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枝富,沈 燕

(江苏省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南京210000)

2020年史记曲阜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19届年会由中国史记研究会主办，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于2020年11月7—8日在山东曲阜举办，7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一、研讨会概述

11月7日上午举行开幕式，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胡钦晓，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田志勇，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丁波，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夏静出席，胡钦晓代表曲阜师范大学、张大可代表中国史记研究会分别致辞。

胡钦晓首先介绍了曲阜师范大学的成长与成就，是文理并重、文史见长，以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卓越教师培养为突出特色的山东省重点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拥有文、史、哲、教、马等7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他认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相聚孔子故里，展开交流研讨，必将是一场激荡思想、启迪智慧的学术盛宴，相信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必将开启史记学发展的新征程，推动史记学研究取得新成果，也将极大地促进学校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迈向新阶段。

张大可致辞，首先感谢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新冠疫情的非常时期对召开这次《史记》研讨会所付出的辛苦；介绍《史记论丛》第十七集的编辑与出版以及特色体现；然后阐发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至今20年所作的贡献，出版《史记论丛》17集，发表学术论文1 000多篇，推动了五项影响社会的重大学术研究。第一，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在无锡召开太伯奔吴学术研讨会，启动了吴文化研究。第二，2006年在河南荥阳召开第五届年会，提出了保护成皋古城文化遗产的倡议，受到河南省和郑州市两级政府的重视，落实了对成皋古城遗址的保护。第三，2008年在安徽和县召开项羽专题学术研讨会，终止了某些地方制造假文物遗迹的计划，避免了巨额资金的损失。第四，2005、2015年举办了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与216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司马迁生年两说百年争论回顾与梳理专题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司马迁生年研究》，对司马迁生年的定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五，由学会组织和推动的《史记疏证》学术工程已全部完成，该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价值，是中国史记研究会留给历史的一份厚礼。

大会发言由田志勇、丁波主持，江苏省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朱枝富、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明、陕西理工大学教授梁中效、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讲师李月辰发言。

朱枝富围绕《〈史记索隐述赞〉组论五题》发言。他对《史记索隐述赞》进行了系统研究，撰写出5篇论文，在发言中着重介绍了开展《史记索隐述赞》研究的一些做法：一是进行文本推敲，形成简体规范文本；二是进行全文注疏，形成“傻瓜”阅读模式；三是进行文字串译，形成通俗优美译文；四是进行立式评说，发掘原文深刻内涵；五是进行原文改造，形成等译阅读文本。

张明的发言，题为《孔子“中和为美”的音乐艺术精神》，认为孔子不但具有很高的音乐艺术鉴赏力，而且对音乐艺术本身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孔子在归鲁之后做了大量的音乐文献整理工作。现代新儒家代表徐复观认为孔子对中国音乐艺术精神的最高确认是“中”与“和”，据此认定孔子的音乐艺术精神就是“中和为美”，具体表现为“尽善尽美”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两个方面，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历朝历代的音乐艺术创作及审美观念。

梁中效研究唐宋诗词中的司马迁形象，在发言中认为，司马迁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崇拜的偶像、学习的楷模，吟咏了许多诗词，展示了司马迁的人格魅力与《史记》的崇高地位。司马迁的献身精神和“三不朽”的追求，让唐宋诗人敬佩不已，在他们笔下的司马迁形象高大而神圣、真实而崇高、多才而悲壮。

李月辰在发言中介绍了日本学者奥田尊对凌稚隆《史记评林》的校订，认为奥田尊是唯一一位对该书做全文校勘的学者，他的校勘十分细致，运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态度严谨，发现并校正了《史记评林》在流传刊刻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校正该书文本的讹、脱、衍、倒问题，对文章断句、文字读音、通假字等问题做了批校，对该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学术讨论分组进行，第一组由信阳师范学院学报韩大强、许昌学院教授马宝记主持；第二组由渭南师范学院教授凌朝栋、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政协文史委主任徐业龙主持；第三组由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康清莲、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丁延峰主持。

11月8日上午，首先举行大会，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一编室主任王文运、渭南师范学院凌朝栋主持，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康清莲、广东海洋大学教授赵永健、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霍俊国、淮北师范大学副教授魏泓做大会发言。

康清莲研究李斯的人生悲剧，用“功可名世，恶足切齿”八个字来概括，认为李斯奉行仓鼠哲学，投机钻研，在秦始皇死后，因畏祸贪权而卖身投靠，出卖灵魂，为虎作伥，杀扶苏，立胡亥，助纣为虐，导致四海沸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到最后，一生不能自保，被赵高、胡亥所杀。司马迁批判了李斯贪求功名富贵、一切以个人得失为转移的极端自私、懦弱的可耻本性。李斯功可与周公、召公并列，却落得身败名裂的悲惨结局，实为千古鉴戒。

赵永健研究岭南诗人陈乔森对燕国历史的独特观照与书写，认为陈乔森时称“岭南才子”，任雷阳书院山长。他歌咏燕国的诗作概括性强，视角独特，见解深切。

霍俊国介绍《史记》对孔府档案的影响，认为孔府档案是孔府留存的系统记录中国最大家族孔氏家族各项活动的私家档案，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在写作上受《史记》的影响，“史有诗心”的特点鲜明，主要体现在文学书写方式与审美意蕴两个层面。

魏泓研究《史记》的英语译介，对《史记》英译现象进行系统综观，认为《史记》英译以美国和英国的译介内容为最多。起步较迟的美国的译介成效日趋显著，直至遥遥领先。其译介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史记》的英语译介从零星译介到大规模的文学性强的篇章选译，再到学术性全译的渐进过程，其传播与接受进程是从片面解读到全面解读的认知演进过程，也是中西文化碰撞、冲突与交融的过程。《史记》的英语译介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体现了中西关系日渐发展的进程，映现出世界文化融合与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闭幕式由霍俊国主持，并代表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发言；三个小组的代表交流学术研讨情况，分别是韩大强、刘懿璇和丁延峰代表各小组发言；田志勇代表中国史记研究会作研讨会总结；下届东道主、江苏苏州科技大学教授戈春源表态发言。

田志勇从三个方面对研讨会予以总结：第一，在今年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曲阜师范大学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优美的环境，如此精心的安排，对此表示十分感谢。第二，中国史记研究会每次年会都会编辑一本《史记论丛》，汇聚成一本沉甸甸的学术成果集，6个方面的栏目紧扣了此次研讨会的主题。第三，谈谈关于儒家思想、儒学发展和《史记》关系的问题。曲阜作为孔子故里、东方圣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史记》中有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传记。第一个为儒家思想进行系统的传播，为他们重要的创始人撰写生平的就是司马迁。《史记》在儒学文化的历史传播中，显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谈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谈到儒家思想，谈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就不得不提到《史记》。

在研讨会召开前的11月6日晚上，中国史记研究会召开了理事会，由丁波主持，他介绍了中国史记研究会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夏静介绍了这次研讨会的筹备工作；戈春源介绍了下一届举办《史记》研讨会的初步打算；张大可讲话。理事会决定，增补夏静女士、江苏苏州市孙子研究会会长金海龙为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增补丁延峰为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

二、《史记论丛》概述

在这次研讨会召开前，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张大可、夏静、陈曦、刘嵘主编的论文集《史记论丛》第17集，作为这次研讨会的学术大礼。

《史记论丛》共收入论文60篇，约60万字，共分六个栏目，一是“孔子与儒学研究”，收文5篇；二是“《史记》文本与注释研究”，收文5篇；三是“《史记》思想文化研究”，收文21篇；四是“《史记》文学艺术研究及其他”，收文19篇；五是“新著摘载与评介”，收文7篇；六是“学术动态——会议综述”，收文3篇。

(一)孔子与儒学研究

《史记·孔子世家》，是现存孔子传记当中写作年代最早的一篇，堪称圣人孔子的第一篇传记。因此，孔子研究与《史记》研究，两者存有很大的重叠、关联部分。可以说，孔子研究是《史记》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人们持续不断地展开探讨。这次研讨会，为《史记》研究会会员提供了一个研究孔子与儒学的良机。

夏静的论文《从孔子到〈诗大序〉——儒家早期文学价值观的建构》，认为考察孔子到《诗大序》儒学一脉的学术走向，除实证式地考察源流统绪与师承门户，哲理式地辨析外王资治与内圣心性外，还需评价儒家文学价值观建构的意义。作者从三个方面予以探讨：一是在价值主体的建构上，从主体性高扬的“君子儒”到主体性萎缩的经生模式；二是在价值立场的嬗变上，从孔子对话式的用诗到汉儒文献式的释诗；三是在正统文学价值观的选择上，从整体性的“六艺”传统到政教一体的诗教原则。此论无疑是孔子与儒学研究的“重磅”，材料充分，论证有力，为研究孔子与儒学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傅新营的论文《〈史记·儒林列传〉与儒学叙事的次第升降》，指出《诗》《易》《礼》《春秋》的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并不是均衡发展的，从《史记》以降的次第变化，可以看出儒学学术发展更细微的历史变迁。并认为，二十五史中，大都为《汉书》所定的知识系统，只有《晋书》《周书》《宋史》是《史记》的子系统，古文经学在古代历史中的统治地位非常明显。

司马迁故里陕西韩城人吉春作《司马迁评价孔子为“至圣”的八大理由》，充分肯定孔子的办学培养人才以及编《诗经》、著《春秋》等业绩，司马迁认为“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故称为“至圣”。

(二)《史记》文本与注释研究

这是《史记论丛》的“看家节目”，每次都是作为重点栏目。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孙利政的论文《〈史记〉徐广注引书考》，统计其征引古书45种333条，涉及经、史、子、集部，其中经部15种36条，史部17种274条，子部8种17条，集部5种6条，提供了较为丰富和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辑佚和校勘价值。

宝鸡文理学院副教授姚军的论文《〈史记音隐〉佚文的注引方式与撰作年代》，统计《史记集解》注引《史记音隐》共有8处，全为音注，其中反切6条，直音2条，当作于许慎、郑玄、服虔之后的东汉末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王璐的论文《清代的〈史记索隐〉研究》，认为在毛晋重刻单行本《史记索隐》之后，使得无论是《史记》的研究还是其他典籍的研究，又多了一种可资参考的资料，也是清代学者对单行本《史记索隐》价值的最大肯定。

(三)《史记》思想文化研究

由《史记》而研究司马迁的思想，研究相关的文化现象，是历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这体现在各个方面，有说不尽的话语，研究不尽的课题，历来是《史记》研究的重头戏。这次研讨会也不例外，收到研究文章21篇。不少论文角度新颖，论点扎实，其研究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国民的论文《〈史记·淮南列传〉辨疑》，对汪春泓提出的此传不是司马迁所作，而是刘受、刘德所写，后经刘向、刘歆修改而成的观点予以否定，认为司马迁基本上认定刘安是谋反被诛，而有一定的冤屈；司马迁据官文书而有反省和批评，以实际的考察和见闻，撰写了此传，对刘安寄寓了一定的同情。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崔茂新的论文《〈史记〉与“隐君子”老子》，质疑“孔子问礼于老子”，认为此说不可以信史视之。《老子》一书的存在，不足以证明老子先于孔子；老子，是一个不知其详，甚至不知其有无的无法作为信史人物对待的“隐君子”。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日辉的论文《司马迁〈夏本纪〉与王权国家之启示》，认为在司马迁笔下五帝时期有国家的倾向，大禹治水实践了国家概念，九州的确立、税赋制度的完成，标志着王权国家在东方的出现，这正是司马迁王权国家概念所在。

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林聪舜的论文《酎金夺侯的法家思维——封爵世袭与集权中央的矛盾与修正》认为，以军功封侯，形成新的贵族世袭制，与“汉承秦制”而来的法家思维矛盾，也与集权中央、皇权独尊的政治趋势矛盾，必然走向破裂，汉武帝凭借法律化的祭祀礼仪强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运作，合乎当时的历史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李伟泰的论文《〈史记·伯夷列传〉析论三题》，认为此传是司马迁借题发挥，抒发心中的怨愤情怀，反映了司马迁的“报应”思想，具有列传总序的作用，体现了文士立信的巨大作用。

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王长顺的论文《司马迁的“英雄观”论略》，认为司马迁以深情的笔触书写英雄人物的传奇人生和丰功伟绩，《史记》是三千多年间英雄人物的画廊，通过“英雄”品质的表述、对英雄人物的记叙以及对“生死观”的阐述，体现了司马迁的英雄观。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曲景毅等的论文《从〈史记·外戚世家〉管窥司马迁的天命观》，从政治天命和个人天命两个层面分析，认为司马迁对天命的理解和描述倾向于非自然主义天命观，司马迁笔下的“天”，是有意志的至上神，对王权国祚上的政治更替和个人命运的生死贫富都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和控制权。

(四)《史记》文学艺术研究及其他

此栏目主要刊载关于《史记》文学艺术的文章。这里登载的19篇文章，不少文章有见解、有价值、有意义，其中梁中效、赵永健已在大会上发言。

西安培华学院教授魏耕原的论文《〈史记〉情感论》，认为司马迁寓情感于叙事之中，寓爱憎于议论之中，通过“太史公曰”的形式抒情，《史记》是一部“热史”，用来发扬赞美，也是一部“冷史”，用于讽刺鞭挞，还是一部“情史”，感召无数读者。

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李小成的论文《杜诗引〈史记〉与诗史的相关性》，统计杜诗显性征引《史记》69篇，征引总数423条，还有很多的是隐性征引，可见杜诗的史诗性质与《史记》有着莫大关系，杜诗的笔法、精神承接于《史记》的写法与实录精神。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院长刘德奉的《〈史记〉文学高度》，认为《史记》叙事的手法、故事的跌宕、语言的丰富、音韵的节奏、情感的植入、作者的在场等，都充分体现了文学的特点，所表达的博大的社会胸襟、圣人般的国家担当、深刻的规律求索、宏大的历史叙事、丰富的人文精神，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创作高度和《史记》的文学高度。

南京传媒学院教授徐同林的论文《非秦为宝——强秦话语范式浅探》，认为秦国的话语攻略，是直面自省，以错为训，以败为母，以敌为师，经历了非秦为宝的教训，而达到了惊天地、泣鬼神、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地，故能急起直追，后来居上。

(五)新著摘载与评介

这一栏目，是《史记论丛》的特设栏目，介绍了三本《史记》研讨的新论著：一是张大可的《司马迁生年研究》，由商务印书馆2019年1月出版，刊登其“目录”，摘载其中的第一讲、第三讲、第七讲；二是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韩兆琦的《点赞·志疑——〈史记〉研读随笔》，由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刊登其“前言”。两著均为当代《史记》研究的重要收获。张大可、韩兆琦两位先生在古稀之年仍然具有极高的研究热情和极强的创造能力，所表现出来的永不停歇的生命态度值得所有晚辈学习、礼敬。三是丁波翻译的美国学者侯格睿的《青铜世界与竹简世界》，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刊登其“目录”，摘载第二题《表现世界》以及张大可为该书撰写的序言《怎样读〈史记〉——一位美国学者侯格睿的答卷》，表明了中国史记研究会对《史记》域外研究成果的高度重视。

本栏目还收录有关张大可、韩兆琦两部新著的书评，朱枝富的《张大可先生“司马迁生年研究”及相关话题评说》、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阮忠的《〈史记〉可以这样读——读韩兆琦先生〈点赞·志疑——《史记》研读随笔〉》、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丽文的《点赞与志疑：韩兆琦先生史记研究的新创获》，均从不同角度揭示两部新著的学术价值，为人们深入把握新书题旨提供了很好的导引。

(六)学术动态——会议综述

这也是新开辟的一个栏目，刊登了江苏省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朱承玲、王小燕、沈燕三位女士参加2019年度召开的三个《史记》研讨会的综述，分别是中国史记研究会举办的“《史记》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史记》与文学的对话：《史记》研究的问题与趋势”、陕西司马迁研究会举办的“2019年学术年会暨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分别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学术综述，留下一份较为可贵的历史资料。

三、几点感想

(一)在疫情之年召开史记研讨会非常不易

诚如《史记论丛》前言所说：“2020年初，新冠疫情不期而至，让全国人民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国史记研究会全体同仁在司马迁精神的感召下，不屈不挠，奋力拼搏，一如既往地坚守于《史记》研究阵地，笔耕不辍，佳篇迭出，为今年《史记论丛》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稿源，也为今年年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持！研究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为此深受感动，利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按时编好稿件，如期为今年年会献上《史记论丛》第十七集这份学术大礼。”

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于2001年，至今已20年，今年召开的是第19次研讨会，其中少开了一次，就是由于2003年“非典”的影响。应当说，今年的“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比“非典”要严重多了，而今年能够如期召开研讨会，是非常不容易的。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为此次会议的召开付出了大量的辛劳。时值春夏之交，又正是“新冠”疫情肆虐的时候，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面对抗疫的特殊要求，迎难而上，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从事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办会的冲击，如期举办了这次研讨会，这份责任担当，这份执着精神，是非常感人的！张大可先生代表全体出席人员向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领导及承担具体会务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二)中国史记研究会正式编辑出版《史记论丛》第十七集

可以说，这在其他任何研究会、学会，都是无法做到的，或者说是没有打算这么做，只是在临开会前，印出一堆论文资料，会开完了，资料也散了，成了过眼烟云。只有中国史记研究会能做到这一点，这值得大大的点赞！这也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一编室主任王文运特事特办，亲自上阵，将每年的《史记论丛》编辑出版周期压缩在两个月内，这也是其他出版社无法做到的，出席研讨会的会员都致以深深的谢意。

(三)中国史记研究会每年确定研讨主题，将《史记》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作者从2015起，一直参加了《史记》研讨会，2015年在渭南师范学院召开，重点研讨“《史记》与人文精神”；2016年在重庆召开，重点研讨“《史记》与巴渝文化发展”；2017在湖南张家界召开，重点研讨“《史记》与旅游文化”；2018年在江苏南京召开，重点研讨“项羽文化与文化产业开发”；2019年在甘肃兰州召开，重点研讨“《史记》与华夏文明”；今年在山东曲阜召开，重点研讨孔子与儒学；明年将在江苏苏州召开，重点研究“《史记》与古代重大战役”。这样，每年研讨一项重要内容，不断地将《史记》研究引向深入。这种做法真好，可以说是“单兵深入”，重点突破，成效鲜明。

(四)《史记》研究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在《史记》研究中有老一辈的研究专家，也有中年骨干，还有年轻的新生力量。非常可喜的是，有一批用一生精力致力于《史记》研究的专家学者，成果丰硕，程金造、张大可、韩兆琦、施丁、杨燕起、可永雪等老一辈，都是这样令人敬佩的专家学者。最近几年，不断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大多是研究生，师从《史记》研究专家，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入手，年轻有为，潜力很大。如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史记研究会每年都收到十多篇研究论文，绝大部分都出自年轻人之手。研究队伍后继有人，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史记》研究需要深入，需要创新，更需要一批年轻学者坚持不懈地坚持研究，向老一辈专家学者那样，终生“守望”，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在《史记》研究上辛勤耕耘，后来居上，以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推进《史记》研究的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