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没有什么比把马克思与孔夫子两个人的画像放在一起更让人感到突兀的了。然而，当我们重温“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的古训之后，或许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这种违和感。

马克思与孔夫子，两者的关系看似简单，实则不然。他们一古一今、一东一西，关乎古今中外，其中大有深意在焉。

一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极为深刻的问题。对此，我们过去往往是看两者的差异多，而看它们的会通少。当然，这也符合人们对于两种学说及其关系加以体认的基本逻辑。一般地说，刚接触时往往是更多地看到“异”，当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后，则会愈益见到“同”或“通”。

例如，我们刚接触儒家和道家时，会感觉到两者的差异颇大，儒家看上去更倾向于积极入世，而道家似乎更倾向于消极遁世。但当我们对两家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体认之后，其感受就会大不一样。因为我们发现无论是儒还是道，在最高境界上所追求的无非都是自然而然，其差别仅仅在于对何谓自然的具体阐释有所不同罢了。

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和文化事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儒学这两种学说在实践层面上早已实现了接触与融汇，这本身就意味着二者总是存在着某种类似的理路，存在着某种同构性，这是它们会通之可能性的内在根据。无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之间在事实上的融合就既不可思议，也无法得出合理的解释。

相对地说，看差异比较容易，因为它不过是一个直观的事实，只要着眼于表象和知性判断就足够了。例如，两者存在着明显的距离：在时代性维度上，它们一为传统的、一为现代的，彼此判然有别，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在民族性维度上，它们一为中学、一为西学，彼此难以通约，存在着强烈的异质性。从实际的历史情境也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之进入中国并传播开来，恰恰是以“打倒孔家店”这一激进的反传统姿态为其时代背景和特定语境的，如此等等。

如果形式主义地看问题，就难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多少相似之处，更谈不上彼此在深层意义上的可通约性。

但是，要揭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会通何以可能，就不能如此简单地看问题，需要深入至两者的文化原型层面，亦即“元问题”层面，才能看清事情的原委和实质。

二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既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那么它就不是直观地存在着的，甚至表面看上去更多的是不相侔；这种内在的一致性，归根到底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并被表达，也只有通过反思性的把握才能被揭示出来。

我们过去谈论差别已经够多的了，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对这一不争的事实所作的解释却还相对欠缺。就此而言，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早就走在了理论认知和诠释的前面。现在，该是到了认真细致地考察这种融合在学理上的可能性的时候了。

从历史的实际进程看，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不仅相遇，而且一起建构并塑造了中国的现代史和当代史，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实践能力的明证”本身。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会通和融合方面，我们所面临的已不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而仅仅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因为实践和历史事实早已回答了前一个问题，后一个问题则有待于我们从理论上作出诠释、给出理由。

诚然，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儒学已经不可能作为我们今天的主导意识形态，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早就变更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也已经得到根本的重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从时代性的角度说，儒家的主导性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

就像毛泽东当年所指出的，孔夫子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圣人”。毛泽东还说过：“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塑造了我们国人的“中国性”。我们终究是作为“中国人”去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就此而言，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和代表，儒家思想又是一個不可剔除的重要变量。因此，儒学的“过时”，并不妨碍它依旧构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日益中国化的最重要的解释学背景。

而且，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的土壤中扎根、发芽、开花与结果，能够内在地“化”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部分，也无法回避要对于马克思与孔夫子之间的思想交集和融通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为了说明这个基本事实，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给出一种可能的答案。

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一文中论及“西学东渐”时曾说过：“……则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

此言不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倘若不能与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马克思所谓的“实践能力的明证”，保持其“理论的彻底性”和“物质的力量”。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而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而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

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它的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内在地提供学理上的可能性。本书只能就几个在笔者看来至关重要的方面略加阐释。

两个截然殊异的东西无法会通，而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须会通。因此，从学理上说，真正的会通只能发生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辩证关系之中。0D3DE16C-9FBA-455F-96AC-5F981696DC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