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佳

（山西大学 音乐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关于杨荫浏的相关研究资料与研究成果，目前已有大量出版与发表，特别是《杨荫浏年表（初编）》《杨荫浏全集》《杨荫浏纪念文集》《天韵社曲谱》等，对研究杨荫浏的学术人生有着重要意义。学界对于杨荫浏的研究多集中于音乐史、传统音乐、乐律学、宗教音乐等学术层面，对于其人生经历则较少关注。据《杨荫浏年表（初编）》，杨荫浏在20世纪40年代曾担任“重庆青木关音乐院教授，兼国乐组及研究室主任”，并于1944年“兼任北碚礼乐馆编纂及乐典组主任”。对于前者的具体情形，《年表》中有所细述，对于后者则未多着笔墨。随着学界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官方音乐机构研究的深入，对于杨荫浏在礼乐馆时期的工作可作进一步探讨。

一、国立礼乐馆与《礼乐》等期刊创立始末①国立礼乐馆的相关研究，学界已有冯雷《陪都重庆三个音乐教育机构之研究》（上海音乐学院2010届博士学位论文）、汤斯惟《“国立礼乐馆”述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礼乐》的相关研究，有刘佳《20世纪40年代的一场“礼乐建设”——<礼乐半月刊>研究初步》（《音乐研究》2017年第6期）。鉴于此，本节相关内容从略叙述。

20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儒化三民主义”[1]76，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政府领导层就“尊孔、祀孔”，“复兴礼乐”等主张在各类场合进行宣讲、发表文章，如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应注意礼乐与时间》、陈立夫《音乐在教育中的地位》、顾毓琇《乐教与家庭教育》等。在蒋介石的一再督促下，陈立夫、顾毓琇、戴季陶等人多次组织、举办制礼会议。1943年 4月20日，专门从事礼乐研究，隶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国立礼乐馆”在重庆北碚成立，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顾毓琇担任首任馆长，次年由汪东接任馆长。礼乐馆下设礼制组、乐典组和总务组。国立礼乐馆一成立便积极开展各项“制礼作乐”工作，1943年8月举办礼制谈话会，后辑成《北泉议礼录》，制定《民国通礼草案》《乡饮酒礼》《至圣先师孔子祭礼》等，征集乐典、歌曲，出版刊物，等等。

1945年国立礼乐馆创办的礼乐出版社成立，杨仲子任经理，1945年发行《礼乐》第1期，封面题有“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复兴节出版”。这里的“复兴节”指当时国民政府设立的“民族复兴节”，时间为12月20日，故此刊出版时间为1945年12月，封面上印有“第一册”字样，可见出版初衷应为拟连续出版的集刊。可事实上1945年的《礼乐》只刊行了1期。直到礼乐馆随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的1947年3月15日，《礼乐半月刊》创刊号才在南京珠江路太平桥南8号发行。这次半月刊形式的发行持续了整一年，共计24期，最后一期封面上所写发刊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二月三十日”（1948年,“二月三十日”应该是当时编辑部所犯的错误）。1948年3月，编辑部又用“礼乐”之名发行月刊3期。当时积极推进礼乐复兴的国民政府对此期刊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由教育部发布训令，要求“各省市专科以上学校及教育文化机关一律订阅，以资推广”。②《上海市教育局训令（市教社36字第10278号）：令本市市立专科学校及图书馆博物馆、民教馆乡教实验区 事由：奉教育部令饬普遍阅礼乐半月刊由》，《上海教育》1947年第4期，第12页。1948年9月12日行政院发布《（31）四防字第40873号指令》，命国立礼乐馆“应于9月底以前结束撤销，员工全部遣散，并按该员到馆年资给予薪给壹至叁个月薪侍遣散费”。③《令呈复关于礼乐馆撤销一案》，1948年9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五：12057）。转引自汤斯惟《“国立礼乐馆”述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102页。同年11月，馆长汪东致电内政部，交代礼乐馆财产转交事宜，标志着运行了五年的国立礼乐馆正式解散，《礼乐》期刊也随之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杨荫浏在国立礼乐馆的工作

1939年，在郝路义的劝说下，杨荫浏辞去了在中央机器厂的职务，同年受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之邀担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1941年任国立音乐院教授，并担任国乐系主任和研究室主任。1944年起接替郑颖荪任国立礼乐馆乐典组主任。杨荫浏回忆：“我在‘国立礼乐馆’是乐典组主任，地位比音乐院院长还高。”[2]17“‘国立礼乐馆’作为‘教育部’的直属机构，除了要编订典礼音乐，还担负着音乐教育发展的重任。在‘国立礼乐馆’成立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改为会议性质，礼乐馆接管了音教委的大部分事务。”[3]101

杨荫浏在“国立礼乐馆”时期主要做了乐典组和《礼乐》期刊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乐典组的工作

杨荫浏1944年起担任国立礼乐馆乐典组主任直至1948年礼乐馆解散，期间组织、参与了乐典征集和编订、歌曲征集、乐谱及音乐著作审查、歌曲集出版等工作。据相关研究[4]87，杨荫浏所在的乐典组先后出版了《昆曲选》《凯歌选》《民众歌曲选》等乐谱及四部合唱作品，还编定了国乐类辑、历代乐章总辑、典礼乐章词谱等，但在国立礼乐馆解散前没有完成出版。

（二）《礼乐》期刊的工作

从1945年的《礼乐》到1947年改名再出的《礼乐半月刊》，再到1948年的《礼乐》，杨荫浏在该期刊上发表文章共计9篇。（表1）这9篇文章按照内容可分为礼乐研究，音乐学研究，以及乐律学、乐谱学研究三类。

表1

三、杨荫浏《礼乐》文论综览

重庆时期是杨荫浏学术研究生涯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在国立音乐院授课期间，他完成了《国乐概论》《中国音乐史纲》等重要论著。除此之外，杨荫浏以《礼乐》为平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及其观点是杨荫浏学术思想的重要一环。

（一）礼乐研究

国立礼乐馆的主要职能是“制礼作乐”，其所出版《礼乐》期刊的办刊宗旨也是服务于当时国家礼乐的制定，所以刊文多为礼乐研究方面的。杨荫浏的《儒家礼乐设教的几种理论》《儒家的音乐观》《周代乐教的取材》三篇文章分别发表在《礼乐半月刊》的第2、5、6期上。

《儒家礼乐设教的几种理论》节选自杨荫浏于1944年完稿的《中国音乐史纲》④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1944 年出油印本，上海万叶书店1952年出版。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杨荫浏全集》卷 1，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年。中《历史的音乐观》，他在《中国音乐史纲》中论述道：“儒家的对象是人生，他们所取改善人生的方法为教育”[5]14。教育要导引、节制人欲，人欲有声的欲望和色的欲望，儒家充分运用声和色来导引、节制人们的欲望，这就是礼乐教化。《儒家礼乐设教的几种理论》通过《礼乐相成说》《礼乐主德说》《乐德中和说》《礼乐节欲说》《礼乐受节说》和《以礼节乐说》六个章节来系统、全面地阐述礼乐教化中礼与乐的关系：礼乐的实体为德，礼乐的德为中庸之德，礼乐要节制人欲，礼乐也要有所节，以及乐受礼节等，对儒家音乐观的形成、礼乐的教育功能进行了客观阐释。在《中国音乐史纲》中，《儒家礼乐设教的几种理论》节选的内容之后，杨荫浏从音乐欲望的角度提出，随着数千年的发展，音乐以及中华民族的音乐欲望已不是三代和孔子所提倡的礼乐可以满足的了：“若国家教育所用的音乐材料，必求上而取法乎三代的材料，则音乐与民众的生活脱离，音乐的社会力量必将无从发生”[5]22。之后杨荫浏又对儒家思想中维护封建阶级，脱离民众，推行后退的教育，空言“至善”，看轻民间音乐，让统治阶级垄断“作乐”等进行了批判。以上观点并没有出现在以宣扬礼教为宗旨的《礼乐半月刊》中，但是早已在《中国音乐史纲》中成文，从中可以看出杨荫浏对儒家礼乐观以及礼乐教化的态度。

《儒家的音乐观》也是节选自《中国音乐史纲》，只是文章第一部分是将《中国音乐史纲》中对道家、墨家音乐观的相关论述作了概括总结，后半部分的《音乐本体论》《音乐价值论》则与《中国音乐史纲》中的内容一致。文章论述了儒家认为音乐是欲望，欲望本身没有善恶，但它的具体表现和发挥的作用则可善可恶，音乐的价值从中平和乐中产生，音乐的流弊从极端放纵中产生。文章的第三节《音乐方法论》是对《儒家礼乐设教的几种理论》的概括，杨荫浏写道：“较详细的讨论，待另于《儒家礼乐设教的几种理论》一文中陈述之”。但是《儒家的音乐观》实际晚于《儒家礼乐设教的几种理论》发表，与杨荫浏的原计划有所不同。

《周代乐教的取材》主要从乐调和乐器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乐调部分主要讨论了乐舞以及《诗经》，文中还以大射前举行的燕礼为例详细列举了仪式所用音乐，提出周人采风范围广、持续久，空间与时间都在把握中。文末杨荫浏提出对周代乐教的研究要注意这种把握时代、广收博采的态度，这也是杨荫浏对当时国家礼乐建设的期望。

（二）音乐学研究

《旧乐收集与出版漫谈》发表在《礼乐半月刊》1947年第8期，是对第6期中师蛮发表的《旧乐收集工作》一文的呼应。文中所提“旧乐”，就是杨荫浏一生都为之倾心并致力研究的民间音乐。保护、传承、发扬民间音乐是杨荫浏一生的梦想，为此他曾与乐工、僧道交往，招待沿门鬻唱的乞丐和妓女，每月从有限的薪水中支出部分进行采风或者作为民间艺人演唱、演奏的报酬。杨荫浏及当时一些音乐家的理想是“音乐本体文化材料的收集和利用”，但在当时，复古派认为这脱离了“纯正”的国乐，全盘西化派又认为这是“无聊”“顽固”的。“公家”对花销国帑进行旧乐收集并不支持。这种情形下，杨荫浏发出了“去日无多，余年无几！若现在已有人能重视这一件事的话，我甚愿牺牲任何地位，为他效劳——无论本国人还是他国人”的感叹。文中还提到了瑞士驻华公馆欲收集未经修改、完全真实的“中国民间音乐记录”，可当时我们的民间音乐没有出版的乐谱和发行的唱片，而“无以应命”。文章既表达了杨荫浏对“旧乐”收集工作的迫切之情，也指出了收集、出版“旧乐”所面临的困境，并对当时奉行“国粹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学者都提出了批评。

（三）乐律学、乐谱学研究

《歌曲字调论》发表在《礼乐》1945年第1期，文章篇幅很长，从《诗词与音乐的结合》《诗词字调之配音规则》《昆曲字调配音分析之例》《字调与乐调关系之推论》《现代歌词与字声原则》《现代歌曲字调批评之例》《诗词与音乐共同的出路》等对词曲相配的方法和原则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还列举了三首现代歌曲中词与曲的不当配合，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杨荫浏总结出乐调与字调不相适应的原因有：写诗词者，不知音乐；一般诗词作家知平仄但不熟上去；知音乐者，大都不习诗词。因此，词作者要明了字调的音乐倾向，曲作者要深谙音韵之学。杨荫浏认为高低乐音为数有限，但是诗词家之字汇可以万计，所以因曲填词不像有词而配曲那么困难。文章从诗词字调配音规则到字调分析，再到现代歌曲的词曲配合，内容全面，论述详尽，而且配了大量乐谱实例，可以视为词曲创作规则的教科书。

《谈笛音》发表在《礼乐半月刊》1947年第16期，此文写作的起因是1947年10月10日在今虞琴社的集会上，查阜西提出了“本国的笛音是不是合于七平均律”的问题。杨荫浏就此问题采用实验方法测音律，得出结果是笛音与十二平均律音分值相差-5.00，与三分损益律音分值相差-11.00，而与七平均律音分值相差-36.67。从前人合奏来看，雅乐及祭孔礼乐多为笛、古琴与笙合奏，古琴与笙确定为五度相生律，所以笛也应为五度相生律。而历代燕乐多为笛与琵琶合奏，由于琵琶的形制只能是十二平均律，所以笛也是接近于十二平均律的律制。所以杨荫浏认为笛律应该是符合三分损益律或者是介乎十二平均律和三分损益律之间的一种律制。杨荫浏认为引起七度平均律推测的根源是康熙钦定的用于雅乐的十四律，他经过测算发现清代的任何乐器都没有接近这一律制的迹象，所以康熙所定的十四律（七平均律的依据）是纸上谈兵。1947年10月10日今虞琴社集会上查阜西提出笛音的七平均律，1947年10月22日杨荫浏对此问题的讨论《谈笛音》便发表在《礼乐半月刊》上，文章提供了详细的实验测算数据并从古代雅乐、燕乐用乐进行分析，可看出杨荫浏的知识储备以及治学态度。

《谈笛音》发表后，查阜西仍坚持七平均律的观点，在《礼乐》1948年第2期上发表《答谈笛律》，通过所用笛为昆曲笛，昆曲中“翻七调”等理论来表达了对《谈笛音》中观点的不认同。《礼乐》1948年第2期和第3期刊登了杨荫浏的《再谈笛律答阜西》作为对《答谈笛律》的回应。文章提出，从史实上看，昆曲的宫调理论是建立在十二律理论上的，所以昆曲所用的笛也必须是十二律基础上的笛，而非七平均律的笛。针对查阜西所说 “翻七调”，杨荫浏考证出明朝昆曲笛的演奏指法是半孔、全孔结合，但到了明末清初，经过多年离乱，民间因陋就简，这种指法已经失传。杨荫浏认为这种失传的半孔指法应该完全可以解决“翻七调”的问题。此文又将《谈笛音》提出的通过乐器合奏来推断乐器律制的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述。另外还提到，1937年圣约翰大学工程学系的郭景文通过实验得出 “笛非七平均律，说笛是七平均律恐怕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国乐保守者们自求护短之言”的结论。文章最后，杨荫浏提出通过实验并且邀请郭景文和丁燮林两位先生进行公证来解决杨、查二人在笛律问题上的分歧。

《古琴谱式改进刍议》分四部分发表在《礼乐半月刊》1948年第18、21、22和24期上。杨荫浏认为由“弦序徽分”和“指法符号”构成的古琴谱，只有指法而没有音调，乐曲创作时是因曲调而设指法，将指法记为符号，学者习谱时心中没有曲调，只能以手指机械动作为先导去摸索音声，“口无可吟，心无可诵”。“本国艺术中，唯琴为然，是琴谱之缺点一。”古琴谱笔画繁多，对于初学者和熟练者来说“打谱”都是极费功夫的，而且“因无调谱，谱式乃不必繁而不得不繁，学习与读谱，乃不必难而不得不难，技术之传授与发展，乃不得不受之甚大之障碍。是琴谱之缺点二”。琴谱重于指法，但是同一符号用法，各演奏流派或演奏者又不相同，另外，“音声残损，有失古人作曲之初意，是琴谱之缺点三”。基于以上之缺点，杨荫浏提出，如不对琴谱作改进，在生活渐趋复杂、学琴人日益减少的时代，古琴妙音将面临失传的危险。杨荫浏以彭祉卿的《桐心阁指法析微》为对琴谱符号选用和删汰的根据，提出：不可少而必须保留的符号27个；重复而可以删除的18个；近代少见而几乎不用，可删除的13个；既备乐谱中音高、节奏、休止可用其他符号概括，可删除的4个；既备乐谱中和弦符号可用单音符号概括的可删除的13个；可删除的复合符号87个；修订、解释吟猱符号34个；可简化符号66个。另外，文章结尾提出对于徽分所决定的按弦位置，以及吟猱时按指转折大小，需进行复杂的对数公式推算，这将在《古琴徽分与其音律比值》一文中解决。

《七弦琴徽分之位置所起的决定作用》发表在1948年《礼乐》第1期，就是《古琴谱式改进刍议》发表之后的一期，也就是《古琴谱式改进刍议》文末所提到的《古琴徽分与其音律比值》，只是换了一个题目。文章针对近代流行的《五知斋琴谱》《自远堂琴谱》和《琴镜》对于吟猱的解释为指于按处往来摇动，约过本位三四分或者五六分。经过繁复的对数公式推算后，得出结论为以徽分说明吟猱按指转折大小是不合理的。

结语

礼乐研究方面，杨荫浏始终以客观审慎的态度进行研究，并没有迎合当时国民政府大力推行的礼乐复兴运动，没有对礼乐功能进行吹捧与夸大。音乐学研究方面，杨荫浏饱含对民间音乐的深情，向学界、民间及政府呼吁尽快开展“旧乐”的收集和出版工作，并对当时盛行的“国粹主义”和全盘西化倾向提出批评。乐律学和乐谱学研究中，杨荫浏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不盲从，不迷信，通过实验、计算得出准确结论，表现出科学实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