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武 聂炜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0 引言

20世纪末，大陆地区以谢天振为代表的学者，从比较文学视角出发，为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中寻得一席之地，还翻译文学应有的学术地位与价值。80年代以来，以翻译文学为对象进行书写的著述层出不穷。虽然翻译文学史本质是一部文学史，翻译文学是对文学史框架的扩充，但也引发了译学界对现有翻译史框架的思考，翻译史研究因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为了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史学研究带来的冲击影响，21世纪初香港地区学者孔慧怡提出“重写翻译史”(以下简称：“重写”(1))的构想，随后在大陆译学界引起了广泛响应，进一步推动了对过往翻译史研究所建立的构架的反思。孔慧怡的“重写”构想和相关学术观点集中呈现在《重写翻译史》一书中，且现阶段大陆译学界对“重写”展开相关学术探讨中的观点主要取自该著作。如钱梦涵和张威(2019：100)认为，“重写”使得我国翻译史研究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屈文生(2018：830)认为，“重写”将翻译史研究从单一的文学倾向中解放出来，“其不仅是一次方法的革命，更是向研究领域的拓深”；耿强(2006：40)也强调，“重写”力图在文化、历史、翻译三者之间达到翻译史料与历史文化叙述的平衡，从而构建起翻译活动与历史事件之间的意义模式，进而加强我们对翻译与中国文化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因此，本研究选取孔慧怡的“重写”实践，基于文献统计分析并借助知网可视化分析，呈现“重写”在大陆学界的相关路径，反思并总结它对我国翻译史研究产生的影响，探讨今后我国翻译史研究的可能面向。

1 “重写”的背景、假设与内涵

“重写”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这场兴起于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哲学思潮是对传统思想和现代主义一切价值观和知识体系的挑战。20世纪前半叶发生了两场世界性大战，导致人们开始反思启蒙运动以来所推崇的理性、科学、真理等标准，由此产生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所强调的“中心”“整体”“连续”等概念的质疑与解构，突出“差异性”“不确定性”与“断裂性”。后现代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一种思潮，不仅表现在至今仍旧模糊的概念上，还表现为将事物向另一对立端的推进，如“陌生化”“模糊化”和“复杂化”(王治河，1995：41)。相对于传统思想和现代主义某种程度的“给定”，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的“前提”“中心”等，对“唯一中心”“单一视角”“连续性历史”等具体理论内容具有“彻底的否定性”(王治河，1995：42)。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概念、范畴和历史叙述等方面，形成了如解构主义、否定“宏大叙事”等史观。本文宗旨不是简述对后现代主义这场旷日持久思潮的研究，而是通过强调“重写”的后现代主义背景，强调学术思潮对新兴学科的发展有着促进的作用。

“重写”实践以四个假设为基础(孔慧怡，2002：46-47)：首先，已有相关专著在探讨此命题，且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形成了主导性的话语；其次，建议“重写”的人认为，现有的相关研究在方法、方向以及资料翔实度上有所欠缺；再者，建议“重写”的人心中已有纲领，或基于新材料，或基于新方法，或兼而有之；最后，建议“重写”的人相信，通过该命题的探讨，不仅能够提升对翻译的理解与认识，还能突显翻译与其所处的文化体系有怎么样的联系。而这四个假设也为我们审视“重写”对我国翻译史研究的影响提供了思路与框架。

从过程来看，“重写”有三个层次的内涵。首先，它是对过往研究的一种回望。中国见诸文字的翻译记载业已跨过两千年历史，但“翻译史的撰写还只是一种近期现象”(孔慧怡，2002：47)。尽管如此，自1984年第一部翻译史研究专著问世之后，过去30多年的翻译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尝试用史学视角对翻译进行叙述和研究的作品已不下十余种，仅专著就有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1992)、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邹振环的《20世纪翻译史学史》(2017)等。传统史学对“系统”的重视，形成了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的“治史求通”观念，因而“前学科阶段的翻译史研究基本秉持着一种长时段、整体观的学术理念”(蓝红军，2016：5)，构筑了翻译史“通”而“全”的宏大体系和完整体例。但翻译通史似有囿于紧随主流意识形态来理解和划分历史事件的线性叙述模式，也使得一些翻译史实因处于主流文化边缘而未能引起广泛关注。相对于自然时间的等速流逝，人类对历史时间尤其从历史的书写角度来看并非对称，以翻译通史为例，常以传统意义上划分的几大翻译高潮来分类描述，使得“我们很容易误以为除了佛经、明清科技及晚清西学翻译之外再无值得关注的译事”(夏登山 等，2013：94)。事实上，近年来对于新史料的挖掘逐渐反映出这种以典型特征来划分历史的弊端，如唐朝几乎与佛经翻译并驾齐驱的《圣经》翻译以及辽、金、元、清时期的民族翻译等，常常被隐逸在漫漫翻译历史之中。因此，翻译史研究需要通过回望来沉淀，反思过往可能被忽略的翻译实践，“以新的眼光重看中国有史以来的翻译活动，寻找前人没有看出的意义与架构，借以加强对翻译活动与文化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孔慧怡，2002：46)。

其次，“重写”是回望后的反思，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在研究视角上。我国翻译研究的肇始文学视角过重，进而掩盖了一个事实：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翻译活动中，文学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国自身的翻译传统是围绕宗教和科技展开的，文学主导的翻译活动也只限于20世纪。而且文学只是文化的一个维度，单一的文学视角难以建构翻译史的立体面，因此翻译史研究的视角还可以渗透至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各方面。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反思，对新史料挖掘的停滞已然成为制约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大陆地区翻译学者大都出身本学科，对于史料的挖掘与解读需要一定程度借助史学、中文、佛学等学科的成果，间接形成对二手或多次转引资料的依赖。而出自其他学科的史料自然以其自身为中心，所呈现的翻译史料绝不是以翻译为目的的，进而可能造成实际翻译历史与叙述间失去比例上的平衡(孔慧怡，2002：48)。“重写”反思的是叙述历史的真实，而研究视角和方法是构建客观叙述历史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最后，“重写”呼吁以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中国有史以来的翻译活动，架构起历史事件间的意义与模式，加深对翻译作为文化活动这一特性的理解；同时也要认识到在历史的编纂中，个人的偏见是客观存在的，而减少这种主观性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其他角度来关照历史。因此，“重写”很大程度上突出的是“新”，新眼光、新方法、新架构及新历史意义，但这种“新”并不是“破”后的“立”，而是对现有主流叙事作出的反应，是对过往研究和存世史料的回望与审视，力图呈现更为真实的翻译历史。

2 “重写”相关的学术探讨

“重写”不是翻译研究中独有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在时间上强调整体意识，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界限，进而呼吁构建全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话语的“重写中国文学史”，在文学界孕育而生。“重写文学史”强调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独立性和审美性，呼吁重新评价作家作品，包含一种对统一的文学史模式的不满和企图更新的意思(陈思和，1997：107-109)。“重写文学史”的提出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的比附中独立出来，强调文学自身发展的完整性，打通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间的割裂，使其从依附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审美的文学史学科(陈思和，1997：109；黄子平 等，1985：3)。进入新时期以来，政治上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给文学界带来了宽松而活跃的氛围，“重写文学史”正是以此特殊语境为契机生成发展的一个历史事件，在1988年至1989年期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其间共发表40余篇相关文章，一时间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和重构。“重写文学史”学术思潮为文学界所带来的学科建设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重写”在译学界的实践提供了参考。

“重写”在翻译史研究中也早有探讨。作为亲历者，“重写文学史”也引发了谢天振从理论角度对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系统中的地位的思考与探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翻译文学来单独撰写的史著已出现多部，如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谢天振和查明建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2004)等，翻译文学史虽为文学史的组成部分，但其为翻译史的书写提供了新视角的参考，萌发了译学界对已建构起的翻译史框架的反思。在2018年，在“新时代语境下翻译研究与外语学科建设新方向高层论坛”上，谢天振以其自身对翻译史研究所作的贡献为例，展现了翻译史研究不同路径的可能性，进而提出“重写”的倡议，并呼吁在专业期刊上设置“重写”专栏，以推动对“重写”的深入研究。但他编写《重写翻译史》论文集整理学术界对“重写”相关研究的未竟愿望，已成为我国译学界一大遗憾。在宋炳辉(2020：53)为谢天振《重写翻译史》论文集撰写的编后记中，呈现了他最初对“重写”的构想：

翻译史的编写概念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从单纯的翻译事件梳理描述，正越来越紧密地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甚至中外思想史、民族国家关系史等结合，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翻译史的理念和面貌。本书拟收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代表性论文，成为国内学界特别是比较文学翻译学界师生的重要参考书。

在《百年五四与今天的重写翻译史——对重写翻译史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谢天振(2019：5)自述了对重写的三点思考：拓展视野，不只局限于身份或性质明显的翻译家或翻译事件；充分体现中国翻译活动的多元面貌；通过对翻译史的书写，揭示翻译思想、理念的变迁和发展，指导当下的翻译实践。虽然谢天振的“重写”也呼吁建立翻译史与历史文化的联系，强调对翻译的多维关照，但更多的是基于比较文学的视角，是对翻译文学的探讨，巩固了文学翻译在翻译实践中的地位。文学可以载道，翻译史研究推向文学的纵深自然无可厚非，但文学只是文化的一个侧面。相较之下，孔慧怡的“重写”更立足于翻译本体，是基于对过往翻译史研究的反思进而对主流叙事做出的“反叙事”回应，强调重新审视中国有史以来的翻译活动，并呼吁从“文学”主导的单维研究中跳脱出来，通过对翻译史研究不同维度的关照，构建一个更为客观的翻译历史图景。

近年来，围绕“重写”的相关探讨，也形成了特定的学术话语。方法上，耿强(2006：40)等提出立足史料，构建历史与文化间的意义模式；蓝红军(2016：5)提出会通视角；曹明伦(2011：59)强调考辨史料，穷原竟委，避免对史料失察和误读等。在视角上，屈文生(2018：830)等提出对科学翻译史、法律翻译史研究等的多维关照；任东升(2006：15)强调加强对圣经翻译的相关研究；王红印(2011)、王治国(2011，2014)呼吁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关注；最后，也有从口译、女性翻译家、区域翻译家等视角对翻译史研究的多维关照(贺爱军 等，2012；刘泽权， 2016；覃江华 ，2019)。

以被引文献《重写翻译史》(2005，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知网检索式为“RF=‘重写翻译史’”)，剔除不相关文献，最终保留144篇施引文献，其中学术期刊论文92篇(CSSCI含扩展版49篇)、硕博论文51篇(博士26篇，硕士25篇)、会议论文一篇；由《重写翻译史》的施引文献群，所派生出的征引文献多达949篇。而以“翻译史”为关键词在知网检索，自2005年以来，共收录相关文献1217篇，其中学术期刊文献791篇(CSSCI含扩展版285篇)，学位论文170篇(博士68篇，硕士102篇)，会议及报纸57篇。孔慧怡对“重写”的呼吁自2005年提出以来，受直接影响的施引文献占翻译史研究总发文量的11.8%，其中CSSCI含扩展版收录的文章占比17.2%；受间接影响的引证文献占翻译史研究总发文量的78%，由此可见，“重写”已经成为译学界所关注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

对上述问题，可以通过如下的加权求和的办法修正校验．设UPC加权求和的权数为(ω1,ω2,…,ω12)=(3,1,3,1,3,1,3,1,3,1,3,1)，可以算得商品项目代码0 8 9 6 0 0 1 2 4 5 6的加权和为

3 “重写”后的路径：方法与视角的构建

从翻译学的发展来看，翻译史作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翻译学科的描写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重写”作为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研究影响的产物，近年来逐渐在我国翻译史研究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对翻译学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理论建设和学科描写的作用。围绕对“重写”相关研究的历时考察，通过总结相关研究路径，来量化呈现“重写”为翻译史研究带来的重要影响。

3.1多维关照——发散视角

“重写”前的翻译史著述“大抵紧随主流意识形态来理解和划分历史事件”(孔慧怡，2002：46)，对学者在把握整体翻译史发展，厘清研究范畴上所提供的帮助巨大，但也容易让人们误以为翻译史研究似乎除开佛经翻译、科技翻译以及西学翻译外，再无更多值得关注的译事活动，使得处于主流文化边缘的翻译实践常常未能引起广泛关注。在“重写”的实践中，通过对这类翻译实践的挖掘，它的社会功用和历史价值逐渐显现，为翻译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书写视角可能，体现出“重写”对翻译史多维关照的研究路径。

佛经翻译通常被认为是我国翻译历史上第一个翻译高潮期，深刻参与了我国文化塑形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以往聚焦在佛经翻译时期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以典型事件为指代来划分时期的方法，会大大简化该时期的历史在时间上的叙述，将研究者带入某种预设，进而掩盖了对同时期其他事件的关注，《圣经》汉译就是其中之一。早在唐朝时期，《圣经》的汉译活动就已与佛经翻译并驾齐驱，在近代以来更是对中国文学的改造影响深远，茅盾的短篇小说《耶稣之死》就是典型代表之一。作为影响近代中国的百种译作之一(邹振环，1996：36-40)，国内对于《圣经》翻译的研究“几乎是翻译研究中的学术空白”(任东升，2006：15)。在知网数据总库中检索，以 “SU=‘《圣经》翻译’OR TI=‘圣经翻译’OR KY=‘圣经翻译’”为检索条件，借助知网可视化分析发现：2005年以前，国内相关研究发展缓慢；第一个研究高峰出现在2005—2006年前后；且在该领域形成了以任东升为代表的“核心研究者”。相关结果表明，“重写”的提出与《圣经》翻译研究在国内的快速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且核心研究者任东升在其研究中也表达了对“重写”的关切。因此，可以说，“重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圣经》翻译研究的兴起，是“重写”的路径之一。

“重写”的多维路径还体现在对民族翻译的关注上。中国自古幅员辽阔，多民族的大熔炉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与多元特征。对民族翻译活动的研究，为认识翻译如何塑造主流文化以及促进民族间交融等方面具有深刻意义。中国历史上存在双语或多语政府管辖时期(辽、金、元、清)，日常繁重的朝政工作使得对翻译有比单语朝廷时期更大的需求，在辽、金、元、清时期史料对译事的记载上也有体现。无论在记载的数量上，还是描述用词的丰富度上，对翻译活动的记载都大大超过了宋代以前的任何朝代。“辽代至清代的少数民族翻译应是继佛经翻译之后历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夏登山，2017：189-190)但仅从对中国翻译史的重要活动划分来看，民族翻译常常鲜被关注，对它的研究和认识也相对不足。因此，近年来，学界开始反思翻译史编纂模式主要关注汉语文学和书面文学的积弊，对民族翻译着墨不多等问题，呼吁对民族翻译研究的重视，推动了翻译史向更多视角书写的可能，如对藏族史诗《格萨尔》英译研究的探讨；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翻译的研究等。在知网数据总库中检索，以“SU=‘民族翻译’OR TI=‘民族翻译’OR KY=‘民族翻译’”为检索条件，借助知网可视化分析发现：新世纪以前，相关研究的年发文量大都不足10篇；2007年研究进入快速增长期；现阶段形成了以王红印、王治国等为代表的“核心研究者”。相关检索结果表明，民族翻译研究的快速增长期与“重写”提出的年份相近，且两位核心学者也表达了对“重写”的关切。因此，可以说民族翻译与“重写”呈正相关关系，是“重写”对翻译史多维关照路径的体现之一。

3.2考辨史料——发掘新意

对史料的失察和误读带来的一些诸如断章取义、引证不确等问题，已然成为翻译史研究停滞的原因之一，孔慧怡(2005：12)在“重写”中指出，“大陆地区翻译研究者的研究背景以及科研单位大都以外语系为基础，缺乏相应直接对原始古籍的搜索、整理、阅读与理解等的能力”，使得往往在涉及古代相关译论时，依赖于间接引用且时常疏于相关的考证，如由于“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之说而将支谦划归为“质”派的误解；对严复“信达雅”三者的重要程度以及“雅”的误读等。

“言必有据，穷原竟委”是中国传统治学之道的精华所在，做史料的梳理与研究尤其需要这种治学精神。但以往的翻译研究较少强调对研究者史学基础的训练与技能培训，存在对翻译史料的转引或不假考辨，或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的现象，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然而，“过去对该现象的不以为然，所引发对典籍的失察和误读等系列问题，损害了现阶段翻译理论和翻译教学的严肃性与科学性”(曹明伦，2011：53)。“重写”呼吁以新眼光发现新架构，而最直接且有效的方法就是重新审视存世史料，对翻译史的现有叙事架构时常抱有疑义，因为历史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故事的建构，个人偏见、意识形态等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考辨史料的路径还体现在对新史料的挖掘上，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翻译史学到目前为止仍是一块未开发的园地”(孔慧怡，2002：46)，因此需要我们不断以史为鉴来丰富翻译史的现有框架。考辨史料不仅要求我们对现有研究考证纠偏，更是对翻译史叙述在体例上不因过往建立起的主流权威叙事框架而有所桎梏，进而寻求突破，借以建立更客观的历史图景。

3.3精耕细作——走向微观

过往的翻译史研究秉持着一种长时段、整体观的书写模式，构建出体系宏大、体例完整的翻译史著述，为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翻译活动勾勒出清晰的时间发展脉络。这种追求“治史求通”“求全尽善”的观念，表现出重视“系统”的编史传统(蓝红军，2016：5)。但“面面俱道”的翻译史著难以关照到历史中的偶然与断裂，使得翻译史研究趋于史料表层的横向陈列，难以向历史的纵深牵引，导致趋于固化的“年表、大事记或人物纪要的宏大叙事”(孔慧怡，2005：13)，从而割裂了历史与翻译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意义。

对翻译史研究的精耕细作是“重写”相关探讨中的典型路径之一，如对浙江籍翻译家群体翻译活动的考察、构建女性翻译史论意义与方法的女性译者群体专题研究等以及在现有的翻译史架构中发现新的历史意义与文化内涵。通过对某个具体翻译实践或现象多方面的考证、细致描写和深入解读个案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精耕细作的微观个案研究力求达到对翻译史的立体、生动书写。“没有足够坚实的个案研究做基础，翻译史是写不出来的。”(王宏，2014：6)翻译史的微观个案研究不仅是翻译史研究的基础，也是“重写”后的典型研究方法。“重写”强调避免切断翻译与历史语境间的意义，应从文化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阐释，从而构建起翻译与文化之间的互动联系。以往围绕整体史的研究为翻译史构建起了宏大、完整的叙事体例，但潜在的“一元化”叙事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翻译史研究的固化：体量多有增加，但体例少有突破。而个案研究为被遮蔽或隐藏的历史的挖掘提供了可能。对于任何一门新兴学科而言，理清发展脉络、考辨源流是学科建设之初的必要功课，翻译史从宏观视角研究了“翻译从何来、到哪去”的哲学问题，但对“何为翻译以及为何翻译”本质论与目的论的探讨，还需要诉诸微观关照，构建翻译与社会、文化间互动联系模型，从而揭示翻译现象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因素。

4 “重写”后的方向：视角的纵深与方法的会通

写史、治史不是对历史资料的收集与罗列，更重要的是寻找历史事件间的意义与关联，从而达到对史料更为深刻的认识。基于对过往翻译史研究的反思而来的“重写”命题，目的是让人们了解到，翻译史研究过程中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存的历史资料从来都不会为我们原原本本地提供整体故事。在相关研究中，“重写”指明了今后我国翻译史研究可能的几个面向。

4.1 面向文学视角的纵深——民族文学与口头文学的关照

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使文学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长期占有重要位置，翻译史研究的文学倾向也顺理成章，依靠其在翻译史研究中牢靠的根基和深厚的积淀，加之文学翻译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所决定的史学研究价值，“都使得翻译史研究未来仍需依附文学学科的发展”(屈文生，2018：831)，“重写”虽然呼吁跳出“文学”视角，反思过往翻译史研究中文学倾向过重的问题，但其绝不是弃文学另立门户。相反，它面向的是文学视角的纵深。

“重写”中的“重”在时间矢量的方向上凸显的是回望的过程，面向的是视角的纵深。面向文学视角的纵深还可以体现在对翻译文学的关照上。同时记载民族形成之初的风俗习惯、民族传说、民谚民歌等口头文学形式鲜有被关照。因此，“重写”面向体现对民族文学、口头文学的关照。中国现代文学与翻译文学相伴相生，相互影响。翻译文学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走向，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翻译文学并未得到独立编史的地位，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的“翻译转向”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界与比较文学界开始从翻译文学研究中拓展新的路径，翻译文学的地位才因而得到提升，并被纳入国别文学的范畴。面向翻译文学的比较文学视角，以译家、译作为中心，将翻译家视同文学创作家，探究翻译运行机制及其文化的互动规律，既是对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异同辨识；也是透过不同文学间的交流与影响，来窥探制约翻译机制的种种因素。

4.2面向方法的会通——宏微的辩证统一，内外的兼容并蓄

“重写”中的“重”强调的是对空间(中国)、时间(翻译活动的滥觞)的一种限定，“写”体现的是一个接续动作。翻译史需要不断地回望，更需要接续地记录。以往的整体史书写构建出宏大的叙事模式有使翻译史研究囿于年表、纪事的“一元化”趋势的潜在可能。“重写”呼吁应避免一味追求宏观的翻译史研究，强调“反叙事”的回应，以逆主流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发展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重写”面向方法的会通体现在对宏观和微观翻译史研究的辩证统一。作为微观翻译史研究的模式之一，以忽略整体，强调对个体、片断以及局部等关怀的“碎片化”，是“重写”实践中的典型取向(蓝红军，2016：6)。但过于琐碎与分散的“碎片化”研究容易脱离整体，难以形成系统的思维与理论。“重写”呼吁精耕细作的微观个案研究，但其目的并不是将宏观和微观二元对立，而是力求控制两者之间张力的适度，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徘徊、游走于翻译史的特写与全景之余，在对个案深描、见微知著之时能猛然带回对于历史进程的整体关照。蓝红军(2016：6)进而提出“寻求中观会通的翻译史研究”，兼顾宏观与微观各异的史学建构功能，其本质是两者的辩证统一。通过宏观研究建构起翻译史研究的整体架构，以微观个案推进翻译史的深入研究，丰富该架构的“血肉”。它更像是在强调被遗忘个体的特殊性和个性的同时，又能以反观现存的宏大叙事来回望和反思历史的真实，进而力求构建更为客观的翻译整体史。

面向方法的会通还可以是对内部史与外部史的并蓄。传统写史治史专注于对史料的爬梳剔抉，且多半被放在学术范围内加以考察，缺乏结合社会进程、文化交流等的大背景因素的分析，进而难以建立起历史与事件的内在联系。强调翻译活动与外部社会文化进程关联互动的“外部史”研究，为呼吁翻译史研究应“进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等的相关知识领域”(邹振环，2010：21)提供可能，达到重新认识翻译与社会关系的作用。“重写”之后的另一个面向是由翻译的“内部史”向“外部史”的过渡与并蓄，翻译史研究不仅关注翻译事件本身，也需要对影响翻译的因素和翻译的社会功能等社会文化实践层面予以关注。内、外部史研究的并蓄避免了因倚重翻译史内部研究而造成与文化发展外部联系的断裂，也避免了过于强调文化的影响而忽略了翻译本身内在的运作机制。

5 结语

作为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学术思潮，“重写”是对过往翻译史研究的回望与反思，是对主流叙事作出的反叙事回应，它不仅促进了我国翻译史研究跨越式发展，也对我国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新兴学科——翻译学，起到了学科的描写和理论的建设作用。作为建设翻译学科的重要支撑，翻译史研究业已走过宏观学术史回顾的前学科阶段，过往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已建构起宏观的翻译史架构，现阶段需要串联起架构中不同的翻译事件来疏通翻译史的“筋骨”，进而构建起一个相互关联且具有前因后果的整体翻译史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不仅记录事件本身，建构出历史的“故事”，也赋予翻译历史的社会内涵，建立起事件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