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雯

摘要：近年来，以特朗普政府发起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事件，再加上新冠肺炎在全球肆意蔓延，各国“闭关锁国”政策有回升趋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也逐渐成为国内外热门话题。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和出口行为影响的角度出发，将对企业进出口行为所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研究各细化为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对国内外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得出以下结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有利于进出口企业的发展；积极参与双边、多边贸易协定有利于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促进贸易产业的发展。本文有助于加深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了解。

关键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企业进出口；多边贸易协定

一、引言

贸易最初源于交换，交换使得双方效用都得到提升。随着各国间商品、劳务贸易的发展和货币流动，各国之间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然而，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除美国外，各国经济也都遭到重创，这一惨重事实使人们重新思考自由贸易的利与弊。近年来，以特朗普政府发起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事件，再加上新冠肺炎在全球肆意蔓延，各国“闭关锁国”政策更有回升趋势。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特朗普政府将中美贸易逆差说成是美国制造业萎缩的主要缘由，并借此提高关税、打压中国企业，最终遭到许多美国企业的集体反对，并且有许多学者也对特朗普的行为做出了消极的评价，认为特朗普实则在损害美国的利益，是将贸易理解为零和博弈的误解，是所谓的单边主义，不遵守世贸规则的流氓行为。

根据Ahir et al.（2019）[1]编制的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所绘制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折线图（如图1），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明显得提高了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美作为两个世界大国，双方关系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尤为巨大（Tam，2018）[2]。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逐渐加深，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也不断攀高。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2016年第三季度时只有3.02，到了2016年第四季度就骤增为14.29，而2015年第四季度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只有1.29，同比上升1007%左右，也许有某部分原因是美国总统选举，但在2009年奥巴马上台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没有多大的波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明特朗普上台对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消极影响。在2019年第二季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高达107.93，届时正值中美决定就关税问题重新谈判之时，而在当年的第四季度，中美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高达174.34。

此外，图2描绘了我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变化情况，该指数由Baker.et al.等人（2016）[3]编制，原数据为月度数据，为了简化表格，本文对其进行算数平均处理。由该图可以发现，总体上看我国在2001年至2008年之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可以解释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在2008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大幅上涨可以解释为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8年到2016年期间，我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没有太多的波动。而2016年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呈指数型上涨趋势，这可以由2016年英国脱欧事件、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及2018年美国发起中美贸易战来解释。有多位学者表明特朗普上台引起了世界各国对未来贸易进程的担忧。（Joseph E，2018；He，2020）[4][5]。2020年，新冠肺炎的肆虐，引起了全球人民的极度重视。由于该病毒传染性极强，能够通过人与人传播，因此各国对跨境人口流动做出一定的政策限制，如限制航班的次数，限制人流量等等。此外，许多海关也被暂时关闭来防止病毒的跨境傳播，这对贸易行业影响重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因此增加。

从这两个图来看，全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趋势与我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这个事实一方面可以由我国属于世界进出口大国来解释，我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影响着我国进出口企业的一举一动，进而可以影响到国际市场；另一方面，贸易是涉及双边乃至多边的交易行为。根据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任何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任何一个国家贸易政策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贸易对象国家的贸易政策，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牺牲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使他国获利。在某种意义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于贸易行业而言，意味着贸易风险的增加，这使得进出口企业的前景越来越难以预测。大多数企业都是风险规避者，企业进入贸易行业的期望会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而降低，期望降低又会抑制企业投资进出口行业的行为，同时也会增加原来的一部分进出口企业退出贸易市场的行为，而这就会进一步抑制贸易业的发展，不利于经济发展。根据贸易双赢本质，这又会降低社会各界的福利水平。

从以上分析可知，当下对于各国进出口企业而言，都属于比较困难的时期，因此，本文打算对国内外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出口行为造成的影响进行文献梳理，按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含义、国内外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口行为影响、国内外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行为影响以及结论与启示来展开讨论，帮助政府和国家以及进出口企业和其关联企业更好地了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影响，以便能够更好更快得做好应对措施，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塑造有利的贸易环境，稳定和促进贸易行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余智（2019）[6]、龚联梅与钱学锋（2018）[7]等人也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做过文献梳理。本文与上述文章的梳理角度不同，本文将贸易过程细分为进口和出口，从TPU对企业进口和出口行为影响进行综述，而上述文章分别是从研究对象、研究进展来论述。此外，本文补充了上述文章没有提及的文献。

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概念

不确定性完整的概念最早是由Knight1921年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提出的，指的是随机事件的发生概率和结果都是未知的，有点类似于“无法确定”、“含糊不定”，完全无法掌控的情形。贸易政策是指与贸易活动有关的方针政策。国家为了实现贸易行业的稳定和发展目标，会对贸易行业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曹馨月（2018）[8]认为政府在制定以及出台贸易政策时，信息披露的不完全性以及信息同步的不可能性使得贸易政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贸易政策制定、变更以及实施过程中都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由贸易政策变化所引起的，且无法确定的影响则称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可简写为TPU。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概念很容易理解，鉴于其对企业进出口行为影响的广泛性以及深远性，本文核心部分主要对这方面文献进行梳理，并提出本人的一些拙见。

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进口

直接参与贸易交易过程的企业，其进出口行为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重要因素之一。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都属于国家经济政策，一国经济政策之间不可能绝对独立，货币政策变动影响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早在2013年，Laganà等人就以中美两国为研究对象，探究了货币政策变动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发现美国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可以促进对中国的商品进口[9]。近有许家云（2020）[10]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考察美国货币政策变动对我国制造业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

可见，美元世界货币的身份，牵动着全球贸易交易行为。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会通过贸易渠道传递给我国宏观经济，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美国一直秉承单边原则，推崇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中央银行极有可能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来使美元升值，降低进口需求以及减少出口，减少美元流出，虽然在现在这经济疲软时期是可能性很小的事情。

（二）区域贸易协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进口

贸易自由度越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低。区域贸易协定有利于提高贸易自由度，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一国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所引起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存在溢出效应，整个协定的参与者都能因此收益。举个例子，假设国家1和国家2签订了区域贸易协定A，这两个国家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国家1从国家2进口和出口到国家2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同样，国家2从国家1进口和出口到国家1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都降低了，可见，在协定A里共有4个渠道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都降低了。如果共有3个国家签订了，则共有12个渠道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都降低了。通常，区域贸易协定签订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作用都会被低估。虽然对于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准确测算仍是个难题，但有许多学者考察了整体效益。

毛其淋（2020）[11]基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倍差法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增加进口产品种类和集约边际扩张来扩大企业进口规模。孙林（2019）[12]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发现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签订提高了中国进口商品的质量。2016年，Pierce[13]等人发现中国加入WTO后，不仅中国出口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下降，使得美国从中国进口增加，而这同时也提高了美国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TPU下降时，不仅进口商品种类增加，进口商品质量也会提高，而且，关税约束的存在也会促进更多企业进行进口行为，这意味着有更多人和企业能够享受贸易所带来的利益，社会福利因此而提高（Michele，2019）[14]。而TPU上升时，贸易壁垒增加，贸易壁垒增加可能会提高国内进口产品的价格，降低消费者福利。此外，贸易壁垒上升还会增加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不利于国内生产者（Steinberg，2020）[15]。

由此可見，特朗普上台后对逆全球化所做的一切，设立高额关税，退出区域贸易协定等行为，大大增加了各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但这不仅提高了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导致美国失去低价零件、加工品等进口途径，还提高美国高科技企业的生产研发成本，这对美国科研事业的发展是个严重的阻碍（Stiglitz，2017）[4]。

（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间品进口

有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行为的研究还有一部分集中在中间品进口。加工贸易的发展，使得国际贸易更加碎片化，许多国家都避免不了对中间品的进口。郭晶（2019）[16]利用三年判断标准来衡量企业生存指标，发现进口中间品关税与企业生存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该关系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而加强。其实早在2014年，学术界就已经存在不确定性对进口中间品影响的研究。Novy（2014）[17]将企业投资看成中间品投资，构建中间品贸易模型，发现不确定性增加时，不仅企业库存减少，也会减少中间品的进口。只不过Novy当时所说的不确定性范围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范围大。除此之外，江秋怡（2019）[18]、徐阳（2017）[19]和余淼杰（2016）[20]等人都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间品进口影响进行了研究。

中间品质量的提高和价格的降低，有利于进口国产品生产。良好的贸易环境有利于中间品的跨国运输，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减小交易风险，提升全球价值链价值。

因此，各国政府有必要且有责任投身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控制计划中来，利用好市场上“看不见手”。虽然除了美联储，其他国家无法决定美国货币政策，但各国可以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共同打压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坚定地走全球化道路，提高各国福利水平，促进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四、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行为影响更多的集中在对出口行为影响的研究，下面将按照三个部分对这个问题进行文献梳理，分别是：区域贸易协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信号传递机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以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其他研究，其中第一部分组成了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一大块。

（一）区域贸易协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

根据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应集中力量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作为出口核心产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影响企业出口行为（Handley等，2015）[2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提高贸易壁垒，进而减少出口产品的需求（Steinberg，2020）[15]。

最开始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源于关税变动的不确定。Crowley（2018）[22]发现未来关税税率上升的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可能性，认为如果不存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国企业每年进入贸易市场的速度将会提高2%。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规定最高关税，缩小关税波动范围，降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区域贸易成交额。中国加入WTO后，获得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消除可能失去最优关税的威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出口总量大大增加。Groppo（2014）[23]利用WTO各成员国数据，发现加入WTO可以消除关税上浮的可能性，降低关税波动范围，减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大幅增加可能性的降低是我国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这其中也有学者持不同态度，如王璐航（2019）[24]等人在控制出口配额等异质性后再检验发现，我国加入WTO的出口激增与关税波动可能性降低没有显著关系。Baley（2020）[25]认为不确定性究竟增加还是减少商品的出口取决去偏好。支持前一观点的学者占绝大部分，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加入WTO可以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进入出口市场（Handley，2014）[26]。也有学者研究中国加入WTO后出口激增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中国加入WTO后，成為国际出口市场的主力军，改变了国际出口市场的结构，促使低价高质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高价低质的企业退出出口市场（Feng等，2017）[27]。Mary（2020）[28]研究了美国制造业产品价格所受的影响，发现，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产品价格显著下降，还发现除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低价外，其它国家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也降低了。此外，也有学者探究了WTO的存在对全球的好处。如Handley（2017）[29]认为美国加入WTO可以降低贸易战的威胁。

除了WTO外，还有许多学者以其他的区域贸易协定为研究背景，考察区域贸易协定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缓解作用以及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钱学锋（2017）[30]利用2005年和2010年的关税和贸易数据，基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实证研究发现，这两个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显著降低了中国面临的TPU，且通过反事实模拟得出，中国加入这两个区域贸易协定后，制造业出口分别增加了3.86%和16.28%。此外，这篇文章还得出，美国退出TPP后，该协定的签订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促进作用更强。孙林（2020）[31]认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助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进而可以促进出口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他们还研究了TPU下降促进出口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论机制，发现TPU下降主要通过增强出口企业“学习效应”，提高企业生产水平，进而加快出口企业进行对外投资。

也有学者研究了一国退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给一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如Steinberg（2019）[32]认为英国脱欧，可能会因劳动力直接转移的限制使英国国内劳动力生产率下降，不利于出口企业产品生产。Robinson（2018）[33]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美国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各种可能性威胁，推测从长期来看美国贸易在全球会更加孤立，其实际出口量无论是对北美贸易协定还是非北美贸易协定都会下降，而墨西哥和加拿大虽然总体出口减少了，但对非北美贸易自由协定的国家出口增加了。此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崩溃都会减少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福利水平（Steinberg，2018）[34]。

由此可见，学术界公认的是，加入区域贸易协定对一国而言，更多的是从中获得利益。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兴起的今日，各国政府应努力构建和谐高效的自由贸易区，维护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减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贸易效率，提升社会福利，促进各国经济持续健康得发展，更好地面对逆全球化挑战（Pangestu，2018）[35]。

（二）信号传递机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够给出口企业传递贸易环境良好的信息。周定根（2019）[36]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传递机制，发现TPU可以通过信号传递机制给市场传递企业进行国际贸易时违约风险下降以及政府市场化决心的信号，减少贸易方的担忧，同时还可以给贷款机构传递正向信息，提高贷款机构贷款意愿，降低企业贷款成本，有助于企业融资贷款，提高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机会。融资约束会通过降低中间投入规模和研发投资来降低核心产品的出口（魏浩，2020）[37]。TPU下降使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有更多的可借贷资金，用以核心产品出口的资金运转。此外，TPU下降导致国际市场环境变好，出口企业间会形成再分配效应，使企业的出口结构发生变化，企业会集中出口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这同时也加速了非核心出口产品退出市场的速度，进一步促进产品结构升级。

因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可带来一系列“红利”，国家和政府更应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控制在合理、可预测的范围内，给社会各界传递良好信号，使市场这看不见的手更好地发挥推动作用。

（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其他研究

在其他TPU对出口行为研究中，有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扩大企业出口（汪亚楠，王海成，2020；魏悦羚，张洪胜，2019）[38][39]，也有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够促进出口企业创新（佟家栋，李胜旗，2015）[40]。除此之外，周丽（2018）[41]发现TPU会通过“优胜劣汰”机制来抑制出口企业绩效。王江齐（2020）[42]则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产品多样性的关系，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减少了企业平均出口额和出口产品多样性。还有李敬子，刘月（2019）[43]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发现TPU上升会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减少企业出口，增加企业融资约束三种渠道来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资。

有的研究不止考察本国TPU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如Tam（2018）[2]认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全球贸易交易量，尤其是美国的TPU。由于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出口企业对国外的TPU更加敏感（He，2020）[5]。贸易使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此外，还有学者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存在滞后性，即过去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到现在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有学者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的共同作用（杨德云，邢梦昆，2019）[44]，这都给我们今后考察TPU对企业进出口行为影响提供了新思路。

五、结论与启示

在逆全球化趋势逐渐回升的今天，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话题热题日益升温。国际贸易是将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溢出风险传递给各个经济体的重要途径。本文从进出口角度出发，梳理了部分国内外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的文章，希望能够对社会各界加深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了解有小小的帮助。由于本人能力有限以及时间问题，未能将学术界已发表的所有TPU文献全部一一梳理，这也是我们日后会继续努力的方向。

关于进口行为方面，有学者认为美国货币政策变动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美国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有利于企业进口。大多数学者认为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有助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由于关税的减免以及不确定性的下降，进口商品价格下降的同时其商品质量却得到提升，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企业会扩大进口规模。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也会抑制中间品的进口，不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

關于出口行为方面，同进口一样，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有助于企业降低出口成本，扩大企业出口。虽然也有少数学者不赞成这个观点，但大部分学者都持赞成态度。也有学者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信号传递机制。此外，有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够促进出口企业创新、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以及增加出口产品多样性等。这也就意味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够提高进出口企业利润、促进贸易行业的发展。

对TPU影响进出口行为文献进行梳理后，得出结论如下：（1）无论进口还是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都会给企业带来积极影响。（2）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有助于降低进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此，本文得到如下启示：（1）国家和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要考虑贸易政策变化给社会各界带来的影响，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要最大程度地保证信息保持透明性以及贸易政策的稳定性，避免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的信息极度不对称以及贸易政策的“断崖式”变化。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进行网络直播，或者贸易政策制定会议结束后立即对会议内容进行披露，同时保证披露内容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贸易政策“断崖式”变化，属于惯性难题。国家和政府在重新调整贸易政策时，要尽可能保证新的贸易政策与以往贸易政策的“粘性”，避免变化过大，调整过多。（2）各国应积极参与双边以及多边贸易协定，秉承贸易共赢的理念，这也是我国一直以来重视、相信以及实践的理念。实践证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美国单边挑起贸易战，无视自由贸易原则，是缺失大国担当，是将贸易看成零和博弈的错误做法。长期以往，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只会越来越孤立无援，美国说的话就会像“狼来了”一样，没有国家愿意相信。虽说一个国家硬实力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软实力同样也是其他国家考虑与其进行外交的参考因素。因此世界各国今后应继续秉承这个信念，相信只有“共商、共建、共享”才能实现“共赢”，继续推进区域贸易协定的建立，走向自由贸易。

参考文献：

[1] Ahir H，NBloom，DFurceri.The World Uncertainty Index[R].SIEPR Working Paper No. 19027，2019.

[2] Tam.Global trade flows and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J].Applied Economics，2018，34- 35（50）： 3718- 3734.

[3] Baker S R，NBloom，Steven JDavis.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6，131 （4）：1593-1636.

[4] Stiglitz J E.Trump and Globalization [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18，40（3）：515- 528.

[5] He F， B Lucey， ZWang.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ts impact on the stock market - evidence from China- US trade conflict[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0. 101753.

[6]余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动态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9（05）：162- 174.

[7]龚联梅，钱学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与经验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8（06）：106- 116.

[8]曹馨月.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产品创新[D].暨南大学， 2018.

[9] LaganàG， PM Sgro. North American trade and US monetary policy[J]. Economic Modelling ，2013， 30：698- 705.

[10]许家云.美国货币政策变动与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口：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20（02）：142- 156.

[11]毛其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中国企业进口？[J].经济研究，2020，55（02）：148- 164.

[12]孙林，胡玲菲，方巧云.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提升中国进口食品质量了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J].国际贸易问题，2019（05）：54- 68.

[13] Pierce JR， Schott PK.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employment[J].AmericanEconomicReview， 2016，106：1632- 1662.

[14] Michele I.Im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9：806- 826.

[15] Steinberg J B.Comment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by Dario Caldara， Matteo Iacoviello，Patrick Molligo， Andrea Prestipino， and Andrea Raffo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20，109：60- 64.

[16]郭晶，周玲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关税变动与企业生存[J].国际贸易问题，2019，（5）：22- 40.

[17] NovyD，AMTaylor.Trade and uncertainty [R]，NBER Working Papers，2014，No.19941.

[18]江秋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间品贸易与企业生产率[D].浙江工商大学，2019.

[19]徐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7.

[20]余淼杰，李乐融.贸易自由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海关产品层面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6，15（03）：1011- 1028.

[21] HandleyK ， N Lim？o.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policy uncertainty： the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5： 189- 222.

[22] Crowley M，N Meng，HSong.Tariff scare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 by Chinese firms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8， 114： 96- 115.

[23] Groppo V， Piermartini R.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the WTO[R].WTO Staff Working Paper， 2014， No.1437.

[24]王璐航，首陈霄.中国入世与出口增长：关于关税不确定性影响的再检验[J].经济学（季刊），2019，18（02）：721- 748.

[25] BaleyI，Veldkamp L， Waugh M.Can global uncertainty promote internationaltrade？ [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 2020，126.

[26] Handley K.Ex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4，94：50- 66.

[27] Feng L， Z Li， D L. Swenson.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2017， 106：20- 36.

[28] Mary A.How did China’s WTO entry affect U.S. pric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0，126.

[29] HandleyK， N Lim？o.Policy uncertainty， trade and welfare：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107： 2731- 2783.

[30]钱学锋，龚联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区域贸易协定与中国制造业出口[J].中国工业经济，2017（10）：81- 98.

[31]孫林，周科选.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选择———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J].国际经贸探索， 2020，36（08）：97- 112.

[32] Steinberg J B. Brexit and the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trade policyuncertainty[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 2019，175- 195.

[33] Robinson S，KThierfelder.NAFTA collapse， trade war and North American disengagement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18， 40（03）：614- 635.

[34] Steinberg JB.Th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NAFTA Termination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20， 53 （02）：821-865.

[35] Pangestu M， L Y Ing， G Hadiwidjaja.The Future of East Asia’s Trade： A Call for Better Globalization[J].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2018，13（2）：219- 238.

[36]周定根，杨晶晶，赖明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关税约束承诺与出口稳定性[J].世界经济，2019，42（1）：51- 75.

[37]魏浩，张宇鹏.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J].世界经济，2020，43（6）：146- 170.

[38]汪亚楠，王海成，苏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产品出口的数量、质量效应———基于自由贸易协定的政策背景[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35（1）：111- 119.

[39]魏悦羚，张洪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与企业生产率- -基于PNTR的经验分析[J].经济科学，2019，（1）：57- 68.

[40]佟家栋，李胜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5，（6）：25- 32.

[41]周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绩效影响研究[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8.

[42]王江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多样性的影响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20.

[43]李敬子，刘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研发投资：来自中国企业的经验证据[J].产業经济研究，2019，（6）：1- 13.

[44]杨德云，邢梦昆.经济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9，39（11）：55-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