之后，东晋统治者给予流民物资，并罢免租税，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是为了防止流民扰乱社会稳定。采取救灾和移民的方式，对于陷入生死境地、进退两难的流民来说，至少可以保证继续生存下去，同时也减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因为战乱和天灾，以及大量土地被兼并，上述举措对于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只是暂时救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结语

永嘉之乱后，北方陷入少数民族的统治，贫苦农民和下等士族变成流民逃亡别地。寓居在北方的流民在流民帅带领下建立坞堡自守及抵抗胡族，而逃亡到江左的流民占据了大量土地，与当地土著产生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东晋政权为了稳固这些流民，采取了一些安置措施，使得流民和当地人民渐渐融合，政局得到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