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防控疫情中的个体化时代与社会风险探讨

2021-02-09谢爱华林滨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1年5期

谢爱华林滨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和蔓延凸显了全球风险社会中个体孤独无助的生存景象、社会“脆弱性”以及治理滞后所带来的弊端。推动全球风险社会中个体与社会的良序发展应从重构个体与社会的有机连接、跨域风险的全球治理及整体性协同治理等方面共同推进。

关键词：个体化；风险社会；共同体；现代化治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教育基地重大项目“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社会意识整合”（14JJD720020）；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中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机制研究”（20BDJ028）；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个体化进程的中国社会研究》（2018GZMZGJ16）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来袭和迅猛传播让整个世界猝不及防，完全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不少国家和地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重危害，纷纷采取紧急叫停聚集性活动、封城、隔离等等措施进行防控，给个体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亟待建构个体与社会共同应对风险社会的有效机制。

一、风险社会的孤独个体

新冠病毒性肺炎疫情以其极端迅猛的方式凸显了风险社会中流动风险对个体的生存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影响，脱域个体在流动风险中的孤独无助是个体化和风险社会交织叠加共同导致的人的生存景象。

（一）流动的风险

新冠肺炎由于其病毒流动性和较强的传播性，导致病毒随着人员的流动、物资的流动而迅速地传播流动，呈现非常强的扩散性和全球性，已经由个体风险、区域风险演变国家风险乃至全球风险。在中国新冠肺炎已经导致十万多人感染，四千八百多人失去生命。目前在中国之外的215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接近一亿两千八百多万例确诊病例，死亡二百八十万多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快速上升。新冠肺炎这一“行走的病毒”已经成为蔓延全球的大流行病，造成了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其快速、猛烈的、无情的方式再次向世界宣告：全球化与风险社会交织同行。

全球化和风险社会是流动现代性的基本表征，即现代社会是流动的现代性、个体化和风险社会的交织叠加。齐格蒙特·鲍曼也是用流动来诠释现代性和个体化的，“从现代性的萌芽时期起，难道它不一直是‘流动性的’吗？”[1]流动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也是现代人生存发展的时代境遇。流动的现代性催生了全球化，而“全球化的纵深发展，资本、商品、人等所有要素在世界跨区域的自由流动，加之信息高速公路的无界限地连接，整个世界都呈现流动不止的状态。”[2]在鲍曼看来，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人以及社会的存在方式均由稳固性到流动性的转变，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流动易变，动荡不安，现代人处于“无尽的“游牧”状态。对此，鲍曼指出，由于资本与地域空间的分离，劳动力的分离，加之科学技术的进步更加进一步推动了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和逃逸，在这一阶段，人、物质生产要素、知识、生产和生活资料要素因为在非确定的维度和路径，加之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全球化跨时空的自由流动的境遇中，这些知识理性和科学理性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破坏会在这超时空的流通中不断扩大，而导致由地域的风险衍生为世界的风险，即风险社会的形成。

“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移动着。”[3]随着流动的现代性的不断深化所带来的科技、生产要素以及人员的全球流动；风险社会的风险不仅已经超越了狭隘的地域限制、超越民族和国家向全球蔓延，其影响难以控制，损失亦难以计算；而且有可能在各个领域都会造成人类混乱无序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危及整个人类安全、甚至可能会导致人类走向毁灭。正如新冠肺炎疫情，从风险影响的范围而言，它已经演化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全球风险，是目前整个人类最急迫解决的风险；从影响的内容而言，它不仅给整个人类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给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安全、全球秩序均帶来了尚未估计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传染病随着全球化发展，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已成为全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挑战。“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全球传染的时代”[4]在全球化和风险社会交织同行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地区或者个体是可以置身之外的，正如网络流行语“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能独善其身。”

（二）孤独的个体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网络流行的这句句话语，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人的孤独和无助刻画得入骨三分，令人唏嘘不已。孤独的个体随处可见，感染病毒后求医问药的无助身影、生活物资缺乏求助无果的身影、风险危机之下情感无处慰藉的孤单身影、信息真相缺失后的迷茫身影等等。

中国压缩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推动中国社会急剧、全面和整体性的社会转型，在城市，市场经济推动社会资源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资源配置，打破了国家作为资源获取的唯一通道，这也就打破了单位对国家的绝对依赖以及纵向科层联系。单位不再扮演“全能主义”的角色。加上住房保障制度的改革，货币分离体制终结了单位福利分房制度，终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国家—单位—个人”的“单位社会化”和“国家单位化”的社会结构，推动了“单位共同体”的解构。中国单位社会的解构带来大量的游离于单位之外的个人。当新冠疫情猛烈袭来的时候，脱域的个体找不到原来共同体的庇护和依靠，与单位制时代相比，往往无法有效地从单位共同体获取生活资源、医疗资源、情感慰藉等；而城市社区也往往难以建立较为迅速有效的医疗服务、物资供应服务等连接。因此，当风险扑面袭来的时候，只有孤单的自我和脆弱的家庭才是风险的主要承受者。此时，个体对风险的感受性会更加深切、所遭受的压力。“受灾人群的自救意识与复原能力低，几乎完全依靠外来力量的支持，甚至在灾后毫无作为，只能等政府、社会力量的援助。”[5]

可见，全球化风险社会中的重大突发公共风险危机中，仅仅依靠个体的力量是不足以抵御流动的风险危机以及进行危机后的重建的。在这次空前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及强大的社会动员的能力，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在较短的时间内集结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果断采取封城最大限度地切断传染源、建立隔离医院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科学措施；恢复疫区正常的医疗秩序、保障民生等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传播蔓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而言，国家与各级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干预是科学的有效的较为成功的。这对于突发公共危机下的孤独个体的救治和疫情控制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危机干预不能只寄希望于临时的紧急补救措施，而是要将危机干预和危机治理纳入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常规设置中，才能真正为个体构筑有效的风险抵御防线，才能避免危机下的孤独无助的个体的再次出现。

二、疫情下凸显的社会“脆弱性”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现代世界全球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6]关乎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危和全球秩序的稳定。

（一）被迫按下暂停键的社会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初，社会呈现暂时的失序，即日常生活失去了秩序。失序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新冠肺炎猛烈袭来涌现大量的病人，而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的缺失不能满足巨大的医疗需求，从而引发了医疗秩序的混乱。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医疗资源包括医疗队伍、医疗物品如床位、器械、药品，甚至是基本的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都出现了很大的空缺，这些空缺不仅给医护人员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最主要的是影响病人的救治速度和效果，也加快了疫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中国与世界众多国家受新冠疫情影响，被迫按下日常生活的紧急暂停键。由此，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灾害是一种彻底打乱人们的生活、使人们无法在固有的社会时空继续固有的生活体验的社会性现象，而引发灾害的各种原因也潜藏于社会过程自身之中。”[7]

“风险社会是一组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情境，其特点是不断增长的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的普遍逻辑，它要求当前的社会结构、制度和联系向一种包含更多复杂性、偶然性和断裂性的形态转变。”[8]不仅如此，“现代社会是一个传染的社会，是因为社会的密度增加，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不以每个人的意志為转移的瞬间即可感染的社会。”[9]全球化风险社会的风险不同于传统风险，它是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之下所产生的人为、潜在（即不被感知）、不确定的且带有系统性破坏的人类文明风险；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多样性、突发性、扩散性、不可控性以及关联性等特征。现代风险无论是对于国家、社会还是个人都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

新冠肺炎疫情中多国被迫按下暂停键的重要原因是各国政府相关部门及部分工作人员对现代风险的特征及潜在危害缺乏足够的警惕和理性认识，缺乏科学的危机识别和风险识别能力。所以，政府相关部门未能对新冠肺炎这一流行病可能造成的潜在的公共卫生危机、社会经济危机、社会安全危机等跨域公共危机作出理性的认识和预判；盲目乐观地消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传播，从而造成了巨大损失。例如，自2020年1月下旬全美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至今，美国政府对来自世卫组织、国内专家以及数据模型的警告充耳不闻，直到以疫情出现大爆发后才慌忙打出对策。目前美国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三千多万，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最多，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纵观全球抗疫的历程，中国政府的抗疫无疑是非常科学的和卓有成效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面对疫情的蔓延，强化了风险危机意识，集中力量进行科学研判，果断地采取一系有效措施进行隔离病毒、救治病患等、在较短的时间内坚决地遏制了国内疫情的蔓延传播，强有力地捍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二）脱域个体与社会“脆弱性”的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被迫按下紧急暂停键的社会景象正是对脱域个体的生存苦痛与社会脆弱性的典型表征。社会“脆弱性”是脱域个体与共同体疏离后张力失衡的体现。

在传染性极强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疫情的传染性使本来就处于分化的个体社会走向更为原子化，因为疫情的传染性使人们必须进行自觉的隔离和封闭，这种隔离和封闭有效地斩断了病毒传播的链条，对疫情起到了很好的防控作用，但是也使得个体之间、个体与社区之间的互动更加缺乏，社区和个体的各自封闭性更加凸显，社区的集体行动能力在减弱。这使得灾难中的弱势群体面临更大的生活困难，他们因为隔离而无法与外部世界建立有效的联系，他们的生活因此陷入更加的封闭和孤立的状态。传染性强的新冠肺炎疫情由于其危害，会进一步激发人们对自身的生命安全的焦虑，而可能对陌生的他者的健康的信任暂时搁置，从而进一步弱化了人际间的信任需求，加上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所提倡和要求的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将人际关系推至一种信任弱化与信任模糊的低信任状态，从而进一步加深了“陌生人社会”的人际间的信任焦虑、甚至会引起群体的信任焦虑和情感焦虑，这更加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离、社会连接的脆弱性。

所以，个体化造成的原子化个体与社会张力失衡的会直接导致个体社会的连接在减弱，社会凝聚度不够，社会共识难以形成，面对风险时社会决策力和行动力在减弱，并由于责任主体的缺失导致的个体碎片化与风险社会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造成乌里尔希·贝克所提出的“社会易受伤害性”，这样不仅对个体造成更大的二次伤害，更加凸显社会的脆弱性，从而影响全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当风险猛烈袭来的时候，缺乏社会联结的原子化个体成为这种“极不对称地强制性分配”下的风险的承接主体。但是由于个体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抗衡这种全球性、难以控制的流动风险，最后会演变成群体的风险和社会危机。新冠肺炎在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快速传播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决策和措施的失误而失去了最佳的控制疫情的时机，造成的结果就是感染人数不断上升，死亡人数不断刷新。正如吉登斯指出，“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10]。所以，要想维护利益化解风险需要重塑社会联结机制，即发展社会组织的力量来对抗风险社会的操纵者。

三、个体与社会应对全球风险的现代治理之道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传播和危害更加深刻地表明：全球化和风险社会时代，病毒和风险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于全球疫情之外，整个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

（一）重构个体与社会的有机连接

个体化与风险社会所造成的脱域个体与社会张力的失衡所带来的危害，要通过重构个体主体间性的交往，个体与社会的有机连接进行克服。

个体与社会的有机连接要通过共同体的构建来实现。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2]马克思用“社会关系”来指认人的现实本质，实际上在人的本质的意义上指明了共同体所承载的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性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不幸而脱离这种本质，远比脱离政治共同体更加广泛、更加难忍、更加可怕、更加矛盾重重”[13]共同体与个人的“共在”要求共同体要与个人实现“共生”，在这层意义上，现代个人的发展必须要在共同体的整体性统一性得到保证的条件下实现共同体的整体发展，因为一旦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共同体被“消解”掉，个人的发展就失去了保障，个人也无法成其为个人。所以，共同体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指向，也是风险社会实现个体与社会良序发展的客观要求。

风险社会中共同体的构建，从微观方面而言，共同体的构建从最为直接的自然的血缘、生产和情感共同体———家庭作为出发点，然后进行社区共同体的构建。社区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场域，对个体和家庭的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社区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社区共同体构建的短板和不足。传染性的新冠肺炎病毒更加凸显了社区的碎片化及社区治理的不到位等加剧了疫情危机之下人的生活困境和社区孤岛化。社区作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习近平曾强调：“全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同时社区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突破口。所以，疫情之后的社区治理要进行社区成员个体之间的连接、社区公共性以及社区文化的构建，以此来实现个体化社区的有效治理。

从宏观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更加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全球疫情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全球挑战。新冠肺炎的防控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凝聚共识，建立国际间合作的联防联控机制，推动完善全球的卫生治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新冠肺炎疫情将成为构建全球共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分界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全球化深度推进发展的时代，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时指出的，“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4]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的地球家园。”[15]

（二）跨域风险的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风险已经突破边疆国界的地理局限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界限，生活在“地球村”上的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一例外被卷入到全球风险境遇之中；而风险也在全球的流动、蔓延和演变中，将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和影响后果。可见，全球化风险社会的风险不同于传统风险，它是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之下所产生的人为、潜在（即不被感知）、不确定的且带有系统性破坏的人类文明风险；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多样性、突发性、扩散性、不可控性以及关联性等特征。现代风险无论是对于国家、社会还是个人都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全球风险所引发是突发性事件本身具有更多的复合、多变和衍生性，带来的结果具有更强的严重性和放大效应，成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文化认识）。”[16]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但其他国家的疫情正处于高发的阶段。所以，就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救治而言，没有全球治理的实践，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最后胜利。由此可见，风险治理和全球治理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国构建的风险治理要置于全球化的视野之内，推进风险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有机结合。因为全球化推动风险形式从区域性向世界性扩展，治理范围也必须相应变革，从本土性治理转向全球性治理，从民族国家的治理转向跨民族国家的治理。全球治理的视野和理念不仅包括对风险的全球性的认识，更是包括在治理风险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必须着眼于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治理国际社会危机，使国内社会危机治理与国际社会危机治理有机地连接起来；开展广泛而有效地国际交流与合作。所以，全球治理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共同应对世界风险社会显得尤为必要和意义重大。

在全球化和风险社会历程中，全球治理本着开放合作的态度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不进行排他性安排，不隔绝出任何孤岛，坚持并贯彻全球治理理念和机制的开放；以协同合作为动力，加强沟通与协调工作，“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17]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将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纳入其中，正是中国倡议转化成全球共识的最佳体现。

（三）中国社会整体性协同治理的现实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中国政府采取的封城、紧急集结的庞大救援队伍、物资调配、火神山、雷神山及方舱医院的迅速建立及投入使用等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中社会动员的能力。但是同时也暴露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诸多的缺陷。例如国家治理方面，地方政府在对疫情的研判的严重失策、相关部门的联动不协调、地方政府公务人员的不作为等。在社会治理方面、例如某省“红十字会”工作频繁失误、危机之下的社区治理帮扶不到位、环卫车和殡葬车运送生活用品等行为。这些现象均表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还存在很大问题亟须正视和解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既要立足当前迈克学精准答应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时间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改完善的完善，改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统。”实质这是明确了后疫情时代构建和完善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治理挑战和困境充分说明碎片化治理的不足和缺陷。面对急剧的社会转型和风险突变，我们必须要突破常态和正态思维，把那些常态思维设法排除掉的反常的、疾病的、变化的、风险的、预料不到的、潜在的所有人心和社会问题，都应该纳入一个整体的思考范围里。所以，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风险，第一、我国要树立整体性协同治理的理念，坚持多元价值整合和碎片化的理念整合，加强以公平、效率、效果和效益为主的核心理念体系的构建，以公民最大化需求为导向。第二、建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联合共治的现代治理体系；扩充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主体，将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和纳入总体治理体系之中，使政府、市场和社会在治理过程中协调一致，着力解决好各层级、跨机构和全社会协同一致、各司其职，坚持多方协同参与，共同实现中国风险社会的协同治理。第三、建立整体性的治理机制。我们要成立综合协调的常设的、独立的公共危机治理机构，加强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整合协调机制，提升政府跨域危机治理的整体能力。第四、建立整体性责任机制、落实责任主体和相关的工作职能，做到风险防控和治理的全覆盖。在具体的治理进程中，要以当代“中国问题”为切入点，全面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化解“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内生的种种潜在的、不为人知的现代风险；同时要自觉创新治理的手段，运用“大数据”“云”平台等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来分析和研判风险舆情，挖掘社会风险的协同治理资源、实现社会风险网络化统一管理。

总之，跨域风险的整合性协调治理最终要融入常态化的管理当中，需要加强以公平、效率、效果和效益为主的核心理念体系的构建，以公民最大化需求为导向；建立整体性的协调治理体系和格局。只有这样，当危机来临的时刻，我们才会有丰富的、沉稳的、有效的反应，并将这些准备彼此连带，发挥出协同的成效；从而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共治到善治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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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