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素芹 李明

内容摘要：中国经典歌曲对外传播有赖于翻译行为的推动。译好中国经典歌曲，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有诸多中国经典歌曲被陆续译成英文，这些歌曲在英语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就如何更好地将中国经典歌曲译成英文所进行的研究，似乎还不多见。本研究基于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目的层次论和“五项全能原则”提出了中国歌曲英译的“可传唱性层次”以及运用“原文信息再现”、“自然性处理”和“可传唱性调整”等原则来指导中国经典歌曲英译，可以更为有效地助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歌曲翻译;目的层次论;五项全能原则;可传唱性;可传唱性层次

作者简介：汤素芹，广州华商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李明，通讯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功能语言学、篇章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文体与修辞。

Title： Singabilit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Songs through the Lens of Skopos Hierarchy

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classic Chinese songs in a foreign country is secured only through translation. Successful translation of classic Chinese songs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for realizing the goal of “successfully telling China’s stories and making China’s voice heard in other countries”. Recent years have seen many classic Chinese songs being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these songs have exerted impact upo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Studies on how to better translate these songs into English， however， seems to be scarce. Based on the hierarchy of skopos and the “pentathlon principle”， the present paper proposes a “singability hierarchy” guideline and caters for the need to fulfill the strategic goal of “successfully telling China’s stories and making China’s voice heard in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reproducing the sense of the original lyric， adapting the translation both verbally and musically， and realizing the singability.

Key words： song translation; skopos hierarchy; pentathlon principle; singability; singability hierarchy

Authors： Tang Suqin is lecturer of English， Guangzhou Huashang Vocational College.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actice. E-mail： weiwenguangnv@163.com. Li Mi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is research area covers translation studies，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ext linguistics， sociolinguistics， and style and rhetoric. E-mail： drliming@126.com

一、問题提出

“优秀的声乐作品应该是音乐化的文学或文学化的音乐”（郑杰 95）。在文学与音乐完美结合方面，经典歌曲当之无愧最具代表性。经典歌曲，谱写出时代之旋律，咏唱一国之风貌。经典歌曲以不同语言作为载体走出国门，有助于促进语言和文化间的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此外，优秀的歌曲翻译能使歌曲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获得后起的生命（afterlife），并进一步拓宽作品的艺术价值。

近年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战略决策指导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呈现出良好势头。通过翻译传播到海外的不仅有负载中国文化的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体裁，有中华学术外译的这项工程，还有歌曲这一兼具“文学与音乐”的艺术体裁。然而，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体裁以及中华学术的对外翻译和传播一直受到高度关注，有关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歌曲的对外翻译和传播却未受到足够重视，探讨歌曲对外翻译和传播的研究也往往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那么，将中国经典歌曲翻译成英语时，应如何既兼顾乐音性和文学性，又能完整地将歌曲的精粹和情感表达出来，从而达到可传唱性的目标呢？本文立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战略决策，以目的层次论为视角，探讨中国经典歌曲英译的可传唱性及其实现途径。

二、中国经典歌曲英译可传唱性的理论基础

芬兰学者弗兰松（Johan Franzon 376）认为，歌曲翻译面临“保留原词不译”、“只译词但不配曲”、“重新填词”、“歌曲根据译词作一定调整”和“翻译并能够配合原曲演唱”等五个选择。为助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本研究聚焦最后一种选择。最后一种选择实际上关涉的是歌曲译配问题——即如何“把原词用诗的形式翻译出来，并且与原曲的节奏、旋律等相吻合，即配上曲子可以演唱”（薛范，《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 31）。歌曲译配，关键在于歌曲的可传唱性。可传唱性是歌曲译配实现交际目的的前提。

关于可传唱性，中外学者作出了不少有益探索。我国歌曲翻译名家薛范早在1953年就曾指出某些歌曲译词存在脱离曲调的问题，这是国内学界关于可传唱性最早的讨论。薛范的《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陈水平等人提出的“切唱、切听、切境、切情、切味、切意”歌曲翻译标准（陈水平、何高大 100-102），覃军的“中国歌曲走出去的译定之规”，杨晓静的“歌曲翻译三符变化说”等等，都是国内关于实现歌曲翻译可传唱性较有影响力的讨论。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彼得·洛（Peter Low）的“五项全能原则”（pentathlon principle），弗兰松的“可传唱性三层次”（three layers of singability），戈尔李（Dinda L. Gorlée）整理的歌曲翻译文献集《歌曲与意义：歌曲翻译的善与恶》（Song and Significance： Virtues and Vices of Vocal Translation）等。从上述文献回顾不难发现，可传唱性对歌曲翻译行为起着关键性的指导作用，这与“目的决定手段”的德国功能目的论不谋而合。通过观察，陈水平、彼得·洛、弗兰松等人的关于歌曲翻译的文章与目的论三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说明目的论及其分支理论在歌曲翻译领域中有重要理论指导作用。

目的论由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于1978年提出，其核心内容是：1）译文由其目的决定;2）译文是指在目标语及其文化中传递源语及其文化所提供的某些信息;3）译文是对原文信息独特的、不可逆转的映射;4）译文必须实现篇内（intratext）一致;5）译文必须实现篇际（intertext）一致;6）上述五条原则相互依存，按等级排列（Reiß & Vermeer 107）。国内学界习惯将上述六条简化为目的论三原则，即目的原则、篇内一致原则和篇际一致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指“一切行为由其目的决定”（90），是目的论的最高准则;篇内一致原则要求译文能够为译文读者所理解;篇际一致原则指的是“译文和对应的原文存在某种联系”（诺德，《译有所为》 41）。三者的重要性依次递减，即篇际一致从属于篇内一致，篇内一致从属于目的原则，两个原则之间一旦发生冲突，应优先考虑比较重要的一方。这种根据重要程度的先后排序必然使翻译目的出现层次性。“翻译原文的不同部分可能会带有不同的目的;不同文本及文本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目的层次”（Reiß & Vermeer 92）。

根据目的层次论，翻译行为目的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本质上都离不开按目的原则、篇内一致原则和篇际一致原则的重要性层层递减的规律。反过来，目的论三原则这种层次特性为不同目的之间的冲突提供解决依据。歌曲译配是一种有目的的翻译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将目的层次论和歌曲翻译相关理论进行融合，以指导实现中国歌曲英译的可传唱性。

三、中国歌曲英译可传唱性框架

3.1框架构建的依据

本文选择歌曲翻译“五项全能原则”与目的层次论进行理论融合。首先，“五项全能原则”是西方接受度最广的歌曲翻译理论，该理论在歌曲翻译领域覆盖面最广。其次，彼得·洛明确表示，“五项全能原则”是目的论视角下的产物，与目的层次论结合能更好地指导歌曲翻译实践（Low， “Singable Translations of Songs” 87）。“五項全能原则”认为，翻译歌曲如同参加奥林匹克五项全能赛事，译者为获得最好成绩，必须在各个环节中均匀发力。运用到歌曲翻译，这五个环节分别指可传唱性（singability）、意义（sense）、自然性（naturalness）、节奏（rhythm）、韵律（rhyme）（92）。其中，应优先考虑可传唱性，因为可传唱性是歌曲翻译的交际目的，与目的层次论的目的原则不谋而合。然而，其余四项的关系及其运用机制没有得到进一步阐明。下面根据目的层次性与“五项全能原则”的关系进一步阐明实现中国歌曲英译可传唱性的理论框架。

根据篇际一致原则，歌曲翻译行为旨在连贯地转换、最大限度地忠实模仿原文。原文负责提供信息，译者负责将原文提供的信息在目标语文化中再现出来。“五项全能原则”的“意义”策略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信息供给理念，认为歌词语义的准确性固然重要，但面对旋律的限制，译者可以适当延伸和调整歌词的意义（94）。综上所述，符合篇际一致原则的歌曲翻译，就是在目标语言中将原词语义层面的信息再现出来，暂不考虑音乐方面的影响因素。

但正如芒迪所说，翻译行为非常注重生产一种对接收者来说具有功能性交际的译文（Munday 78）。翻译行为以译文读者的需求为导向，反映在歌曲翻译上就是译词听起来要与原曲一样流畅自然。从篇内一致原则的角度考虑，译词要做到与原曲一样流畅自然，就是在节奏、韵律、声调等方面都能够与原曲对应。因此，我们可以把“五项全能原则”中的“自然性”、“节奏”、“韵律”置于同一层次，为译词唱起来跟原曲一样畅顺自然而服务。“自然性”、“节奏”、“韵律”所代表的就是一切协助歌词顺利自然地演唱的因素。这种自然性于听者“切听”，于歌者“切唱”，使歌曲的译本在目标语语境中产生了与原文相当的意义，因而符合篇内一致原则。

目的原则作为最高原则，要对应于“五项全能原则”的最高原则——可传唱性。弗兰松认为可传唱性包括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可传唱性指译词在语音上能够契合旋律，表现为歌词在具体的音值上易于演唱;广义上的可传唱性可以作为评判歌词及译本优劣的标准，即“曲词合一”（musico-verbal unity）（Franzon 375）。狭义的可传唱性事实上实现就是“自然性处理”。广义的可传唱性要求译词不仅通顺自然，还应与情感表达、演唱效果等演绎元素配合得天衣无缝。所以，译者要通过反复演唱，以求在细节上调整译词内容从而达到最佳演唱效果，实现歌曲可传唱的翻译目的。

3.2中国歌曲英译的可传唱性框架

基于上述探讨，本研究拟构建中国歌曲英译的框架——“可传唱性层次”。可传唱性层次包括“原文信息再现”、“自然性处理”、“可传唱性调整”等三个重要性依次递增的层次。“原文信息再现”实现篇际的一致，即利用目标语言再现原词的语义信息;“自然性处理”从音乐和诗学角度出发，使译文节奏、韵律、声调等元素与原曲匹配，实现篇内的一致;“可传唱性调整”将歌曲的音、形、意进一步糅合，充分考虑情感表达和演唱效果，实现可传唱的交际目的。三个层次层层递进，能够广泛应用于中国歌曲英译的翻译实践。

四、中国经典歌曲英译可传唱性分析

下面我们以中国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为例，运用“可传唱性层次”来对其进行演绎。该歌曲采用的是典型的三部式结构，由两段相同的主歌和中间一段副歌组成，曲式结构分明、简单易懂。四拍子“强、弱、次强、弱”的变化规律给人细腻的感觉，感情既真挚，又不失委婉含蓄。歌词简单质朴，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制造出“你”和“我”之间的呼应，大大提升了歌曲整体的感染力。该曲英译版本很多，本文以许景城的译文①为例，利用“可传唱性层次”对译本的可传唱性进行分析。

许译：

1 You ask how deep my love’s for you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How much love I give you            我爱你有几分

3    My true love does croon              我的情也真

4    My true care’s in tune                我的爱也真

5  My heart is limned on the moon        月亮代表我的心

6    You ask how deep my love’s for you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7    How much love I give you            我爱你有几分

8    My warmth stays unstrewn            我的情不移

9    My love will ne’er swoon              我的爱不变

10 My heart is limned on the moon        月亮代表我的心

11 Your kiss， so soft and true              轻轻的一个吻

12 Has touched my heart right in tune      已经打动我的心

13 Your fondness， so deep’n true          深深的一段情

14 Made my longing till now croon        叫我思念到如今

15 You ask how deep my love’s for you    你問我爱你有多深

16 How much love I give you              我爱你有几分

17 Please go and muse soon              你去想一想

18 Please go and gaze soon                你去看一看

19 My heart is limned on the moon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下面，我们以“可传唱性层次”的“原文信息再现”、“自然性处理”、“可传唱性调整”等三个方面就这首歌曲进行分析：

4.1原文信息再现

原文信息再现主要指译文与原文在语义层面的一致。从言语表达的角度来看，《月亮代表我的心》用词简单轻巧、朴实无华，因而更显情感的真挚。从修辞的角度来看，原文采用我国诗歌常用的象征手法，用柔美、纯洁的月亮代指那份对爱情的坚守和忠贞。除了1、2、6、7、15、16行（实际上是两行歌词重复了三遍），译文主要采取意译的方式来再现原文信息。尽管译文与原文语义基本上对等，但许译中croon、tune、unstrewn、swoon等生僻词，与原文简单易懂的语言相去甚远。从整齐划一的韵律可知，这些词的选用都是出于押韵的需要。那么，用词和用韵之间该如何取舍？根据“可传唱性层次”，词语选择属于篇际一致的范畴，押韵属于篇内一致的范畴。所以，两者出现冲突时，翻译行为向更重要的原则倾斜，即优先考虑押韵。然而，这几个词没有在下文改译中出现，究其原因是这几个词不符合目的原则。这将在下文进一步阐述。此外，另一个令人遗憾的地方是，原文象征手法在译文中也没有得到保留。其实，要模仿象征的修辞手法，“月亮代表我的心”可以译为“the moon represents my heart”或“my heart is like the moon”。总的来说，篇际一致的重要性不如篇内一致，但是，在不影响更高层次目的的情况下，翻译行为应尽量满足篇际一致原则。

4.2自然性处理

自然性处理就是使译词实现言语和音乐上的自然畅顺，能够配曲演唱。因此，译词应在节奏、韵律、声调等方面力求与音乐烫贴。译词只有在节奏、强弱及声调等方面与原曲融合，才有可能实现可传唱性。下面从上述三个方面考察许译的自然性处理情况。

首先，许译通过“一字对一音”，再现了原曲节奏。“一字对一音”即歌词中文字数与英文音节数相同。谈到外国歌曲中译时，薛范认为，译文的字数应与原文的音节数相等（薛范，《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 111）。同理，将中文歌曲翻译成英语时，应以中文字数对应英语的音节数。这两者在数量上对等是保持原曲节奏的基本保证。

其次，许译体现出纯熟的选韵技巧。从前面分析可知，由于篇内一致高于篇际一致，译者选择保持篇内一致，通过押韵来实现译词的自然性。中文歌曲强调韵脚的使用，因为同类乐音在同一位置上的重复，可以构成声音的回环美（王力 5）。许译继承了原曲“一韵到底”的风格，全曲使用/u/或/u：n/作为韵脚，产生了回环往复的音律美。元音/u/和/u：/同属高后圆唇音，类似中国诗歌“十八韵”中的“十姑”韵，口型收拢，给人以温婉的感觉。然而，彼得·洛（Low， “Singable Translations of Songs” 96）指出押韵并非歌曲翻译的必选项。事实上，大多数英语歌曲的用韵相对灵活，甚至可以为了演唱效果、吸引观众注意等目的而放弃押韵。这是由可传唱性这一最高原则决定的，也体现了篇内一致原则从属于目的原则这一特点。因此，中國歌曲英译，不用过于追求押韵，不能因为押韵而损害了可传唱的目的。

最后，许译也注意到强弱拍与歌词声调之间的关系。关于歌词的声调，卓越的词人会要求每一个词唱起来都符合说话的方式（Davis 111）。因此，在配曲的时候，歌词的重读音往往落在重拍，非重读音安排在非重拍。如果不讲究强弱规律，任由歌词在音乐中随意流窜，那么再华丽的辞藻也会黯然失色。尽管许译基本上能够做到词调合拍，但许译的第5、12行还是存在声调问题。两行中的is和my都属于弱读成分，却因为重拍而过分强调，heart、touched等关键词反而处在弱拍。所以，为了可传唱的最终目的，第5、12行可分别调整为“My heart is like the moon”及“You have truly won my heart”。

4.3可传唱性调整

可传唱性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正如前文所述，歌曲的可传唱性是歌曲音、形、意的深度融合。根据可传唱性的定义，弗兰松认为歌曲翻译的可传唱性跟音乐的旋律（melody）、结构（structure）和表达（expression）有关。因此，我们可以从旋律、结构、表达三方面去考察许译的可传唱性，并根据分析进行修改。

在旋律方面，在解决前面提到的声调问题后，译词似乎已经与旋律达到契合。事实上不然。经过演唱，我们发现第3行的croon、第8行的unstrewn、第9行的swoon演唱起来比较费力。原因在于，每个重读音节的开头都有至少两个辅音，使歌词瞬间变得佶屈聱牙。因此这里需要替代更易于演唱的单词。这时，关键词的改变势必改变整行歌词的行文，这意味着译者在必要时要重回“原文信息再现”和“自然性处理”阶段。具体的修改见下文中的改译。

音乐结构主要指歌词的曲式。中国经典歌曲往往具有曲式鲜明、歌词朗朗上口的特点，许译按照原文显著的重复句再现了音乐结构。此外，除了通过对比、对仗及旋律的起承转合来突显音乐结构，歌词的选择会影响歌曲结构。上文提及的几个单词croon、unstrewn、swoon，是相对生僻的单词。面对生僻词，听众要么选择跳过而错失理解歌词大意的机会，要么停下来琢磨歌词意思而无法全情投入歌曲。这种因为歌词生僻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停顿使原本流畅的歌曲被人为地割裂开了。根据目的层次论，为了押韵而损害了可传唱的目的，应及时予以修改。

最后，表达层面主要跟歌曲所表达的情感有关。中国经典歌曲得以广泛流传的一大原因是这些歌曲能在听众中得到共鸣。中国经典歌曲或感人肺腑，或激动人心。这些情感是否在目标语言中得到体现是实现可传唱性的关键。许译做到了这一点，如第1行love’s一词。拖音表达出来的“love”（爱），显得过于直白。译者在第1行的“love”后面巧妙地添加了’s。这样就缩短了拖音，加上/s/属于摩擦音，给听众一种轻声细语的感觉，符合原曲要表达的脉脉柔情。轻声细语的感觉又在croon（轻声哼唱）一词中得到了呼应，可见译者在可传唱性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贴近可传唱性，许译可做适当修改。

改译：

1    You ask how deep my love’s for you

2    How much love I give you

3    Here is my true heart

4    Here is my true love

5    My heart is like the moon

6    You ask how deep my love’s for you

7    How much love I give you

8    My heart’s there for you

9    My love stays unchanged

10 My heart is like the moon

11 Sweet with a gentle kiss

12 You have truly won my heart

13 So deep the memories

14 kept me missing you till now

15 You ask how deep my love’s for you

16 How much love I give you

17 Please go and muse soon

18 Please go and gaze soon

19 My heart is like the moon

改译主要针对许译第3-5行、第8-14行以及第19行进行了修改而成，其中第5、10、19行为重复内容。根据上述可传唱性分析，首先是去掉第3、8、9行croon、unstrewn、swoon这几个生僻词。此外，原词的3、4、8、9行是结构相似的排比句，译文应再现这种结构之美，要对原文最大限度地忠实模仿。针对这种情况，第3、4行修改为“Here is my true heart”及“Here is my true love”。根据“可传唱层次”，许译第14行末尾的单词croon，同样需要去除。正如前文所说，此句因改变了表达方式，需要回到“原文信息再现”和“自然性处理”层次重新考虑译文。由于13、14行紧密相连，故两行同时修改得出对应位置的译文。11-14行是全曲的高潮部分，其中“吻”、“心”、“情”、“今”是这部分重点突出的四个字眼。译文关键词的位置越趋同于原文对应的位置，可传唱性就越能发挥到极致。改译的11-14行尽可能地满足了这一点。同时，kiss和memories押尾韵，也充分利用了摩擦音产生轻声细语的柔和美。至此，改译这个版本不仅反映了原文的语义信息、达到了易于演唱的目的，而且更贴近原曲的演唱效果和表达的情感，使整个译本更具有可传唱性。

五、结语

本文立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战略决策，以翻译理论目的层次论和歌曲翻译“五项全能原则”为理论基础构建了歌曲翻译“可传唱性层次”。利用原文信息再现、自然性处理和可传唱性调整三个策略，可以实现中文歌曲翻译可传唱性最大化。其中，“原文信息再现”为可传唱性提供语言学基础，主要实现文本的转换;“自然性处理”是可传唱性的前提，将译词置于音乐中，使之在声、韵、节律上能够符合演唱的要求，既兼顾了语言的忠实又不失音乐性;“可传唱性调整”既是译配中国经典歌曲翻译的目的也是手段，通过深挖词曲演绎元素、反复演唱来检验译词配曲的演绎效果，使译词实现“词曲合一”。“可传唱性层次”是根据功能翻译理论总结出来的用于歌曲翻译的理论框架，它以译文的交际目的为指导，使译文在音、形、意等方面最大限度地结合，输出可传唱的作品。声乐是“表情”的艺术，歌词是会意性的文字，要做到译文的“可传唱性”绝非易事。由于本文基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讨论的歌曲范围局限于中国经典歌曲的英译。但我们希望，本框架可以应用于更广泛的场景，助力中国其他类型歌曲的对外传播。

注释【Notes】

①译文来自豆瓣网，网址为https：//m.douban.com/mip/note/65881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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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