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彬

（西安工程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一、宋杂剧脚色的行业服饰

在“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的宋代，服饰不仅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还具有职业特征，且等级分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正月初九日，太宗诏曰：“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宋史》卷一百五十三）[1]2389。另外，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相关从业人员数量骤增，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行”或“社”。杂剧艺人也不例外，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宋周密《武林旧事·社会》中列出各种伎艺（如蹴鞠、唱赚、影戏、耍词等）的职业性组织，其中“杂剧”一类有“绯绿社”。[2]45南戏《张协状元》中《满庭芳》云：“教坊格范，绯绿可同声。”[3]1宋人灌圃耐得翁认为“此社风流最胜”[4]12。

一些宋人笔记小说详细记载了部分行业人群的具体着装。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有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5]31吴自牧《梦粱录》载：“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着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6]149大到高官显贵，小到市井小民，形形色色的宋人都有符合自己身份的着装，宋杂剧表演艺人也不例外。在《汉钟离度脱蓝采和》杂剧中，王把色就提到了末泥色许坚当年表演时所使用的行头：“哥哥，你那做杂剧的衣服等件，不曾坏了”[7]980。正如奚如谷所说：“传统中国的文化等级，要求不同地位和职业的人穿不同颜色和式样的衣服……戏剧演出活动里的每种角色——书生、年轻女子、年轻男子、官员、军人等——都有其固定的服装配置。”[8]94-95

二、文献中的宋杂剧脚色服饰

由宋代文献记载可知，宋代上层统治者对杂剧艺人表演服饰有明确的规定，《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志》记载：“端拱二年（989年），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1]2389杂剧艺人在表演时经常会扮成各种角色，如宋佚名《续墨客挥犀》卷五中的“道士”：“伶人丁仙现假为一道士，善出神”[9]116，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中的“小商”：“一日御宴，教坊杂剧为小商，自称姓赵，名氏，负以瓦瓿卖砂糖”[10]87，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中的“秀才”：“寿皇赐宰执宴，御前杂剧，妆秀才三人”[11]49，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中的“儒生”：“临安优人，装一儒生，手持一鹤，别一儒生与之邂逅”[12]170，清焦循《剧说》卷一（引明镏绩《霏雪录》）中的“士人”：“宋高宗时……优人扮两士人相貌”[13]6。“到了宋金杂剧、宋元南戏的阶段，戏曲已经可以表现社会上男女老幼、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士农工商、贩夫走卒等各色人物。”[14]61“这些不同身份的剧中人，必有其各自专门的戏装，使人一看即知其社会面目。”[15]226角色数量的增加，也促使脚色服饰的种类进一步丰富。脚色为了使自己所装扮的角色能够被观众识别，其服饰应与身份地位相符合，所谓“宁穿破，不穿错”。笔者现将宋代文献中关于杂剧艺人表演服饰穿戴的记载汇总如表1。

表1 宋代文献中关于杂剧艺人表演服饰穿戴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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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文献记载中，杂剧艺人表演时所着“子瞻样”“幞头”“儒服”“（衣）金紫”等服饰均来源于日常生活，“减半”“二胜镮”“三十六髻”等则是为了表演的需要，在原有日常生活服饰和发髻基础上稍作变化，形成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新样式。

宋杂剧表演出现了末泥、引戏、副末、副净和装孤等五个脚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宋杂剧脚色的基本定型是我国戏剧成熟的标志之一。宋代文献和出土杂剧图像是我们认识宋杂剧脚色服饰的两条途径。以考古类型学分析宋代杂剧图像会发现，图像中的表演穿戴与文献记载并不一致，即书写服饰与图像服饰之间存在差异。宋杂剧脚色服饰具有一定的程式性，其表演职能不同，所穿服饰也不同。每种脚色都有行当自身大致固定的行头，不仅体现出脚色的独特性，也使观众更好地识别角色身份。下文依次分析宋杂剧五种脚色服饰的具体形制。由于宋杂剧脚色服饰种类较多，笔者只分析一些特殊的服饰，至于幞头、巾、袍、衫、靴等一般服饰的形制及服饰背后的文化意蕴则不再深入展开。

三、图像中的宋杂剧脚色服饰

宋代墓葬中出土与杂剧脚色相关的文物颇多，图像中的脚色服饰种类丰富，详见表2。

表2 宋代图像中杂剧脚色表演服饰穿戴①如未说明，表中“服饰穿戴”一列中括号内文字为笔者修订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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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末泥色服饰

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载：“杂剧中末泥为长。”[4]9王国维说：“末泥色以主张为职……不亲在搬演之列。”[35]70宋杂剧脚色分工明确，宋吴自牧《梦粱录》中《伎乐》条记载：“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拍板部。色有歌板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龙笛色、头色管、舞旋色、杂剧色、参军等色。但色有色长，部有部头。”[6]176诸脚色以末泥色为长，作为演出主要管理者，具有重要地位。延保全说：“末泥乃戏班组织和杂剧演出中的主要负责人。‘色有色长’，显然更多的是指对于某一类伎艺人的管理职能而言。宋代教坊所属俳优的总领班称为‘都色长’，‘都色长’的属员称‘色长’，为俳优的小领班。对于杂剧中‘为长’的末泥来说，他除了职司杂剧演出中的演员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负责戏班的组织和管理。”[36]208关于末泥色的来源，胡忌在《宋金杂剧考》中有详细的分析。[37]88-97

从表2可知，末泥色服饰穿戴为：头戴东坡巾、平巾帻或幞头，身穿圆领窄袖长袍或长衫，腰束革带，足穿靴或鞋。因为末泥色的分工是“主张”，所以相对于其他脚色来说，其服饰穿戴较正式，主要不同便在于“首服东坡巾”。

东坡巾为苏东坡所创。它是一种高桶巾子，四角方正，内外有围墙，外墙低于内墙，前后左右棱角分明，佩戴时须有一角在两眉之间。明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载：“东坡巾有四墙，墙外有重墙，比内墙少杀，前后左右各以角相向，着之则有角，介在两眉间，以老坡所服，故名。”[38]1503在宋人绘《会昌九老图》（图1）和《苏东坡像》（图2）中，人物即头戴东坡巾。苏东坡《纵笔（三首其一）》中有云：“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相身”，可见东坡巾的影响。由于苏东坡的“豪放性格、跌宕人生”及“巾的亲民属性”，人们“几乎注定会喜欢这种首服。在宋代引领时尚的‘东坡巾’，就由他创意成形”。[39]

图2 《苏东坡像》（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东坡巾隐含了士人对苏东坡才华的羡慕和登科及第的愿望，“这种服饰文化现象无疑表现了宋代服饰审美文化对于文人雅士的崇尚和对儒雅风度的喜爱与追求”[40]12。同时，它也符合《都城纪胜》所谓“杂剧中末泥为长”这一特征。因此，东坡巾是我们辨别末泥色的依据之一。宋李廌《师友谈记》就记载了一段围绕东坡巾展开的滑稽表演（见表1）。

此外，末泥色“主张”应与宋代教坊中参军色一样具有“勾队”“放队”的职能。这种职能通过末泥色所执竹竿子道具来完成。

综上所述，在宋杂剧演出中，东坡巾、竹竿子等成为末泥色的辨识性服饰装扮。

（二）引戏色服饰

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中《瓦舍众伎》条载：“引戏色分付。”[4]9引戏色的职司为借助舞蹈身段推动戏剧情节的展开，在周密《武林旧事》卷四中，“杂剧色吴兴佑，在‘杂剧三甲’刘景长和盖门庆两甲里皆为引戏，在德寿宫中为‘引（戏）兼舞三台’”[15]272。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引戏，实出古舞中之舞头引舞。”[35]68这一脚色的典型外部特征应为舞蹈身段。其中，执扇是最为常见的舞姿。扇子是引戏色有别于其他脚色的特殊道具。廖奔说：“引舞皆为舞蹈队伍中的率领指挥者，引戏在杂剧里的地位当如引舞。”[15]246，[37]127-129延保全认为：“引戏色的主要职司是介绍剧情、解说人物动作、指挥上下场等，然而其善舞的特性却没有多少改变。可以想见，无论是他上场介绍剧情，或在一旁解说人物动作，乃至指挥上下场，均会以娴熟的舞蹈身段出场。”[41]41所以，在宋杂剧图像中，身体扭动、手执扇的人物形象应为引戏色。笔者认为，副末色有时也把扇子插在身后，但身体并无扭动作舞蹈姿势，所以这是区别二者脚色身份的标志之一。

引戏色所穿戴的幞头、巾、袍、衫、鞋等服饰来源于日常生活。如“簪花幞头”——幞头簪戴花草之类的装饰物，“杂剧艺人簪花的唯一目的，即是为了美化形象”[15]270。引戏色头戴簪花幞头，也来源于宋人喜欢花的时尚。[42]58又如“四䙆衫”，清陈元龙《格致镜原》载：“马周缺胯衫，即今之四䙆衫，襈褾衣袂有缘也。䙆，衣裾分也”[43]150。

扇子是引戏色常用以伴舞的道具，这借鉴了古代歌舞艺人表演时执扇的习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咏妇人多以歌舞为称》条中多首咏歌舞诗均记载“歌”“扇”“舞”：“北齐萧放冬夜对妓诗云：‘歌还团扇后，舞出妓前行’……陈李元操春园听妓诗云：‘红树摇歌扇，绿珠飘舞衣’……释法宣观妓诗云：‘舞袖风前举，歌声扇后娇’。”[44]210-211宋词中关于歌舞伎的描写，也常为歌舞执扇的形象，如柳永《木兰花》：“玲珑绣扇花藏语，宛转香茵云衬步”，晏几道《生查子》：“轻轻制舞衣，小小裁歌扇”。可见，“歌扇”“舞衣”关系密切。正如廖奔所说：“杂剧中引戏色既然职掌舞蹈，用扇子来增加造型美就是十分自然的。”[15]284

（三）副末色服饰

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中《瓦舍众伎》条载：“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4]9二者同为滑稽脚色，并在宋杂剧演出的三段中占据中段正杂剧的位置。副末色打诨一般是指在宋杂剧演出中，副末色运用随机、诙谐的妙语来点题收场，突出自身的聪慧和副净色的愚笨，逗乐观众，进而达到滑稽调笑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副末色除了运用犀利的语言嘲讽副净色，还会借助杖、棒等道具击打副净色，正如明朱权所说：“副末执榼瓜以扑靓（净）”[45]90。副末色服饰进一步增添了人物形象的滑稽色彩，这可从出土宋杂剧图像中看出（见表2）。

宋杂剧图像中的副末色首服包含诨裹、幞头、巾和帽。其中，诨裹的数量最多。首服诨裹也是宋杂剧演员为了表演需要，在日常生活服饰基础上变化出的“新服饰”。[46]71-74

此外，关于副末色的牛耳幞头，宋王得臣《麈史》载：“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尝闻杜岐公欲令人吏、技术等官少为差别；后韩康公又议改制，如人吏公袍俾加䙆，俗所谓‘黄义襕’者是也。幞头合戴牛耳者，然今之优人多为此服。”[47]14。牛耳幞头的形制为“两阔脚短而锐者”[47]13，唐人称它为“软裹”。首服诨裹与牛耳幞头是副末色的常用服饰。

（四）副净色服饰

副净色职司为“发乔”，配合副末色“打诨”，《太和正音谱》称其为“献笑供谄者也”[45]91。二者在演出中的完美配合，增强了演出的滑稽调笑趣味。副净色在演出时常粉墨涂面，这来源于宋代女子脂粉涂面的生活习俗，在此基础上的加工创制，增添了滑稽诙谐之态。[48]80-83除此之外，副净色经常有做趋跄、做鬼脸、打口哨的动作[15]253-254，将“发乔”之态体现得淋漓尽致。

宋杂剧文物图像中的副净色首服包含诨裹、幞头、巾和帽（见表2），其中，诨裹数量最多。副净色服饰同样来源于日常生活，坦胸露腹、绑腿、下摆提起掖在腰间、反穿皮鞋、鞋帮外翻、左手袖口上卷、小腿裸腿等细节突出了其市井小民的身份。如《打花鼓》（见表2）中的副净色头戴诨裹，身穿窄袖对襟褙子，内束抹胸，外斜罩一件男士长衫，腰系蓝色花巾，下身穿吊敦，脚乘钩鞋，露发髻，戴耳环，身旁放置扁担、竹笠等道具，其所扮演的就是一名从乡下进城的农民。[15]158这类题材在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中《瓦舍众伎》条即有记载：“杂扮，或名杂班，又名纽元子，又名拔和，乃杂剧之散段。在京师时，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假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4]10又如《眼药酸》（见表2），对“卖药者的夸张讽刺很可能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艺术化嘲弄……大概为南宋中期绘制”[49]471，这是一幅充满商业味道的广告画②“据有关材料记载，中国最早的广告画至少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这是一幅戏剧中演绎的推销‘眼药酸’的广告。” 见黄升民、丁俊杰、刘英华主编《中国广告图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91页。，形象生动，趣味盎然。画中副净色所戴高冠十分特别，与宋梁楷《三高游赏图》（图3）中一高士所戴相似，但二者形制及冠体倾斜角度不同。《三高游赏图》中高冠后部有垂带，冠体微微向后倾斜；而《眼药酸》中高冠无垂带，冠体向前倾斜，这与副净色扮演的落魄秀才③在宋杂剧语境中，“孤”多指称做官之人，“酸”则对应落魄穷秀才。身份大致相符。《眼药酸》中副净色的高冠与橙色大袖长袍上均装饰眼睛纹样，这也是为了扮演角色，说明其扮演的是推销眼药之人。这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卖眼药人服饰穿戴的模仿，如宋李嵩《货郎图》（图4）中，货郎脖子上的装饰物中便有面具似的眼睛，二者十分相似。副净色服饰同样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如张蓓蓓所说：“宋杂剧服饰基本上都是当时生活服饰的再现。只不过有时根据剧情中角色需要，在原有生活服饰基础上作一定改动。”[50]41

图3 梁楷《三高游赏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图4 李嵩《货郎图》（局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可见，南宋出现了商业广告性质的杂剧绘画，杂剧艺人服饰也与北宋差别较大，出现了《眼药酸》中副净色高冠之类的新服饰。

（五）装孤色服饰

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中《瓦舍众伎》条载：“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4]9根据文献记载，宋杂剧演出时，装孤色可添可不添，而其余四个脚色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已出土的宋杂剧图像中，装孤色时常出现，约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宋周密《武林旧事》卷第十《官本杂剧段数》条也记载了很多与扮官相关的剧目，如《老孤嘉庆乐》《双孤惨》《四孤夜宴》《四孤披头》《病孤三乡题》等多种，[2]181-185，“孤”即表明与扮演官吏有关。这显然可与《都城纪胜》的记载相佐。

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载：“孤，当场妆官者”[45]91，即所谓“装孤”[6]177。明初汤舜民《新建勾栏教坊求赞》有：“妆孤的貌堂堂雄赳赳口吐霓虹气。”[51]260-261所以在宋杂剧演出中，扮官形象即是装孤色。装孤色图像在中原北方地区尤其是河南温县一带乡绅市户的墓葬装饰中经常出现。廖奔指出：“墓葬中大量出现装孤形象，恐怕是与古人体现在墓葬制度中的乞贵祈福思想有关。”[15]257

从表2可知，装孤色服饰穿戴为：头戴展角幞头，身穿圆领宽袖长袍，腰束革带，足穿靴或鞋。相对其他脚色，装孤色较易辨识。

据说，装孤色所戴展角幞头是宋太祖赵匡胤发明的。北宋王得臣甚至认为，幞头从后周武帝时期的四脚发展到北宋时期的多种样式，其实是宋人根据喜好选择的结果：“幞头，后周武帝为四脚，谓之折上巾。隋大业中，牛洪请着巾子，以桐木为之，内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头小样巾子，武后赐百僚丝葛巾子，中宗赐宰相内样巾子，盖于裹头帛下着巾子耳。然折上巾以余帛折之而上系，今谓之幞头小脚；其所垂两脚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后又为两阔脚，短而锐者，名‘牛耳幞头’，唐谓之‘软裹’。至中末以后浸为展脚者，今所服是也。然则制度靡一，出于人之私好而已”[47]13。笔者认为，展角幞头在宋代的出现应是服饰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此外，幞头的造型及展脚的长短、宽窄也发生了变化，正如黎晟所言：“宋代幞头主体部分经历了由前倾至后仰，以及展角长短、宽窄的演变过程”[52]38。仔细观察表2中的装孤色形象，其所戴幞头的展角确实存在长短、宽窄等细节的不同。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一方面与墓葬雕绘工匠的技术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服饰演变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难得的是，泰州博物馆珍藏了一顶宋蒋师益墓出土展角幞头（图5），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其具体形制。

图5 宋蒋师益墓出土展角幞头，泰州博物馆藏

宋代继承了唐代品官的服饰制度。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正月初九日，翰林学士承旨李昉言：“准诏，定车服制度。礼部式：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流外官及庶人并衣黄。”[53]2275《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志》也有相似记载：“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1]2381。宋代院画《大驾卤簿图书》（图6）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头戴展角幞头、身穿圆领宽袖袍服、腰束革带、脚穿乌皮靴的宋代官员形象。

图6 宋代院画《大驾卤簿图书》（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唐代参军戏中，艺人扮演官员角色时，身着绿衣，已近于定制。宋杂剧表演沿用了唐代参军戏脚色的绿色圆领窄袖长袍。宋岳珂《桯史》卷十记载：“俄一绿衣参军，自称教授。”[21]4421宋郑文宝《江表志》卷二载：“因入觐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54]9一段时间后，宋杂剧装孤色改穿红色圆领宽袖长袍，宋廖莹中《江行杂录》卷中载：优戏扮官，“古穿绿衣，今则改穿红袍，即执象笏上场者是也”[15]267。在宋杂剧图像中，陕西韩城盘乐村宋墓杂剧壁画中的装孤色即头戴展角幞头，身穿圆领宽袖红色长袍。[34]92装孤色服装由绿色到红色的转变，实则反映出宋杂剧艺人所扮演官员的官阶高于唐代参军。

装孤色足穿靴或鞋，大概与官员穿靴改鞋的政策变化有关，如《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志》载：“靴。宋初沿旧制，朝履用靴。政和更定礼制，改靴用履。中兴仍之。乾道七年，复改用靴，以黑革为之。”[1]2386

结语

宋张炎《蝶恋花》云：“济楚衣裳眉目秀。活脱梨园，子弟家声旧。”在“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的宋代，杂剧脚色的服饰穿戴也不同于其他职业的人员。由文献与图像的比对、分析可见，关于宋杂剧脚色服饰的文献记载与图像（文物）存在差异。以图证史，图像服饰（文物图像）解决了书写服饰（历史文献）存在的问题。宋杂剧末泥色、引戏色、副末色、副净色和装孤色等五种脚色的服饰穿戴符合其表演职能和分工，每一脚色的服饰穿戴也大致保持固定，“宋金元时期，杂剧和南戏中的各类脚色内部服饰基本相同”[55]54。这已具备中国传统戏剧服饰的程式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