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东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万恭，字肃卿，号两溪，江西南昌人。正德十年(1515)生，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1](P5286)历任南京吏部主事、光禄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嘉靖四十二年(1563)以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隆庆六年(1572)任总理河道，对徐州地区的黄河治理有卓越的贡献。万历二年(1574)因遭弹劾而罢官，万历十九年(1592)去世，[2](P4653)敕葬于南昌进贤县鹤仙峰，[3](P626)天启元年(1621)追赠兵部尚书。[4](P752)清修《明史》本传评价其“强毅敏达，一时称才臣”。[5](P5873)

作为明朝中后期的重要人物，万恭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却并未得到当下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相对较少。20世纪30年代，梁方仲在日本查阅宫内厅藏万恭文集《洞阳子集》，并据之撰写了《跋〈洞阳子集〉——兼论明隆万间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简述万恭的生平与明代中后期江西的“一条鞭法”改革，[6](P269-282)称其文集“上至军国大计如赋役、漕运、粮储、军饷、盐法诸政务，下至江、浙、闽、粤、黔、豫等地之民生利弊、风土人情，靡不具述”，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梁方仲的这篇论文，是对万恭文集和生平进行考述的重要成果。[6])(P282)还有一些专著与论文探讨万恭的治河、水利思想和著作《治水筌蹄》。[7]

在《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常见目录书未曾提及的情况下，万恭的哪些著述已经亡佚，还有多少流传至今，有什么价值？除梁方仲的论文曾略微涉及外，这些问题一直无人探研，故综合古籍文献和今人论著，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不足之处，还请方家赐教。[8]

一、万恭文集考略

(一)明清目录书对万恭文集的著录

据笔者所见文献，最早收藏万恭《洞阳子集》的是明末浙江藏书家祁承，祁氏于浙江绍兴建造澹生堂(今不存)，所编《澹生堂藏书目》著录有“《洞阳子集》十八卷，二十册，万恭”。[9](P720)

清代藏书家、史学家对万恭的文集也多有著录，据文献列表1。

表1 清代目录书著录的万恭文集[10]

(二)现存万恭文集考述

据笔者所见资料，万恭文集现存有5个版本，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1. 日本宫内厅藏本

据梁方仲的论文，日本宫内厅藏《洞阳子集》(以下简称“宫本”)32卷，16册，明万历刻本，分四部分，《初集》18卷8册、《续集》7卷3册、《再续集》6卷4册、《三续集》1卷1册。值得注意的是，《三续集》收录了万历十五年(1587)的文章，[6](P269)由此可知，这部《洞阳子集》的刊刻不早于万历十五年。

“宫本”《洞阳子集》的《初集》,金学曾编，张克文校，《续集》由万恭门人陈启编，门人陈道州等校，《再续集》和《三续集》无编者，门人胡汝焕校。根据梁方仲的描述可知，该集刊刻后，被吴兴(今浙江湖州)收藏家茅佐卿所得，还印有日本枫山文库(即红叶山文库)的“秘阁图书之章”。[14]

据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此书于清代流入日本，由九州岛佐伯藩第八代藩主毛利高标所得，其孙毛利高翰于仁孝天皇文政十一年(1828)献给幕府，藏于枫山文库。幕府倒台后，明治十七年(1884)移交给日本政府的太政官文库(即内阁文库)，明治二十四年(1891)，又将其中的珍本移交宫内省图书寮，1949年更名为宫内厅书陵部。[15](P160)

2. 日本尊经阁藏本

据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日本尊经阁藏《洞阳子集》分四部分，《洞阳子集》18卷6册、《续洞阳子集》7卷2册、《再续洞阳子集》10卷4册、《洞阳子笺》4卷2册，明万历刻本，黄仁生已经对此书的版式与细节进行介绍，这里不再赘述。[15](P163-164)据中国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的影印本目录，其中的《洞阳子笺》4卷收录了万恭生前的书信，为其他版本所未见。[16]

3.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据《内阁文库图书目录》，该馆藏《洞阳子集》编号314-0055，分为两部分，《洞阳子集》18卷8册，《家集》2卷2册，明刻本。[17](P162)据内阁文库官网，这部《洞阳子集》的旧藏者为“高野山釈迦文院”(在日本本州岛和歌山县)。[18]

4. 中国江苏省南京图书馆藏本

根据南京图书馆官网提供的信息，该馆藏《洞阳子集》18卷6册，编号GJ/EB/117539，[19]为明万历元年金学曾、张克文刻本，与日本尊经阁藏《洞阳子集》同为于慎行叙，两者可能属于同一版本。[20](P517-518)

5. 中国浙江省图书馆藏本

清代中后期藏书家黄澄量，字式筌，号石泉，浙江余姚人，建有“浙东藏书第二楼”之称的五桂楼(在今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21](P674)藏书五万余卷。[22](P90)黄氏曾自编《明文类体》140册(未刊稿本)，[23](P716)其中有《洞阳子三续集》5卷，明刻本，属于“孤本稀见书”，[24]不见于前代各家图书目录记载。1956年，《明文类体》被调拨给浙江省图书馆，后经顾廷龙初步整理，[25](P210)现存138册，编号“善旧5874”，从书名和篇幅来看，可能是继《洞阳子集》《洞阳子续集》《洞阳子再续集》之后的又一部续编。

二、万恭奏议考略

除文集《洞阳子集》外，万恭还将奏议汇编成书。据邓以赞《兵部左侍郎两溪万公墓志铭》记载，万恭著“《京营奏议》《三关奏议》若干卷”，[26](P379)今人汪前进著《中国明代科技史》称：“……他(万恭)的著作还有《京营奏议》《漕河奏议》等。”[27](P92-93)对于这些奏议集，这一节分为三部分进行考述。

(一)《京营奏议》

《京营奏议》原书不存，邓以赞撰墓志提及，《(光绪)江西通志》著录。[28](P617)从现有文献来看，万恭任兵部右侍郎时，明军五军、神枢、神机三大营军务废弛，他上疏“列上选兵、议将、练兵车、火器诸事”，汇编成集，可能就是《京营奏议》。[26](P377)

(二)《漕河奏议》

《漕河奏议》原书不存，墓志未提及，各家目录书未著录，从书名来看，是万恭在总理河道任职时的奏议汇编。黄宗羲《明文海》卷79辑有万恭《漕河议》一篇，[29](P757)《明经世文编》卷351辑录《万少司马漕河奏议》7篇：① 《为阅分紧要堤工亟行修筑以保运道疏》；② 《建瓜洲闸疏》；③ 《酌议漕河合一事宜疏》；④ 《勘报淮河海口疏》；⑤ 《议复部臣经略江南河道疏》；⑥ 《创复诸闸以保运道疏》；⑦ 《创设宝应月河疏》。[30](P3772-3784)此外，万恭关于河防、水利的多篇奏议，还散见于《明神宗实录》等史籍。[31](P319-340)

(三)《三关奏议》

《三关奏议》原书已佚，邓以赞撰墓志提及，《光绪江西通志》著录，[28](P617)《明经世文编》卷352辑录《万司马三关奏议》4篇：① 《题为急陈山西善后事宜疏》；② 《议处朶(同“朵”)颜三卫事宜》；③ 《条陈三关通变等疏》；④ 《为查议修复久废边防大计以永保万世治安疏》。[30](P3785-3795)“三关”即雁门关、宁武关和偏关，此书可能是万恭在巡抚山西时编撰的。[32](P329-330)

三、万恭杂著考略

(一)地方志

万恭生前曾撰著有关江西的地方志，清前期尚存，被地方志节录，雍正《江西通志》记载“南昌府：……南新、丰进厚于弦诵，薄于盖藏，宁武、奉靖饶于山泽，俭于制科。万恭撰《志》”，[33](P833)现已无存，《明代方志考》亦未提及。[34]

(二)其他杂著

查阅明清以来的地方志、总集等文献后可知，万恭还有一些杂著，未见于《洞阳子集》，列表2如下。

四、万恭著述的重要价值

本节从万恭著述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希望对学界进一步了解、研究并使用这些著述有所裨益。

(一)史料价值

从已有的学术成果可以看出，万恭的《洞阳子集》《治水筌蹄》及奏议等著述，在研究明代一条鞭法改革、水利修建与边防建设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研读，可知万恭著述有更深层次的史料价值，分为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表2 万恭生前所撰杂著

1. 对明代江西地方史研究的史料价值

万恭的文集《洞阳子集》和一些杂著，对江西地方史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明代江西四通八达，南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城市，文教兴盛，物产富饶。正德、嘉靖时期，南昌“第制科者百余人，举乡科二百有奇”。隆庆初年，南昌文庙年久失修，日渐颓圮，在万恭和江西巡抚刘光济、徐栻等人的支持下，经过隆庆四年(1570)到六年(1572)两年的筹措与建造，文庙修葺一新，石栏、棂星门、明伦堂、魁星楼、石牌坊等一应俱全，万恭撰文纪念，时人称善。在万恭看来，士大夫“由学宫出者，敛缙绅成帷，集珂佩若万玉齐鸣”，身居朝堂，要保障政令的稳定推行，身居下野，要维持家乡的公序良俗。[36](P549-550)

万历初年，万恭回乡养老，此时“一条鞭法”已经施行，土地清丈后，曾为繁重赋税所困扰的南昌民众，经济负担得到缓解，从前“病征求、苦盗贼，鸡犬不得宁息”的情况已经得到减轻。地方政府大兴土木，在南昌永宁寺大雄殿后修建藏经阁，于万历五年(1577)落成，收藏大藏经七千余卷。作为曾着力推动“一条鞭法”改革的官员之一，万恭为之撰文纪念，即《藏经阁碑》，并提出“民蓄积裕而举嬴易也”，藏富于民，才能保证地方社会的各项建设。[36](P612-613)

明代洪武至嘉靖时期，道教的发展呈上升趋势，得到官方的扶持。方志远、李奇飞的研究显示，嘉靖时期，受明世宗信仰道教、修仙炼丹的影响，道教十分兴盛。作为道教圣地龙虎山的所在地，当时江西的道教氛围尤其浓厚，在道教的各流派中，又以天师道最为尊贵、正统。[46](P360-366)受早年在家乡的耳目濡染和入仕后明世宗的影响，万恭也笃信道教，他的自号“洞阳子”“洞阳生”体现着浓厚的道教色彩。[29](P3262-3263)晚年还乡后，万恭还经常积极参与江西道教宫观的建设活动，万历四年(1576)春，万恭与李迁、吴桂芳、李逊等人登逍遥山，发现“苍薜峩峩，顽石嵯嵯，而千百之复道遗迹，书检留琼，皆不可复识矣”，于是“归而谋诸张学士位，乃以万历十年中秋觅仙迹，吊颓宫，载谋之谢大理丞廷杰、邓太史以赞，而万司马恭为之疏劵，遂紏值正殿而新之。乃抚院曹公大埜以五十金率而至，按院贾公如式以五十金率而至合之，乡好行其德者约七百金有奇”，玉隆万寿宫得到重建。[42](P564-565)查阅明清地方志可知，万恭在道教方面的相关著述，还有《玉皇阁记》[36](P610-611)《重新玉隆万寿宫碑记》[42](P564-565)《重新万寿宫化缘疏》等。[43](P607)

2. 对万恭个人及其家族研究的史料价值

万恭《洞阳子集》中一些文章和杂著，多见于明清方志等传世文献。通过研读，可对万恭的人物形象与思想略窥一斑。

嘉靖时期，明王朝“南倭北虏”的问题十分严重，东南沿海地区屡遭倭寇的骚扰与侵犯，北方面临着蒙古各部的军事威胁。时人王世贞在《南倭北虏策》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形势：“今天下北创虏，南扼倭，三尺童子至于自首之田畯，汲汲焉而日忧乱矣。”[47](P594)万恭喜读医书，在《明文海》辑录的《赠饶太医序》一文(原文在《洞阳子集》卷一)中，曾以疾病比喻东南沿海的防倭问题：长江以北的南通、泰州多盐商，贸易发达，民风彪悍，倭寇不敢侵犯，属于“肤膜之疾”；长江以南的苏州、松江适宜种稻，是富饶之地，民风奢靡，倭寇侵犯则四散奔逃、敌我莫辨，属于“心腹之疾”；苏州、松江以南为两浙，浙北与苏、松相似，民众以稻作为生，浙南民众多以海为生，出海者不计其数，他们富于冒险精神而不畏死，时常与倭寇争利，倭寇屡屡进犯，但总以失败告终，属于“腠理之疾”。因而治愈通、泰之疾容易，治愈两浙之疾困难，治愈苏、松之疾最难。抵御倭寇，如同医生为人治病，“夫有所委而后有所愈，贼势然也”，[29](P3262-3263)当务之急，是选任合格的官员，以解决倭寇之患。

除《赠饶太医序》外，《明文海》还辑录了万恭的《蠛蠓集序》一文(原文在《洞阳子集》卷9)。作为明代士大夫的代表，万恭推崇以屈原、司马迁等为代表的先秦、秦汉时期坚持名节的士人，厌恶趋炎附势的易牙、师旷，认为人的气节不能因世俗所迫而屈服。时人卢柟少有才气，狂放不羁，为王世贞所推重，但一生坎坷，曾身陷囹圄数年，最后贫病交加，抑郁而终。[5](P7376-7377)万恭为其《蠛蠓集》作序，比喻卢柟为怀有璞玉、守节不移的卞和，“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认为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穷困而忽视他的价值。[29](P2454)

对以齐泰、黄子澄等为代表的建文诸臣，万恭也持同情的态度，认同其对建文帝忠诚与死节的合理性。明神宗即位之初，为了安抚人心，下诏“褒表忠魂，激励臣节。诏书到日，各地方有司官查诸臣生长乡邑，或特为建祠，或即附本处名贤忠节祠，岁时以礼致祭。其坟墓、苗裔傥有存者，厚加恤录”，[2](P117)褒扬建文死难诸臣，依籍贯在各地建祠祭祀。[48](P149-157)其中，南昌的大节祠由清戎御史侯尧封捐金453两建造，祭祀黄子澄、练子宁、胡闰、刘端、王高、王艮、王省、周是修、曾凤韶、邹瑾、魏冕、彭与明、蔡运、颜伯玮、颜有为15人，万恭撰《大节祠记》记述此事。[3](P563)此外，万恭还尊崇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丰乐亭(在今安徽滁州)在明代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旁有为纪念王守仁而修建的阳明祠，万恭曾来此游览并撰文纪念。[49](P70-72)

万恭不仅重视士大夫的名节，还标榜“烈女”和“节妇”，清人曾燠辑《江西詩徵》收录万恭的诗作《陈六山女》：“良辰不久得，时运安可常？节义苟不亏，殒身亦何伤！烈烈陈孝妇，耿耿念姑嫜，姑命若朝露，妇志如秋霜……”，[44](P283)日本尊经阁藏《洞阳子再续集》有《樊烈女传》和《高氏双节传》等女性人物传记，可对万恭这方面的思想略窥一斑。

明人文集中收录有大量与万恭交往的诗文与书信，如郭汝霖《少司马万两溪过谈讲武赋此简之》，[50](P424)申时行《答万两溪巡抚》，[51](P742)唐顺之《与万两溪吏部》等。[52](P304-306)万恭写给他人的墓志铭、神道碑铭，散见于《洞阳子集》各卷，书信则收录于日本尊经阁藏《洞阳子再续集》的4卷《洞阳子笺》中，共338篇，对于研究万恭与同时代官员、士绅的交往，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万恭与潘季驯虽不是同乡，但交往甚密，二人都曾担任总理河道一职，在治理黄河、修建水利工程上，都坚持“因势利导”的观点。万历四年(1576)，潘季驯任江西巡抚，此前的江西，社会秩序混乱，大小官员皆称难以治理，潘季驯到任后“日疏所以图治安”，经过他的治理，社会风貌为之一新。万历六年(1578)，潘季驯任总理河道，用“束水攻沙”的方法疏通黄河和漕运，《洞阳子笺》卷1收录了此时的一封书信《潘印川总河》。出于对潘季驯的肯定，万恭为他的《督抚江西奏疏》作序。[53]

万恭的著述对研究其家族史也有重要的价值。经检索可知，日本尊经阁藏《洞阳子集》中收录有一些关于万恭家族史的文章，如卷13《万沙溪传》，卷14《见湖从祖墓志铭》，卷17《祭见湖从祖文》等。除以上篇目之外，内阁文库收藏的《家集》是万恭生前为家族成员所撰墓志、行状的汇编，从黄仁生列举的《太宜人状》《七儿光孙墓志》等篇目来看，为其他版本所未见。[15](P162-163)

3. 对已佚古籍研究的史料价值

明人谢廷谅等编《千金堤志》一书，记述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江西抚州修建的千金堤。全书8卷，《形胜》《沿革》《经画》《人物》各1卷，《艺文》4卷，[54](P1981-1982)今佚，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列此书入“存目”，仅简略著录其编者、卷数与篇目。而万恭所撰《临汝千金堤志记》(原文在《洞阳子再续集》卷4)详细记述了千金堤的建造过程与重要意义，为今人了解《千金堤志》这部文献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史料。[31](P341-343)仅就江西一省而言，万历时期编撰的《东乡县志》和《江西武举录》等文献如今也已失传，万恭为两部书所撰的序文，赖其文集保存至今。在为《东乡县志》作序(原文在《洞阳子再续集》卷7)时，万恭还提出作为地方官员，要“毋养寇以阶乱，毋残民以邀功”的观点。[40](P91)

查阅中国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官网的资料可知，除以上古籍外，万恭序文现存而原书亡佚者还有若干部，如徐栻《徐凤竹奏议》，曾钧《曾恭肃文集》，朱应辰《逍遥馆漫抄》等，这些文献包括奏议集、文集、笔记等多种类别，涉及明代中后期很多重要人物。

(二)文献价值

1. 改正地方志中被窜改的文字

清人编纂地方志，收录前人关于少数民族和边防事务的著述时，有擅自修改“违碍”文字的现象。[55](P882)如《偏关志》在明清时期经过多次编纂，“艺文”部分所收很多文章涉及明代边防事务，文字经过清人改动，已非原貌，这些不合理的窜改，对今人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以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影印的民国铅印本《偏关志》为例，卷下收录明人许铭的《破虏传》篇名作“虏”，但正文作“鲁”：“正德丙子冬十月，鲁入寇，我军御之，连战皆捷，斩获甚众。鲁弃马畜、器械，北遁整饬……”，[56](P216-217)对于篇名与正文用字不一的问题，整理者也没有发现。[57](P310)

同卷收录的万恭《祭梁游击祁守备文》摘自《洞阳子集》卷16，也存在这一现象：“呜呼，封疆之臣死封疆，汝平、汝谟非其人哉！黠鲁拥众南犯，边事如焚。……汝等忠魂有知，尚能阴击黠鲁，默保边陲……”，[56](P243-244)[57](P331)“黠鲁”二字读起来并不通顺，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万恭《洞阳子集》的原文可能是“黠虏”，而清人忌讳“胡虏夷狄”等敏感词语，改“虏”为“鲁”。

2. 补充文献中的文字缺失

万恭《洞阳子集》有很多篇目被其他文献收录，如卷12《创建坎河石滩记》被《北河纪》和《明文海》辑录，现将两书所收文章的开头与结尾部分列表3以作对比。

经对比可以看出，同一篇文章，《北河纪》和《明文海》辑录的差异较大，在将其作为史料进行利用的时候，如能查阅万恭《洞阳子集》的原文，可获取更多信息。

表3 《北河纪》《明文海》辑录《创建坎河石滩记》对比

3. 纠正书目著录错误

明嘉靖时期，受“大礼议”事件的影响，明世宗曾就藩的湖广安陆州升为承天府，其儒学、文庙乐舞制度有所增设，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癸亥，御史贾大亨上奏称“州已升府，则庙典亦宜备设”，于是世宗命人“增设湖广承天府儒学、文庙乐舞”。[59](P6162)但这些行为在万恭看来“匆遽而循，意见而由，莫能达天子明禋，隆昭代威仪”，在江西巡抚曹大埜的建议下，他命门人胡湜遍阅典籍，“遵我王度，譔(同‘撰’)释奠、释菜、礼乐仪注图说，以及于祀衍圣公，名宦、乡贤、社稷、神祇、功臣、节士、国厉皆附之。上下二千载间，综核百家，洸洋几万言”，撰《文庙礼乐志》数万字，万恭亲自为之作序。[37](P529-531)这篇序文就是《文庙礼乐志序》，收录于万历《新修南昌府志》，据中国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官网，原文在日本尊经阁藏万恭《洞阳子续集》卷1中。

今人所见《文庙礼乐志》共8卷，明万历十一年(1583)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60](P169)《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总目》都著录为“万恭撰”。[61](P3157)但从这一小节的分析来看，此书的作者是胡湜，万恭于成书后作序并署名。

五、结 语

从以上分析来看，万恭生前著述丰富，篇幅较大，涉及明代中后期中央政局、边防建设、水利修建等方面，还与当时的江西地方社会、道教发展、宗族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无论是着眼于历史研究，或是文献考订，这些著述均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它们或被收藏于中、外图书馆，尚未整理出版，或零散地分布于方志等文献中，仅初步的搜集、考订就要花费很大的功夫。限于客观条件，笔者所过目的著述只是冰山一角，这些“一鳞半爪”的文章和诗歌，有的内容不完整，有的文字有所窜改，但通过研读，仍然能从中获取很多重要的信息，足见其重要价值。总的来看，万恭的著述有待学术界进行更为深入地整理与研究。

附 图:

图1 中国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影印本《洞阳子集》相关信息

图2 日本内阁文库藏《洞阳子集》相关信息

图3 中国南京图书馆藏《洞阳子集》相关信息

图4 《偏关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民国铅印本)所收《祭梁游击祁守备文》

图5 《偏关志》(增订本)所收《祭梁游击祁守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