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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高额彩礼对致贫返贫问题的影响

2021-03-07李泽欣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消费导刊 2021年19期
关键词:高额彩礼男方

李泽欣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一、引言

彩礼是中国传统婚嫁习俗之一,在古代,男女方在结婚初,双方互相赠送聘礼视为婚契初定。随着时代的发展,彩礼不再是单纯的文化载体,甚至成为很多男方家庭的负担。女方向男方提出的高额彩礼,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导致部分地区始终难以脱离贫困水平,产生因婚致贫返贫的问题。

目前为止,关于高额彩礼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社会关系学的范畴内。虽然其中不乏与经济相结合的研究,但大多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分析高额彩礼其对农村经济整体的影响。鲜有学者从微观角度,以个体为单位,探究高额彩礼对农民的收入和贫困产生的影响。同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全面脱贫的背景下,农村地区脱离绝对贫困,但高额彩礼现象犹存是造成农民相对贫困的因素之一,探究高额彩礼对致贫返贫的影响能够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基于此,本文试图先从现实出发阐述了农村高额彩礼的表现特征,其次分析了产生高额彩礼的原因,接着论述高额彩礼的双向影响,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而已有研究主要在消极影响上,尤其是彩礼过高对相对贫困的农村家庭产生了不良影响,最后针对高额彩礼对致贫返贫的影响提出了经济和思想观念上的解决路径,以此助力存在高额彩礼现象的农村地区脱贫。

二、农村高额彩礼的表现特征

(一)彩礼数目持续增长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家庭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彩礼的数额持续增长,甚至部分农村彩礼出现非理性增长的态势,彩礼数额变成农民一项昂贵的支出,而且随时间越要越高,但凭个别家庭的努力难以改变整个婚姻市场的行情,大多数农村家庭只能无可奈何的接受。

由此,不仅彩礼数目在不断上涨,车子、房子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彩礼的压力就更大了,中央对此也有所关注,并采取政策文件来抑制越来越多的彩礼数额[1]。

(二)彩礼种类日益多样

彩礼类型由单一的见面礼,大多为现金方式,向见面礼、大礼等彩礼项目多元化发展,不止为现金,还有流水席、三金首饰、有房有车等生活耐用品、奢侈品作为彩礼多样化的形式。

(三)高额彩礼出现“凹地效应”

“凹地效应”也就是“凹地聚集效应”,指某个地方具有某些特征或优点,从而对某些食物产生一种吸引力,导致向这个地方聚集,高额彩礼就具有凹地效应,在自然环境比较差,处于偏远位置的农村,像西北山区的农村彩礼比较高;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的彩礼比较高;教育文化水平低,家庭条件差,索要的彩礼越高等,还有其他因素导致高额彩礼的凹地聚集效应[2]。

三、农村高额彩礼产生的原因

结合农村高额彩礼的现状,分析农村彩礼过高的原因,首先在地区差异上,农村相比城市群众对传统的习俗和文化更加认可,思想观念更为保守,一方面有利于传统习俗文化的传承,但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传统习俗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力,比如彩礼习俗的传承,逐渐脱离单纯的文化含义而出现天价彩礼,这与农村婚姻市场中对彩礼的高度重视和认可是分不开的。

其次从主体上可分为女方和男方家庭,女方家庭作为彩礼的索要方,而男方家庭作为给予方,二者所在的立场和持有的观念是有差异的,农村女方家庭受传统观念影响,普遍持有“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农村养儿才能防老”,因此认为女儿在结婚之后就不再有赡养父母的责任,而索要的高额彩礼既作为女儿对父母的补偿,又作为没有养老金的父母的养老费。此外女方家庭可能攀比心理作祟,农村农民比城市居民的邻里关系一般更为紧密,各家彩礼给多少,一个村的乡里乡亲都能打听到,甚至很多地方收到彩礼会当着大家的面数一遍,才觉得有面子,体现自家女儿很受重视,家与家之间就产生了比较,攀比心理下彩礼就像保证金一样,只会越要越高;男方家庭如果有钱,可能会利用彩礼摆阔并占据婚姻主动权,多给女方家庭彩礼,让女孩和家人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处于低位,因此男方家庭有经济条件下,也有主观动力去抬升彩礼。

除了当事的男女方家庭,还有一个主体是媒人,在农村地区,媒人对于婚姻的促成起着重要作用,追求利润是理性人的目标,因此媒人在婚姻市场中追求巨额利益的心理也会诱使女方索要高额彩礼,且媒人的付出成本也要由男方家庭以彩礼的形式承担,进一步推动彩礼数额的增加。

以上是婚姻各主体的观念和心理等主观因素造成农村彩礼过高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客观原因,比如农村适宜婚嫁的青年男女比例失衡[3],早期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问题较严重,生男偏好造成女娃相比男娃的出生率、存活率低很多,导致婚姻积压问题,抬升彩礼价格;并且90年代以来打工经济盛行,农村青壮年随大势外出打工居多,而外出打工者中男方大多因父母在家,而试图回乡娶妻生子,女方多追求城市生活,而试图结婚留在城市,造成本地女孩外流,农村适婚男女比例失调,留在农村的少量女方可能会提出高额彩礼,数量较多的男方不得不为了提高竞争力而支付较高彩礼,导致高额彩礼的产生和持续。同时,除了农村婚姻市场的参与者,造成农村高额彩礼现象横生的原因还有农村相关组织单位职能缺位,高额彩礼的出现有悖于健康婚俗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组织部门没有充分发挥其宣传引导移风易俗的职能,却认为高额彩礼现象是农村家庭私事,而肆意放纵彩礼上涨,导致高额彩礼产生各种危害。

四、农村高额彩礼的双向影响

彩礼习俗流传至今,对人类实际生活需要和社会发展都有一定的功能和积极影响,学者陈星宇(2014)认为高额彩礼在农村婚嫁中利于提升农村女性地位,平衡人口性别比例以及对女方家庭来说彩礼补偿了物质和精神损失,为女方父母提供了一定的养老资金[4]。曲文勇和王慧(2019)从婚姻偿付理论角度认为高额彩礼反映了女性价值的提升,女性意识觉醒和对平权的需求等[5]。

彩礼过高对相对贫困的农村家庭也产生了不良影响。首先从常识上高额彩礼可能导致男方放弃娶妻从而婚恋破裂直接产生的婚姻挤压问题,其次对高额彩礼消极影响的研究可分为对人和对社会两个维度。

对人的消极影响:学者王小艳(2017)指出高额彩礼造成男方家庭一定时期的贫困、因婚致贫,增加农民的生活负担不利于男女双方甚至双方家庭的和睦相处[6];韦艳和姜全保(2017)[7]以及曲文勇和杨钊[(8]2019)等学者都从家庭间剥削的角度阐述了高额彩礼的消极影响,农村父母操办孩子的婚姻大事并成为高额彩礼的实际承担者由此形成代际剥削,后果便是老人的养老问题,而代内剥削导致争夺家庭财富的分配,影响家庭和谐关系;连基筱和陈英(2020)学者的研究表明高额彩礼会影响农民的土地利用行为,产生放弃耕地后农业生产问题等[9]。

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徐文娟等人(2017)指出了高额彩礼对农村经济生活的不良影响,减少农村生产性投资使经济发展受阻,扰乱农村稳定和恶化社会风气等[10];王宏宇(2020)的研究表明高价彩礼易引发早婚回潮现象、易滋生骗婚和拐卖妇女等违反犯罪行为,都对社会生活有不利甚至危害[11]。

虽然农村高额彩礼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向影响,但主要方面是消极影响,表现为对人和对社会两层面,接下来重点分析农村高额彩礼对致贫返贫的消极影响。

五、农村高额彩礼致贫返贫问题

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高额彩礼现象的存在却导致很多农村家庭可能出现因婚致贫、因婚返贫问题,使本来相对贫困的家庭因彩礼过高而难以脱贫,使脱贫的家庭有可能因为承担彩礼而返贫,阻碍了乡村振兴的进程,加大了基层政府管理的难度。高额彩礼对致贫返贫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一)高额彩礼使农村男方家庭负债

为探究高额彩礼对男方家庭经济的影响,首先应明确支付彩礼的渠道,由于彩礼数额过多,男方一人无法承担,男方父母的积蓄是彩礼的主要来源,为了给儿子娶妻生子,农村父母不得不花掉半辈子的积蓄,随着彩礼价格的逐年提升,甚至家庭积蓄也不足够,而短时间迅速筹集彩礼钱的方式便是借贷,可以向熟人朋友进行私人借贷,也可以向银行借贷,无论哪种方式,都会使相对贫困的农村家庭背上利息和基本负债的双重债务,远远超过农民本来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在支付高额彩礼后的生活陷入贫困,更要省吃俭用,加大了脱贫难度[12]。

(二)高额彩礼使农民消费程度降低

高额彩礼现象加大了男方家庭生活压力,无论在彩礼支付前的储蓄还是支付后的节省,都会由于高额彩礼而降低消费水平,不利于农村消费市场需求的扩大,也不利于农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只限于生存性消费,而降低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所占比重。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目的正是在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由于收入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高额彩礼的支出大大减少了农民原有收入,抑制了农民消费,降低了生活水平,导致家庭生活贫困,阻碍脱贫和生活改善[13]。

(三)高额彩礼对农民经济行为的影响

为筹集彩礼和偿还因彩礼产生的债务,农民通常会改变其经济行为,转变主要经济来源,高额彩礼会对农民土地利用行为和外出打工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农民生活水平。

1.高额彩礼对农民经济行为选择的影响

高额彩礼使农民仅靠原本的土地产出难承重负,会对农民经济行为产生影响,一是促使农民扩充耕地,利用规模效应增加土地收益,以支付彩礼;二是青壮年撂荒农地,选择回报周期短、来钱快的进城务工,尽快筹集彩礼或偿还债务。高额彩礼究竟如何影响农民经济行为选择机制,是留在农村务农还是外出务工,下面以甘肃省武山县洛门镇为例,实证分析高额彩礼和农民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2.实证分析

在高额彩礼现象较为典型的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洛门镇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建立 Logistic模型,对高额彩礼和农民经济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假设农民经济行为只有外出务工和在家务农两个选择,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来分析高额彩礼对农民打工行为的影响,选择外出务工即撂荒农地,放弃务农。农村高额彩礼对农民打工行为的影响可以用如下式表示。

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发生的概率为:

农民选择在家务农即外出务工不发生的概率为:

所以外出务工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取对数得到:

其中,β0为截距项,βn为自变量xn的系数,反映该变量对农民打工行为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Y:农民是否更倾向于打工;核心解释变量X1:彩礼高低;控制变量:主要从农户家庭基本情况、高额彩礼下打工情况、高额彩礼背景下的农民思想观念三个层面来分析其对农民打工行为的影响,具体赋值为X2:家庭主要经济来源(1=种植收入;2=养殖收入;3=短期打工收入;4=长期务工收入 5=其他),X3:家庭常年务工人数,X4:务工劳动力平均年龄,X5:务工年收入占总收入比重,X6:高额彩礼下外出务工人数的变化(0=减少,1=不变,2=增加),X7:高额彩礼下外出务工者年龄的变化情况(0=降低,1=不变,2=提高),X8:农民认为依靠外出打工可以致富,能支付高额彩礼(0=同意,1=不同意),X9:农民认为什么阻碍了单身青年娶媳妇(1=彩礼过高,2=自身经济实力不足,3=女性资源太少,4=其他),X10:农民认为什么原因导致高额彩礼(1=攀比心理,2=经济影响,3=女性资源减少,4=其他)

对统计数据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采用 EVIEWS7.1 软件对各项变量进行估计检验,最终结果如表1所示。

经统计检验和预测检验,该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解释变量X1、X3、X5对被解释变量Y有显著影响,整体预测正确率较高为95.83%。

因此,由表1可以得出,农村高额彩礼与农民放弃务农而选择外出务工存在一定的联系,模型纳入的自变量中,彩礼高低(X1)、家庭常年务工人数(X3)和务工年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X5)这三个变量对农民打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说明了高额彩礼带来的经济负担使农民选择用外出务工方式来支付、常年务工人数的增多使农民跟随大势选择外出务工、务工年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使农民选择回报周期短来钱快的外出务工。也说明了高额彩礼会促使农民放弃耕地,可能导致土地荒废和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进城务工不代表收入一定高于土地生产所得,不少农民外出务工具有盲目性,农民就业可选性小,竞争性弱,容易无功而返浪费收入甚至危害社会稳定。所以实证分析得出,高额彩礼很大程度上显著影响农民经济行为选择,迫使农民选择外出务工而放弃务农,但由于农民自身局限性,如果没有政府和就业部门的培训和正确引导,很可能使农民因高额彩礼压力下盲目外出务工而致贫返贫。

总之,高额彩礼现象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男方家庭背上沉重的债务、迫使男方家庭为储蓄彩礼和偿还债务而抑制消费水平,为尽快筹集到彩礼和还清债务,青壮年还会选择来钱快的外出务工,而家里只留下老弱残导致土地产出效率降低,如果是盲目务工造成无功而返,进一步恶化家庭经济情况,以上三种都是高额彩礼对致贫返贫的影响,如何规避由高额彩礼导致的贫困,可从经济、思想观念两个层面寻找脱贫路径。

六、农村脱贫政策建议——基于高额彩礼角度

(一)经济路径:农村经济振兴,农民增收脱贫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政府应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农村经济建设[14]。首先应加快农村技术设施建设,为发展农村生产力提供坚实技术支撑;其次加强农民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还要利用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找准当地促进农民增收的着力点;以及鼓励和培育先进的企业,促进农村工业化,也促进农产品深加工,形成产业链,拓展农民收入来源途径等[15]。

(二)思想路径:加强农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在农村进行整治高额彩礼陋习,大力宣传移风易俗活动

彩礼习俗在中国已有上千年历史,但在如今被农村婚礼所歪曲,形成高额彩礼的陋习,法律政策不可能将这一习俗完全禁止,广大人民群众肯定难以接受,因此我们倡导的是摒弃高额彩礼的陋习,接受符合地区和个人经济发展情况的少额彩礼,使彩礼回归原始的文化价值。研究结果表明彩礼价格上升导致农民因经济负担而被迫外出务工,也说明农民本身的土地生产收益不能提供彩礼所需,高额彩礼的陋习使彩礼支出超出了农民的经济承受范围而使人地分离,是不健康的婚俗观念和畸形经济发展方式。基层政府和乡村组织应加强文化宣传,不断提升乡村婚姻风气和村民道德文明程度,避免因高额彩礼致贫返贫的现象,助力广大农民脱离相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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