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迪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国传统医德是在中国传统医学整个发展历程中，围绕医术、德性、义务为核心的医学职业道德规范和思想内容。中国传统医德也经历了产生与继承、逐步成熟与现代化的转变过程。总体看来，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以“仁”“诚”“精”为核心的传统医德内容，具有包容性与发展性、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等特点，在和谐社会的进一步构建中和现代医学的道德建设中有重要的促进价值。

中医药传统医德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卓越代表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之一，它所包含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与普济含灵的仁爱观能以最好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通医患关系，并在中医发展历史上起到了价值导向作用。

中国传统医德内涵及其发展历程

医德是医者建立在医务实践基础之上作为调节医患、医疗机构与社会、医务工作者之间的一般社会道德规范要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医德都是维护社会价值、体现生命价值、生命尊严的重要标准。中国传统医德是在中国传统医学整个发展历程中，围绕医术、德性、义务与权力等为内容的医学职业道德的规范和思想内容。历经岁月的发展与实践的积累，中国传统医德从产生到完善再到现代化转折中的发展，传统医德在不断丰富内容中吸收了时代所赋予的新特点。

总体来看，中国传统医德经历了产生与继承、逐步成熟与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从不断的继承中发展，中国传统医德内容不断得以丰富。从产生阶段看，传统医德主要存在于后代史书与医药类书记的记载中，多带有神话故事色彩，虽不成系统，但为后世一览此阶段的人们对医德的了解提供了文字记载。从产生阶段看，传统医德的开端中所描绘的个人是具有了博大的胸怀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发现传统有关医术与医德的产生过程中都蕴含了中国传统医德的一个重要价值维度，即德与术的结合，这奠定了此后中国传统医德的底色。此后，建立在整体医学观基础之上的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标志性典籍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医德在继承前人经验的精神底色中逐步发展开来，比起前一产生阶段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并且内在逻辑性更加紧密[1]。

此后，中国传统医德在实践与理论思想中不断融合发展，进入到了逐步成熟的阶段。如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明代龚廷贤的《万病回春·医家十要》，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清代徐廷祚的《医粹精言》、清代名医喻昌在《医门法律》。此阶段有关中国传统医德的描述更为系统和全面，其写作者既是医家，也是学者，更能体现实践需求，又体现出了理论深度。

从近代到当代，传统医德的研究更加倾向于学术性研究，学者角度的研究视野不局限于医学角度，也会引入更多的研究视角，且研究主体不限于医家，人文类学者更多地参与到了医德理论研究中。同时，当代学者更加注重研究如何从传统医德中汲取价值补充当代医德，助力医学发展。语言的畅通将促进文化的交流，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医学与医德的关键在于对这些医学著作的翻译，他们致力于极力缩小因语言和阅读他者二次阐释中产生的误解，先后出来了英文、德文、法文版的《黄帝内经》翻译版本。当然，东西方外国学者中不乏深度研究的学者，他们精通汉学，对传统医德造诣颇深，在本国文化底色下透过对中国传统医德的研究，也出现了有关中医理论、医德的专门论述。

中国传统医德内容及其特征

总体看来，目前中国传统医德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其一，医乃仁术，贵乎生命。作为中国传统医德的核心，仁心、仁术一直是医家共同的价值追求。作为广泛的道德范畴，如儒家提倡“仁爱”“仁政”等。仁作为社会关系当中非常高的道德情感和行为标准，在医务活动中仁的思想和实施可以将医务工作者个体的生命价值活动放到了社会群体中，让生命既拥抱了个性特征，又彰显了生命的社会价值，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体现。如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整个作品中开篇奠定的是为医者的基调，他提出悬壶济世是医家本旨，在行医中出现的功利主义现象，他毫不保留地进行了深刻批判，他指出：名利为外，不可贪得，医者应当仁义立本。由此，他将仁义之情涵盖从庙堂到百姓，不分社会阶层，塑造了医学内在的人文关怀和建立了仁义平等的医德思想，为后世医德发展建立了强实的实践与思想基础[2]。

二是明代名医龚廷贤的《万病回春》内容丰富，内含万金一统述、药性歌、诸病主药、释形体、周身脏腑形状等，八卷有关各种中风、伤寒、妇人科、产育等疾病的症状用药详细，并列举案例进行详案讲习。书中开辟有关医德思想专栏，即《云林暇笔（凡十二条）》，他提出医者仁心的重要性，并点名了所有的医学的终极关怀是以行医者的仁心为核心，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案例的同时，逐一探讨了医德规范要求。

三是和谐互动，明确各自权利与义务，明代名医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即《云林暇笔（凡十二条）》片段中提出了存仁心、通儒道、匆重利等医家十要和择明医、肯服药、勿惜费等病家十要。内容上将医患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理论性的阐述，将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同时探讨，更具全面性，既规定了行医者的职责和要求，如道德胸怀、专业知识，又从患者行医要求保护了行医者的利益，如依从性上，是双向讨论角度。

四是一视同仁，平等思想。明代名医陈实功所著的《外科正宗》涵盖医学知识丰富，系统性地发展了我国传统医学，其中《五戒十要》中蕴含了大量有价值平等的思想，这与西方希波拉底誓词的平等思想不谋而合[3]。抛开贫富差距，陈实功认为应当给予患者平等的就医机会，同时文章在针对女性和特殊人群时，如妇人及孀尼僧人等从细节出发，更加强调对人与行医中的仁心，一是怀抱真诚，二是足够尊重。

五是大医精诚，强调专业技术要求与道德提升的共进。《黄帝内经》中《灵枢·师传篇》中提到治病与修身相结合，思想中特别强调了德性教育与医学专业技术共同发展的重要性。享誉世界的古代三大医德思想家之一、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篇中尤其着重对医德中的道德与技术进行了详细阐述，提出医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和技术层面的不断精进的重要性[4]。

从传统医德发展历程看来，以“大医精诚”和“医乃仁术”为核心的传统医德，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特点。其一包容性与发展性共进，中国传统医德的思想基础是建立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的基础上，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仁义思想，道家追求自然风义，佛家普度众生的博爱，三者的结合和融入使得中国传统医德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包容度和发展性，成为了兼具民族文化底色，同时又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医德上有共同价值观追求的道德典范。其二，实践与理论结合。古代传统医德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医家，他们从自身行医实践和理论思考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医德，并通过言传身教和理论学习将内容精神传递给弟子和其他医家，它不是一个束之高阁的纯学术理论，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灵活理论。同时，在进行传统医德的教授中，因为这种传统医德被认为是默认的行业规范，但并未达庙堂之上，即顶层设计中并没就统一的行医规范进行统一制定，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还是群体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