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玉安

北京华艺景泰蓝股份公司

清明节到了，又一次想到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张殿鸿，（1912年10月21日—1985年3月5日）是非遗工艺景泰蓝烧焊工序的老艺人。他生前经常向我讲述多次见到国家领导人的情景，并让我用笔记下来，好好保存。最使他念念不忘的是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每当谈到这里，总是显得特别激动。

据父亲回忆说：1956年1月，在合作化运动高潮当中，他曾与象牙雕刻老艺人杨士惠等人一起，到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手工业系统向党中央报喜，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1956年2月初的一天，父亲与其他特艺行业的代表列席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接到了去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宴会的请柬。当时他双手捧着请柬，心绪起伏，从过去想到现在，久久说不出话来。按他自己的话说，我这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手艺人”，能够受到毛主席、国务院的邀请，到毛主席身边做客，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据父亲回忆：那天傍晚6点多，他与其他同志在怀仁堂休息厅休息，忽然传来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要接见他们的消息，全场立刻沸腾了。大家赶快排队，10人一排，他站在第7排。7点整，毛主席、周总理健步向他们走来，大厅里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家一个劲的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个劲的鼓掌。毛主席身材魁梧，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了几个工艺品行业的老艺人。当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他是景泰蓝老艺人张殿鸿”时，毛主席伸出了温暖的大手。我父亲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伸出自己长满厚茧的双手，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握着，握着，眼里充满了幸福的泪、激动的泪、睁大一双模糊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毛主席。

接见后，进入宴会厅。我父亲被安排在第三桌，与朱德、陈毅同桌共餐。席间，我父亲举起酒杯，向第一桌的毛主席、周总理敬酒。他向毛主席说：“我代表珐琅生产合作社社员敬您一杯。”毛主席笑容满面地回答：“谢谢！代我向全体社员问好！”周总理接过话来说：“你要把技艺传授给徒弟，培养好接班人。”父亲当时不住的点头。毛主席、周总理的话我父亲记了一辈子。

父亲常说：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他新生。只有在新社会，“耍手艺的人”才被人看得起，并且成了国家的主人。

父亲生于1921年10月21日，迫于生计，13岁起就随祖父到天坛附近的一个珐琅作坊学习烧焊手艺，学徒期间吃尽了苦头。经过多年的苦熬和细心的琢磨，终于练就了高超的手艺，技术在全行业数一数二，算是在景泰蓝行业中有了一席之地，以“火头看的准、手头取活快、活儿烧的好”闻名，来往于王府井的“老天利”、灯市口的“德昌号”、打磨厂的“德兴成”等大小作坊。尽管如此，父亲仍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随着社会的动荡，经常丢饭碗。他当过劳工，闯过关东，烧过白灰，抻过面条……。

解放后，父亲得到了新生。1954年10月10日，他参加了北京市第一珐琅生产合作社。1955年，他入了党。同年，被政府授予“老艺人”称号，待遇相当于当时的大学教授，并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列席了全国政协会议。连续在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届政协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委员。40多岁时，结婚成了家。

为了报答党的恩情，为了景泰蓝行业的发展，父亲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1956年1月13日，《北京日报》就以《一切为了社》为标题，报道了父亲的事迹。他的技术在全行业虽然数一数二，但仍不断琢磨，不断革新。他扩大了传统的烧焊炉口，由一次只能烧一只瓶子改为同时烧几只瓶子，使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倍。他发现景泰蓝上的砂眼主要是因为半成品上粘上了脏东西造成的，于是建议各车间保持清洁，并且增添一道镪水洗半成品的工序，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一步骤的发明人了）。他为了节约贵金属，他同有关人员一起改进了传统景泰蓝焊药，在不影响景泰蓝产品质量，把有银焊药改进为无银焊药，减少了产品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他的技艺独有特色。一是焊丝：以前焊丝都是一次，这样所用的焊药较多，待药沸腾后，里面的硼砂就会把丝冲走，产生“跑丝”现象。他针对这种情况，对这一环节改为分两次烧焊。第一次用焊药的三分之一，烧的时间较短，可以稳固住铜丝就行了。第二次用焊药的三分之二，烧的时间较长，以便将铜丝焊牢。二是烧蓝：产品在点过第一道釉料以后（釉料不宜太厚）即可烧第一次。这时火要大，烧的时间较长，以便使蓝釉（特别是大面积的瓶里和瓶底的釉料）充分沸腾而达到均匀滋润的目的，直至发出亮光为止。第二次比第一次火烧的时间要短，因为他是烧补充釉料，釉料刚刚沸腾就行了。第三火烧的时间更短，只待这些釉料稍微起伏，达到新旧釉料融合的目的就行了，如果烧的时间过长，釉料就会从产品图案流开来，造成串色釉料第三次如果烧得不够，还可以再烧第四次、第五次。这些技术都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了徒弟和本行业师傅。今天这些宝贵的技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是没人知道是谁发明了这些技艺。

他成为“老艺人”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有他的独门绝技的。

1959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的北京景泰蓝厂制作了高达1.73米的“龙耳尊”大瓶、直径85厘米的大鱼缸、宽达3.72米的大屏风。为了烧焊这样的大件产品，父亲重新改造了炉灶。因为产品太大，无法使用铁夹，只好双臂穿棉衣，沾上水，看准火头，直接用手从炉中取活。后来这几件产品被国家收藏，并一直陈列在人民大会堂。1959年10月26日，父亲参加了全国群英会，再一次受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照了相。只可惜“文革”中照片被毁，直到父亲去世时仍为此而遗憾。

谈到党对工艺美术事业的关怀，父亲还多次向我讲述朱德委员长来厂观察时的情景。他说：仅咱们厂，朱德同志就来过3次。第一次是在1957年。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朱老总，到当时的第一珐琅生产合作社观看老艺人们的操作，也亲自到烧焊工房，观看了父亲的精湛技艺。第二次是在1962年11月12日下午。以朱委员长为首的中央观察工作组到厂视察工作。朱委员长关切地询问了关于艺徒的培养、艺人的孩子能否进厂接班等问题。第三次是在1972年4月6日上午，86岁高龄的朱委员长在康克清等同志陪同下，到厂视察了近4个小时。参观中，朱委员长没有见到我父亲，就问：“我说的那个张殿鸿老艺人，他在哪里？”人们当时即把我父亲找来。父亲激动地说：“朱委员长好！”朱委员长关系的问：“你这几年好吗？”父亲连声回答：“好！好！好！”那一次，朱委员长专门接见了在厂里的老艺人。除了父亲外，还有金世权、秦怀森、杨士惠、杨士忠、翟德寿、何荣、叶奉琪、刘连续等人。在跟老艺人座谈时，朱委员长针对当时“文革”中社会上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倾向，着重提出：工艺美术是几千年来中国传下来的东西，现在销路也大了，要继承和发展。万事万物都是向前发展的，好的东西都是向前发展的。世界也是这样。我们没那么多钱，但我们要勤俭建国，把人家需要的东西卖出去。老师傅都有用处，退伍的请回来，大家要努力带徒弟。把徒工培养起来，把传统艺术发展下去。朱委员长语重心长的话，使大家深受鼓舞。特别是我父亲，想到多年未见了，朱委员长那样高龄，工作那么繁忙，还记得自己一个手工艺人的名字，心里总是激动不已。

我父亲没有辜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嘱托。他几十年如一日，早来晚走辛勤的劳动，不断创新、改革工艺、认真传授技艺，带出了一名又一名优秀的徒弟。现在，我也成为工艺美术大师及景泰蓝高级技师。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0几年了，他的言行却深深地影响着我，推动着我的工作，我要继承父亲的工艺绝技，牢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为景泰蓝工艺品的推陈出新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在秉承家传工艺绝技的同时，在工艺大师的指导下不断创新提高。1983年，我在大师的指导下与他人合作研制成功了国家专利产品“珐琅珀晶”，获北京市科委、北京市经委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奖。珐琅珀晶“太阳神”荣获国家级工艺美术百花一等奖；珐琅珀晶“沙燕”壁饰获北京市科技一等奖；2007年我设计并制做的景泰蓝“尊圣塔”获全国创意博览会优秀新产品奖，2009年成功的参与了目前世界之最，高2米长2.3米景泰蓝大象的设计与制作，已经被万达集团王健林收藏，申报了世界吉尼斯纪录，获得专家称赞；2018我设计制作的《祥和如意花熏》荣获工美杯铜奖；《蛙趣》2019年荣获中国工艺美术金凤凰设计铜奖；《天下花满园》景泰蓝大花篮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博览会“百鹤杯”铜奖；2021年金凤凰创新设计大奖赛景泰蓝《雨花石秀墩》金奖；2019年为山西文旅集团创作的《山西好风光》直径130厘米景泰蓝大赏盘；《贺寿方尊》高100厘米、宽4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景泰蓝工艺赏盘和最大的景泰蓝方尊；荣获2项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证书。2019年获得2项外观新型专利，5项著作版权，2件注册商标《张氏艺景》、《张氏艺珐》。2018年与世界顶级设计师马克·纽森合作制作了目前尺寸最大的景泰蓝艺术品家具，在美国纽约顶级艺术品展览会展出，当日轰动了整个展会，是把中国传统景泰蓝工艺与世界设计时尚相融合的第一人。

我的这些努力可以告慰我的父亲，但是距离他的要求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我仍然要继续学习，遵照他的教导：干到老学到老，艺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