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叶嘉敏 周珊珊

在经济和科技日益发达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权衡、处理、协调人类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逐渐成为十分重要的议题，社会企业作为服务社会领域、市场领域、公共领域的创新形态，以商业模式为手段，以社会价值为使命，在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循环经济、绿色GDP、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等理念指导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关注的焦点，然而相较于扶贫和社区公共服务，有关社会企业在环保领域的研究较少，环保类社会企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的权衡也是引起社会各界深思和重视的话题。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城市生活垃圾产量猛增的资源、环境难题。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加快建立垃圾强制分类制度。2016年，《“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指出要加快处理设施建设与完善垃圾收运体系等内容。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明确要求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的现实需求和垃圾分类的相关政策法规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了迫切要求，垃圾分类社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践行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有关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极具现实意义。

1 垃圾分类社会企业

1.1 社会企业的内涵

“社会企业”概念起源于欧美，1972年英国贸易与工业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将社会企业定义为把社会目标放在首位并将盈利用于企业投资本身或社会而非股东利益的企业。意大利社会企业又称“社会合作社”，1991年议定的《社会合作社法》明确了社会企业的法律地位，社会企业组织以所获利润捐赠社区为目标。2012年美国评选社会企业的组织(B Corp)，将社会企业社会、财务、环境这三重基线作为社会企业评选依据。我国对社会企业的探讨，始于21世纪初《非营利组织运行机制的转变与社会性企业的公益效率》中“社会性企业”的提出。目前该领域积累了较多的成果，虽然有关社会企业的定义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答案，但学者们对社会企业内涵的界定有着共同的认识。沙勇(2014)认为社会企业以“社会目标”为宗旨，以“商业运营”为手段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社会治理、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谢家平、刘鲁浩、梁玲(2016)对商业企业、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进行划分，认为社会企业处于利己和公益的混合动机之间，强调“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底线”。

1.2 垃圾分类研究现状

国外将生活垃圾分类作为一项公民基本环境法律义务的普遍性较为突出。1993年日本《环境基本法》从宏观意义上明确了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废弃物处理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等综合性法律对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具体事项做出了详细规划。日本垃圾处理政策在“末端处理—源头分类—回收利用—循环资源”渐进式发展中实现了对垃圾由“废物”向“资源”的转换。也有学者在马来西亚垃圾分类回收实践的研究中发现垃圾分类回收管理与政府政策的设计有着密切关联。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高度重视，国内学者对垃圾分类产业发展和市场主体参与垃圾分类处理的策略进行了较多研究。韩维正(2019)认为对待垃圾分类要有产业链思维，具体包括垃圾分类、投放、运输、处理、再生(包括回收、焚烧、填埋)，企业应找准每一个市场切入点，推动垃圾分类产业良性运转。宋国君(2019)认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在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完整循环链条下才能实现系统有效运行。邢林(2020)站在社会治理的角度，以供应链思维探讨了垃圾分类与整体绩效最大化的实现路径。冯林玉、秦鹏(2019)研究城市生活垃圾的义务进路，认为生活垃圾分类不应是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需要公民、企业、政府等共治力量的参与。孟庆莲(2020)提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要多元主体协同推进，其中专业性企业的参与对城市垃圾精细化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处理效率、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1.3 垃圾分类社会企业

余晓敏(2012)根据领域划分标准将社会企业分为就业类、扶贫类、教育类、医疗类、社会服务类、社区建设类、环保类七个类别。孙夏(2016)根据社会企业的服务对象进行分类，认为社会企业主要包括促进就业类、扶贫类、教育发展类、环境类。程凤华(2018)研究环保类社会企业，针对固废处理社会企业做出了工业固体废物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危险废物处理社会企业的分类。Ian Vickers &Fergus Lyon(2012)将环境类社会企业划分为“小而美”“绿色知识经济”“绿领巾”三种，其中“小而美”类社会企业以社区和地区生态定位和环境问题为关注点，“绿色知识经济”和“绿领巾”分别属于知识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组织。Maria L Granados、Souad Mohamed&VlatkaHlupic(2017)也提到环保类社会企业会给市场、环境保护方面带来积极的作用。

2 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

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中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这个概念源自于美国的经济学家Freeman，后来结合Donaldson、Clarkson、Jones等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利益相关者理论便得到迅速发展，在其他研究领域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理论提出，与传统企业理论片面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同，企业归根结底就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结合而成的，仅依赖于股东对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远远不够，还需要其他利益相关者如环境、员工、社区、政府、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等的广泛支持和共同参与。

2.2 企业契约理论

企业契约理论是社会契约理论运用到公司治理发展而来的，社会契约理论定义的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一方面，前者对后者负有一定的责任；另一方面，后者也对前者的行为有监管约束的作用。企业契约理论定义的是企业与向企业投入各种要素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由于双方商定的契约，企业要考虑员工、社区、政府、消费者等提供有形或无形资源的所有要素提供者的利益，并对他们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2.3 企业公民理论

该理论的观点是企业相当于社会公民，在经营过程中除了具备法律赋予的组织权利外，还应该积极主动地对与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的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统筹考虑企业行为对社会的影响，积极主动地承担促进社会大环境健康发展的责任，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

2.4 企业系统理论

系统是由若干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部分组成，系统的功能不是由部分的简单相加，部分间的相互协调和促进使得系统的作用和功能远大于部分之和。企业系统理论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系统，由内部各个部门组成，同时企业也是社会这个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除了考虑自身这个小系统的利益外，还要承担社会责任与义务，包括积极参与、保护环境公益事业等。

3 企业财务绩效的相关研究

董千里、王东方、于立新(2017)选择总资产报酬率反映企业财务绩效，对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交互跨期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夏仕亮和童仕婕(2016)选取总资产净利率作为化学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衡量指标，对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相关性进行探讨。谭健芳、李月娥(2020)将托宾Q值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同时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代指标，研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在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作用。Hongdi Wang等(2016)分析国际建筑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其中因变量的衡量指标是总资产收益率和托宾Q值。Marcia Millon Cornett等(2016)以总资产收益率衡量银行业企业的财务绩效，探讨了其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4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

4.1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正相关关系

魏丽玲、陆旸(2016)选取债权人、供应商、政府、股东、员工、消费者等主体分析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认为食品饮料制造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王丹丹、夏子叶(2019)选取我国20家造纸上市公司2017年的截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表明造纸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相关关系为正，其中承担股东、国家、供应商的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Wankeun O&Seungho Park(2015)发现韩国不同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均有利于提高企业财务绩效。Rezaul Kabir&Hanh Minh Thai(2017)选取的衡量越南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自变量是环境、股东、社会、员工，并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正相关的研究结论。

4.2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负相关及其他关系

王琛、朱灏(2017)以26家生态农业上市公司为例，对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财务绩效与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均有显著相关性，其中与债权人、管理者呈负相关关系。Marcia Millon Cornett等(2016)分别以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总资产收益率作为银行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指标衡量的依据，给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具有消极影响的观点。Ghazal Sadeghi等(2016)研究得出制造业企业的上市公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对于是否提高财务绩效并没有明确关系的结论。Hongdi Wang等(2016)以国际建筑公司为例，认为U型曲线能更好地衡量二者之间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在低水平处难以取得可触摸的财务绩效，但越过拐点后可产生抵销成本在内的企业绩效。

5 社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5.1 社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

股东作为企业的投资者，其切身利益与企业的发展及经营绩效水平紧密相关，企业在有效保护股东权益的同时也为公司财务和经营稳定性提供重要保障。完善的职工薪酬以及福利待遇有助于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从而实现有效管理和提高企业绩效。充分发挥供应商的积极性与合作精神，是企业确保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重要前提，有助于增强企业的经济实力与竞争能力，推动整体产业链的价值实现最大化。积极协调外部关系，尤其是政府关系，在企业管理运营中，主动学习和遵守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条例并依法纳税，做到自觉规范自身经营行为，能够帮助企业顺利得到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因此，在追求企业绩效的同时，垃圾分类社会企业应积极对各个利益相关主体承担社会责任，促进财务绩效的提高。

5.2 社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对财务绩效带来的消极影响

由于运营规模相对庞大，且一般兼营多种环保类业务，垃圾分类社会企业对技术型员工有着大量的需求，企业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总额在营业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承担着较大的薪酬支付负担。研发支出具有费用高、周期长、见效慢等特点，而企业的发展对资金周转的及时性需求较大，承担对环境的责任和加大企业技术研发的投入，短期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企业承担公益社会责任，对外树立良好形象的同时是企业费用的增加。当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时，比如，在年度净利润出现负值的情况下，政府承担社会责任的税收支出也可能会成为影响企业该时期利润的一个原因。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创新发展和品牌建设的重要途径。从长远来看，社会企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离不开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有效提升。因此，从企业层面的角度看，垃圾分类社会企业应提高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责任职能部门来提高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水平。从政府层面的角度看，政府应通过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确保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全面性。从社会层面的角度看，社会媒体就企业社会责任发挥宣传作用及舆论监督作用，积极报道正面新闻，鼓励各行业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督促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效果。同时，公众也可以为督促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建言献策，通过合理途径积极行使监督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