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士聪 王树槐

内容摘要：本研究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以英语世界为例，从研究主体、学科视角、主题聚类和文献引用四个层面，对2000至2020年发表的129篇鲁迅研究论文进行了计量分析。本文发现：新世纪以来，在美华裔及华人学者为主要研究者，文化研究兴盛，跨学科整合潜力较大;鲁迅的海外认可度在稳步上升，文学批评视野更为开阔，但他的形象、思想、影响力和部分作品仍有较大探索空间;学界对中国现代性及鲁迅与国家、民族和国民之关联具有较多兴趣，但历史性与实用性思考也不可或缺。此外，无论是国际形象的建构、话语旅行和译本推介，还是翻译与现代性的互动，都值得本土译界深入关注。

关键词：2000-2020;鲁迅研究;国际趋势;翻译;Web of Science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企鹅版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与传播模式研究”（18BYY025）。

作者简介：聂士聪，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王树槐，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

Title： International Trends of Researches on Lu Xun （2000-2020） and Inspiration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re collection of Web of Science and taking English-speaking world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conducted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es on Lu Xun， namely 129 papers published from 2000 to 2020， from aspects including researchers and institutions，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topic clusters and citations. Findings are shown as follows： Firstly， Chinese and ethnic Chinese scholars in America have been the main researchers， cultural studies have flourished and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for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Secondly， Lu Xun’s overseas recognition is steadily rising and more perspective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the literary criticism， but much research space remains in terms of his images， thoughts， influences and works; Thirdly， scholars have been hugely interested in Chinese modernity and Lu Xu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ate， nation and people， whereas thoughts of historicality and practicality are also indispensable. Beside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discourse travel and translation promotion about Lu Xu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modernity are worthy of close attention from domestic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Key words： 2000-2020; studies on Lu Xun; international trends; translation; Web of Science

Authors： Nie Shicong is Ph. 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00，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niesc123@163.com. Wang Shuhuai， Ph. D.，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E-mail： Wangshh@hust.edu.cn

一、引言

英語世界的鲁迅研究肇始于美国学者Robert Bartlet在1927年发表于Current History的“Intellectual Leader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郑心伶、梁惠玲 101），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对国际研究动态具有较强代表性。由于传播速率限制和意识形态隔阂，早期的鲁迅研究发展缓慢。至1972年中美建交，随着经济政治格局缓和，美国文学场域对中国文学更加兼容并包，对鲁迅的译介“也获得拓展与延伸，开始出现复苏繁荣现象”（蔡瑞珍 41）。而作为传统汉学中心的欧洲，自1974年的美国会议后，“也把研究重心移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当然研究的重点作家仍是鲁迅”（宋绍香 29）。在后冷战时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各国政治与文化壁垒的逐渐破除、传播速率的大幅提升及人文学科路径的不断更新，英语世界鲁迅研究的视野愈加开阔多元，这不仅对本土研究更具参考价值，也能用于衡量中国文学及文化的海外接受情况。王家平（《世纪之交西方鲁迅研究（下）》 26）认为，世纪之交的西方“对鲁迅作品作为艺术本体的阐释之风气日益浓厚”，此外吴钧（60-62）和张奂瑶（84-96）等学者也论述了鲁迅及其作品的海外译介情况，可见国内学界对新世纪英语世界鲁迅研究动态的重视，这种中外学术互动在当今国家文化战略下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鉴于现有研究多为定性分析，暂缺少基于知识图谱的定量研究，为直观反映新时期国际鲁迅研究现状，本文以英语世界为例，基于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通过WoS统计功能、搜索结果聚类引擎Carrot2和引文分析软件CiteSpace5.7.R3，从研究主体、学科视角、主题聚类和文献引用四个层面，对新世纪以来的129篇论文进行计量分析，由此总结国际学界的研究趋势与对国内学界的译学启示，推动鲁迅作品的海外传播。

二、数据收集与研究发现

WoS核心合集涵盖SSCI、AHCI、CPCI和BKCI等引文索引，能为计量分析提供有效依据。笔者在世界最大图书数据库WorldCat中搜寻鲁迅英译名，然后将检索结果“Lu Xun”、“Lu Hsun”及“Lusin”设为WoS主题词，并以2000至2020年为区间，以“期刊论文、书评和会议论文”为类型，得到有效文献129篇。其中，2000至2013年的文献数较少，年发表量自2014年起超过10篇，说明热度近年来有所上升，值得持续关注。

2.1 研究主体

经统计，所有文献共对应127位作者和103个机构。根据基数规模及分布情况，本文将最小记录数（即文献数）设置为3，以呈现主要发现，结果见表1。

在3位重要学者中，寇志明任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主任，分析了鲁迅的古典文章、诗歌翻译和诗学思想，在审思现有结论后提出了新解。周杉为纽约市立大学伯鲁克学院华裔教授，她基于民国早期相关史料揭示了鲁迅的读者群体和作品中的个人经历，填补了文化脉络中的空白。汪晖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审思了鲁迅的文学论战、《破恶声论》中的善恶观及“反抗绝望”文学，剖析了鲁迅思想及影响力。

在6大重要机构中，新南威尔士大学对应的是寇志明的文章。哈佛大学的代表学者有王德威、应磊和马筱璐，研究内容包括鲁迅对佛教的批判和《狂人日记》里“疯癫”的文化嫁接。纽约大学的代表学者有王璞和张旭东，话题涵盖摩罗诗中的政治与诗学，和鲁迅杂文中作为历史与政治之形式与空间场域的“遗忘”。纽约市立大学对应的是周杉的论文。国内方面更为注重对历史价值与中西交流的分析，其中清华大学对应的是汪晖、罗选民和封宗信，关注点包括鲁迅的文学精神、作为历史的小说叙事及作为暴力（violence）的译介思想。华中师范大学的代表学者有罗良功和皮宾燕，话题涵盖鲁迅的文化资本、诗歌作品和他与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的交往。

就合作率而言，129篇文献中仅有13篇为作者合作，5篇为机构合作，且高频作者和机构中无合作现象，由此能推测出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以个人为主，也未形成机构间合作网络，这说明研究群体规模较小，研究团队尚不成熟。具体原因至少包括：国内鲁迅研究成果未得到有效译介，对鲁迅的域外推介作用小;鲁迅研讨会在欧美的影响力暂且不足;许多高校仅将鲁迅研究作为亚洲（中国）研究下的一个较小分支。由上述文献的分析视角可见，当鲁迅研究居于小众地位时，（尤其是海外）学者们也在扩展分析路径，借用其它学科范式。

此外，约68.5%的作者姓名为汉语或威妥玛氏拼音，他们大部分来自美国大学，说明研究者以在美华裔及华人居多，这与他们的文化身份及美国成为汉学研究重镇直接相关。如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307）所言，“在90年代初以降，华裔（及华人）学者的鲁迅研究成绩相当突出”，此传统于新世纪得到延续。同时，以寇志明和汪晖为代表的部分海外本土汉学家和中国学者也为鲁迅的域外传播作出了较大贡献。在相异的学术旨趣与立场下，这些学者的研究路径与基本观点也有所不同，需要加以区分。值得注意的是，翻译方向论文有28篇，共来自34位作者（多为中国学者），可见翻译学者已成为鲁迅研究中的主要力量，“译入”、“译出”与全球流通是他们的核心议题，这反映了新世纪以来国际交流加深的趋势。

2.2 学科视角

经统计，129篇文献共对应WoS设定的22种学科研究方向。为全面反映鲁迅研究中学科视角的交叉趋势，本文将最小记录数设为1。

由表2可见，艺术与人文和社会科学方向的文献最多，如文学、亚洲和区域研究的记录数均超过20。其中，近半数文学方向的文献同时下属亚洲研究学科，侧重于透过文学探析东亚的历史文化运动及政治经济变革，如《故乡》中的还乡叙事与新文化运动（王钦）和鲁迅的动物写作与民国时期的生物政治（Clint Capehart）。此外，文化（学）研究、教育和教学研究、社会科学其他主题和语言学的记录数均超过10，在这之中，相当一部分为文学跨学科研究论文。在非文学方向的文献方面，从新视角评价作家思想、生平及后世影响则逐渐成为趋势，如王斑评估了鲁迅对美学范畴与文化危机、道德改革和民族构建之联系的探索。这种文本及作家分析与社会科学和艺术审美研究的交融互补，以及文化理论视角的多样性，同样体现在区域研究、历史、宗教和艺术等方向的文献中。

自上世纪80、90年代起，世界上原有的意识形态纷争逐渐被民族及民族文化的冲突所取代（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 376）。同一时期，西方汉学界数次召开会议，以商讨学科发展走向。此后欧美汉学界文化研究盛行，作家与文本的探索范畴不断扩展，学科交叉持续深化。除时代背景外，鲁迅研究中文化视角之盛行还存在一些内部动因。首先，鲁迅通过启蒙思想和解剖国民劣根性，引领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转型。此外，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迁期的东亚大文学家，他的思想革命性与启蒙性在东亚（尤其是日韩）文化中具有极强生命力，而对鲁迅文化地位的深入研究必然关涉美学、宗教、民族、社会和区域等学科元素。

虽然鲁迅研究尚未完全脱离传统的纯文本与作家创作分析，但視域更为开阔的文化研究已逐渐成为潮流。基于这些兼具政治性和学术性的交叉学科路径，学者们从各类社科、艺术和人文的理论视角重估了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与中华（乃至东亚）民族文化转型的影响，进而深刻认识到鲁迅作品及思想的文化价值与时代局限。与此同时，这类文化解读与民族志研究具有方法与模式上的极大相似性，其中对他者文化的阐释之阐释往往涉及改写，因此有必要厘清话语实践空间与民族形象摹写中的翻译转换与权力关系。

另一方面，表2还呈现了理工类学科里的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如Charles Hayford关于鲁迅创作的书评）和环境科学及生态学（如王惠君和Zhang Dan的鲁迅故里研究），及综合学科里的人类学（如彭丽君从鲁迅对上海咖啡文化的评论延展到男性知识分子的集体主体性），表明新时期鲁迅研究中跨学科跨领域局面进一步多元化。这些文献虽然占比较小，且仅以论文形式传播，但对于全面探索鲁迅及其思想、扩展鲁迅研究的读者面及鲁迅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力。

2.3 主题聚类

鉴于WoS部分文献缺失关键词，本文采用Carrot2的Lingo算法提取标题和摘要中的名词术语，随后根据频次和相关度进行主题聚类，由此反映热点问题。在得到初始图谱后，我们将Phrase label boost（即多词（Multi-word）标签相对于单词（One-word）标签的权重）调整为5（满值为10），为多词标签赋予更大比重。本文将最小频次设为2，得到30个有效术语。

根据表3，第一大聚类围绕频次最高的术语“鲁迅作品”，显然“文学批评”仍是最大热点。由相关术语“短篇故事”“《狂人日记》”“《朝花夕拾》”“《野草》”可见，学者们对鲁迅短篇小说，尤其是《狂人日记》（如马筱璐的文章）、散文《朝花夕拾》（如顾明栋探讨了叙事中的国产（home-made）现代主义）及散文诗《野草》（如Paul Foster对Nicholas Kaldis相关著作的书评）有所偏好，这与鲁迅小说、散文和诗歌的文学价值及研究传统直接相关，也得益于多种海外译本的推介。而鲁迅的“早期古文文章”和“杂文”受到的关注则较小，与鲁迅论文及杂文的思想价值及国内热度不相匹配。

第二大聚类围绕术语“现代中国”，这体现了鲁迅研究者对“时代背景”的密切关注。相关术语“传统与现代”、“当代中国/中国人”和“新民族/国家”同样具有较大热度，如Jerusha McCormack探讨了鲁迅是如何通过写作启蒙与解放现代国民精神，黄乐嫣（Gloria Davies）则分析了鲁迅作为文革时期毛主义图标（Maoist Icon）的合理性，时间轴上纵跨传统、现代与当代。这些研究以新历史主义为方法，从西方视角剖析了鲁迅的历史地位与后世影响，反映出对他与国家、民族和国民之关联的注重。

第三大聚类则以“话语”“鲁迅人生”“鲁迅思想”为中心，这些“作家研究”常涉及社会科学与艺术审美视角（如顾明栋探析了鲁迅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看法，Chris Berry则结合“拿来主义”分析了台湾电影行业的商业实践），体现了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乃至革命家的角色多样性。但在理论或文本的旅行过程中，“译者或（和）阐释者总会不自觉地加以意识形态、语言选择和交际需求等多方面的关照”（胡安江 121），从而导致作者思想与形象的改造和变异，这深刻体现在鲁迅话语的解读与译介中，值得我们注意。

除了上述经典主题的聚类，我们还能从一些较小聚类窥见新近热点。其中，术语“世界文学”反映了鲁迅研究中“比较视野”的拓宽，如陈德鸿和慕维仁（Viren Murthy）关注到日本鲁迅专家“竹内好”，Roman Halfmann则对比了鲁迅与果戈里的《狂人日记》。究其原因，本文认为：首先，华人及华裔学者是从事比较研究的主力军，他们鲜明的比较意识主要源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缘性，这不断要求他们以欧美国家或其他民族的经典作品为比较对象，从而获得主流学界的认可。其次，如Andrew Jones（安德鲁·琼斯、文贵良 7）所言，“那种以一个作家为主的研究方式越来越不时髦了”，比较型研究的空间也由此更大。我們相信这些探索跨区域文学生产与流通的文献能以其异于国内的知识体系和批评视角，为中国文学研究体系产生积极作用。

术语“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身份”则体现了90年代以来欧美汉学界“文化研究”在理论层面的纵深发展。一方面，结合“毛主席对鲁迅的使用”（如黄乐嫣和Fletcher Johnson的文革主题研究论文）和“香港”（如林少阳通过鲁迅论文分析了香港与儒学复兴运动的关联），我们能发现研究者们对中国政治（尤其是毛主席时代）和哲学的关注，这反映出后冷战时代的民族文化观。另一方面，由“传统女性”（如Andrew Stuckey对《祝福》中无声女性的研究）和“基督神学”（如David Jasper的两篇论文）可见，许多学者正从性别与宗教视角分析鲁迅的文化身份。这些文献能反映学者们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帮助我们探询鲁迅在海外的文化地位。

从“翻译理论”和“文化交流”可见“翻译研究”的热度，说明随着翻译在国际文学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鲁迅的翻译文学得到更多重视。一方面，部分学者考证了鲁迅的翻译工作事迹及译论见解，如马克（Mark Gamsa）详细考察了鲁迅的翻译与出版工作，谢海燕（52）则通过不可译观与“拿来主义”辨明了鲁迅翻译过程中的张力与矛盾;另一方面，鲁迅作品的海外译介也受到关注，如Liu Yueyue分析了《天下月刊》对鲁迅作品的翻译态度及英译策略，Hong Seuk-pyo、陈德鸿和高方更是展示了鲁迅译本在韩日法的接受与影响。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构建鲁迅的翻译家身份，也能对当今本土翻译理论建设及中国文学海外译介探索带来一定启示。但是，鲁迅翻译观的历时评价、不同语种译本的差异与关联，及作品多模态译介等尚有诸多探索空间。

2.4 文献引用

高被引文献和施引论文能历时展现鲁迅研究的重要成果，便于我们判断研究脉络。本文借助CiteSpace，以1年为时间分区，得到21条共被引文献，在将门槛（Threshold）设为5后，发现了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鲁迅研究中的4部焦点作品及29篇施引论文。由表4可见，这4部作品均发表于2010年以后，体现出英语世界鲁迅研究在新世纪20年代的迸发态势和最新走向。

Literary Remains探讨了鲁迅对现代性的着迷及他在现代性实验作品中对传统文学流派的转换性参与。作者将鲁迅作品中对“过去”的持续（persistence）理解为“他对中国现代性经验及……的批判性反应”（Xu 251）。施引论文的研究内容既涵盖对现代性的探讨，如中日文化交流与迷思（陈爱玲）、革命与男性气质（陈爱玲）和性别与迷信[高莉（Gal Gvili）]，也有不同现代作家的对比研究，如鲁迅与苏曼殊（Makiko Mori）、鲁迅与雪莱[孙宓（Emily Sun）]。

Memory， Violence， Queues从“记忆”、“暴力”及“队列”主题揭示出鲁迅对中国的历史记叙与隐性阐释，其中“暴力”聚焦于当时“毁灭年轻一代的政治暴力”，“队列”则联接着不同时期的“存在与中断”（the presence and cutting thereof）（Bailey 586）。作者通过大量的视觉材料和传记式研究法，展现了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核心的历史重要性。施引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翻译与文本及历史（寇志明）、记忆与救赎（夏海（Shakhar Rahav））和革命与男性气质（陈爱玲），皆与本书主题紧密相关。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重新思考了中国现代性及后现代性。此书内容包括鲁迅与晚清冒险文学、自然史、民国历史和现代中国童话故事，延续了浦嘉珉（James Pusey）关于进化论与鲁迅关系的讨论。施引论文的内容涵盖动物性与生物政治（Clint Capehart）、《死火》与幽暗意识（应磊）和翻译与儿童文学（Chu Shen），均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作出了延伸探讨。

Lu Xun’s Revolution回顾了鲁迅人生最后十年（1927-1936）的杂文创作及其读者接受。通过对鲁迅的个人情况、文学界的思想争辩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语境的深入考察，黄乐嫣阐释了鲁迅对中国语言与文学现代性的关键介入。4篇书评的作者为黄芷敏、王一燕、舒衡哲（Vera Schwarcz）和寇志明，都围绕现代性展开了补充讨论。

新世纪以来，传统的时代背景议题与新兴的文化理论视角在英语世界鲁迅研究中并行，以上4本著作和29篇施引论文与此趋向一致，同时又藉由对鲁迅的再解读，重点将他置于现代化进程的标杆位置，凸显了对中国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重新审视。如王德威（135）所说，海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包括鲁迅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对现代性的探讨。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总是充满着中国国情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对立、妥协、交融与共生，随着80、90年代起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知识界开始呼吁重新解读历史，重建五四以来尚未完成的现代性。这场行动也吸引了漢学界的密切关注，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和刘禾，讨论仍在继续。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的重要思想家，鲁迅为现代启蒙确立了“立人”的终极目标，并在此基础上从“内源”和“外源”两方面为中国现代化确立了启蒙与革命的现代性选择（赵歌东 32），自然能引发海外学界对他与现代性之关联的研究兴趣。

实际上，中国现代性与翻译密不可分。如刘禾所言，正是在被译介的“国民性”理论和“个人主义”话语的范围内，五四作家提出了他们自己关于现代性的基本论点（刘禾 6）。显然，这种在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是异域思想与本土传统的有机融合，具有历史偶然性和时代必然性。对于作为翻译家与革命家的鲁迅，改造中国语言、文学与文化，并通过翻译来塑造中国现代性，便是翻译“暴力”与“硬译”行为的目的之一（罗选民 36）。反过来，现代性诉求也会影响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对作品的选择与改写。因此，为了更好辨析鲁迅在中国乃至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晚清-民国翻译场域、鲁迅译者行为动态和思想话语译介轨迹等都需要纳入考察。

在论述现代性之余，鲁迅研究中的历史性辨析和实用性探索也非常重要。历史性指的是“时间和场域，记忆和遗忘……种种资源的排比可能”（王德威 135），强调的是通过观念交接来反思和辨别历史遗留，并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发展建构并非线性直行，而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缝隙、断裂、回转、错位、重叠”（张英进 35），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同样如此，这深刻体现在鲁迅作品的阐释谱系及鲁迅本人的百年形象流变中，而无论是鲁迅作品中反映的晚清-民国史，还是鲁迅形象在国内及异域的传播与接受史，其中诸多规律还有待梳理。实用性则意味着由小见大和从理论到实践，求索鲁迅研究的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新世纪以来，大国间政治文化关系正在动态变迁，中华民族的崛起受到世界关注，作为中国乃至东亚国家转型期的引领人物，鲁迅的启蒙思想对当今世界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由此，学界可考虑在综观历史的基础上融合历时视野和对话精神，在当今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下提炼中国现代文学的经验与价值，继而思考鲁迅、鲁迅作品乃至中国文学如何通过译介与流通对转型与变革中的当今世界作出应有贡献。

三、评价与展望

在上文中，我们通过WoS统计功能、Carrot2和CiteSpace直观呈现了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鲁迅研究的主要特点与趋势。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总结出以下三点：

其一，华裔及华人学者是主要研究者，且大多来自美国高校，整体上合作率较低。这种研究小众性导致的跨学科学术需求与鲁迅作品及思想的文化价值、后冷战时期的民族文化观和欧美汉学界的整体文化转向，共同促成了鲁迅研究中文化理论潮的多元化拓展。传统的文本及作家研究与社会科学和艺术审美研究交融互补，其中政治、哲学、性别与宗教等因素受到重视。这些研究成果能为国内学界提供有益经验，但在提炼各类文化理论及跨学科路径的价值时，我们也需防范对理论的过度依赖和先入为主，时刻保持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同时将文化身份与政治立场纳入对译者和其他阐释者的考量中，思索海外鲁迅乃至中国文学研究中民族形象的转换与变形。此外，跨学科跨领域整合潜力颇大，随着学科壁垒破除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理工类和综合类学科视角的融入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鲁迅和反观自身，于是促进不同学科学者的辩论交流与研究成果的系统整合也更显重要。目前，人文社科界正在经历技术（可面向文本计量分析和多模态影视改编研究）、认知（可面向读者情感与心理研究）和伦理（可面向教学中的道德评价）转向，学界还可商榷可行路径，由此拓展鲁迅研究视野，吸引更多海外读者。对于作为主要研究力量之一的翻译学者，翻译研究本身具备跨学科特性与潜力，因此更可能将复合范式导入鲁迅译介研究中。

其二，传统的作家与文本研究仍占据较大比重，但具体研究范围在新时期得到拓宽，呈现出多个新特点。一方面，除创作研究外，鲁迅的形象、思想和影响力持续得到西方重点关注和深入剖析，这反映出他在英语世界稳步上升的认可度。为深入探讨鲁迅思想的源头与转变，汉学界还能考虑学习中国学界，从鲁迅家庭、日本师友、翻译事迹中寻找更多线索;此外，两岸三地不同时期教材对鲁迅作品的使用和评价，及国内外鲁迅研究会的论题宗旨能为形象及影响力研究提供理据，国内学者也可加强相关学术成果的外译与传播，关注鲁迅话语跨文化旅行中的改写与变异。另一方面，文学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鲁迅与其他民族经典文学间的联系受到重视，但是我们也需要区分被动与主动的比较模式，在尊重中西文学差异的前提下，辨析鲁迅作品乃至中国文学独特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重新定义鲁迅译本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地位与向度。此外，鲁迅的小说、散文诗、译作和作品译本都引发了学界研究兴趣，但论文、杂文、信件、日记、序跋、随笔、讲义（如《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改编舞台剧及连环画（如《孔乙己》）的相关文献尚且有限，也鲜有针对鲁迅思想与作品体裁之关联的讨论，这与海外研究传统以及译本推介效度紧密相关，学术潜力颇大。

其三，在热点问题和焦点作品中，学者们通过将鲁迅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标杆位置，凸显了对中国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思考，以及对鲁迅与国家、民族和国民之关联的兴趣。这与鲁迅在中国及东亚近现代历史上的划时代作用和对新中国的长远影响紧密相关，却也隐含了英语世界对中国的“他者”凝视与文化批判。面对海外学者对鲁迅的不同解读，国内学界可取其精华，博采众长，在交流与审思中深入理解五四作家的译介、创作与现代性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在地域交流与时代对话更为紧密的新时期，鲁迅研究中的历史性与实用性思考都显得更为不可或缺。一方面，我们可尝试在“传统、现代与当代”时间轴线上有机结合各类史料档案（如不同时期对鲁迅文学家或革命家身份的侧重程度和对“狂人”、“阿Q”及“祥林嫂”等典型人物的历时评价），还原到客观语境辩证分析现代性脉络中的传译与变形、问题及结果、必然与偶然、现象及本质等，进而展开基于不同立场的对话。另一方面，我们亦可立足当下，从文化转型、国民性批判和个人道德责任等方面商讨鲁迅作品乃至中国文学对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和未来启示，完善文学-文化-价值观的外译传播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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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Gedong.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Lu Xun and the modern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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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Xinling and Liang Huiling. “A Survey of Lu Xun’s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I）.” 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3 （1992）： 101-105.]

责任编辑：魏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