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炳浩 马会娟

內容摘要：本文运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讨论翟理斯所译《聊斋志异选》深受英语读者喜爱的原因，发现《聊斋志异》的英译并不是译者的无心之举，而是主、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有意为之。19世纪英国汉学发生求实转向，小说成为汉学家们了解中国现实的窗口。在这一背景下，翟理斯出于个人兴趣，同时为了角逐象征资本，最终选择翻译《聊斋志异》。受熟稔中国文学文化、了解英国文学传统和读者阅读期待的学者惯习影响，翟理斯放弃了全译《聊斋志异》的计划，而是从中挑选了164篇质量最好、最具代表性的篇目，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了纯洁化、调整结构、增添注释等策略，以使《聊斋志异》符合当时英国的诗学规范和读者的阅读期待，从而使《聊斋志异》这朵中国文学的奇葩成功嫁接到英国文学这棵异株上，并开出了别样的花朵。

关键词：场域;惯习;资本;《聊斋志异》;翟理斯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49-1979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译介研究”（15YJC740120）。

作者简介：雷炳浩，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翻译史。马会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翻译教学与跨文化翻译研究。

Title： Accidental Cutting or Deliberate Grafting？： Research on Herbert A. Giles’ Translation of Liao Zhai Zhi Yi Based on Pierre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Abstract： Drawing on Pierre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why Herbert A. Giles decided to translate Pu Songling’s Liao Zhai Zhi Yi and why his translation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was so popular among English readers. It finds that Giles’ translation of Liao Zhai Zhi Yi is not an accidental act， but a deliberate on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In the 19th century， English Sinologists laid much emphasis on the practicability of research， and Chinese novels became a window through which they could understand China’s social realit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Giles chose to translate Liao Zhai Zhi Yi out of his personal interest and for the purpose of getting symbolic capital. Giles was familiar with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he also knew British literary traditions and readers’ expectations very well. Thus， he gave up the plan to translate the whole 16 volumes of Liao Zhai Zhi Yi and only chose 164 representative pieces of good qualit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he purified sexual descriptions in the source text， adjusted the structure of the source text， and added annotations to make these pieces conform to the mainstream British poetics and readers’ expectations at that time， thus making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a classic in the English world.

Key words： field; capital; habitus; Liao Zhai Zhi Yi; Herbert A. Giles

Authors： Lei Binghao is Ph. D. student at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nd he is interested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E-mail： binghao_lei@163.com. Ma Huijuan， Ph. D.，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nd she is interested in translation theories，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mahuijuan@bfsu.edu.cn

一、引言

《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是我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短篇小说集，被誉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不仅深受国内读者喜爱，而且吸引了一众外国读者，成为被译成最多外文语种的中国小说（王丽娜 214）。《聊斋》英译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1842年4月，《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11卷第4期发表了一篇介绍《聊斋》的文章，该文简要讲述了书中的9则故事①。此后，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梅辉立（William S. Frederick Mayers， 1831-1878）、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等一批汉学家相继加入《聊斋》英译的行列。在一百七十多年的英译历程中，先后出现了翟理斯、邝如丝（Rose Quong， 1879-1972）、杨宪益与戴乃迭（Gladys Yang， 1919-1999）、梅丹理（Denis C. Mair， 1951-）与梅维恒（Victor H. Mair， 1943-）以及闵福德（John Minford， 1943-）等多个译本。在众多译本之中，又以翟理斯所译《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声名最盛。该书不仅一版再版②，被译成多种语言，成为蒲松龄在西方的代表③（Pu，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38），还深深影响了后来的译者。英国汉学家闵福德就表示自己非常钦佩翟理斯的《聊斋志异选》，在为“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丛书翻译《聊斋》时，闵氏将自己的译本同样命名为《聊斋志异选》（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显然是在向翟理斯致敬（38）。那么翟理斯为什么要选译《聊斋》？翟译本为什么如此受英语读者欢迎呢？

单纯进行文本分析显然并不足以回答以上问题，必须同时考虑译者及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等文本以外的因素。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超越了翻译研究中主体与客体、文本与语境、内部与外部、微观与宏观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融合并贯通了以往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语言学、文化研究模式”（王洪涛，《“社会翻译学”研究：考辨与反思》 10），有效弥补了单纯进行文本分析的不足。在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所借用的理论中，又以布尔迪厄的理论最具代表性，在消除主、客二元对立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有鉴于此，笔者借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考察翟理斯《聊斋志异选》的英译，揭示其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原因。

二、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

翻译学界对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借鉴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以研究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共变（covariance）关系”（王洪涛，《建构“社会翻译学”：名与实的辨析》 16）。为了解决此前社会分析存在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对立的问题，布尔迪厄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分析模式：[（惯习）（资本）] + 场域 = 实践（[（habitus）（capital）+ field = practice]）（Bourdieu， Distinction 101），认为实践是场域、惯习、资本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无疑也受场域、资本和惯习等社会因素的制约。

场域是社会实践参与者活动的社会空间，不同场域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处于相互联系之中（Bourdieu & Wacquant 109）。作为翻译活动的实施者，译者的社会身份具有多样性，这就导致其活动空间可能不仅限于翻译场域，还可能同时涉及文学、政治以及权力（field of power）等其他場域（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40），其行为可能同时受到这些场域规则的约束。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解决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主张同时考虑客观的社会结构（场域）以及社会结构中人的行为倾向（惯习）。社会结构与人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社会结构建构人的行为倾向，同时也被人的行为倾向所建构。人在教育、工作、生活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将社会结构的规则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定势系统（system of dispositions）（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54），这种定势系统就是人的惯习。作为翻译活动的实施者，译者在自身的社会活动中，同样会形成自己的惯习。惯习一旦形成，势必会影响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包括翻译的选材、翻译策略、译者主体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等等”（邢杰 13）。在布尔迪厄看来，人在社会中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其所占有资本④的多少。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人会努力攫取资本。但是，想要获得一定的资本，首先需要投入各种形式的资本（Bourdieu & Wacquant 118）。人的投资并不是盲目的，受其在场域之中形成的惯习的影响。惯习使人明白自己在某个场域之中需要哪些资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且获得利益，从而投入时间和金钱，去追求这些他们需要的资本形式，获取能在这种场域中得到承认的利益（王悦晨 8）。身处社会中的译者也不例外，其之所以进行翻译实际上也是为了得到一定的资本，比如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

所以，译者的翻译实践实际上是译者在特定场域之中受自身惯习的影响角逐资本的社会行为，从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层面入手可以较为全面、深入地挖掘翟理斯《聊斋志异选》在英语世界经典化背后的原因。

三、汉学转向与《聊斋》英译

翟理斯选择翻译《聊斋》主要受三种因素的影响：英国汉学求实转向下个人对资本的角逐、原作和原作者蕴含的象征资本以及个人兴趣的驱动。

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的物质生产极大丰富，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以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殖民扩张的狂潮。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中国被卷入英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在贸易需求的驱动下，英国统治者和生产商渴望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为了配合殖民扩张的开展，英国的汉学研究发生了求实转向。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不再满足于18世纪耶稣会士和启蒙哲学家塑造的理想的中国人形象，他们迫切希望了解中国现实以服务于殖民统治。小说因其强烈的现实性，受到汉学家们的关注。比如，当时的内地会（the China Inland Mission）英国籍传教士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 1852-1922）就认为《好逑传》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很多东西（Darroch 342）。在评论《金角龙王，又称皇帝游地府》时，评论者Steinbach指出该小说很好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思想，认为其对中国官场的刻画比一些历史著作更为真实（542）。在华传教士和外交官纷纷投入小说翻译的行列，“以中国小说、戏曲作为语言学习的范本，逐渐成为西人编纂汉语读本的一种风尚”（宋莉华 216）。在众多小说之中，《聊斋》因其“内容多样、表达力量强”受到众多译者的青睐（Williams 561）。郭实腊、卫三畏、梅辉立、阿连壁（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 1844-1920）等先后加入，且都集中在1840年以后的40年间，显示了《聊斋》英译的热度。

兼具外交官和汉学家两种身份的翟理斯身处英国政治和汉学双重场域之中，自然希望通过翻译《聊斋》获取一定的资本。1867年，翟理斯参加了英国外交部中国司（The Chinese Department）的考试，成功当选为该司的翻译学生，并于同年来到中国。其时，英国驻华使领馆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翻译学生制度。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建议新录用的外交人员必须先以翻译学生的身份在北京学习两年汉语，才能进入领事馆工作（王绍祥 40-42）。语言成为影响职位升迁的重要因素。据翟理斯个人回忆，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承诺学生如果成功学会汉语将会获得相应的职位提升（Pu，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xiii）。为了实现职位晋升，获取象征资本，翟理斯开始努力学习中文，阅读了大量中文小说的英译本，并开始尝试阅读中文原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聊斋》进入了翟理斯的视野，他认为“中國人在宗教和社会生活中所信奉和践行的很多东西都能在这部书中找到影子”（xv）。1877年， 在任英国广州领事馆副领事期间，翟理斯开始了《聊斋》的翻译（xiv）。

《聊斋》作为中国文言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享有崇高的文学地位。翟理斯显然认识到了《聊斋》和蒲松龄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聊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中国人所熟知，不亚于《一千零一夜》在英语世界的受欢迎程度，书中充满了隐喻等修辞手法，只有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杰作可以与之媲美（xvi， xxxi）。翻译这样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经典作品显然能够帮助其获取一定的象征资本。

此外，个人兴趣也是翟理斯选择翻译《聊斋》的重要原因。语言学习是十分枯燥的，汉语和英语又属不同语系，存在很大差别，学习起来更加困难。翟理斯回忆翻译学生生涯时曾说这项工作漫长而无趣，在汉语学习的早期阶段需要的主要是纯粹的记忆力（xiii）。小说阅读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学习生活的枯燥。他在阅读《聊斋》时看得特别仔细，认为该书故事情节安排得当，充满创意，巧妙运用了隐喻、用典等修辞手法，语言精练，风格朴素、优美，给其带去了很多乐趣和启示（xxx-xxxii），所以翟理斯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翻译这部作品。

四、译者惯习与策略选择

翟理斯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约翰·艾伦·贾尔斯（John Allen Giles， 1815-1884）既是一名牧师，也是一位著作等身、颇负盛名的作家。贾尔斯牧师非常重视翟理斯的教育，在翟理斯小的时候就督促其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并广泛阅读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历史书籍。翟理斯在回忆童年经历时曾说自己18岁以前接受的完全是古典式的教育（转引自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 22）。这种教育经历帮助翟理斯熟悉了欧洲的文学传统，为其日后在汉学领域的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1859年，14岁的翟理斯开始就读于英国著名的查特豪斯公学（Charterhouse），并于1863年从该校毕业。此后几年，翟理斯翻译了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俄瑞斯忒亚”（Orestes）三部曲：《阿伽门农》（Agamemnon）、《奠酒人》（Choephoroe）和《欧墨尼得斯》（Eumenides），收入其父主编的“经典之钥”丛书（Keys to the Classics）。深厚的家学渊源、扎实的童年教育以及日后的精英教育使得翟理斯形成了熟稔欧洲文学传统的学者惯习。

按照其父的计划和安排，翟理斯本该一路读到大学，成为职业作家，过上以文为生的日子。不幸的是，1855年贾尔斯牧师因为宗教问题被判入狱，虽然最后提前获释，但就此家道中落。目睹家庭的变故，从查特豪斯公学毕业后，翟理斯无意继续学业，遂于1867年参加了英国外交部中国司的考试，成为该司的翻译学生。在北京学习的两年时间，翟理斯努力学习汉语，为其日后翻译中国典籍积累了一定的文化资本。此后，翟理斯先后任职于天津、宁波、汉口、广东等地，由于好斗、不世故（undiplomatic）的性格（王绍祥;Aylmer 4），翟理斯的职位晋升不太顺利，遂将大量时间、精力用于中国研究。在翻译《聊斋》之前，翟理斯已经出版了《汉言无师自明》（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语学举隅：官话习语口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Idiom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字学举隅》（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中国札记》（Chinese Sketches）《汕头方言手册》（Handbook of the Swatow Dialect）《从汕头到广州》（From Swatow to Canto）等书，并译有《两首中文诗》（Two Chinese Poems）⑤《洗冤录》（The “His Yuan Lu” or “Instructions to Coroners”）《佛国记》（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等，引起了汉学界的注意，积累了一定的象征资本。这些经历帮助翟理斯形成了了解中国文学、文化的学者惯习。正如前文所述，这些惯习一旦形成，就会对译者的翻译实践产生作用，影响译者的策略选择。

4.1篇目选择

《聊斋》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传统，从形式上可以分为笔记体和传奇体两种。其中，笔记体小说人物塑造比较粗略，故事内容比较简单，因而篇幅短小，形式灵活，不拘一格，是一种介于随笔与小说之间的文学体裁;而传奇体则一般篇幅较长，情节曲折，人物丰满，结构完整，语言工丽，形式上具有传记文学的特点（王恒展 34）。在《聊斋》收录的四百多篇小说中传奇体不过百篇左右，余下诸篇则为笔记体，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方面相对简单。而兴起于18世纪的英国小说，历经一百余年的发展，到了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已经日益完善，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方面日臻纯熟，形成了一定的规范。所以，《聊斋》中的一些作品在深受维多利亚文学传统影响的翟理斯看来难免有些粗糙（coarseness），与其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规范不符，因此翟理斯在进行篇目选择时有意识地避免了一些人物关系比较简单、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故事情节比较粗略、篇幅较短的笔记体小说。比如《耳中人》《喷水》《捉狐》等篇，只有两百来字，均不在翟理斯的选择范围之内。此外，翟理斯还认为《聊斋》中的一些篇目有重复之处，只是形式稍有变化，将这些故事悉数译出毫无意义，所以他放弃了本来的全译计划，而是挑选了其中164篇质量最好、最有代表性的篇目（Pu，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xxix）。

4.2翻译策略

译者惯习不仅影响了翟理斯对翻译篇目的选择，而且影响了他对具体文本的处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原文中的性描写进行了或删除或改写的操纵，抛弃了原文中第三人称叙述者的介入性评论，增加了一些比较主观的译注以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

4.2.1纯洁化策略

纯洁化策略（purification）常见于儿童文学翻译领域，指的是译者等翻译活动参与者在翻译过程中基于成年人的价值观而对原文中的暴力、凶杀、訾语、性等不适合儿童阅读的内容进行删减或改写等意识形态操纵以使译文符合儿童阅读需求的行为（参见Alvstad 23;López 30）。这里借用来指译者等翻译活动参与者在翻译过程中受政治、文化、文学等因素影响删除或改写原文中的某些片段，从而使译文符合目的语文化意识形态或诗学规范要求的行为，其范围不再局限于儿童文学翻译领域，而是延伸至所有的翻译作品。

纯洁化策略的运用在翟理斯翻译的《聊斋志异选》中主要表现为性话语的纯洁化。翟理斯生活的时代，清教主义盛行，主张禁欲和克制，对两性行为有着严格的规范。这种行为准则深深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作家们总是极力回避涉及性的话题（罗经国 118-119;Steinbach）。出生于宗教家庭的翟理斯受这种思想传统的影响无疑更深，禁欲、克制的道德规范已经内化为翟理斯的译者惯习，因此他对原文中的性描写均进行了纯洁化。比如《画壁》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女回首摇手中花，遥遥作招状，乃趋之。舍内寂无人，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与狎好”（蒲松龄 6）。我们来对比一下翟理斯和闵福德的译文：

翟译：But the young lady， looking back， waved the flowers she had in her hand as though beckoning him to come on. He accordingly entered and found nobody else within. Then they fell on their knees and worshipped heaven and earth together， and rose up as man and wife， … （Pu，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10）

Note： The all-important item of a Chinese marriage ceremony; amounting， in fact， to calling God to witness the contract.

闵译：The maiden looked back and beckoned him on with the flower that she still held in her hand. So he followed her into the pavilion， where they found themselves alone， and where with no delay he embraced her and， finding her to be far from unreceptive， proceeded to make love to her. （Pu，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23）

这段话描写了朱孝廉与友人同游佛寺，并在偶然情况下进入壁画，与画中仙女发生关系的故事。对比原文和译文，我们可以发现翟理斯对原文的操纵非常明显，原文中对于二人发生关系的描写到译文中变成了二人叩拜天地、结为夫妻，同时译者还加注表明这种行为是中国婚礼仪式的一部分。相比之下，闵福德的译文则更加忠实于原文。

我们再来看《红玉》中的这样一段文字：“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问其姓名。曰：‘妾邻女红玉也。’生大爱悦，与订永好，女诺之。夜夜往来，约半年许”（蒲松龄142）。翟理斯的译文如下：

At length， however， she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and descended the ladder that he had placed for her. In reply to Hsiang-ju’s inquiries， the young lady said her name was Hung-yü， and that she lived next door; so Hsiang-ju， who was much taken with her beauty， begged her to come over frequently and have a chat. To this she readily assented， and continued to do so for several months， … （Pu，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225）

这几句话描写了书生冯相如夜遇邻女、与订永好的故事。对比原文和翟理斯的译文，我们可以发现原文中的两人“共寝”被译者直接删除，“与订永好”也被译者处理成了“聊天”（have a chat）。

纯洁化策略并不只是发生在以上两篇，在《莲香》《阿宝》等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反映出这种策略并不是译者的偶然为之，而是其在《聊斋》英译过程中一以贯之的策略。

4.2.2结构的调整

《聊斋》形式上的一大特点是除了正文的叙述以外，作者还通过结尾的议论点明故事的主题，表达自己的态度。结尾的评论与正文的故事互相照应，相得益彰，是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李永昶 61-62;王恒展 42）。按照现代叙事学的说法，《聊斋》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模式，且叙述者通常是介入性的。这种介入性的第三人称叙述模式，在英国小说史上同样存在。18世纪英国小说的代表人物菲尔丁（Henry Fielding）就主张第三人称的叙述模式，且其小说的叙述者在故事进行过程中会不时出现，或为读者指点迷津，或与读者共同探讨人物性格。但是，这种叙述模式却为不少小说家所诟病，认为叙述者的介入破坏了小说的现实性（申丹等 28-29）。这种观点逐渐为菲尔丁之后的小说家们所接受，到19世纪末詹姆斯（Henry James）提出的小说规范就把介入性叙述者给彻底清除了（45）。《聊斋》的叙述模式显然与19世界英国小说的诗学规范发生了冲突。翟理斯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当时英国文学的主流诗学规范无疑已经内化为其译者惯习，18世纪的英国小说在翟理斯眼中是粗糙的，其叙述模式自然也难能获得他的青睐（Pu，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xxix）。

翟理斯之前的译者对《聊斋》的文学性评价不高。比如卫三畏认为《聊斋志异》等中国小说故事情节不够复杂，故事说明不够细致，没有情感的升华（Williams 561）。梅辉立也认为《聊斋》单调乏味至极，叙事平淡，在想象力方面不及《一千零一夜》（Mayers 25）。与卫三畏、梅辉立等人不同，翟理斯认为《聊斋》是一部极具文学价值的作品，表示虽然小说和戏剧不被中国人视为纯文学，但是《聊斋》却是一个例外，希望借此引起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Giles 338）。因此，翟理斯在强调《聊斋》社会现实性的同时，极力突出其文学性，在为《聊斋志异选》写作的序言中，翟理斯指出《聊斋》文风简练，隐喻众多，修辞精湛，只有卡莱尔的杰作可以与之媲美（xxx-xxxi）。而与风格和情节等相比，结尾的议论性文字似乎对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帮助不大，反而会降低作品的趣味性，不利于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因此其在翻译《聊斋》时删除了小说结尾的议论性文字，使之符合英国文学的传统。

4.2.3注释的增添

《聊斋》一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其中蕴含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为了配合人物的塑造以及推动情节的发展，作者加入了很多社会环境描写，涉及制度、服饰、器物、历史人物等多个方面。显然，这些发生于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事物对于身处另一文化体系的英国读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同时，该书还借鉴、继承了中国古代诗词、散文、戏曲等的创作传统，使用了大量典故以及对前人故事的改编，导致“故事在平稳推进中，突然变得晦涩难懂，文本之中夹杂着各种引用和典故，读者只有认真查阅各种评注以及其他参考书才能够读懂其中的意思”（Pu，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xxxi）。为了让一般的英国读者能够轻松、愉快地接受《聊斋》，翟理斯增加了很多必要的注释，以消除英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陌生感，促进《聊斋》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翟理斯的这一行为无疑受其长期居于中国、长期学习中文、深谙中国文学文化的译者惯习影响。

翟理斯所做注释的学术性通常不强，译者在进行客观描述的同时，加入了很多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褒贬之词。比如在《成仙》篇注6中，翟理斯并不只是对我国古代的司法原则进行客观描述，“按照中国的法律原则，犯人在认罪之前不能被判决”，在末尾又加上一句“可是该原则在实际生活中通常被弃之不顾”（56）。在《赌符》篇注2中，翟理斯指出赌博是中国人最大的恶习，它的影响要比鸦片还要恶劣（421）。仔细阅读翟理斯所做注释，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可以帮助英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但同时也塑造了一个落后、愚昧、腐败、不公的中国形象。翟理斯的这一做法与其了解英国读者阅读期待的译者惯习有很大关系。18世纪时，为了解决自身的精神危机，欧洲国家把目光投向中国以寻找济世良方，掀起了一轮中国热。在这一背景下，耶稣会士和启蒙哲学家塑造出了积极、正面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而到了19世纪的殖民主义时期，西方读者“对中国事物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野蛮”、“非人道”、“兽性”成为19 世纪西方读者眼中中国人的代名词（米丽耶·德特利 248-251）。翟理斯虽然有意纠正英国民众对中国的错误看法（Pu，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xiv-xv），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又不得不考虑读者的阅读期待，从而导致其主观意图与实际做法相背离。

五、结语

19世纪英国汉学发生求实转向，小说成为汉学家们了解中国现实的窗口。在这一背景下，翟理斯出于个人兴趣，同时也是为了角逐象征资本，最終选择翻译《聊斋》。受熟稔中国文学文化、了解英国文学传统和读者阅读期待的学者惯习的影响，翟理斯放弃了全译《聊斋》的计划，而是挑选了其中164篇质量最好、最有代表性的篇目，同时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使用了纯洁化、调整结构、增添注释等策略，以使《聊斋》符合当时英国的诗学规范和读者的阅读期待。从社会效果来看，翟理斯的译介无疑是成功的，得到了一众好评（Laufer 90; Pu，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xxxii; Ball 207），并一版再版，成为英语世界的经典之作。所以说，《聊斋》的英译并不是译者的无心之举，而是主、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有意为之。翟理斯将《聊斋》这朵中国文学的奇葩成功嫁接到英国文学这棵异株上，并使之开出了别样的花朵。

注释【Notes】

①这九则故事分别为《祝翁》《张诚》《曾友于》《续黄粱》《瞳人语》《宫梦弼》《章阿端》《云萝公主》《武孝廉》。作者并未对这九则故事进行全译，只是大致介绍了故事的主要内容（参见Anonymous 204-210）。

②据孙轶旻的统计，翟理斯的《聊斋志异选》从1880年至2003年约有19个版本（237）。

③本文所引英语文献，如无特别交代，均为笔者自译。

④布尔迪厄的“资本”表现为：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三种形式（Bourdieu， Distinction 253）。这些资本一旦获得场域中其他参与者的认可，就成了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

⑤两首中国诗指的是《三字经》（Three Character Classic）和《千字文》（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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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