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因素，更是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实行什么样的治理体系，走什么样的治理道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息息相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在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中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

从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构成来看，主要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等三部分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指的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其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指的就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三大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加上一个“等”字就是表明：我国各领域各方面基本制度是会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扩容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制度，指的就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包括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等，都属于重要制度范畴。这些重要制度上接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下连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底层。

与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相比较，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明显的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犹如“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种制度设计，可以有效地避免在中国出现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而且可以确保国家政治长期稳定、国家发展中长期目标的实现。

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集中到一点，就是能够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事实确实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经济极端困难、技术基础薄弱、帝国主义封锁等严峻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继而，研制出“两弹一星”，打破美苏等国的核讹诈；勘探和开发大庆油田，摘掉了中国是一个贫油国家的帽子，等等。这一系列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为国家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

实行改革开放新政策后，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独特优势，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开办“经济特区”，修建世界上最大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工程，推进载人航天工程，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凸显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紧迫任务，党中央继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墨子“传信”、“嫦娥奔月”、高铁奔驰、北斗组网、超算“发威”、港珠澳大桥、大兴国际机场等创造了中国式奇迹；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现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实力持续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西方有些人很是好奇，中国的发展速度和执行效率为什么会如此之高？答案就在于中国独具比较优势的国家治理体系。法国知名学者戴维·戈塞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使得中国有了连续数十年的飞速发展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治理体制的高效和成功。他强调，从具体的国家治理来看，中国执政方式优势明显：中国政策具有延续性。中共长期执政，可以按照“五年规划”持续推进国家治理和进步，而西方政府的政策只能着眼于任期内。

但是，并非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像中国人民这么幸运，有一个类似“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主心骨，有一个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治理体系，引领着国家走出混乱和困境，踏上奔向美好生活的幸福列车。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大多数的亚非拉国家在民族革命后，选择了以西方议会民主政治为模板，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现如今，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国家除了极少数较为稳定外，其余国家和地区大多数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党争，走向了不负责任又没有效率的多元政治和政党国家化，其政府形式变成了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物，又因治理失灵而变成了“失败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如此失败，以至于很快又爆发了“颜色革命”，形成了内外联动的政治拉锯战。

通过历史与现实纵向、横向的反复比较，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为什么“党是领导一切的”，明白了为什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理解了“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蕴含的力量，懂得了什么是“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道理。

总之，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是适合中国国情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颜色革命”致国家失序

21 世纪以来，以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为核心地带，“颜色革命”跨越欧亚非三大洲，形成了浪潮式运动或连绵不绝的国际政治事件。各国的“颜色革命”大多以美丽的花朵命名，但几乎都结出了令人难以下咽的苦果。各国“颜色革命”的发动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就是奉西方制度为圭臬而加以效仿。然而，世界上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与解决矛盾的方案。用西方制度这一张药方，无法治好各国不同的病症。乌克兰、埃及等都是“颜色革命”的受害者，如今两国政治动荡，腐败不治，经济乏力，民众关切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2011 年1 月25 日，埃及青年在首都开罗解放广场进行反政府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