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从军，祝兆源

(1.安徽省和县第一中学，安徽 和县 238200；2.安徽省和县文化研究会，安徽 和县 238200)

楚汉相争时期，范增的出现直接影响当时政治斗争的走向。在反秦过程中，其政治策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加速了秦的灭亡；楚汉相争时，其政治策略未能被项羽采用，且最初的政治策略又被破坏，以至于范增忠愤而离走，不幸中道而亡；项羽因误中陈平离间之计驱逐范增，不幸自刎于乌江岸。范增的智慧才略令他的对手感叹，刘邦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381可见范增的政治作用。现在论述范增文章多未涉及范增的政治策略，我在《论历阳侯范增》[2]《亚父及亚父文化》[3]两篇论文中对范增多有论述，但对其政治策略也未集中论述，似有缺憾。

范增使人“望云气”，最早可见《楚汉春秋》。《水经注》卷十九引《楚汉春秋》曰：“项王在鸿门，亚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色采相缪，或似龙，或似云，非人臣之气，可诛之。”[4]663《史记》记载与此基本相同。这里“望云气”，其实是范增的一种政治策略。

一、范增的政治策略

所谓政治策略，就是指政治主体为了完成战略任务，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而确定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等，是为实现战略任务而采取的具体办法。范增的政治策略对当时政治走向有重大影响。范增一出场就为项梁献出政治策略。《史记·项羽本纪》记载：

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1]300

这里包含政治策略主要有下面几点：

第一，确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政治号召之策，具有凝聚人心的号召力。上文中“楚南公”为何人？《史记》注引徐广曰：

“楚人也，善言阴阳。”骃案：文颖曰“南方老人也”。[正义]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识废兴之数，知亡秦者必于楚。”《汉书·艺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国时人，在阴阳家流。[1]301

这是前人注解。楚南公，直接翻译就是，楚国南方的老先生，可能是范增假托之词。“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虽为民间口语，但也是范增借此作为政治策略。这是当时推翻秦统治的政治口号，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楚虽三户”解说有多种：《史记》注引：

瓒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索隐]曰：臣瓒与苏林解同。韦昭以为三户，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说皆非也。按：《左氏》“以畀楚师于三户”，杜预注云“今丹水县北三户亭”，则是地名不疑。[正义]曰：按：服虔云“三户，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峡名也，在邺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浊漳水又东经葛公亭北，经三户峡，为三户津，在相州滏阳县界”。然则南公辨阴阳，识废兴之数，知秦亡必于三户，故出言。后项羽果度三户津破章邯军，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识。[1]301

“三户”解说，总括起来有：一指三户人家，表示人很少也能亡秦；二指昭、屈、景三姓，即楚国三大姓；三指地名，三户亭或三户津，即破章邯军之处。我以为，应该理解三户人家，这个口号应为一般人所能理解，才有意义，才有号召力。文中“虽”意思是“即使”，表示退一步意思，这样表示恨秦灭秦的决心。这是作为政治口号的原因。这样说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个口号是当时的民谣或楚谣：杨慎《古今风谣》：“《三户谣》：怀王为张仪所欺，客死于秦。至王负刍，遂为秦所灭。百姓哀之，为之语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沈德潜《古诗源》卷一：“《楚人谣》：《史记》楚怀王为张仪所欺，客死于秦，至王负刍，遂为秦所灭，百姓哀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哀痛激烈，比《松柏之歌》尤甚。”杜文澜《古谣谚》：“楚国百姓为王负刍，语风俗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歌谣前的序言，突出“哀之”“哀痛”，可见楚王客死秦、楚国被灭给楚国民众带来的巨大伤痛。用此作为政治口号是顺应民意。

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作为政治口号和奋斗目标，的确具有号召力。宋代王应麟《通鉴答问》卷一《坑诸生》说：“坏秦者非妖言而坏于楚南公‘三户亡秦’之一语。”可见政治口号的作用。

第二，确定“立楚怀王号令天下伐秦”之策。这一策略主要有两点：一是推翻秦国，二是建立大楚国。范增以陈涉为例，他说：“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陈涉时，各地已经有不少立诸侯六国的后代为王或自立为王。陈涉未立楚后而自立，结果被杀而亡。

当时人们的观念认为唯六国后人有资格称王，其余都不能称王。如东阳县欲立故令史陈婴为王，陈婴母说：“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意思是你家不是贵族，你不能称王。于是陈婴不敢为王，对其属下所言：“项氏世世为将，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1]298这说明当时项氏世世为将，有名于楚，本身就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范增政治策略获得项梁的赞同，也得到薛城之会包括刘邦在内的众多反秦之军采纳了。范增一出场，就拉开反秦的大序幕。“从民所望也”，是其核心。这个政治决策源于民间，顺从民意，口号也好，立楚怀王也好，都是从人民意愿出发。这是反秦的根本大策。

这时候立的楚怀王为后楚怀王，叫熊心(?—前206)，又称楚义帝。从王位排列看，后楚怀王与前楚怀王相隔7代楚君。可惜熊心后来被项羽所杀，破坏了范增的政治策略，被对手刘邦作为讨伐项羽的理由。范增的目的是从民所望，建立大楚之国。立熊心为楚王就是这个目的，可惜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第三，用 “望气”之策，试图消灭政敌刘邦集团。范增的“望气”，《史记·项羽本纪》明确记载：

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1]311

“望气”，源于上古时期对云的崇拜。什么是“气”呢？许慎《说文解字》：“气，云气。”所以“望气”早先应该是望云气，为生产生活服务。即观察云气的流动变化与色彩变异来判断自然状态。《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1]6《史记集解》引应劭曰: “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1]7古人为什么重视云气呢？古代农牧生产特别重视观察云气，以判断自然状况乃至吉凶。云气的变化所带来的自然现象的变化，在古代颇具神秘，似乎有老天的种种暗示。《授时通考》卷四：“《望气经》：六月三日有雾，则岁大熟。”《授时通考》卷五：“《望气经》：七月三日有雾，岁熟。”“望气”很快成为古人的一种宗教活动，常常用于兵事、政治。《墨子》卷十五：“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7]李昉《太平御览》卷十五：“《望气经》曰：十月癸巳，雾赤为兵，青为殃。”

“望气”常常望地域之气，判断王者之气；望人之气，推断人的富贵。但更多是根据地域之气和某人之气，判断是否为天子之气。秦汉之际流行“望气”，常常与“王气”“天子之气”相连，不少与地域相关。作为统治者，最当心的是具有“天子之气”的人代替他。《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厭之。”“厭”，《索隐》引《尔雅》云：“厭，镇也。”可知秦始皇巡游与“东南有天子气”直接关联。当时，秦始皇揽方术之士，“候星气者至三百人”，包括了一些“望气者”。秦对楚地的统治终究不放心。陈胜、项梁、刘邦三者的确起兵于东南。刘邦后来果然成为大汉天子。可见，“望气”在当时社会的深刻影响。此后各个朝代很重视天子之气，很多政治行为都是“望气”造成的。例如《汉书》记载：

至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5]236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窦何列传》第五十九:

五年，天下滋乱，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厭四方。”进以为然，入言之于帝。于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6]2246-2247

李百药《北齐书·补帝纪》记载：“初，帝与济南约不相害。及舆驾在晋阳，武成镇邺，望气者云邺城有天子气。帝常恐济南复兴，乃密行鸩毒，济南不从，乃扼而杀之。后颇愧悔。”

古代“望气”已成了当时文化和学问，形成文化体系，已整理成书：郑樵《通志》卷六十八：“翼氏《占风》一卷，《天文占云气图》一卷，《杂望气经》八卷，《候气占》一卷，《章贤十二时云气图》二卷，《天机立马占》一卷，钟湛然撰《云气图》一卷，《气象图》一卷，《天涯地角经》一卷。《占风云气候日月星辰上下图》一卷，《干象占》一卷，《云气测候赋》一卷，刘启明撰。”孙瑴《古微书》卷十四：“故《汉志·天文》备言云气。其说盖本于墨子。陈平、范增皆有其书，名《望气经》。”可见古代关于“望气”书不少，这说明当时对此研究者也很多。

范增时代“望气”成熟并广泛流行。从“吾令人望其气”来说，范增似不懂“望气”；从“令”来说，范增似是主管“望气”这类的官。

范增是楚人，有学者认为是楚项燕手下的大将。周孝坚先生在《亚父之庐》一文说：“史载，秦始皇嬴政二十三年，年方35岁的秦王嬴政在消灭了韩、赵、魏等国之后，兵锋直指楚国。大将李信率领20万大军一举攻下楚国七座城池。楚王负刍紧急召开军事会议，派遣大将项燕率领景骐、范增等将领率兵20万前往迎战，楚军大胜，范增时年45岁。秦军大败后，改派老将王翦为统师，秦、楚两军对峙。一年后的一天夜里，秦军突袭楚军，楚军惨败。景骐战死了，项燕自杀了，楚国都城寿春失陷了。范增家乡也遭到秦军的洗劫，妻子儿女在战乱中不知下落。唯有他与项梁经过浴血拼杀，才保护着项梁的侄子项羽冲过了秦军设在江苏、浙江边境的五道封锁线，突出了重围。”[7]25

作者没有交代史料来源，不过，总体叙说符合事理。可见范增是项燕手下的大将。这是他对项家忠心不二的主要原因。薛城之会，必有人召，范增才能如约到会，正说明他也是楚国关键性人物，也佐证他为项氏集团一个重要将领。

范增不仅是将军，而且是政治家、军事家。政治家在于有远见，善于观察，具体分析，能预计未来发展的趋势。他从“望气”角度推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非真知灼见者不能如此。“望气”在当时已为人们接受，常常作为预测未来的一种重要方法，故范增采用此法来劝项羽杀掉刘邦。

范增同时并不单一依靠“望气”之法规劝，而是先具体分析刘邦政治动因与外在表现，提出有力的行为证据。采用对比方法：刘邦在山东之时，贪财好色，没有大志；而今入关，不贪财，不好色，此志向不小，这的确能说明问题。加上令人望气，形为龙虎，色为五彩，这种形与色就是天子之气。这与秦始皇“东南有天子气”又联系起来了。项羽不得不相信，于是准备第二天攻打刘邦。可惜被项伯出卖了，没有攻打成。范增借用望气想除掉刘邦，这是他的政治策略之一。从夺天下来说，这种策略不存在对与错。鸿门宴上想让项庄刺杀刘邦，又因项伯阻拦而未成功。

第四，采用分封诸王之策，以限制刘邦。范增欲推翻秦朝，目的已达到；欲建立大楚之国，“能复立楚之后”，尚需时日。他原定于怀王为天下之主，怀王为帝，分封诸王。可惜的是“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不尊怀王之令，违背范增的初衷。《史记》：“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1]315范增只能屈从项羽，面对反秦都有功劳的各路诸侯，只能封王，先稳定后逐步实现大楚，所以赞同项羽分封。况且，当时人们还未脱离战国时分封诸侯王的思想。

项羽分封各路诸侯王，是与范增共同协商决定的。“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具有号令天下之权，相当于霸主。各路诸侯集聚于此。怀王坚持“如约”，刘邦 “劳苦功高如此”，当然要分，但还是不放心，于是范增与项羽共同谋划。《史记·项羽本纪》：

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1]316

“三分关中”，似没有违背怀王的“如约”。用章邯来拒汉王，同时巴蜀、汉中之地山路险峻，难以东进，以此来困厄刘邦。当时刘邦也是无奈，只能忍辱待机。《汉书》记载：

羽遂屠烧咸阳，与范增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蜀。”乃曰：“蜀汉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而三分关中地，王秦降将以距汉王。汉王怒，欲谋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谏之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5]2006

“蜀汉亦关中地也”，这就符合“如约”的“约”，汉王十分不愿意，但在诸将的劝导下，不得不暂时隐忍。萧何的一句话，正反映一种无奈和超脱。项羽分封诸侯王，不同于西周分封诸侯国。起初，周天子有权征伐、问罪，但后来诸侯国割地为政，势力大增，不听命周天子而相互征战。此时项王似乎与各路诸王平起平坐，虽然势力较大，但不能统治各路诸侯王，不是天子与诸侯的关系，而是诸侯与诸侯霸主的关系，这为以后埋下了征战隐患。如若立怀王为天子，号令天下，则后来不是汉王朝，而是楚王朝了。

第五，采用急围荥阳之策，以消灭刘邦。刘邦被困于荥阳求和，项羽想采纳，范增反对，认为这是消灭刘邦的时候，如果放弃，将遗留后患。项羽不是政治家，对待刘邦常怀仁义之心，又有优柔寡断之意。但范增始终抓住刘邦不放。《史记》记载：

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大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1]325

这段文字证明范增与项羽各有营垒，显示“汉王患之”这个大背景，说明范增围困荥阳之策是很有作用的。但反间计确实动摇了项羽对范增的信任。范增政治策略不但没有重用，反而被项羽认为“与汉有私，稍夺之权”。项王愚昧不明，不辨忠奸；主要原因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缺乏分析与辨别之能力。使者无能，不识其计，固不可论。范增却也未能识破，因为不知内幕，不知就里，忠心耿耿为他人奸计所算，实可悲者！

二、范增政治策略评价

范增的政治策略，历来评价不一。以苏轼为代表，认为范增是人杰；以洪迈为代表，认为范增非人杰。我们先看看历代看法。

楚汉相争时代，首推汉高祖，他认为：“此三者(张子房、萧何、韩信)，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381汉高祖认为自己善于用人才，所以能夺取天下，而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失败。承认范增是人才，而且是胜败的关键人物，肯定了范增是人杰。陈平认为“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陈平实行反间计后，果然奏效，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原请骸骨归！’”[1]2055-2056韩信、陈平原来在项羽集团，后来都跑到刘邦集团。陈平承认范增是奇士、人杰。韩信认为：“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汉王及其将领都认为范增是奇士、人杰、贤将，只是不被项羽重用，这是项羽失败的原因。

此后各个朝代都有评价。袁宏《后汉纪》中的《后汉光武皇帝纪》：“至如乐毅之遇于燕昭，屈原之事于楚怀，白起之用于秦王，范增之奉于项籍，虽终同颠沛，犹一申其志，诚未足以语夫通塞者乎？”将范增与乐毅、屈原、白起三人相比，可见其肯定。陈寿《三国志》：“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羽远矣！”[8]217肯定项羽背弃范增的谋略而丧失王业。房玄龄《晋书》卷四十八评论：“秦失其鹿，豪杰竞逐，项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韩生，而范增之谋不用。假令羽既距项伯之邪说，斩沛公于鸿门，都咸阳以号令诸侯，则天下无敌矣。”这种假设评论，肯定范增在夺天下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百药《北齐书》：“昔事尔朱，固执忠义，不用范增之言，终见乌江之祸。”李大师、李延寿《南史》卷三十七:“节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议何施？”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五十八：“宜哉项氏之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史书中人物对话，常常用“范增”作为贤者智者的代名词，足见范增在历史长河中给人们的印象。

在没有评价范增政治策略之前，先弄清几个问题。一是范增不仅仅是谋士，而且是带兵的将领，初为末将，后为大将、侯爵。他有自己营垒，不是在项羽军营中的谋士。[2]历来人们认为范增只是谋士，在项羽帐中跟随项羽。这显然是误解。二是范增除了带兵以外，还被分封历阳侯，有时需要回到历阳之地，或修缮城池，或筹措兵力，或筹措粮草，所以司马迁叙说范增时断时续，并不十分清晰，因为如此，有许多指责是误解。

(一)范增政治策略是建立在“从民望”的民心基础之上

所谓“从民望”，就是顺从民意，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这个确定政治策略的视点和原则是值得后世执政者借鉴。其实，早在先秦时代，就有类似的论述，如《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说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陈涉起义也是“从民望”。《汉书》：“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望也。袒右，称大楚。”[5]1787政治策略建立在民心的基础上，得到后代政治评论者的肯定。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怀王之立，非项氏之意也，范增之说，以为从民望而已。”这是对范增的“从民望”的肯定。楚国文化渊源，非常关注民心与君王的举动，如屈原《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指责楚王荒淫，不能考察民心。民心是治政的中心点。

(二)立楚怀王，希冀建立大楚一统国

立楚怀王不仅仅便于号召天下之民反秦，而且试图建立和平一统的君主制国家。但是项羽不知政治，破坏了这一政治策略。范增因此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人物。

立怀王之事历代有不同的看法。最突出的是清代王鸣盛，他认为：“范增首唱议立怀王，其后步步为其掣肘。使沛公入关，羽得背约名；杀之江中，得弑主名。增计最拙，大误项氏。”[9]21这一观点不正确。这里讨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初立怀王之时。苏轼认为：“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10]包括项羽、刘邦等各路起兵者都是积极拥护，没有反对。项梁战死后，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项羽为鲁公、次将，范增为末将。宋义迟迟不进军，被项羽一怒之下杀了。此事报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焉。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1]305。怀王的任命，项羽还是听从，杀宋义还假托怀王之命，此时项羽并不反对怀王，名声因此大震。

杀宋义，范增参与没有？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没有。范增几次出场，《史记》都有明确交代，如立楚怀王，鸿门宴要杀刘邦、分封诸王侯、围困荥阳、离开项羽等都有文字交代。叙说杀宋义时，并没有点明范增在场。宋义、项羽、范增为将领，三人各有营垒。项羽闯入宋义营垒杀宋义，范增并不知道。《史记》并未点明范增在场：“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是早晨闯帐斩杀，然后，“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慴服，莫敢枝梧”[1]305。出令军中之时，范增应属于诸将之列，此时才知道。所以洪迈《容斋随笔》指责“羽之伐赵，杀上将宋义，增为末将，坐而视之”[11]是没有道理的。当然，项羽杀宋义并未错。

二是楚怀王的约定，清人说“步步为其掣肘”，政治对手说项羽负约。怀王之约是: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怀王这条约定没有具体施行的方案，只是一般性的约定。项羽攻打正面凶悍之敌，即章邯部队——项梁曾经战死于此部，也是诸侯畏惧的部队：“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但是，“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后来章邯投降。推翻秦朝，项羽功不可没，如司马迁评论：“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1]338-339根据约定，刘邦先入关应该为王(王关中)，项羽却后至不能为王。但是，如果没有项羽消灭章邯部队，刘邦岂能很快入关？这是项羽对怀王怀恨之始。

怀王是一面大旗，不应该废弃。范增的政治策略就是恢复大楚之国，号令天下。陈涉时民众就有“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复立楚国，就是楚国民众的愿望。可惜项羽不懂政治，项羽“徙义帝”，“杀之江中”，实际上违背了范增设计的政治方略，破坏了建立大楚国的宏远蓝图。苏轼认为：“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10]916苏轼的断言是正确的。有人指责范增：“及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11]81这是对《史记》未认真研读而误判。项羽杀义帝是秘密进行的。《史记·项羽本纪》说：“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范增被封历阳侯，显然已回历阳。这时“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1]320。结果“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所谓“稍稍”，就是渐渐。可见项羽这种做法违背了群臣之意。但是项羽不但未改，还“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1]320，杀义帝，是秘密派衡山、临江王击杀于大江。杀了怀王义帝，使范增与项羽的政治分歧增大，逐渐演变了君臣的裂痕，给刘邦陈平施反间计提供了间隙。项羽不信任，范增不得不离开项羽。苏轼说得正确：“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10]916

范增与项羽的政治分歧主要有两点：第一，范增立怀王，想建立大一统的楚国；项羽却废弃楚怀王，自立为王，分封诸侯王，想做霸主，而非做天子。苏轼说：“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10]916第二，范增早已看出刘邦是将来夺项王天下之人，故要消灭刘邦政治集团；项羽虽然也知晓刘邦是他的政治敌手，但对刘邦下手优柔寡断，存有“妇人之仁”。

范增与项羽在性格方面有许多相互抵牾。范增本是项燕手下大将，忠于项氏，精心为项氏谋划；项羽贵族后代，有许多贵族基因，能征惯战，但刚愎自用，用人以项氏为主，非项氏之人才不重用。鸿门宴信项伯之语，而绝范增之意，就是明证。范增已是古稀之年，经验丰富，虽有计谋，但缺乏耐心劝说，常常以长者之身份训诫项羽，一不如意，就发火，骂“竖子”；项羽年少任性，杀宋义、败章邯，勇猛过人，威震诸侯，但很少能纳谏。韩信原在项羽帐下，“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之陈平原在项羽帐下，后来都跑到刘邦那里。范增恨秦，是大楚亡国之恨，是国恨，意在复立楚国之社稷；项羽恨秦，是项氏家族之恨，爷爷项燕、叔父项梁均被秦所杀，项氏一族四处亡命。项羽对秦显得特别仇雠而凶暴：坑秦卒，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其恨秦之举过矣！项羽这些举动，《史记》都未点明范增在场。

三、结语

范增是楚汉相争时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的政治策略设计直接影响战争的走向。“从民望”是其设计政治策略的基础，在今天具有参考价值。在反秦上，他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政治口号和“立怀王孙心”的政治策略，起了“凝聚民心、集聚民力”的反秦作用，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其功勋在反秦的战争逐渐显现。范增反对自立为王，要立楚怀王，建立楚国大一统，然而项羽违背范增的政治意图与政治策略，放逐怀王，弑杀义帝，自立西楚霸王，分封诸王侯，征伐不断，以致未能建立大楚之国。范增考察刘邦前后政治行为，“结合”望气，认定刘邦是夺项羽天下的政敌，这是著名的政治家的预见。有鉴于此，范增要求项羽攻打刘邦，鸿门宴上试图杀刘邦，荥阳围攻刘邦，非致刘邦死而后快；然而项羽犹豫不决，范增政治策略最终一一失败。范增与项羽的政治分歧和性格的差异是其主要原因。范增对项氏忠心不二，故奇计不被项羽采纳而献计仍不断。项羽不信任范增而信任项氏，故屡屡不采纳范增之计，以致于误中离间计而使范增分道扬镳。范增政治理想未能实现，忠而被疑，以致郁郁病死，留下历史的遗憾。古人感叹：“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8]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