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佳 方文开

(1.信阳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2.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0 引言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作品总是围绕着加拿大小镇上女性的悲剧命运展开。然而，收录在门罗的终曲《亲爱的生活》(DearLife)中的《火车》(Train)以男性杰克逊为主人公，聚焦他的创伤经历和不断逃离的人生。该小说不仅重现门罗作品中的特色主题,诸如性、成长、爱情、疾病和死亡，还通过描摹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命运，影射了作者对20世纪加拿大历史文化语境的反思。英国的《新政治家》在评鉴《火车》时，称其显示出门罗那种“契诃夫式的奢华和野心”(Robson, 2012: 46)，揭示门罗在构建历史事件与个人命运的关系中，试图通过记录战后加拿大小镇的社会变迁来重构时代影像。简·门德尔松 (Jane Mendelsohn) 指出，“《火车》不仅仅是《逃离》(Runaway)的一个镜像”(2014: 167)，它比《逃离》有更深远的内涵和外延。笔者认为，杰克逊身上那种“明显的无性主义倾向”(林玉珍, 2019: 32)是其逃离的直接原因，然而，逃离背后潜藏着受创者难以言说的创伤根源。实际上，门罗作品呈现成长的迷茫与焦虑、家庭中的背叛和抛弃、无可逆转的衰老与死亡以及女性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中遭受的磨难——这些“隐秘的、私有的、蛰伏在日常生活中的苦痛提醒我们，创伤事件真实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经历中”(Caruth, 1995: 110)。因此，本文从创伤理论的视角考察文本中杰克逊的四次逃离以及贝尔的创伤复原过程，借以探究门罗对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创伤体验的反思及其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

1 创伤经历：安全感的遗失和追寻

在门罗的创伤叙事中，人物少年时期的创伤体验总是和家庭分不开的，其创伤经历通常表现为安全感的缺失和追寻。杰克逊的首次逃离源于个体成长过程中遭受的代际创伤。对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来说，母亲意外去世本就是一场灾难，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处于恐惧和无助中的杰克逊还要忍受继母的性骚扰，这无疑加剧了他的焦躁和不安，使他完全丧失安全感。他甚至试图在天黑后逃出家门，直到继母停止了“她所谓的戏谑和戏弄” (门罗,2014: 201)。这种不幸的童年经历导致杰克逊在自我封闭中变得“极度害羞与沉默”(194)，而且使他对性产生巨大的心理阴影。他一直独自承受着这种难以言说的苦痛，直到战争爆发为他提供了逃离的机会。“从心理学角度看，逃离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在创伤情境中的自然反应。”(Weiss, 2014: 105)这种逃离是一个受创者因“失去了对压倒性生活事件的记忆整合能力”，从而选择与现实世界“分离”的行为(Herman, 1997: 34)。

为了躲避继母，杰克逊在报名参军后住到了女友艾琳家中。身为杰克逊的同班同学，“她一直无视他的特殊，从而使他的情况有所改善”(194)。两人学习上默契的交流和互动使艾琳成为他唯一信赖的对象。杰克逊甚至向艾琳袒露过自己对继母的憎恶，但却未能言明讨厌继母的原因。奔赴战场前的那个晚上，艾琳主动和他发生性关系，然而幼年时期继母的性骚扰不仅造成他的性恐惧，也导致了他的性无能。战争时期他与妓女之间不愉快的性交往再次证明这一事实。在卡鲁斯看来，“创伤描述的是一种突发或灾难性事件带来的不可抗拒的体验，受创者对创伤事件的反应通常在某种延迟的、不受控制的且重复出现的幻觉或其他侵入性现象中表现出来”(Caruth, 1996:11)。这种在成年后“延迟”出现的创伤反应，对内心敏感的杰克逊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他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女友，因此在战争期间，杰克逊曾一度中断了和艾琳的通信。当两人再次取得联系后，杰克逊答应艾琳在战争结束后与她结婚，然而，挣扎于无法言说的创伤记忆和现实的漩涡之中，杰克逊对未来的生活丧失了信心，所以他最终从即将抵家的火车上跳下，再次选择了逃离。

在受创者眼中，这是一个创伤无处不在的世界，他们的身体时刻警惕着身边潜在的危险。他们“必须对每个新环境进行审视或勘察，并评估其安全或危险的可能性”(Herman, 1997: 162)。当杰克逊从火车上跳下来时，他发现“他比自己所以为的要僵硬，身体的僵直使他向前摔倒，手掌重重地擦在枕木之间的沙砾上，破了皮。他太紧张了”(165)。在他沿着铁轨向前走的时候，“他发现四周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一片寂静。四周发出各种响动，八月干燥的树叶摇动的沙沙声，还有某些看不见的鸟呵斥他的喧闹声”。他甚至觉得有“某种被未知的东西监视的感觉”(166)。显然，此时的杰克逊“感到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失去了控制” (Caruth, 1995: 194)，他忽然从火车上跳下来的冒险举动，他的紧张不安以及对环境的警惕和易怒的情绪，所有这些都是“创伤后精神障碍”的症状(Herman, 1997: 22)。事实上，逃离了原生家庭和爱情，也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杰克逊不可能再继续原来的生活。因此，他将创伤记忆封锁了起来，然后在漫游中步入了贝尔的农场。

初次见面的时候，杰克逊就敏锐地捕捉到独居的贝尔身上“散发出健康的劳动气味”(170)，他在和贝尔交谈的过程中审视了她的生活环境，这一切给了他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获得促使他留了下来，并且不遗余力地修缮贝尔破败的农场，极大地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这种对环境的成功改造也给杰克逊带来重新掌控生活的成就感，进一步增强他的安全感。对于曾遭受性骚扰的杰克逊而言，他迫切需要建立一种自主和掌控的感觉。如果要他重新相信自己能和异性一起生活，他就需要一个合作的和敏感的伙伴使他确信对方也没有性需求。实际上，杰克逊在相处中得知贝尔比他年长16岁，他们在长年的相处中从未言及爱情或性。“提到这个，甚至开个玩笑，都会把一切弄糟。她是某种女人，而他是某种男人。”(176)显然，杰克逊确信他和贝尔都无意发展更亲密的关系。“他们表现出一种高度一致的责任感，在保护别人的同时也保护自己，双方都竭力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任何他们认为挑战现存秩序的不明智的举动。”(Herman, 1997: 59)这种莫名的默契源自何处呢？

实际上，贝尔长年的独居生活也是由创伤经历导致的。原本贝尔和她的父母从城里来到农场只是为了消夏，但由于贝尔的母亲感染了“可怕的1918年流感”导致心智受到重创，全家人不得不留在农场生活，以免贝尔母亲“在城市的街道上成为笑柄”(173)。更糟糕的是，贝尔的父亲在沿着铁轨散步时被火车撞死了，因此贝尔不得不独自照料卧病在床的母亲，直到母亲去世以后，她还滞留在已经破败的农场。因为不知道何去何从，贝尔迷失在自己的创伤经历中。对贝尔来说，杰克逊是一个善于倾听且值得信赖的生活伙伴，是他将她从“悲惨的境地”(181)中解救了出来。他们的共同需求和对彼此的信任是使生活继续下去的基础。这种信任提供的安全感使他们免于更亲密的关系，又能安享偏远小镇的平静生活，同时也为他们实现创伤复原准备了条件。

2 重构创伤记忆：回忆和悲悼

然而，当贝尔被诊断出一个肿块并且需要到多伦多进行手术时，他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手术后的贝尔不仅神采奕奕，而且在和杰克逊聊天的过程中“顿悟”(epiphany)了她父亲死亡的真相，并由此开始回忆和悲悼，重构被压抑的创伤记忆。贝尔曾强迫自己相信父亲是因为满脑子工作，没有听到火车到来才因此丧命。她一直拒绝承认父亲的死和她有关，或者和“性”有关，但事实上，贝尔的父亲也是一个受创者。由于长期处于重病的妻子带来的苦闷和压抑中，他在精神恍惚时看到了女儿洗澡的场景。尽管他为此道了歉，但并没有得到贝尔的原谅，这加剧了他的无助和绝望，所以当天晚上他便走向了疾驰的火车。由此可见，贝尔也一直在逃离，她的“逃离”是精神意义上的逃离，即逃避事实的真相。通过重构这段创伤记忆，贝尔不仅重新理解这段“无主的经历”(unclaimed experience) (Caruth,1996: 10)，也在认识过去的过程中接受了自己，就像她自己说的：“现在我明白了。现在我真正明白了这件事，那不是任何人的错。那是在悲剧的情境中人类性欲的错。我在那里渐渐长大，而母亲又是那个样子，父亲自然会那样。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他的错。”(185)她甚至对杰克逊说：“应该感谢，那种如果人们陷入了某种境况就可以去的地方。不必感到羞耻或愧疚。如果你认为我指的是妓院，没错。如果你认为我指的是妓女，还是没错，你明白吗？”(185)

可见贝尔和杰克逊保持无性状态的真实原因源于相似的创伤经历。不同的是，贝尔选择留守在日渐破败的农场，背负着“羞耻”和“内疚”的创伤记忆孤独地生活。然而，“创伤复原不可能在孤立的个体身上发生，它只有在关系语境中才能实现”(Herman, 1997: 133)。杰克逊的出现给她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让她能够在追忆中悼念和重构自己的过去，进而把“创伤记忆”转化为“叙事记忆”(Mengel, 2012: 144)。在这个过程中，受创者贝尔在一个被保护的安全的关系中通过“讲故事的行为”(action of telling a story) 对创伤记忆进行改造，使之转化成一个新的故事，一个与“愧疚”和“耻辱”无关的故事，所以她最终宽恕了父亲，也宽恕了自己 (Herman, 1997: 183)。她最后对杰克逊说：

我感到如释重负。并不是我没有感受到这里的悲剧性，但我已经从悲剧中走了出来，我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人性的错。你一定不要因为我在笑就认为我没有怜悯之心。我很有怜悯之心。但我得说我感到轻松了。我得说我感到有些高兴。你听我说这些没觉得尴尬吧？(185)

表面上，杰克逊表示他并未感到尴尬，但实际上贝尔的坦白却触发了他对不堪往事的回忆，招致创伤记忆的“幽灵复归”(向玲玲, 2013: 63)。他再次想起继母对他的性骚扰和自己的性无能，以及当时的恐惧、无助、羞耻、绝望。这就体现了受创者的双重矛盾性：“一方面，受创者迫切地想要回避与创伤情景类似或可能引发创伤记忆的情景；另一方面，他又有一种同样强烈的想要重复创伤或重新体验创伤片段的无意识冲动。”(Smelser, 2004:53)面对贝尔的坦诚，杰克逊感到无所适从，他甚至害怕被护士要求给贝尔送上一个晚安吻。最后，他匆匆说了句“明天见”就离开了医院。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告诉自己“应该呼吸一些医院外面的空气”(186)，同时他也希望贝尔能够忘掉她告诉自己的事情。然而当他走到唐人街的时候，那种喧闹嘈杂的景象又激活了他的战场记忆，一瞬间，那些翻涌的创伤记忆——母亲的早逝、继母的性骚扰、与艾琳的情感纠葛以及战场上的经历让他精疲力竭，他忽然想要逃离那个地方。于是他一直走，直到被一辆救护车和围观的人群挡住了去路。他停在那里，“更像是在等着他一直期待着的那个不可避免的转角，将他带回他出发的地方”(187) 。 当救护车开走，人群散开的时候，杰克逊依然没有走开。此时旁边大楼的主人走了过来，请他帮忙照看大楼以便自己去医院 (贝尔所在的医院) 看望被救护车带走的看门人。杰克逊答应了大楼的主人，并且接受了他的建议，坐在了一把折叠椅上。那是“一把寻常的帆布椅。但很舒服，很结实”，“他把椅子放在一个不妨碍过路人和楼里住户的地方。没人注意他”(188) 。此时的杰克逊终于在痛苦的回忆中停歇了下来，他似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安全地点，所以他再也没有回去。

“对于童年时期长期遭受虐待的创伤幸存者而言，建立安全感成为一项极其复杂和耗时的任务”(Herman, 1997: 166)，回忆和悲悼对杰克逊来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信心。事实上，不断叠加的创伤经历导致杰克逊建立了顽固的心理防御机制，使他在任何关系中都感受到一种疏远和分离。从火车上跳下来之后，他对生活中遇到的任何异性都非常冷淡。尽管和贝尔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甚至旁人都以为他们是姐弟，而他在医院填写“与病人关系”时却写下了“朋友”(180)。这表明他始终没有完全相信贝尔，也一直和这个世界保持着安全距离。因此，在他还没有做好回忆和悲悼的心理准备时，贝尔揭示的真相无疑造成了他身上的创伤集聚，导致创伤记忆更加频繁地“闪回”(Caruth, 1995: 152)。在这种情况下，忽然被动地陷入过去的记忆，杰克逊深陷巨大的恐惧和痛苦中。此时的他感觉自己“完全被抛弃了，彻底孤独了，被驱逐出维持人类生命的关怀和保护体系”(Herman, 1997:52)，所以他不能用“悲剧情境中人类性欲的错”消解自己遭受的不幸；同时，他也不再认为贝尔是一个安全的存在，因此他又一次选择了逃离。

3 回归生活：重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相比一直在逃离的杰克逊，贝尔则是“门罗王国”里的“幸存者” (Myers, 2012: 60; Awano, 2013: 182)，她身上带有一种“很强的自我教育的色彩”(张悦然, 2020: 166)。虽然遭受了和杰克逊相似的创伤经历，贝尔选择留在原地，在回忆中等待一个机会重新发现生活的真相。在杰克逊看来，“贝尔在人生的某个时段停止了变化，一直是一个大孩子。她说话时总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来回跳跃”(177) 。实际上，贝尔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和过去保持联系，直到她不得不前往多伦多进行手术。当他们驱车在新修的高速公路上时，路上滚滚的车流使他们感到震惊。这表明他们在享受安全便利的小镇生活时，完全忽略了社会的发展和自我的孤立。尽管如此，正如杰克逊所说，贝尔具有“天生的适应环境的能力”(190)，“这种积极适应的行为也是应对压力和整合记忆的健康反应”(Caruth, 1995: 175)，所以贝尔在到达医院以后，很快就克服了对种种变化的恐惧，甚至对许多新鲜事物跃跃欲试。总而言之，贝尔的适应能力以及在与杰克逊共处中建立起来的安全感促使她在手术后实现了顿悟并且完成了回忆和悲悼的过程。她不仅成功转化了创伤记忆，而且重获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独自同癌症作斗争。虽然贝尔最终去世了，但是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表现出的乐观精神、坚强的意志以及对他人的理解和感激都表明她在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尊严、掌控自己的生命。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贝尔已经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过去并且完成了与现实生活的再度联系，从而实现了创伤的复原。

当杰克逊在报纸上读到贝尔去世的消息时，他已经在那栋大楼里安居下来。他成了新的看门人并且与那些寡居又上了年纪的房客相处得很愉快。然而当大楼里的一对年轻人在不付房租的情况下逃跑后，杰克逊的生活又一次发生了转变。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一个女人来大楼里追寻她与人私奔的女儿。一开始这并没有引起正在角落里忙碌的杰克逊的注意，直到他从这个女人独特的声音中识别出她的身份，他才意识到整个事件的冲击力。这个女人正是被杰克逊抛弃过的女友艾琳，那个在火车站等着和他结婚的女人。当杰克逊想到艾琳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再次和她相遇的可能，他再也不能安心留在大楼里。于是，他又一次收拾行囊，踏上了午夜的火车。

显然，杰克逊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让他摆脱所有感情纠葛的庇护所。他的逃离并不是出于对自由的追求而是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痛苦的创伤记忆。他在所停留的每一个地方以及建立的每一段关系中都没有十足的安全感，所以他只能相信上帝，让火车带着漫无目的的自己逃离。然而他能逃往何处？笔者认为，门罗通过刻画杰克逊的逃离以及贝尔的复原表达了自己对创伤治愈的反思。尽管说出自己的创伤故事对受创者而言是可怕而残酷的，但是没有人能在沉默中治愈创伤。“创伤事件会在沉默的滞留中变得愈发扭曲，从而对受创者的日常生活造成更严重的侵扰。”(Caruth, 1995：64)只有直面过去，“说出不可言说的” (Herman, 1997: 2)，并且敢于悲悼，受创者才能发现历史的真相，把创伤王国和现实王国连接起来，进而将创伤记忆转化为与“羞耻”无关的生活中的普通故事，无处遁身的受创者才能“重获他们遗失的世界”(Herman, 1997: 181)。

“讲故事”(storytelling) 对门罗来说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她笔下的人物理解弥漫着创伤气息的生活、治愈创伤并最终接纳生活的重要途径 (Herman, 1997: 181)。作为真实生活的见证者和记录者，门罗一方面致力于捕捉和挖掘普通人心中普遍且难以言说的创伤体验，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的讲述引领读者接受生活的复杂和真实，所以门罗在反思与重建生活记忆的过程中还原了历史和生活的真相。此外，门罗在《亲爱的生活》中也讲述了自己的创伤经历。通过重构母亲讲述的奈特菲尔德太太的故事，门罗消解了对母亲多年的误解，在感受爱的过程中接受过去，也接受自己。正是对自身创伤记忆的叙述，使得那些被压抑进潜意识的创伤体验重新浮现，她由此释放心灵重负。“疯狂的”奈特菲尔德太太的故事实际上是门罗为母爱谱写的颂歌，同时也是她内心深处所诉“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挽歌 (Veith, 2014: 143)。门罗在小说最后写道：“我们总说他们无法被原谅，或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但是我们原谅了，我们每次都原谅了。”(296)文至此处，门罗终于释然，宽容了生活里的悲伤和心底的悔恨，觅得了内心的安宁，实现了创伤的复原。因此，“揭伤是为了疗伤”(刘中望 等, 2020: 185)，亲历性体验使门罗的创伤书写变得更加直观和真实。

熟悉门罗作品的读者都知道，门罗的故事从来不回避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悲伤。关于如何面对悲伤，门罗在《沙砾》中借叙事者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重要的是开心，”他说，“不管怎样。试试看。你可以的。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这和环境没关系。你无法知道这种感觉有多好。接受一切，然后悲剧就消失了。或者至少，悲剧变得不那么沉重了，而你就在那里，在这个世界无拘无束地前进。(门罗，2014：101)

“门罗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作家，然而门罗故事中的某些主题和模式或多或少与她自己的生活轨迹相似。”(McGrath, 2012: 11)和她笔下的贝尔一样，晚年的门罗也曾罹患癌症，然而“正是经历过对死亡的恐惧，才明白如何庆祝生活”。“尽管她对生活的看法是悲观的，但正因如此，她学会了珍惜笑声，真正明白了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Herman, 1997:213) 实际上，在门罗的最后一部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中，故事的悲剧色彩整体逊色了许多。当门罗在采访中被问到为什么将作品命名为“亲爱的生活”时，门罗解释说，“亲爱的生活”这种表达“可能是一种愉悦的妥协，但当你说‘亲爱的’这个词的时候，它带来的不是悲伤，而是一种珍贵的意味”(Awano, 2013: 180)。作为一个从创伤中复原的老年个体，洗尽铅华的门罗对生活怀揣更多的敬畏和感激。笔者认为，门罗为读者诠释了一种别样的英雄主义，即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亲爱的生活”。

4 结语

有学者曾说，“讲故事是一种按照人类幸福的旨趣处理经历的方式” (Coleman, 2013: 161)。当一个人能够说出自己难以言说的创伤经历，并且敢于回忆和悲悼时，他才能彻底走出创伤，实现生命个体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和谐。创伤在门罗笔下就是横亘在两性之间、代与代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挥之不去的心理真实。门罗对个体创伤和走出创伤历程的书写不仅诠释了门罗故事中那种挽歌似的沉重，呈现了门罗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及其悲悯的人文关怀，也揭示了她对生活和生命的理性反思。门罗真正的明智之处在于，她并不刻意去做生活领域的道德仲裁者 (李雪, 2015: 141)，而是通过书写现代人最普遍的创伤体验，于润物细无声中给读者反思生命和认识自己的机会。这就是门罗作品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