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舒扬［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9］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是公认的追求伦理道德的时代，严肃苛责的道德意识贯穿上至女王、下至工人的每个阶层之中。在这一时代，谦恭、礼让、勤俭、守信等行为成为社会推崇的伦理标准，因此，维多利亚时代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作品大多带有伦理意味与道德目的，表现出对伦理道问题本身的探讨与关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矛盾重重，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时期形成的财富积累促使功利主义盛行，科技进步与工业发展也对人际关系与自然环境产生了无法挽回的伤害。面对这些社会问题，小说家通过在小说中塑造经典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将社会矛盾诉诸小说的伦理教诲功能，在对故事情节与小说人物的批判或赞颂中，表达作者所持的伦理态度。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具有明显的伦理诉求，而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家正处于女性意识萌发的阶段，简·奥斯汀、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乔治·爱略特、勃朗特姐妹、玛丽·雪莱等女性小说家以群体的形式崛起，她们的作品以微妙的女性意识表达出独特的女性声音。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小说家创作的小说既有时代共性，也有与同时期男性小说家相悖的特性。美国文学理论家肖瓦尔特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文学划分为“文学三段学说”中的“女性”（feminine）阶段，即女性小说家在小说创作中对女性自身的价值做出了探索与思考，但作品中又仍然存在着内化社会主流、努力靠近男性标准的现象。因此，尽管女性小说家尝试通过作品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道德等问题进行批判，但模仿主流文学模式的方法又使这种批判并不彻底，进而形成女性文学独有的伦理困境。在女性小说家群体中，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小说在“女性”意识的表达上最具有代表性，对其小说的叙事走向与伦理困境的探讨，不仅能够反映盖斯凯尔独特的女性叙事，也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小说伦理问题共性的研究有所添益。

一、盖斯凯尔伦理叙事的经典化

文学理论家大卫·塞西尔在其维多利亚时代研究专著《维多利亚早期的小说家》中提到，“盖斯凯尔最大的特殊之处便是她的女性气质，虽然夏洛蒂·勃朗特与乔治·爱略特也毫无疑问是典型女性，但她们的实质并非普通女性……在需要强调女性普遍特征与理想的年代，盖斯凯尔具备了理想女性的全部优点，温顺，居家，大方得体，少有智慧，容易落泪，备受冲击”。盖斯凯尔出生于英国切尔西的一个牧师家庭，一岁时被姑母收养。家境较好的姑母为她提供了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单纯的求学生涯和文化意识又使她在教育中得到了对社会与自身的有效思考。盖斯凯尔笃信唯一神教派（Unitarianism）所倡导的爱与宽容等教义，该教派否认“原罪”的概念，相信人性本身具有博爱与慈悲的特点。盖斯凯尔不同于其他女性小说家的人生历程使她性格温柔，随遇而安，也从未想要掩饰小说中独有的女性特质。维多利亚时代，众多崭露头角的女性小说家都尝试以中性或男性的笔名及化名发表小说作品，以期获得社会主流价值的庇护，得到读者与评论家的肯定。为了使小说与她们使用的笔名或化名相符合，女性小说家们或多或少在语言或写作方法上向男性角度靠拢，掩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女性特质。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却不同，她的作品从未掩盖作者的女性身份，也并未否定作品中的女性特质。可以认为，盖斯凯尔小说中的女性特质是她区别于其他女性小说家的最大特质。

然而，当盖斯凯尔的女性特质被强调时，她的叙事个性与作品深度便显露出局限性。《妻子与女儿》中，盖斯凯尔笔下不乏莫莉等勤劳善良、淳朴温顺的具有传统美德的女性，她们在生活中遇到很多阻碍，然而女性本身所具备的温柔善良的特质使她们拥有感性优雅的风度。同时，对于当时社会中男性将女性视为劣等、低等的“他者”的行为，盖斯凯尔也明确指出，并及时予以驳斥。《玛丽·巴顿》中，盖斯凯尔以玛丽·巴顿为女主人公，描写劳资矛盾年代下层工人的艰苦与上层富人的安逸，并寄希望于爱的作用——她赞颂亲人、朋友、爱人间的“爱”，并认为这样的博爱是伦理道德的中心，是化解所有矛盾的方式。《克兰福德》中，盖斯凯尔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视角描绘了传统而古老的豆蔻镇一样的宁静小镇，清新温柔的草场、开阔舒展的花园之外，甚至能闻到新鲜草莓与奶油布丁的气息。这是盖斯凯尔笔下深沉而质朴的黄金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每个人都相信春天永远不会离去。在当时的男权社会，文化判断倾向于将感性、温顺、敏锐等特点视为女性的弱点，而盖斯凯尔将这些特点作为女性伦理美德的主要来源。

格林厄姆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文学家》中评价盖斯凯尔：“在经历了作为成功小说家的劳作与喜悦后，盖斯凯尔仍然是一个符合她名字本身的真正的女性。”由此可见，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伦理叙事已经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伦理叙事的经典，代表着女性叙事特色与特有的伦理内涵。

二、盖斯凯尔伦理意识的多面化

文学评论家戴维·罗伯茨在英国史著作中强调，“维多利亚的社会，实在过于庞大和复杂……很难认为它只产生了单一形式的道德观，或者只形成了某种单一的社会风气”。英国维多利亚初期，科学进步与科技发展使宗教逐渐失去崇高性，这一时期盛行福音主义及功利主义，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学说经过战乱时代与资本主义的参与，经由杰尔曼·边沁的理论衍生，吸引了包含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层人群。曾经占据社会主要地位的贵族阶级日渐式微，理性哲学的发展、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动摇了上帝与神明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众多观念共同作用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道德体系，人民普遍产生信仰危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尝试在小说创作中将伦理意识多面化，寻找适应社会各个阶级的全民伦理。

盖斯凯尔首先关注贵族阶级的伦理意识。小说《克兰福德》便描述了这一场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克兰福德小镇上居住着即将没落的贵族女性群体，如杰梅森夫人、黛博拉小姐、马迪小姐、弗罗斯特夫人、波尔小姐等，尽管经济情况与社会地位不如从前，她们还是尽力维持着贵族阶级原本的礼仪传统、等级尊卑。虽然面临着自身阶级即将瓦解的境况，小说的主人公们却最终凭借着女性特有的独立意识及伦理认知成功走出困境。如马迪小姐，在姐姐去世后逐渐放弃了贵族阶级固守的礼节，将来拜访的客人当作朋友对待。她也不看重贵族血统，认识到了宽容与爱的重要作用，鼓励家中女仆跨越阶级追求爱情。尽管贵族群体没落，镇上银行倒闭，马迪超越原本贵族阶级的意识却让她得到了其他阶级的帮助，最终摆脱了悲剧命运。

另外，盖斯凯尔也认识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在伦理意识方面的共性。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波澜起伏，经济的发展会带来社会资产去公平化程度的加深，英国社会也相应呈现出贫富分化严重的现象。在盖斯凯尔看来，尽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具有伦理差异，但是两者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伦理共性。例如在小说《玛丽·巴顿》中，盖斯凯尔批判了工厂主老卡逊与儿子小卡逊在功成名就后唯利是图的行为，而对笔下工人阶级的善良淳朴进行了无尽赞美。然而，基督教信仰中本质的爱与奉献精神，成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解的桥梁，推进了全民统一伦理的产生。随着小卡逊的死去，老卡逊的状况成为资产阶级的警示，资产阶级终于意识到，如果“财富高于一切”的想法不能避免，社会也将无法正常运转。两者的共同本性决定了他们的伦理准则并非绝对不可沟通。

正如钱青主编的《英国19世纪文学史》对盖斯凯尔做出的评价：“她的作品说教味浓厚，创作目的之一就是想号召社会各阶级都遵行基督教精神，彼此互忍互让互助互爱，从而达到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盖斯凯尔希望基督教倡导的爱与宽容的伦理道德能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遵循的伦理目标。这样的观念虽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但表现了盖斯凯尔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小说家代表为时代面临的道德危机与信仰困境所付出的努力。

三、盖斯凯尔伦理诉求的深入化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小说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温和理性的伦理诉求，尽管并未指出时代独有的尖锐矛盾，却以独特方式展现了属于女性的声音。在盖斯凯尔的小说《西尔维娅的恋人》中，盖斯凯尔描写了西尔维娅与恋人之间的爱情，突出了爱与宽容的主题。西尔维娅性格执拗，在与恋人菲利普斯的相处中一再以“绝不原谅”来表达心绪，是这样的决心使菲利普斯离家参军，而后负伤归来，生命垂危。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西尔维娅与菲利普斯彼此宽恕原谅，然而西尔维娅的宽容的缺失的确造成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小说中另一位女性海尔斯特则与西尔维娅形成了鲜明对比，她默默暗恋菲利普斯，但将自己的感情收敛在心底；当菲利普斯与西尔维娅发生矛盾时，海尔斯特承担起了照顾西尔维娅一家人的任务，又努力促使西尔维娅与菲利普斯破镜重圆。在盖斯凯尔的笔下，爱的美德是女性伦理特质中最重要的声音，宽容与善良能够让女性一生富足平安，而缺乏宽容善良则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此外，盖斯凯尔伦理诉求的深入也体现在对于女性乌托邦的构建上。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女性始终无法以‘我们’自称，因为她们不能将自己组织成为与男性旗鼓相当的整体；她们分散在男性之中，因社会地位、财富条件等因素而依附于父亲、丈夫等人，这比她们依附其他女性更甚”。盖斯凯尔在小说中对女性乌托邦的创立为女性整体的塑造和女性伦理意识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依据。小说《克兰福德》中描绘的克兰福德镇便是一个只有女性的小镇，在这样的乌托邦中，女性成为自己的代表，也成为其他女性的依靠。该小说的叙述语言在代指叙述者本人的“我”与展示女性群体的“我们”之间转换，文本整体尽量规避了女性的私人化声音，而通过女性“同体同言”的形式，让女性的集体意识得到实现，将矛头指向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排斥。与此同时，盖斯凯尔为了反拨女性群体在小说中的失语现象，摆脱女性被批评被言说的地位，在小说中修正了叙事学角度，使女性共同承担起完整的叙事学任务。主人公身份对叙事的有限视角将由文本中其他女性以交谈或书信的形式补足。

《乌托邦文学论纲》中曾经这样描述乌托邦的作用：“对乌托邦的追寻，主要是为了同探险家所来之处形成对照，给人以希望的指引或批判。”《克兰福德》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小说通过作者眼中的德鲁布尔与克兰福德的对照，以克兰福德镇的变迁与重现生机为过程，显示了女性群体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优势所在。女性乌托邦的建立能够产生与传统男权社会的对比，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伦理诉求的深入剖析具有深远意义。

四、结语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以个人独特的女性视角阐释了社会盛行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现象，批判了人性中残忍、虚伪的一面，歌颂了自我奋斗、勇敢、宽容等美好品质，表达出温和派女性小说家在时代冲突、阶级矛盾等背景下所持的伦理态度与社会立场。在盖斯凯尔的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作者的创作既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共性，也有与同一时期男性小说家相对的特性。首先，盖斯凯尔的小说打破了男性小说家惯有思维中对于女性的两极分化模式。同一时代的男性小说家之中，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反映了标志性的社会伦理问题，而他笔下的女性主要分为两类，即“天使”类型（如《老古玩店》中的小耐儿）与“魔鬼”类型（如《远大前程》中的爱斯特纳）。相比之下，盖斯凯尔小说中的女性生动形象、有血有肉，如《玛丽·巴顿》中的女主人公玛丽·巴顿，尽管有着虚荣的特质，却在成长中自我修正，成为勇敢善良、正直可信的女性；《克兰福德》中的马迪小姐，尽管性格软弱愚钝，却在危机到来之时以自身爱与宽容的优势渡过难关。《西尔维娅的恋人》中的西尔维娅、《北方与南方》中的玛格丽特、《妻子与女儿》中的莫莉也均是优缺点并存的丰满形象。其次，盖斯凯尔的小说点明了女性伦理美德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同一时期的男性小说家如托马斯·哈代在强调男性传统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的衰落时，往往会暗喻自然的伟大与不可抗拒，人类唯有服从它的意志，才能得到伟大的权力，如《苔丝》《无名的裘德》《还乡》中均有这样的主题意义所在。而盖斯凯尔在面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人性的绝望与游移时，创建了古老的女性乌有乡，以女性特有的勇敢、爱、宽容等特质规避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危机，这一解决方式也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尽管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小说以女性视角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了叙事性回答，但作为19世纪的女性小说家，盖斯凯尔正处在女性自我意识的起步阶段，其阐述中既希望个人观点能够发出“女性的声音”，又无可避免地将男权社会的主流观点内化在创作中，期望自己的小说能够得到男权社会的肯定。因此，盖斯凯尔在写作中十分关注叙事的方式，善于运用男性叙事者的角度与读者直接进行沟通，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男性叙事权威，使自己的伦理观被社会所接受。此外，盖斯凯尔也擅长在小说中使用作者的权威对读者的伦理道德立场进行干预，在使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过程中，以男性观察者的身份介入小说叙事中。这一叙事手法与女性乌托邦叙事一同构成了盖斯凯尔小说中重要的叙事角度，而盖斯凯尔在叙事中的伦理困境也可以在该叙事角度中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