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银笙

习仲勋同志曾在回忆文章《深切悼念李维汉同志》中说：“维汉同志谦虚谨慎，襟怀坦荡，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他的一生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饱经风雨，有着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他曾对我说过，一个革命者最重要的是不犯路线错误。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不隐讳，并且经常进行自我批评，态度诚恳。我对他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深为敬佩。”

一

1935年9月至10月，陕北发生了错误肃反，刘志丹等一大批陕甘边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被扣上“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苏区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致使200多人被错杀，西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听说这件事马上派李维汉、贾拓夫作为先遣队进行调查。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下寺湾会议），决定派党的审查委员会书记董必武、组织部长李维汉、宣传部长秦邦宪、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王首道、贾拓夫和中央军委保卫局科长刘向三等同志组成党务委员会，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及时纠正。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11月7日，刘志丹等蒙冤同志全部释放，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

1935年12月，刚刚落脚在瓦窑堡（今延安市子长县）的党中央面临重大抉择。夏秋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中共该怎么办？党中央决定组织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李维汉代中央起草了有关文件，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他还大胆提出改变富农策略，争取、改造民团，推动民团转向抗日等。

1936年12月起，李维汉历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他和贾拓夫主持研究陕甘宁边区及周围区域的统战和民族问题，专门成立了回回民族问题研究组，进行调查和研究。起草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提纲》，组成3个巡视组去关中、陇东、三边考察，成为党开展回族工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性文件，成为中国共产党系统地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开端。

二

李维汉同志1896年6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16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一道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由毛泽东、蔡和森介绍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1923年4月，李维汉同志接替毛泽东同志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后改称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工运、农运，有力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李维汉与瞿秋白、苏兆征同志一起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他和瞿秋白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历史转变。

1928年3月，中共六大以后，李维汉任中央巡视员、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等职。1933年被派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中央党校校长等职。长征中，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拥护遵义会议决议，克服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

三

当全国知识青年纷纷奔赴延安时，培养干部的陕北公学应运而生。为突破办学条件限制，解决粮食困难，中央组织部决定在接近铁路的旬邑县花宫村建立分校。1937年5月，担任校长的李维汉只带着一个马夹子行李，和学生一起步行，一起劳动，在2100多亩荒地上实现自给自足，不到一年培训了3000名学员，许多人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他不仅是资深革命家，也成为严厉的教育家。1939年，李维汉任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创办了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机构。

1941年，经毛泽东同志提议，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协助林伯渠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他按照党中央“精兵简政”方针，组织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和《政纪总则》等文件，坚决贯彻“三三制”原则，主动联系李鼎铭、贺连城、霍子乐等党外人士，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模范抗日根据地”起到重要作用。

1949年后，李维汉任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就国家体制问题提出重要意见。他经过大量调查研究，认为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俄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0%，而我国少数民族只占5%左右。俄国少数民族聚居集中，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同汉族或其它民族杂居。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不得不采取联邦制；而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平等联合，不能实行联邦制，建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和制度。党中央采纳了李维汉的建议，他主持起草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明确载入历次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秘书长，提出了一份由各党派、区域、军队、人民团体和特邀代表等5个方面共600多名代表组成的名单，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说李维汉“出的力最大”。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时，阿沛·阿旺晋美与李维汉都是首席谈判代表。当时，阿沛·阿旺晋美心理压力很大，李维汉对他反复解释，鼓励他坚持走爱国道路，终于达成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使祖国大陆实现了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伟大成果。此后，两人建立深厚的友情。李维汉帮他的几个孩子到北京民族学院上学，和夫人吴景之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把孩子们接到家里，像亲生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直到李维汉去世多年后，年事已高的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每年过春节都给吴景之拜年。

1953年，我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上完成了各项民主改革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这年春季，李维汉率领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得到党中央充分肯定，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维汉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反右斗争逐渐扩大化，党外人士思想压力很大。李维汉与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等商量，建议采取“神仙会”的方式来解决思想方面问题，让大家讲老实话、讲心里话，坚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缓和了紧张气氛，得到民建和工商联采纳，并推广到其他民主党派和各地工商界、知识界。

李维汉同志不仅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议者和执行者，也是党的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领导者。1950年他主持制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有力推动了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1952年，他在总结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成为我国第一部关于民族问题的立法。上世纪60年代初，他先后撰写《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个法宝》《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等7篇理论文章，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还十分重视做好宗教工作。培养了一批有地位的领袖人物和接班人以及爱国高级知识分子。

改革开放后，李维汉坚决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正确地评价党的历史，维护党的威信。在耄耋高龄、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然以“我是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的心态笔耕不辍，系统地撰写革命回忆录。在撰写革命回忆录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字里行间充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崇高精神，不隐讳或推卸自己历史上的缺点和错误。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以个人经历和工作关系为线索对党史、国史的某些方面进行研究性的著述，史料丰富，分析具体，已成为研究革命史和党史的重要参考。

延安整风时，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负责中央研究院整风学习的领导。王实味因为在墙报上写了《矢与的》等讽刺性杂文，康生下令将其逮捕后被冤杀。几十年后他一直坚持为其平反，临终前仍拜托温济泽“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深刻地总结说：“1927年以后的农村暴动差不多都有过火行为”，左比右好的观点长期存在，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自己在历史上曾3次犯“左”的错误，后来却又成为“左”的牺牲品。

李维汉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不谋私利，实事求是，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甘做人民公仆。他是廉洁奉公的典范，实事求是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