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记不清是什么年头的事了，好像是过年之后的几天，农历初二三四拜年的时候，老人们嘴边念叨的声音越来越稀的那种：往年啊，采买去的是老街。

老街不大，街面宽约两米，一横两竖，像个不带钩的“冂”字形。从村子出口往南，走过弯弯曲曲的田间小径，穿过一条大水塘埂，进入老街所在的村子，大约十来分钟的路。

村里，农舍，篱笆墙，菜园，鸡鸣狗吠。一样的农家小院，一样的建筑格局。顺着长长的筒子街，从西一直到村东头，绕过一棵粗壮的老槐树，向南，一条泥石路直通老街。

老街路面用大大小小的青石板铺就，其建筑与村舍有同有不同，墙面有小青砖砌筑，有土坯砌筑，有用石头垒一截墙脚。屋面清一色的青灰色小瓦。如何区别住家和铺面呢？很容易，住家的大门不管大小，都是两扇对开门。铺面则是用木板拼接，有四开的、六开的，最多是八开的。

站在北街口，向南，一条街，长200多步；向西，一条街，长300多步。但走进去，长长巷道，悠悠曲折，1000步怕也是还踩不到头。不过，那不能算街，是连街的住户。这些住户里有一个老街最高大的店——大合作社，专卖各色布匹和脸盆水瓶之类日用品。

往南，有一个南街口，东为进口，西是铺面，得走上一阵子，背心上渗点碎汗的那种。街南、北、西三面一层一层扩展开去，围成方圆两公里的村落。如果从横切平面看，老街的位置像一把扇面的轴心。

街区大大小小住了百来户人家，用于生意的铺面只有十几家。这十几家，有烟、酒、百货、杂货、典当行、餐饮、澡堂、铁匠铺、布店、裁缝店……当年的生产生活所需，麻雀虽小，可是啥都不能缺的。

也不知是谁定下的规矩，老街双日逢集。单日街上特别冷清，不管是四开，还是六开八开，最多只拆开两块拼板，用于出入。逢集日，一大清早，所有铺子门板全部拆开来。买的、卖的，来来去去，进进出出的，挨挨挤挤，喧喧闹闹。

也有不买也不卖的，只来回转一转，看一看。见到老乡邻、老面孔，打个招呼，拉拉呱，一声声亲昵着，其实也就是几次集子没见上，顶多十天半月，哪能那么热情呢？倒也想起平时，街上的人稀稀落落，但比起乡下，还是有人气得多。

除了店里的百货，周边村民也把自己地里种的，一古脑地兜了过来，什么米、黄豆、绿豆、花生呀，家里养的鸡鸭鹅，积攒的鸡鸭鹅蛋拿去卖，换些盐、酱油、煤油、针头线脑之类的日用品。好在是自家产的，价钱也不贵，碰到故交旧友，甚至拱手相送，全没有那种讨讨争争的场面。偶尔弄个半红脸，也一定是双方推来推去的谦让。来买农产品的大都是没有地的公家人，像供销社、医院、粮站这些国营集体单位，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熟了以后，有的自然成了老主顾。

常常有卖不出去的，又原封不动地带回家。有时，碰到“收货”的贩子，就像偶尔得了一颗糖一样幸运了。老街人叫收货的为“贩子”，收米的叫“米贩子”，收雞的叫“鸡贩子”。“贩子”从老街便宜买去，再去十里以外的大集市卖，小本生意赚取差价。来了哪种“贩子”，哪样农产品必成了紧俏品。收的时候也看“货”成色。好在，老街上的人心眼实诚，拿到街上卖的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不好的都留着自己家里吃。

即使是这样，因为街小，那些“贩子”一个月只来一趟两趟。时间长了，倒让这些乡民心里挺惦记的。

2

晨光起，天色亮，一踏入街北巷口，就有袅袅的油香绕鼻。

街北，左边第一家是住户，第二家是油条店，是老街唯一一家早点兼饭店。店很简陋，却使每一个去老街的人流连忘返。

店里炸油条，也蒸馒头，但只有油条卖得特好，一斤面粉十来根油条，逢集日，十斤面粉很轻松地就卖出去了，馒头却很少有人问津。农家面粉，枯枝柴火，自家地里长的，哪能不香？想吃馒头，从油条店里要块“面头”自己在家也能蒸出香软蓬松的馒头。

至于饭店，有时，一个月来个三两回外地人，也只粗茶淡饭，图个肚子饱。来客多是街上人家亲戚，主人图面子，才到饭店。店里灶火“呼呼”生风，店师傅炒几个家常菜，主人和客人你来我往，喝上半天酒。即使这样，能请客人到店里的，都会听见路人稍不注意闹出的咂咂声响，弄不好成了村口一连多少日子的炫耀。到了自家来了客人，好歹也拼个脸面，请客人去饭店嘬上一顿，出来时红光满面，豪声大气的嚷，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油条店有两间铺面，一间整面墙的门，一间半截墙的窗。天才刚露一点亮色，门就“吱吱呀呀”开了。一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身着白大褂，虽然油污斑驳，却洗得干干净净的。他不急不忙地拆门板，一块一块，搬到后院，再拆窗户板。

人们往老街聚集而来，走过的，路过的，探头向店里张望。迎窗口一口大油锅，油锅后面一块两张大桌面大的案板，一个膀阔腰圆的老师傅很投入地忙碌。他个头不过一米七，肚子跟箩筐一般粗，胸前一块肚兜样的大围裙撑得老高，胳膊又粗又短，手背如发酵过的大馍。

大人们说，他是让油给熏的。

老师傅和小伙子是一对父子，但从他俩身材和面貌上看，很难扯到一起去。

揉面、扑面、搓面、拍面、切面……油锅里沸腾的油等不及了，鱼眼一样冒着热气，老师傅从案板上抓起一根切好的面条，又捏起一根，两条相叠，一条小木条轻轻一按，拎起轻巧地一扭，转身扔进油锅里。一整套动作，老道熟练，连贯有序，且一招一式干净利落。

一根扭扭面下锅，另一根已经操在手中了。就这样，扔了十根，老师傅停下手。油锅里翻滚着，伴着“滋滋滋”声，扭扭面从油里慢慢浮了上来，一点点膨胀，扭曲的身体涨大了足足有五倍，仿佛在油里扎了一个猛子，再一现身就长胖了，染上灿灿的黄，变成一根大油条。

老师傅站在油锅前，看起来有些漫不经心，眼皮忽上忽下。一会儿，瞅一眼油锅里的油条，一会儿，瞟一眼街上的来人，搭上一两句俏皮话。

炸油条的香味飘得很远，很远……到街上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走到窗口前，脚步好像都重了。大人们算是有自制的，一步一步，如蹚水；孩子们脚底下像抹了强力胶，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就如镶进那胖胖的油条上似的，嘴里不住地咽口水，任大人怎么拉，就是挪不动步。

油条店中央有两张大桌，是农家里最普通的大桌，四方摆着长板凳。去店里吃油条的都是工夫闲的人。他们上街，基本不买也不卖，专为吃油条。一来就钻进店里，坐在大桌边，跷起二郎腿。店小伙送来两根油条，再拎起大茶壶，倒一盏茶，双手递过去，放在来者面前。来者不紧不慢，吃油条品茶，边看着街上来往的人。

茶是大碗茶，油条是最正宗的老手艺，人是老面孔，话不过是家长里短，春种秋收，天气寒凉炎热。

如烟的话儿，散在空中，又落下来，淌成了一地的河，流淌在老街，似乎从来没有潮湿过一回似的。

有时，母亲也会买油条，但她从来不舍得吃，而是放进篮子里，用毛巾严严地盖着，带回家里给我们吃。

那时，家里大人上街回家，孩子们老远就迎上去，掏一掏荷包，翻一翻篮子，如果能得到糖或者油条，心里美滋滋的，好几天里碰到了树桩，都想着得瑟几句。

3

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一趟老街，置买日常用品。

前一晚上，母亲从房间里搬出一个瓷花坛，里面装着平时积攒的鸡蛋。母亲一个一个拿出来，再一个一个很小心地码在竹篮子里。母亲每做这些活时，我都待在旁边，嘴巴咂巴咂帮着数数，手忙不跌地帮着比较大小。我知道，母亲第二天要上街。

时间长了，我发现，母亲每次码的时候都很有技巧，她先把大一点的鸡蛋挑出来，小一些的放篮子底下，挑出来的大的放篮子上面，再盖一条干净的毛巾。母亲忙完了，我就跟在母亲后面，央求带我一道去。农忙时，母亲一口回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农闲时，母亲满口答应，并嘱咐我早点睡觉。

朝阳初升，田埂上，露珠在草尖上碎钻一般闪着灼目的光。脚踩上去，露珠滑落，湿了鞋，湿了裤管。到了街上，湿鞋踏着青石板，能清晰地听到“啪嗒啪嗒”的声响。

母亲随着熙攘的人群，走走停停，我跟在母亲后面，停停走走，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大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瞅瞅这个，摸摸那个。我特别喜欢看灰瓦青砖店铺里那一扇扇窗格。窗格的油漆斑驳暗淡，但窗格里透着的花纸却多彩艳丽。

百货商店生意是最好的。即使是诱人的油条店，也只是清早那一会儿，八点多后，街上人空了，油条店也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只有师徒两人。

百货商店与油条店斜对门，在街口转角处，门对油条店窗子。商店两间铺面，里面没划没分，却自然形成两个区域。靠门一边，一顺溜摆放着三口大缸。一缸酱油，一缸盐，一缸白酒。买酱油和酒，都是自带空瓶。那时，最精贵的是医院打吊水的瓶，售货员拿起缸边的漏斗，插入瓶口，再拿起特制的提子，扎进缸里，慢慢提上来，对准瓶口上的漏斗，提口微微一倾，倒入瓶内。售货员心里有杆秤，什么样的瓶装到哪儿，一秤，八九不离十。

秤盐简单些，商店里有手工糊的纸包，三面封口，盐装进去，敞口那面两角一折，再往折縫里一塞就收了口。店后门那里，有一只大桶，里面装着煤油，虽然家家都装了电灯，但每家都备些煤油，预防着停电时用。

另一边，一排一米多高的柜台，透过柜台玻璃可以看到各种商品：有作业本、铅笔、橡皮等学生用品，有针头线脑之类的生活品。但吸引我们孩子们的是两分钱一块的硬糖，寸把长，深褐色，我们叫它“狗屎糖”，名字不雅，却特别甜，得到一颗，慢慢地吮，小半天时间，嘴到心里满满的都是甜。

踏进百货商店，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酒香味儿。喜欢喝酒的人，闻一闻就醉了。老街歪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平时，别人打牌聊天，他去商店。磨磨蹭蹭老半天，就为讨那一口酒香。对于不会饮酒的我，特别讨厌那味儿。母亲在商店里打酱油买盐，我捂着鼻子站在商店门槛外，眼睛直勾勾地看向对面的油条店。如果母亲买了糖，叫一声，来吃糖。我便一个闪跳，跑进店里，那时，什么讨厌的味儿都闻不到了。

售货的男人年近四十岁，每次母亲买了糖，他都拿着装糖的纸包，在高我头顶的空中，唬着脸，引逗道，不给，不给，糖是我家的。我伸出手，边叫着，给我，给我，边跳着脚去抓。他呢，不急不躁，糖包就在我头顶盘旋，我高，他高，我低，他低，就是抓不到。母亲见了，解围道，叫伯伯好，快叫伯伯好。我才不叫呢，母亲明明已经花了钱，还说糖是他家的，真是个坏人。

上小学时，发现他是我同桌的父亲。我们学校和老街所在村子只隔着一条机耕路，每次去商店买学习用品，同桌都陪着我一起去。他父亲也都是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有时，还拿糖给我和同桌吃，真是羡慕极了。如果我家也有这样的商店多好啊，那样，每天都有糖吃了。

后来，听同桌说，商店是公家的，他父亲只是拿工资的大集体工人，他们家里吃的酱油盐都要花钱买。

4

北街口向西，走过十来家住户，是布店和日用品店。那时，人们喊顺口了，叫什么来着？哦，“大合作社”。

大合作社坐北朝南，高大，气派，跳眼。屋顶两边有飞檐高高翘起，犹如两只飞燕轻盈展翅。迎街和其他店铺一样，一式的木板拼接，是墙，也当门。不过，因为铺面宽，自然显出不一样的气势。大合作社东西与住户相接，南北与住户相对。对于不熟悉老街的人来说，它有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余韵。

本地老一辈都知道，大合作社以前是本地大地主李家的，解放后充公。早先用于人民公社办公场所。后来，公社选址街北另建，这里改做了布店和日用品店。

店里豪华大气，带有几分古色古香。从东到西相当于农家五间屋的开间，迎面立着两个醒目的大红色柱子，粗壮，敦实，一个大人环抱不过来。墙面间隔镶着镂空雕花物件。店里从西往东，五分之四一排木板柜台，一米多高。柜台里，靠墙一排货架上，扎着一卷一卷的布，花花绿绿，密密匝匝，鲜艳多彩，惹亮每一个去店里人的眼。

卖布的人不固定，换来换去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子，杨柳细腰，一副弱不禁风的小女儿态，穿着打扮时尚潮流，是老街的一道风景线。来人了，口吻有点儿怯生生的，指定了一种花色，卖布的抱起一卷布，只听得柜台上“哐咚”一响。然后，那女子高高地站在柜台后面，一手扯布，一手翻动布卷，放布。

柜台上蓬松着一堆布，软软绵绵的，散发着清新的香气。女子一手拎着布角，一手拿着直尺，从布角顺着布边量，一尺，两尺，三尺……大人一件衣服六尺，小孩子三尺五尺……不等。量好了，布对折，边对齐，一只手紧紧捏住，一只手拿起剪刀在布上剪一个小口。然后，两只手各捏住一边，向两边一使劲，只听得“滋——”的一声脆响，像是谁吊起了嗓子，布的裂口像安了滑轮往前滑溜。两手交替往前，捏到裂口处，再向两边使劲……那姿势，怎么看都有些像《红楼梦》里的晴雯撕扇，既俏皮又俏美。

那些年轻女子还有一个技能，就是算盘打得特别娴熟。算账时，微低着头，嘴里轻轻念着，随着手在算盘上一阵“啪啦啪啦”響，一笔账就算出来了。不过，从春天到夏天，布店里生意都显得冷清。只有到了秋后，庄户人家卖了地里收的，家里养的鸡鸭猪羊，手头有了钱，布店才红火起来。

布店东边有一个区间，一间玻璃柜台，里面摆着碗、碟、盘子、茶缸、毛巾、手帕、脸盆之类。柜台后面坐着一位男售货员，四十多岁，很清闲，也很少说话，手里常常捧一本厚厚的旧书，好似很认真地读。

母亲很少光顾那边，不是家里不需要，而是碗、碟、茶缸、脸盆这些用品，一用好几年，连一条毛巾、一块小手帕，有时都要用上一两年。烂了，补一块补丁，直到实在不能用了，才换新的。因此，虽然摆设上也是花花绿绿的，但相对于卖布这边，要冷清很多。

乡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娶媳妇、嫁女儿这些大事，一般定在秋后，手头活儿闲了，新婚的被子、床单、衣服，水瓶、脸盆，摆宴席碗碟、茶缸，采办的采办，添置的添置，对于布店和日用品店，都是一笔大收入。

岁末年关，喜气氤氲老街，平常人家也要奢侈一次。有条件的，大人到小孩，大到棉衣、外套，小到内衣、短裤，都重新添置一新。

大年三十，里里外外换一套新衣。喜庆的气息，便如一阵春风，吹暖每一个角落。

5

裁缝店在老街南，坐南朝北，夹在一排农家屋里。

门面不作标记，不挂牌，但和老街里的其他店一样，迎街是木板拼接。

师傅姓张，大家都叫他张裁缝。平时，有人想去裁缝店做衣服，直接说，去张裁缝那里做。张裁缝既是师傅称号，又是店名。

进店，一切陈设都是农家式的。厨房、卧室、堂屋。厨房烧饭，卧室睡觉，堂屋东，板凳围着大桌，东山墙上挂一幅中堂画。中堂也是年年换，今天挂年年有余，明年挂富贵牡丹，后年挂松鹤延年。不同的是，堂屋显眼位置，一张裁衣服的大案板占据了小半间屋。案板后面，一台有些年月的缝纫机，一架摆放布的货架，一条挂着花花绿绿衣服的铁丝。

父亲说，张裁缝跟我家沾上亲，算起来，长我两个辈分，但印象里，我家难得去做一回衣服。

那时，乡间有上门做衣服的裁缝师傅。一般人家请裁缝师傅到家里做衣服，也是当时风俗。一天管三餐，工钱两块。手艺好的师傅有人赶着去学徒，师傅不带多，一般带一个，最多带两个。用师傅的话说，收了人家为徒，要让人家有饭吃，也就是有活做。

平日里，裁缝师傅跟乡里人一样，耕犁打耙，播粮撒种。一到冬闲，就被人家请了去。我们村子请的是邻村王师傅，村里人都看得上他的手艺活。

一早，王师傅带徒弟到了请他的人家。师傅站大桌边，量尺寸、裁剪布料，徒弟坐缝纫机前，踩动脚踏板，埋头做衣服。

王师傅到哪家做活，哪家像办大事。起上大早到老街，买菜、买肉、买烟、买酒、买早点。中午，还要邀请四邻，或亲朋好友作陪。

一天做下来，摸点黑，褂子、裤子、内衣、短裤，大大小小能做十四五件衣服。一般人家也就一天的活，人多的，也有做两三天的，一年的衣服都有了。

张裁缝店里做衣服无需这样的排场。扯一块布料到店里，现场量尺寸。一件衣服根据大小款式，工钱三毛、五毛、八毛、一块不等，谈好工钱，也不用提前付，到约定时间，衣服做好了，上身试穿，合适，付钱，拿衣服走人。

裁缝做的衣服，多半宽松肥大。孩子们穿上，一个个嘟着嘴，嫌难看。大人们却喜笑颜开，直夸师傅做得好。因为这样，可以多穿些时日。偶而也有撒泼的女孩子，隔壁家的晓花，做了一件春秋衫，晓花穿在身上，又肥又大，像戏台上跑龙套的，她甩了甩衣袖，顺势往地上一倒，打滚哭闹，说什么也不要。弄得张裁缝很没趣。晓花妈妈真有办法，去油条店，买来一根热气腾腾的油条。晓花一见，麻溜地从地上爬起来，鼻涕眼泪没有擦，捧着油条，喜滋滋地走了。

张裁缝家祖传做衣服，自他爷爷时，就在老街开裁缝店。早些年裁缝店叫裁缝铺，张裁缝十四岁跟着父亲学裁缝。说到他的手艺功夫，用他自己的话说，衣服穿上身，就像站在身上一样，缝有缝，角有角，无形中人也显得精灵灵的。

我第一次去裁缝店是准备上学那一年夏天。事儿不大，却特别隆重，父亲和母亲一起带我去布店，扯了四尺白底大红花哔叽。其时，我只有八岁，人也瘦小，根本用不了四尺布。母亲说，做大一点，一来，长得快，二来，冬天可以做棉袄罩褂。

去裁缝店。张裁缝边给我量尺寸，边满面春风跟父亲聊着新闻趣事，母亲则拉着我配合张裁缝量尺寸，嘴里不住地提醒，做大点，孩子长得快。张裁缝一手尺头，另一手很随意地滑过皮尺，接着，轻轻一掐，手腕轻巧地一翻转，眼光直扫过去，尺寸就记在心里了。不时地，嘴里回应母亲，是啊，孩子就像地里的大白菜，一场雨冒一截，不过，也不能做太大了，太大了就没形了。

肩膀、衣袖、衣长、衣围，一一量好了，张裁缝转身到案板前，拿过一本翻卷的小本子，记上尺寸，就等着拿衣服了。

因为沾亲带故，我家的衣服做得快，工钱也便宜些。三毛、五毛的，收两毛五、四毛五，八毛、一块的，收七毛、九毛。少个五分一毛，母亲总会记着，下次去老街，顺便带一些新鲜蔬菜送给张裁缝，算是还了一份情。

【作者简介】杨丽琴，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短篇小说》《作家天地》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