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郭方云教授的新著《文学地图学》从生成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三维度，对前沿的文学地图学进行了系统探索。该著不仅追根溯源，理清了“文学地图”这一概论的历史演变历程及其研究现状、流派，系统规约了文学地图的定义、类型和本体属性，并在地图隐喻与文本细读的有机结合中，从“政治想象”“性别诗学”“宗教导引”“制图机制”以及“认知策略”五种典型视角，详细论述了文学地图学的批评策略，呈现出集历史性、科学性、系统性及学理性于一体的文学地图学研究盛景。

关键词：《文学地图学》;历史追溯;本体探究;批评策略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学空间批评研究”（17BZW057）。

作者简介：方英，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叙事学、文学空间批评研究。

Title： The Leading-edge Construction of Cartographical Poetics System： A Review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by Guo Fangyun

Abstract： Literary Cartography， a newly published academic work by professor Guo Fangyun， probes systematically into literary cartography， a leading-edge field of literary studies， from dimensions of generative theory，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this book， professor Guo not only untangl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literary cartography”， its research status and research schools， but also systematically stipulates its definition， type and ontological attributes. Moreover， through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metaphorical map and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Guo discusses the critical strategies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from five representative perspectives， that is， political imagination， gender poetics， religious guidance， cartographic mechanism and cognitive strategies. As a whole， this book presents a grand scene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research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historicalness， scientificity， systematicness and academic theoreticalness.

Key words： Literary Cartography; historical tracing; ontological research; criticism strategies

Author： Fang Yi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literary theories， Narratology， and spati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ttbetty@126.com

上世紀90年代初， 美国加州大学布鲁斯·埃弗里（Bruce Avery）以《历史之眼：殖民冲突中的文学与地图学》为题的博士论文简要回顾了西方制图历史，聚焦制图话语（discourse of cartography）这一关键概念，对斯宾塞、叶芝、尤利西斯、福斯特等文学巨匠文本中的地图叙事（Cartographic Narration）与殖民关系等议题进行了关联探索，从而拉开了英美“文学地图”研究的序幕（郭方云，英美文学地图 40）。循着布鲁斯·埃弗里建立起的基于文学与地图关系的批评范式，以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和伯恩哈德·克莱因（Bernhard Klein）主编的《文学、制图与早期现代不列颠的空间政治》（Gordon and Klein， 2001）为代表的文学地图领域研究专著，继续深入挖掘了西方文学与地图的关系问题，为西方学者基于文学与地图关系的文本阐释构建起了研究雏型，由此逐渐兴起了基于文学与地图的跨学科研究浪潮。

进入21世纪后，文学地图相关领域研究热度与日俱增。尤其是近年来，西方文学地图研究更是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态势。比如，由安德斯·恩伯格-佩德森（Anders Engberg-Pedersen）编撰的《文学与地图学：理论·历史·体裁》（Engberg-Pedersen， 2017），马修·H. 埃德尼（Matthew H. Edney）的《地图学：理念及其历史》（H. Edney， 2019），罗伯特·塔利（Robert T. Tally Jr.）编撰的《空间文学研究：基于空间、地理及想象的跨学科研究方法》（Tally， 2021）就是其中的典型成果。这些论著在进一步深挖文学与地图关系的同时，也逐渐使文学地图研究的焦点从片段化的文本细读转向局部的理论雏形沉思，但仍缺乏系统深入的学理探究，由此凸显了郭方云教授《文学地图学》（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的创新性研究价值。《文学地图学》乃郭教授近十余年以来领域深耕的成果结晶，作者不仅梳理了英美文学地图研究的发展脉络，而且以敏锐的洞察力指出了文学地图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国内外学界尚无相关领域系统性学术论著问世、缺乏本体论建构的研究态势下，《文学地图学》的付梓可谓意义重大，它不仅跳出禁锢欧美学者研究视点及空间想象的文化定势，构建起了“非欧美思维”的英美文学空间研究范式，也为国内学者基于“文学地图”的文本阐释提供了可循的系统理论，呈现出集历史考证、空间想象、属性界定和批评策略于一体的文学地图研究新图景，具体如下。

一、溯源探究

任何学理性的探讨最终皆指向对问题本质的追问，因而对本源追溯始终是无法回避也不能绕开的学术核心议题。《文学地图学》的理论建构也是如此，如作者指出，“英美文学地图的批评实践并非空穴来风，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地图的认识论转型和文学的空间转向共同作用的结果”（郭方云 ii）。为了系统直观地对“文学地图学”的本体论属性进行探究，《文学地图学》回顾了欧美的歷史制图传统，详细论述了“文学地图”的历史演进过程。从新历史主义“史诗互证”的观点来看，“文学地图”的历史追溯也离不开对特定历史语境的考察、归纳和总结——地图乃历史中的地图，“文学地图”是文学历史的特殊镜像表达，所蕴藏的则是集成性的文化记忆，从中可以管窥文学所处时代的独特历史风貌。因而对于其理论范畴的文本阐释也应该具备历史性，离不开对特定历史语境的挖掘与追溯。事实上，对于地图的这种历史记忆及历史抒写功用，《文学地图学》的强调几乎贯穿全书。

值得一提的是，《文学地图学》对“地图”历史与“文学地图”发展史的追溯并非仅仅浮于历史表象的主观、片段式勾勒，而是按照线性时间，系统且逻辑缜密地梳理出二者的发展脉络、历史进程以及内在的共生关系问题。对此，作者分别将“地图”与“文学地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与西方文学史中，大致按照传统的“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7-19世纪”——“现代欧美”的时间框架，系统呈现出欧美文学地图及其历史语境的宏观发展轨迹。不仅如此，图文结合的页面编排更是勾勒出动态化的“文学地图”历史图示，从而给读者提供了近乎可视化的“文学地图”历史时空之旅。这种追根溯源的历史考证也是郭教授长期以来所秉承的严谨治学态度的体现，它所考究的是历史中的问题和难题，而非主观化的臆断和经验式的评判。

《文学地图学》对研究态势的概述也具有典型的时序逻辑特征。在“学界对于地图的现代性沉思流派众多，很难一言蔽之”，“确切描绘这样的研究历程相当困难，地图批评史家们也常常各执一词”（郭方云 68）的地图学研究现状下，作者按照线性时间、兼顾作家作品的研究回溯，不仅条理清晰地梳理出“文学地图”以往纷繁复杂的研究，也为“文学地图学”本体论上理论建构的必要性及迫切性进行了阐释。作者高屋建瓴，以超然的文学地图认知对欧美现代地图学研究流派进行了概述，并将之归纳划分为“鉴赏”（Connoisseurship）、“形式主义”（Formalism）、“图形学”（Iconography）、“马克思主义”（Marxism）、“符号学”（Semiotics）、“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Post-structuralism/Post-modernism）六种流派（郭方云 68-74）。这种地图研究史的系统性归纳为欧美文学地图研究的概述提供了形而上意义的概念背景支撑，也有助于系统梳理出欧美文学地图研究史的总体脉络及“文学地图”的生成语境，让相关研究者能够在形形色色的“文学地图”研究中找到历史理据，看到其自身研究的合理性，避免落入经验论的主观文本片段阐释之中。总体而言，这种从“地图史”到“文学地图史”，从“地图研究流派”到“文学地图研究概观”的系统性论述不仅分门别类地厘清了“地图”与“文学地图”各自的内涵以及历史发展轨迹，避免使读者将之混为一谈，也在相得益彰的论述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性，以此直观呈现出二者内在的逻辑性及共生关系。

整体而言，《文学地图学》成功将历史视角引入空间诗学的谱系探讨——“历史”的拉丁语为historia，等同于希腊语           ，原义为“探寻后获取的知识;关于调查的记叙”，后转指“过往事件的叙述;故事”，从而揭示了历史与文学的语义逻辑关联特征，并在前六世纪希腊史家赫卡泰的历史神话说、希罗多德的道德垂训论、普鲁塔克的训诫传记观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中不断得以印证（Simpson & Weiner 261）。尽管约翰·吉利斯和伯恩哈特·克莱因等著名英美文学地图学者多次引用了历史片段，但却没有形成相对成型的文学地图史观。该书则采取系统的历史谱系视角，不仅纵览欧美地图的发展简史，还首次描摹了古希腊至当代近三千年的欧美文学地图创作脉络，同时揭示了地图实证主义认识观的流变及其影响、地图艺术技法的范式变迁特征、欧美现代地图研究的六大阶段、近三十年的欧美文学地图研究历程，涉及文学地图的渊源、书写和批评等核心要素，为该研究的创新性及后续研究提供了全面深刻的历史概念框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郭方云 2-76）。

二、本体论建构

对文学地图本体论探讨是《文学地图学》至关重要的环节所在，它不仅是欧美文学地图发展史、研究态势等“文学地图生成语境”系统性论述的前景化意义所在，也为“政治想象”、“性别诗学”、“认知策略”等“文学地图的批评策略”所涉及的文本阐释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支撑。从这种逻辑建构来看，对“文学地图”本体论的理论建构及探究无疑是该书的重难点。如作者所指出的，“文学地图研究经历了从单一作品向多部文本、单一话题向多个论点、单一地区向多个空间对象过渡的由简到繁的成长历程”，如今“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与生态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关系密切，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以往研究中“绝大多数的文学地图探索属于实证性的文本意义阐释……研究者……在实际操作规程中忽略了地图属性等本体论探讨”，因而使得“本体研究严重匮乏”，“批评策略相对单一”（郭方云 94-95），鉴于此，“文学地图学”这一形而上的本体论建构旨在匡正“相对匮乏的基础理论和系统失衡的研究布局等学术大跃进产生的弊端”，以此“尝试建构一种具有学理基础和应用前景的文学空间批评视角”（郭方云 96）。这种直击问题本质的洞察力是《文学地图学》尝试进行学理性建构的一大特征，它从整体维度为读者指出了“文学地图”属性界定及其意义阐释的迫切性及重要性。

当然，这种形而上特质的理论探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从柏拉图“理式”构筑起的形而上学论到休姆、洛克对其的解构，再到康德重建“形而上学”这一关乎世界认知的哲学发展历程，已经充分证实了对事物“本体”认知及界定的意义所在。“文学地图”也是如此，它需要一种形而上的本体论阐释和建构，以此更好地指导文本阐释实践。反之，形形色色的文本表象阐释背后隐藏着一叶障目的片段研究风险，极有可能导致对文本阐释的学理性、逻辑性与科学性的质疑，同时让研究者对研究价值和结论产生某种程度的自我怀疑。《文学地图学》的付梓则极大弥补了“文学地图”研究界“本体论”探讨上的空白，形成了该研究领域具共相性质的理论构建，为基于文学地图的文本阐释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撑。

要建构系统深刻的研究体系，跨学科的逻辑关联探索至关重要。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文学”与“地图”不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也在“表征媒介”、“作者权威”、“叙述视角”以及“创作过程”上有着“共有特性”（郭方云 103-124），使得“文学地图学”的本体属性合乎建构逻辑，经得起检验推敲，而非流于表象的空泛游谈——地图不仅为文学创作和阅读批评提供了空间路标，同时给文学符号提供了新的关联意义以及更为广阔和透明的视角;文学利用空间叙事优势帮助地图超越本身的物理规约，生产出额外的象征意义。在共同属性方面，文学语言和地图文字都是身份标识和叙事隐喻的意义载体;作者和制图师拥有文本权威的同时也是文化常规和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代言人;一览世界水陆凸面的地图视角与部分文学作品中的零聚焦相似，凸显的是一种全景式的宇宙图示;文学空间的实践、表征和象征过程与地图空间的测量、显现和叙事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学地图的逻辑纽带由此建立。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具体的论述中并非为了阐释共性而选择性地忽视差异性，在谈及“文学”与“地图”的关联时，作者也指出，“需要厘清文学与地图的差异”，以此“为二者的融通提供一个辩证法的对立框架”（郭方云 104），为此，作者并不急于进行“共性特征”的长篇大论，而是首先从“差异性”入手，从反向思维论述“传统认识误区的来源和文学地图学面临的巨大挑战”（郭方云 104），进而从“外在媒介”“表征视角”“意义还原过程”“评判标准”几个维度阐释其差异性（郭方云 104-106），总结出“共性”建构及认知的意义所在。这种充满理性的辩证逻辑实际仅仅只是全书的一个微观缩影，它不仅使得论述更加科学化、系统化、多元化，也使读者对对象客体的把握更加直观、全面、具体，同时反映出作者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及辩证客观的学术视野。

为了更加科学、精确且全面地去论述“文学地图学”的本体论属性，该著紧接着论及了“文学地图的概念内涵和类型分布”。对此，作者分别采用了“种差+属”的定义原则和类型学的异质标准来规约文学地图的定义和类群。从广义上看，“文学地图”为种概念，“图形表征或文字描绘”对应的是属概念，而狭义上的文学地图指代的是“文学作品中空间信息的图示化表征”，“文学地图学”则表征为“一种利用地图学特殊的认知模型和操作手法对文学地图进行分析和解读的研究视角”。但作者同时也指出，文学地图属于“特种地图”，按“文学作品中媒介”的不同可分为“图形地图”（physical map）、“文字地图”（linguistic map）和“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三类，分别对应的是文本中出现的地图图形、语言建构而成的文字意象和意识屏幕映射出的心理图示，从而极佳地“诠释了文学地图存在的类型学特征，与概念一起，成为文学地图学本体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郭方云 125-138）。这种“种差+属”的界定方法无疑是科学的，也是全面的，它们与文学与地图的关联性及差异性一起，为“文学地图学”的本体属性探讨作了科学化及系统化的铺陈。

作为全书最为核心且关键的部分，“文学地图的本体属性”梳理了文学地图的“图文叙事性”“意识形态性”“身体隐喻性”“空间本体性”四大特征——文学地图不仅将作品情节具象为直观的空间关系，而且将空间背景和叙事进程有机地融为一体，同时地图的权力属性贯穿制图和读图的全过程，空间知识由此成为意识形态的同谋，在文学地图中则转换为显而易见的权力申诉行为。地图和人体本质上是一种宇宙图示的缩影和相互映射的文化行为，作为隐喻欲望对象的女性身體被巧妙地融入到文学地图的审视之中，演变成一种特殊的性政治符号。最后文学地图在“物理层”、“字面层”、“叙事层”和“象征层”四个维度展现了符号系统的空间本质特征，从而将空间叙事的内在逻辑前景化（郭方云 139-166）。由此建构起了“文学地图学”这一基于文学地图隐喻的形而上的系统本体理论框架。

当然，作者对于“文学地图学”的属性探讨及梳理也并非中空的论述或经验型的归纳，而是保持一贯的严谨风格，在追溯文学历史传统及进行词源考证的同时，也将文学地图属性的探讨置于具体的文学文本语境之中。比如，在论述文学地图的意识形态属性时，作者引入《李尔王》中“把那地图给我”这一著名的涉及“政治空间意识”的三分天下的戏剧情节，并得出“李尔错误地将地图、权力和美德完全等同起来”这一经典的文学地图的意识形态属性操演（郭方云 143）。在论述图文叙事性时，则提及《神曲》《乌托邦》《白鲸》等具有历史跨度及时代特征的典型作品，指出“认识到文学地图的叙事性，也是叩问其空间本质的必由之路”（郭方云 163）。除此之外，作者关于文学地图的形而上的本体属性探讨也富含哲思与批判——作者在部分坚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立场进行文学地图本体属性探讨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文学地图的“这些本质属性如真理本身一样具有认知的相对性”，须谨防其变成“僵化的质性教条”，也须正视主导当今英美地图学界的实证主义所推崇的科技理性“加剧科技文明所带来信仰虚空”、“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树立起观念的樊篱”等弊端（郭方云 166），从中可见作者在文学地图本体属性探究上所具有的学术洞见及哲学思维。

三、多层次批评策略

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接受批评实践的检验，即该理论是否有助于得出有启发性的结论，是否推动了学术探索的进一步发展。《文学地图学》的方法论遵循文字地图、图形地图和虚拟地图的逻辑推演，用六章的篇幅聚焦文学研究至关重要的文本细读层面，以经典的莎士比亚戏剧和斯宾塞诗歌为例，展示这一新的批评视角特殊的语用价值及阐释潜力。

与众多西方英美文学地图研究者不同，郭教授的“文学地图学”致力于地图与文本的有机结合，现实性和隐喻性兼具。换言之，《文学地图学》并非空泛且抽象的“文学地图”探究，而是在大多数时候都基于时代背景和宏观现实语境的地图分析。比如，《文学地图中的女王身体诗学：以<错误的喜剧>为例》《三分天下的地图舞台和国家身份的空间推演——<李尔王>和<亨利四世>》《“把那地图给我”：<李尔王>的女性空间生产与地图赝象》都借助文本中真实出现的地图或地图意象，去探讨潜藏其中的权力隐喻、性别政治等具有时代特征的重大历史议题。

比如“性别诗学”以《错误的喜剧》为例，探讨了文学地图身体视角的特殊魅力。研究表明，《错误的喜剧》中的女仆身体是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女王二体”论的文学反拨，图中代表女王政治身体的神性被极端地妖魔化和色情化，从而降格为污浊、肥胖和淫荡的女仆肉身。此时“女性身体部位的高低、洁浊、肥瘦和开合，转换为一种文明与野地、特权与臣服、亲近与疏远、纯洁与淫秽的二元性政治秩序，并演变成一种代表国家好恶的性政治地图学，同时建构了具有政治和人种学意义的身体地貌学”（郭方云 230）。从本质上看，这种身体、土地和地图之间的类比成为现代早期欧洲性政治焦虑和地理学愉悦的化身，文学地图的身体诗学也由此建立。除此以外，莎剧中整体的“国家分裂——国家统一——帝国雏形——海外殖民”文本构架，不仅与英国地图界“区域地图—世界地图”的发展轨迹不谋而合，而且体现了文学地图的政治逻辑：“作为庞大社会群体空间行为的纽带和集成性文化记忆的表征，地图的边界划分、空间定义和国家身份的塑造如出一辙，并由此成为耕耘文化身份、历史记忆和地缘政治等重大智性议题的沃土，从而建立起身份发生学与空间政治学之间的概念映射”（Dolins & Mitchell 479）。

《文学地图学》对特定戏剧文本中的地图语境研究及论述同时也结合彼时历史语境中真实出现的地图，换言之，这种基于文学地图的批评策略并非主观化的想象，而是有其批评理据。比如，在论述《第十二夜》基于文学地图的殖民图景隐喻时，作者不仅重点关注了戏剧中出现的“脸上的皱纹比增添了东印度群岛的新地图上的线纹还多”的地图文本，也结合了弗朗西斯·德雷克、约翰·怀特的著名航海以及哈克路易得的《英国的主要航海、航程与发现》地理巨著，同时提及约翰·斯密斯的《新英格兰地图》（1624）这一英格兰海外殖民地图，以此为《第十二夜》基于文学地图的殖民语境及其海外空间生产的论断提供了颇具信度的探讨（郭方云 210-214）。一方面，这种“图文并茂”的论述模式不仅使得文学地图研究生动形象，也极大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欲望与兴趣;另一方面，基于真实历史语境的现实“地图”的探讨同时也增加了文本论述的信度与深度，能帮助读者了解其间“文学地图”的生成奥秘。

“宗教导引”则是一种利用宗教地图特殊的信仰导向功能来进行文本分析的文学批评手法。该章从斯宾塞的力作《仙后》第三卷女骑士布里弢马特勇渡情欲苦海的玄幻经历出发，探索这一经典史诗的宗教地图学隐喻及其文学寓意。作者研究发现，布里弢马特乃基督精兵的女性对范——“献神贞女”（consecrated virgin），在展示上帝“荣耀”的同时完成了对伊丽莎白一世的称颂和赞美。而诗中隐喻的贞节航图则是源远流长的欧洲宗教地图和航海图传统、16世纪浓郁的《圣经》地图和新教氛围、古希腊德性观念和基督教节制伦理的结晶，不仅书写了宗教地图的诗学传奇，同时也从另一角度印证文学地图方法论面对（莎剧之外的）其他文学作品时体现出的普适性（郭方云 252-278）。

不仅如此，作者还结合具体文本进行文学地图的绘制，从而为读者呈现出生动、可视化的地图空间视野。比如，为了形象阐释文学地图的制图机制，作者不仅绘制出《莎士比亚单部剧（<威尼斯商人>）地图》《莎士比亚喜剧地图》《莎士比亚历史剧地图》《莎士比亚悲剧地图》《莎士比亚传奇剧地图》等细化的文学地图实列，也宏观地概述出《莎士比亚戏剧地图》这一莎剧地理全景地图（郭方云 300-302）——上述文学地图的绘制并非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历史制图传统、计算机制图系统ArcGIS、文学地图绘制的结晶，作者还详细介绍了“数据分析”、“条目表征”等文学地图制图机制问题，探讨了以具科学信度与准度的计算机制图软件为辅助的文学地图生成机制，在地图与文本的有机结合中为读者呈现出了奇妙而生动的文学地图空间图景，充分彰显了文学地图批评实践的魅力。

四、结语

总而言之，《文学地图学》的理论建构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它从线性的历史视角出发，首先梳理了地图认知的范式转型及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等事关文学地图理论研究的关键议题，考量了欧美文学地图的研究概观，然后深耕于莎剧文本中的地图意象以及地图想象，分门别类地梳理出“文学地图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范式所经历的发展历程，文学地图学的类型划分，属性探究等本体论探究。该著也从文学地图的意识形态、性政治、身体诗学、基督教神学规约和哲学本质出发，构建起了内容丰富且学术性极强的文学地图空间视野，在图文并茂的内容呈现中给读者呈现出了建立在地图及地图想象之上的奇妙文学空间国度，为相关文学空间的研究者提供了全面、科学、权威且条理清晰的指导范式及可供借鑒的空间理论研究模型，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开拓意义。

与此同时，如作者所指出的，文学地图学领域仍存在大量亟待开垦的重要议题。其一，就目标文本而言，该著主要聚焦莎士比亚戏剧，兼及斯宾塞诗歌;除了在勾勒文学地图历史谱系时论及少数典型作品外，其他时段的英美文学经典作品以及中国作家作品中的文学地图寓意亟待探索。其二，在理论探索部分，文学与地图的相互作用方式及其影响维度方面的阐释还亟待深入，也可引入中国国学的图文意识及特殊优势，需要“在比较文学的层面上深入探索中外文学地图学的异同及其至关重要的文化寓意”。其三，在批评实践方面，文学地图学在戏剧观演、生态意识、读者接受和空间哲学方面的阐释潜力亟待挖掘（郭方云 348-351）。

整体而言，该书力倡的文学地图学系统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一股重要的空间诗学力量，具有以下理论创新优势：第一，以图文研究作为逻辑生发点，兼及文学形式与隐喻意义，同时超越了普通社会空间生产的限制，由此弥补了传统空间研究的抽象缺陷。第二，颠覆了地图学界的科学实证论传统，依靠互文的空间叙事创造出特殊的空间语法，从而上升为社会公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第三，为空间类属的组织、规划、知识和艺术提供了新的描摹图示和评判准绳，同时将人类、地域、国家和世界纳入更大象征系统，充分体现了集成性文化记忆的隐喻优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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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方云：英美文学地图的属性探究。《国外文学》1（2020）：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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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王文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