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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现代理论视域下的西藏当代文学阐释

2021-03-03颜亮

西藏文学 2021年1期

颜亮,1983年1月生,中共党员,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后(在站),西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专著2部,发表国外国内论文三十余篇,诗歌入选《诗刊》、《中国诗歌》、《敦煌诗刊》等刊物。

摘  要:西藏当代文学史经历了四个依次发展的时期,分别为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和谐共谋与对立冲突交织期、更新超越期,不同的时期都显现出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集纠结的杂糅状态,不同时期的作家们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展现出了西藏当代文学在跨越式停顿中,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调节、自我超越的可能,也建构出了具有地域性、多样性的民族文学景观。

关键词:别现代;西藏当代文学;跨越式停顿

别现代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王建疆教授于2014年中俄高层文化论坛上首次提出,并迅速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持续性讨论与关注。王建疆教授认为“别现代是关于特点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新的表述,别现代可以理解为另一种现代性,中国社会既不是现代、也不是后现代、更不是前现代”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经处在迈向现代性的过程中,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现实仍旧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集纠结的杂糅状态”。②别现代是对现代、前现代、后现代杂糅状态的概括,更是一种中国自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其包含的时间空间化理论、历史阶段论、美学功能论、跨越式停顿论等,自提出之后,在人文社科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得以研究运用,其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研究应用更为广泛和突出。笔者认为,西藏当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上世纪50年代末,呈现出了别现代四个发展时期——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和谐共谋与对立冲突交织期、更新超越期的态势,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现代、前现代、后现代的交集纠葛之中,不同的作家群体以其求异性思想创作的文学作品,展现出差异性的“别样”特征,同时也促使不断经历跨越式停顿的西藏文学,自我突破、探索,更新超越,在时间与空间建构起了文学内、外创作理念和艺术形式上的求异性产物,展示出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独特的审美功能和美学形态。

一、辩证与突破、积累与创新:跨越式停顿之后的西藏文学

别现代理论中的跨越式停顿概念,既是一种生存哲学具有普适性,又是一种新的时空观内含思维革命性的质变与飞越,这一概念贯穿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不同时间空间之中,“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伴随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而律动,大体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前期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6)和新时期(1976—)三个历史时期”。①西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纵向视角看,西藏文学尤其是西藏当代文学经历了两次跨越式停顿,这两次跨越式停顿并未固化民族性、地域性、意识形态性三者所附着的差异对立性思维,而是秉承跨越式停顿思维方式和秉持民主、科学、自由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国家意志的统摄下,依存地方经验,展开独创与超越的地方性表达。

(一)第一次跨越式停顿。西藏当代文学的开启与新中国的建立同步,通常是指20世纪50年代,在历史时间、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合力影响下,西藏文坛终止了线性西藏传统文学独霸的态势,开始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新文化的阐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多种思想,并进、平行、交叉、并置发展文学艺术,从而将时间转换、构建成了带有新文化、新思维的文学空间。首先,西藏当代文学突破了传统西藏文学作家群体结构的局限性,形成了新文学作家队伍。历史上西藏受教育群体较少,主要集中在社会群体结构中的贵族、僧侣阶层,寺院教育的垄断性使得大多数文学作品出自僧人之手,例如道歌编著者米拉日巴、格言诗作者萨班·贡嘎坚赞、历史文学著者索南坚赞、诗歌作者仓央嘉措、小说家达普巴·洛桑丹白坚赞、传记作者桑吉坚赞。贵族作为西藏传统文学另一主体创作、接受群体,其对文学存在的表现,正如恰白·次旦平措所述旧西藏没有文艺刊物,阅读、写作也是贵族闲暇时刻的调剂,没有发表意识,内容多是人生际遇中的有感而发,以书信体的散文、诗歌居多,而且历史发展中能保留下的文字很少。而作为西藏当代文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家是由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带着新文化、新思维的十八军战士组成的,他们是那个时代西藏新文学的主力军”②以及本土藏族、入藏工作的汉族、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组成。这一时期代表人物及作品有: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刘克的短篇小说《央金》、汪承栋的长诗《黑痣英雄》、杨星火的叙事长诗《波梦达娃》、藏族诗人查珠·阿旺洛桑的《金桥玉带》和江金·索朗杰布的《文成公主》。其次,从创作意识、写作题材、表现主题上,50—60年代的作家们没有沿着传统西藏文学,如藏族史诗《格萨尔传》;民间故事《阿古登巴》;佛教王统史、教法史、传记等,既定的文学创作路线延续发展,而是突然中止西藏传统文学神性传说、民间故事、佛教文学等创作惯性,“不破解现成命题,而是另起炉灶,改造问题,提出新问题”。③从创作意识上践行党和国家制定的三大民族政策,尊重地方性的风俗习性和宗教信仰,深入藏区学习民族民间艺术,创作出了社会形态跨越式发展后,涉及反映西藏社会方方面面巨大变化的文学作品。最后,从传播学视域看,新时期媒介生态环境的构建,如纸媒、广播、电视等,突破了传统文化口头传播、纸质传播的局限,多元立体地将西藏文學纳入到文学传播的全方位、多向度、公众参与与消费的空间,而且一改西藏传统藏文进行书写创作的方式,运用汉藏两种视角和文字进行创作和文学作品输出,形成了互借、互文以及多向度的文学媒介传播方式。

(二)第二次跨越式停顿。“跨越式停顿是一个向前发展的超阈值策略。跨越式停顿,是谋求最大发展,但这种更大的发展只能首先建立在停顿的基础上,是对原来路线的中断。只有中止既定路线上的惯性才能改弦易辙”,①才能对未来所要发生的结果和自我的更新有预见性。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后期,被称作西藏当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群(50—60),基于外在客观原因,停止了本因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下的高峰文学创作。正如王建疆教授对于跨越式停顿的阐述,跨越式停顿概念包含着事物欣欣向荣、如日中天、持续性良性高位发展之际,突然的一种停顿。作为承上启下,奠定了西藏当代文学基础的第一代作家们,当《西藏文学》以纸媒形式出现、构建新的、平等的文学空间;将当代西藏文学的过去、现在、未来放在同一个平台予以谋划、确立,表现出空间对时间线性转化之时,第一代作家群面对了自我创作队伍的更新。大批作家返回内地,留在西藏的作家也因外在政治原因流转其他行业,以军人为主体的第一代作家群完成了西藏文学拓荒者和西藏汉语文学开创者的使命,终究因为时代原因,逐步退出西藏文坛。但是西藏当代文学本身就经历着,一个开放体系中不断创新的过程,西藏文学的第二代作家群80年代作家群的出现,借助《西藏文学》这一平台,开启了跨越式停顿之后的换代、更新、转型与升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成为我国重要的政治战略举措,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推波助澜,不仅对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新西藏,产生了巨大推动力,而且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开始对西藏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经历了“文革十年”跨越式停顿②之后,文化进入新的转型和重建期,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文学创作理念涌入西藏,有关书写西藏的文学作品开始“亢奋”式涌现,包括藏地藏族作家的藏文文学作品,藏地藏族作家的汉语文学作品,汉地入藏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作品,都较之文革前期以政治为核心的单向度文学作品有巨大突破。而最主要的是这一时期,被称作“西藏新小说”时期,以“马原、色波、扎西达娃、刘伟、金志国、启达、于斯、惟夫、佘学先、索琼等”③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大多数人拥有汉藏两种文化背景,长期浸染在传统藏文化环境氛围中,接受文革之后内地“寻根文学”、“反思文学”等思潮的养料,又积极模仿、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技法。“在这种文学创作风格大融和的背景之下,藏区作家采用崭新的视角去反思历史、观照现实、展望未来,跳出以往单纯歌颂的限制,体现出鲜明的开拓进取精神”④ 文学作品呈现出多向度、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扎根于西藏本土接受藏地地方性知识、获得外来内陆文化的洗礼、探索实验西方文学艺术创作手法,三者异质同构,彼此交融、糅杂一起,呈现出西藏“别样”的文学景观。

二、差異与杂糅、解构与多元:80年代作家群的别现代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的西藏文坛已经趋向于现代性的演进过程中,但是正如王建疆教授所述“中国的现实仍旧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集纠结的杂糅状态,边际模糊,很难说它就是纯粹的现代或前现代,更不能说它是后现代,只能说它是别现代”①由此可观,西藏文坛自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演进实际上带有明显的别现代特征,而作为西藏文学的第二代作家群80年代作家群恰恰是这一演进过程的能动性创作主体。马丽华曾在《新时期文学中的西藏文学》一文中描述了作家群的形成过程,而学者郑靖茹细致划分了这一作家群体的构成,这其中一是以马丽华、马原等入藏大学生或者在藏藏汉干部组成的作家群;二是以扎西达娃、色波等为代表的西藏藏族作家群;三是西藏成长的本土汉族作家群。差异性文学创作个体的真实存在,实际上代表着不同背景、求异性思维借助《西藏文学》这一媒介,在西藏文坛建立起文学思想市场这一场域空间,蕴涵文学审美与哲学意识,进行多样性的文学创作和创新。“当别哲学和别文化生成时,创新、创造就开始了。而所有创新的开始都体现为话语创新”②,西藏当代文学第二代作家群的话语创新,1989年6月出版的《西藏新小说》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82年以后西藏小说的新现象新观念新题材新手法新作家”。而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新,是由于客观环境多元、杂糅状态下,不同个体的新作家以求异性创作思维,内在解构前一代作家群文学创作的内、外文学情势③,并持续性进行自我内在调适,获取别样文学心理自信,从而形成的新观念。这种别样的新观念向外折与外在事物互动、同构为新题材,向外折实践性生成新的创作手法,内、外异质同构为新的文学作品,最终在同一时间/空间促发多元文学作品的出现,形成了西藏文学的新现象和新气象。

其一,文学创作思维的差异性来源与杂糅。80年代的西藏文坛是一个敞视化、多向度、多元化的存在。从纵向上看,藏地传统文学资源、西藏当代文学第一代作家文学资源,都被第二代作家群作家予以解构,虽然是另起炉灶进行自我更新与超越,但是客观规律性使得现代性、前现代、后现代依然边界模糊,不同时间空间化的文化相互杂糅混杂。正如马丽华所说,一部西藏当代史展现了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风貌,具有藏族特色的人物、语言、行为、文化被社会时代激发出了创作灵感,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从横向上看,多民族作家差异性的民族文化背景、文化心理带来了多样性的丰富资源。并不是80年代的作家群中汉族作家、藏族作家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相互隔绝,思维等同单一,相互创作的作品充满间性。而是在同一平面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以多样性的思维,聚向、并置在同一空间,不同的文学理念和思想杂糅在一起,产生了质的裂变。而且“中西马我”①的杂糅状态,在此处的表现主要是: “中”——代表中国本土文化上,在这一时期,内地形成的多种文学思潮输入藏地,产生影响。包括寻根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这些文学思潮承续了五四文学自由解放的思想意识,破除了异化的真实,多元化的思潮共在性指向自我内心真实的创作理解。“西”——借助西方思想,包括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但是又不拘泥于某一单种的哲学体系和文化价值,而是将具有杂糅特性、他异质性、断裂性、革命性的多元文化与他者思想一同创制文化形态。具体包含着现代性中的科学化和民族化、反传统和进步思想,前现代的个人价值与个体原则,后现代的美学风格和哲学思维,风格上表现为碎片、挪用、拼接等,思维上表现为解构、差异、游牧、播撒等内在方式。“马”——与革命实践需求相关的“藏区的革命现实主义被保留下来”②,批判精神以及马克思审美。“我”——每个文学创作个体自身文化基因和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构建出的思想市场充满差异性思维,彼此碰撞、交融,在大的西方文化、汉文化、藏文化杂糅状态下,分异出具有个体化思维写作   的可能。

其二,文学作品多元化的外在表征。西藏当代文学作家群在文学的表现和技法上,开启了“中体西用”的混杂与杂糅,形成了文学表现形式上的空间张力。尤奈库斯认为先锋派“它应当是一种前风格,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变化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的改变一切。”③敞视、质疑与重构,内容与形式的双向度变奏书写,这是对80年代西藏文坛先锋写作的概述。从先锋代表人物作家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来看,叙述人称的数字化指称谱系,叙事过程的间性、无关联事件,去人物的中心化,真实与虚构的恍惚,这一系列的先锋标签,标示着马原“不是因为其内容有多深刻,而在于他制作性、技巧性的元素,是叙述结构在那个年代的独特性”④。这种独创性包含:个体经验的极端书写,文本的复杂性奇观(神秘、传奇故事的随机添加),语言形式上的革新。扎西达娃的意识流与魔幻主义构成了80年代西藏文学的另一个奇观,在小说《流》中,扎西达娃以近似无意识的叙事,不断地转换述行,想象、多向度外化内心世界,成为一种实验性质的创作探索。真正令扎西达娃轰动文坛的是其魔幻文学作品《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基于藏族血统又生活在藏地,扎西达娃巧妙地借助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与藏地神性述行结合、杂糅,通过表征化的反思,在不断切割、反叛传统空间的同时,又在界标模糊的历史空间、神性述行空间、现实空间完成了思维方式的臆想和超现实的叙事。存在主义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强调人的历史是在自由的选择“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⑤,在自由的行动过程中创造自身。色波自由选择与存在强调使得他自身成为80年代西藏文学中最难以被理解和评论的作家,其个人行为与文学创作作品双重性的展示着被现代的典型内涵。他的代表作《圆形的日子》,以循环往复的日常意象,自觉生成境遇,来探索人生的古奥与真谛,在现实与彼岸,过去、现在、未来的杂糅与怪圈中,关照人的异化与同质,探求精神意象与生存悖论,成为西藏文坛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少有的富含哲学意绪的典范。

三、新生与异延:别现代发展阶段中的90年代以后女性文学

以别现代理论纵观西藏当代文学(1949—2015),除了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三者杂糅在一起,边界模糊的和谐共谋之外,仍然潜在的蕴含着别现代另一极其重要的特性,那就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之间内在张力的对立属性。这种和谐与对立的双性同体促发了西藏当代文学中多维社会制度空间、物质文化空间和创作意识空间,彼此异质互构成了和谐共谋中内在的多重复杂性。这一多重复杂性包含着文学的时间空间化属性、多元文化思想并置属性、和谐共在和内在张力属性、潜在冲突与对立属性、多级跨域诉求中的可变与不可预测属性等,由于这些属性的现实性存在,在西藏当代文学的直接表现就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必然出现与前现代之间、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会同时出现和谐共谋与矛盾冲突交织的状态,但最终别现代的混融现象会被自身的变革力量所打破、所超越。”①80年代的西藏文学和谐共谋时期,汉文化、藏文化和西方现代主义等共谋发展藏地文学为目标成为一种共谋本质,于是西藏文坛出现多元并置——先锋写作、魔幻主义、写实主义、存在主义、民族史诗等和谐共在现象,但是即使如此依然存在潜在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对立冲突期,引进文学思潮的不适应性,意识流写作的短暂存在,扎西达娃等人的写作所引起的“内部人”与“外部人”视角的藏地书写讨论,强势文化对藏地文化的冲击矛盾,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藏族文学的讨论,所导致的汉语写作和藏文写作的内在冲突。和谐共谋与对立冲突交织的时期,“别现代时期的内在矛盾和内在冲突,必然寻求走出矛盾冲突的自我解脱之路。这种自我解脱来自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②80年代末期,主流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当代文学语境的变迁,西藏文学创作人才的流失,作家自我创新能力的停滞,学术界对藏族文学研究理论的不充分,一系列的矛盾的存在,导致了西藏文学尤其是西藏新小说的终结,使得藏文化热度锐减,藏族文学出现停滞、滑坡甚至被淘汰的现象。但是笔者认为西藏文学的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能动性依然存在,在面对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民现代性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际,西藏文学的发展势态更为多向,接受与传播的多元化使得西藏文学拥有更多的机遇,这其中西藏文坛80年代崛起的女性文学,便成为西藏文学在西藏新小说终结后自我更新与超越的“别样”典范。

相对于当代西藏文学,历史上西藏传统文学长久以来男权写作和男性意识的创作占绝对主导地位,即使有女性慈悲与柔美形象的书写出现,也只是男性书写中的附庸与从属。社会学意义上的男性与女性的不平等,使得女性没有逃脱“先天不具有是男人的一根肋骨”的怪圈意识,即使到了当代西藏文学伊始,过多的政治化书写生态,消解了男性/女性写作的差异,只保留社会意义上的女性身体,而忽略了女性创作者的身份与角色。这使得学术界认为20世纪50—70年代的女性书写是为群体性的失语,女性“被视为男性视角下传统性别、家庭角色中的想象体”①。但是,依据笔者观点:别现代大视野下的西藏现当代文学多级跨越中的诉求与建构,女性作家的意识与书写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历史与社会结构中的女性压抑,不可能消除女性潜在的创作意识和审美情趣,她们以一种差异的综合体,潜在的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层累、积蓄自身的女性奥义和力量,并与外在强大的男权书写空间产生复杂的关联域,学界认为的“80年代之后,女作家试图为女性的失语地位辩驳,女性形象才回归身体原型的现实层面”②现象,实际上是西藏文学跨越式停顿与自我创新切割中,长期潜隐的女性文学“内爆”,外化的结构性呈现与现实性表达。其一,从女性文学缘起及群体结构上看,1981年,益西卓玛的《清晨》拉开了西藏女性文学的序幕。1995年,央珍的《无性别的神》等,一系列女性作家作品面世,一大批的女性作家逐渐在西藏文坛上崭露头角。以往被男性主义写作忽视、压抑、甚至排除在“男性中心主义”知识体系的,强调经验、感性的女性特质和女性主义重新被关注、复归知识体系。女性作家开始拥有了文学书写的自由和话语权,一开始就被男性书写篡夺的书写权力获得了颠覆,女性作家自身从西藏文学生成空间中,完成了对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的解构。二十一世纪随着女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女性作家群形成了以藏文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群体和以汉语进行文学写作的作家群体,汉/藏双向度的文学创作,是女性作家用实践行为转变了被描述者和表达者身份,纠正了根深蒂固的男性叙事中歪曲女性的述行。其二,女性文学的书写空间不断扩展,播撒到了更广的维度,现代、前现代、后现代杂糅、并置在女性创作之中,与女性写作意识叠合。从一开始对青藏高原自然、历史、文化、个人现实生活所展现出的生命意识、人生价值、个人情感等,逐步转向高度自觉与自信下的西藏传统文学渊源的续借,民族、国家、生命的担当,高原现代女性境遇的深描,女性爱欲情仇的袒露等。例如,边巴普尺《家乡的大山》对藏地民俗、亲情伦理的书写;白马玉珍《玻璃之外就是大海》对现代知识女性的描述等。女性文学在西藏当代文学跨越式停顿之后,呈现出与男性作家写作完全不同的“别样”情势和文学表达样态。

四、探索与启示:别现代对当代西藏文学的意义

王建疆教授认为:“别现代时期的内在矛盾和内在冲突,必然寻求自我解脱之路。这种自我解脱来自于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这既取决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现状所带来的解压需要和发展需求,也取决于主导性力量的形成。在自我更新超越期,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能量全面爆发,一个摒弃了模仿西方艺术的真正原创的时代来临了,中国文学和艺术将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气派、魅力、风格、形式开创一个人类文学艺术创作的新时期。”作为中国当地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也体现了别现代时期特有的文学艺术创作特点。纵观西藏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不同的作家群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呈现出不同时期历史社会文化、少数民族风俗、叙事视角、审美价值等差异性特征,他们合力完成了西藏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也在内在矛盾和冲突中探索自我解脱、自我更新、自我超越之路,这对于以后西藏文学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甚至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西藏当代文学不是“跨越式发展”,而是普遍性的“跨越式停顿”,停顿并非终结,而是在跨越式停顿中凝练革命性的思维、求异性的思维,寻求文学思想市场的建立,为新的文学时空观和对自身文学创作的未来做出的及早思考。50—60年代作家们在跨越式停顿中,完成了与西藏传统文学截然不同的文学样式,确立和开创了西藏文学的新纪元。80年代作家们在跨越式停顿中,以敏锐的思想、观念的更新、积极的学习,无论从创作实践上,还是文体的革命和形式的创新,都取得了卓然的成绩。90年代以后的女性作家们,在面对文坛困境与停滞,不断积淀、思考,摆脱喧嚣浮躁之风的干扰,以女性经验与感性,突破男性主义长久以来的书写重围,完成了女性文学的自由选择,重新定义了两性文学创作的平等地位,变成了一种影响西藏文坛至今的革命性拯救力量。

其次,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是一个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三者杂糅在一起,边界模糊的状态,和谐共谋,又彼此对立。其最具代表性的是80年代西藏文坛横空出世的作家们,馬原、扎西达娃、马丽华、色波等。他们解构与颠覆第一代西藏文学资源,又在“中西马我”(马克思主义、汉文化、藏文化、西方文化)的杂糅状态下,另起炉灶进行自我更新与超越,既形成了个体差异的创作理念和思想,又外在化表现出了写实主义、先锋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不同风格蕴藏下的文化韵味和书写哲理。

最后,西藏当代文学别现代的四个发展时期,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和谐共谋与对立冲突交织期——更新超越期,孕育着不同的内涵和承担着不同的审美功能。90年代崛起的女性文学恰恰就是在别现代四个时期发展错综复杂和现代、前现代、后现代杂糅混杂情势下,女性写作者集体式解脱更新、超越创新的典范。女性文学的崛起与持续性发展,不仅加速了西藏文坛自由平等的创作氛围,更加多元化的文学艺术创作风格,而且为21世纪民族文学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发展动力。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