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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境下的细部
——《活着的士兵》的互文式书写

2021-01-28胡春毅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贵阳550025

名作欣赏 2020年27期
关键词:石川日军士兵

⊙胡春毅[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贵阳 550025]

1937年12月末南京失陷不久,石川达三作为日本《中央公论》的特派员从东京出来发到中国沦陷区,做了实地采访,回国后仅仅用了十天的时间就创写了《活着的士兵》,并于1938年2月在日本发表。这部小说总体长度达到了中篇小说的规模,是世界上第一部描写南京陷落、南京大屠杀的小说作品。《活着的士兵》初版自序中说:“我的目的就是要把战争的真实面目诉诸社会,让那些沉浸在胜利之中的大后方人们深刻反省。”当时,《活着的士兵》因为“有反军内容,有碍时局”,被禁止发表出版,《中央公论》也收到停止发行的处分,石川达三被起诉,因为他“捏造事实,扰乱治安”“违反报纸法”,最后法院判处石川达三监禁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直到日本投降以后,这部作品才终于按原稿发表。

石川达三在《活着的士兵》附记中强调:“本稿不是真实的实战记录,乃是作者进行相当自由的创作尝试。故部队与官兵姓名等,多为虚拟,特此禀告。”小说中虚拟部队与官兵姓名当然不难操作,有学者认为,“书中的高岛部队就是以实际侵华日军第十六师(中岛今朝吾中将为师长)为模特写的”,高岛部队在华作战的路线和经过与日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的完全一样,这个师团在进攻南京的作战中,主要负责攻打紫金山,并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活动。从这个角度讲,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是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南京陷落、南京大屠杀的小说,要比我国小说作者叙写南京大屠杀更为迅捷,比黄谷柳的《干妈》、阿垅的《南京》等小说要早半年至一年半之久。更为重要的是,石川达三的这篇小说不仅具有较为可靠的历史面相,而且作为战争题材的小说也具有十分突出的艺术水平,成为南京陷落文学书写中最及时最优质的文学作品之一。

首先,《活着的士兵》中对于南京攻防战和南京大屠杀的叙写能够贴近历史真实。当高岛部队经上海一路追来,不断地攻占常熟、无锡、常州,“向南京进军”成为一种最有力的号召,小说写道:“大家的思想都离不开南京。不论是活着进城还是战死在城下,反正要活到进攻南京的那个时刻。假如能活着进入南京,那将会洗掉这一个月的征尘,将能舒舒服服地休养一下。如果中国因首都失陷,而最后结束战斗,那么,光辉灿烂的凯旋之日便来到了。”对于日军来说,攻打南京在这一点上都已形成了共识。石川很准确地把握住了进攻日军的精神旨归。并且,他还写道:“随军的中国农夫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加。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情景:中国人在帮助日本人攻打南京。”这是侵略战争常见的一种景观,在客观上,中国的人力物力确实被日军胁迫利用,作者写道:“大陆上有无穷无尽的财富,而且可以随便拿。这一带住户们的私有财产,士兵们可以像摘野果儿那样随心所欲地去攫取。”在高岛部队向南京进攻的路上,更加愈演愈烈,“由于军队前进速度快,再加上深入内地,军粮一时运不上来,况且就是运上来也要花很多钱。所以前方部队大都采用现地征收的办法来解决给养。在华北,考虑到战后的安抚工作,不管征收多少都要一一付钱,而在南方战线,除了依靠自由征收外,别无他法。”原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的《日记》印证了以上说法:“自从在中支那登陆以来,我们从未得到辎重兵的粮食补给,粮食全靠征收解决。也是因为道路恶劣,辎重兵前进困难。我们每到一处宿营,首先必须把第二天吃的大米搞到手。”所谓的“征收”实际上就是“去偷”,“自己没有吃的,就去偷中国人的东西。那时,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谁反抗就杀。想要的东西都去偷”。而且,石川进一步强调,“征收就成了他们外出的口实,后来,又成了他们之间的黑话。特别是‘征肉’这个词变成了他们去搜寻姑娘的代名词。他们渴望找到年轻的姑娘”。所以,攻打南京的路上,这支部队烧杀奸掠,无所不能。石川的概述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作家对于战争的残酷性,尤其是侵略战争的掠夺性,是较为客观地勇敢地表现出来。

南京的外围战役很快相继结束,高岛部队西泽团一营已经感受到了,即使在南京城外,“敌军并不是什么大部队,然而一旦接近南京,他们那种抵抗时的顽强劲儿确实使人感到是在誓死保卫自己的首都”。高岛部队极为艰苦地在限期内提前二十五分钟内攻占了紫金山第一峰,就此大局已定。原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33联队士兵回忆说:“紫金山激战中,仅三天就战死了大量的士兵。下了紫金山,联队里有很多同乡和朋友,遇到时就相互说:‘啊,还活着。’这成了打招呼的话。”12月13日,南京陷落。小说写道:“这一天,友军对城内的扫荡空前残酷。南京城防军总司令唐生智,已于昨天携部队从挹江门逃往下关。”并且还补叙了中国人在挹江门与下关的逃亡:“原守备挹江门的国民党部队大约两千人,是广东兵。他们奉命把守这道城门,不让中国军队退往城外。但唐生智及其部下乘着架设机关枪的卡车,冲出城门逃到了下关。”

唐生智的撤退就是在紫金山主峰被攻占之后,召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发布撤退令,守备挹江门的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后来回忆道:“十二日下午五时半我在长官部开会回师部后,即以电话令各部队严密戒备,掩护唐长官等渡江,至九时左右长官部人员已渡江完毕。”自然不会有长官部“乘着架设机关枪的卡车冲出城门”,宋希濂所属的军队更不可能是“广东兵”,有广东兵的部队主要是南京卫戍部队中另外的两个军,唐生智回顾道:“除了广东的两个军(邓龙光和叶肇部)按计划突围,宋希濂部遵照命令由浦口撤退以外,其他部队都没有按照命令实行。”这样看来,石川也有一些想当然的叙述,小说非同战地报告,“不是真实的实战记录,乃是作者进行相当自由的创作尝试”,但是下关码头的乱象却被他言中了,这一阶段是下关中国军队民众逃亡的最后阶段。日军对南京城内外“空前残酷”的扫荡也就开始了。小说写道:“在商店的地上,到处都有中国士兵丢下的军服。中国士兵都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混在难民中。饭店的厨房里扔着青天白日的旗帜,陶瓷店的二楼上丢弃着青龙刀和皮裹腿。要想只处置真正的中国士兵,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南京陷落后,具体如何处置残兵和俘虏,石川对此未多置一词,仅仅概括为“扫荡空前残酷”,实际上日军采取的办法就是杀掉。好在之前的叙述里,石川对于日军屠杀早已探究:“于是,只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或是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原因,很多很多中国人就被杀掉了。以难以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为借口的悲剧时有发生。……尤其使士兵们感到愤怒的是中国兵所惯用的手段:他们被追得走投无路时,就扔掉军服,混到老百姓当中去。就连那些带着太阳臂章,被称作‘良民’的人中,也可能混有脱掉军装的正规军。越靠近南京,抗日情绪越普遍。因此,士兵也更加不相信一般老百姓。”“在进行追击时,所有的部队都对怎样处置俘虏感到棘手。部队本身即将开始的特殊战斗,不能边行军边带着俘虏。最简单彻底的处置是将俘虏杀掉。要是一旦将他们押上路,再想杀掉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虽然没有专门下过‘抓到俘虏后就地杀掉’这样的命令,但它却是上级指示的精神。”就这样,俘虏与非战斗人员一同被杀害,在南京的情况,作者三缄其口,自有深意或不得已的地方。德国人拉贝就在日军扫荡的现场,他在12月14日《日记》中记载:“在开车经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被破坏的严重程度。汽车每开100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看见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们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

石川达三十分简洁地素描在十七日南京中午举行的入城式。没有任何夸张与烦冗,之后小说写道:“市内开始稳定下来,带不带枪都无关紧要。偶尔能从倒塌的房屋暗处发现一二个中国士兵,他们那满是尘土和污垢的脸上露出痴呆呆的表情,一经发现即被带走。除此以外,南京市几乎是一座没有任何危险的无居民的城市,是一座只有军人来来往往的空城。”“南京残存的市民都被迫迁到了难民区,据说有二十万,一千人左右的中国士兵好像混在其中。街市的其他地区,几乎看不到一个中国人。街道上只有日本军人在闲逛,到军人商店买东西或征收物资。”原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上等兵东史郎回忆十二月二十一日奉命警戒城内之后说:“我们在这空荡荡的大都市挨家挨户地寻找粮食。书画、窗帘、花瓶被征用来装饰着我们的房间。”“一般的士兵不知为什么都有强行征用来的东西,我也有七件古董。行军途中,背包已经很重了,可我们还是不断地往里面塞入征用品。”南京只能说像一座布满恐怖的空城,不可能短时间内达到“稳定”,中国人很少上街,他们不是躲在难民区里,就是已被杀死。大街上横陈的尸体成了最好的点缀。“大街上仍然有尸体,那些尸体由于日子长了,已经黑了,萎缩了,夜间已成为猫、狗的美食,到了第二天剩下的更少了。其中有一具尸体只剩下了一具骨架了,但头顶上却残留着头发,裹腿松松地裹在已没有皮肉的胫骨上。这些残缺不全的尸体,在人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小堆垃圾。”细读小说会发现,陷落的南京时时都能看到中国人的尸体,那似乎是故意留在那里来确认这个城市的屈服,借以恫吓中国人的反抗。

沦陷后的南京已被摧毁得千疮百孔,“大街上所有的商店都被抢劫一空,满目凄凉。南京市凡能被称作物资的东西,均不存在了,他们或者被抢走了,或者被毁坏了,或者被付之一炬,变成堆碎砖烂瓦了”。而且,作者对于“付之一炬”曾着重提及两处,其一是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南京市的大街小巷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其中有空袭引起的火灾,但更多的是他们自己放的火。在城内,中国士兵已经开始了凶暴的抢劫”;其二是南京陷落后,“谣传都是便衣兵放的火,理由是火灾总是发生在部队驻地的附近,目的是给进行空袭的中国飞机指示目标。这种谣传面很广”。小说写得似乎明白,南京城内的熊熊烈火除了是空袭造成,要不就是中国人自己放的,而不是占领军纵火。但有趣的是,石川是个很认真的人,对于日军放火一事小说在首都沦陷之前他也早有描述:“从无锡出发的那天早晨,士兵们放火烧了自己住过的民房。实际上有许多人在出发前,故意不熄灭火堆,故意让火蔓延开去把房子烧掉。这样做一是表示自己不再退回这座城镇的决心,二是为了预防中国的残兵再次进入这座城市。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仿佛只有把市街烧光,才能充分证明他们曾经占领过这个地方。”日军在占领地带不仅杀人劫掠,放火已是家常便饭,甚至这支部队专门设立过“放火班”,南京岂能例外,只不过作者“笔下留情”罢了。原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老兵回忆道:“进入南京之后,因为城内有人从楼上向下开枪,中队长马上就发出命令:‘烧!’……这里那里就到处烧起来了。其他部队也都在放火烧城。”石川所谓“充分证明他们曾经占领过这个地方”在南京将进一步演绎为,放火烧掉所有被日军抢掠的证据。正如拉贝的12月21日《日记》记载:“日本人开始焚烧城市。毫无疑问,他们是想要抹去他们的抢劫掠夺的罪行。”另外一位目击南京大屠杀的德国人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同样做了记录,他在1938年1月13日写了《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中国军队在撤退的时候,砸开并抢劫了一些粮店,也有几处发生了火灾。但是绝大部分城区在日军进城的时候完好无损。日本人用大手笔完成了一个巨作,也许唯一使他们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只能在各个地方一所一所地烧房子,他们恨不能一下子把整个南京城烧个精光。……这种有组织的纵火焚烧开始于12月20日,自那以后一直到今天,没有一天晚上夜空不被火光映照得通红。如果有房子遗漏或跳了过去,那还要细心地给它补上一把火。截至今天,全城估计约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房屋被烧毁。”

南京陷落后还有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日军肆意地强暴中国女性。石川再一次采用正面回避法,回避到只字未提的地步。实际上,南京城门一破,日军扫荡、占领,中国女性就处于极为恐怖危险之中,上至七旬老太下至五六岁的孩童,都很难逃过一劫。即使躲在国际难民区内,许多女性仍被强暴伤害,甚至被武装劫掠而去。原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的两位老兵回忆道:“不管是进南京之前,还是进南京之后,强奸妇女可以说是任你随便干,干多少都无所谓。还有的人自吹‘干了70岁的老太婆,腰都变轻了’。……还有去过只收容女人的难民区(估计是金陵女子大学吧)。在屋子里指手画脚地任意挑选,并且当场就干了。”“那里经常有日本军官过来说‘进去一会儿’,就进校舍带走女子了。经常出入校园的不仅是33联队的,还有9师团和16师团的30旅团的。他们是开着卡车来的。白天不怎么来。一天大概来两三辆。每次来的包括军官有四五人,其中三人拿着枪。也有的时候一天来五六辆。一辆大概装20个女孩子。”而拉贝在12月17日就清楚地记载,“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完全是符合事实的。仅昨天夜里就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姑娘被强奸。”

在《活着的士兵》中,即使石川对于日军在南京强暴女性的正面描写微乎其微,但仍能从他谨慎的语句之间判断暴行的存在,“活着的士兵”手指上平添的一个个中国女性的戒指,在西服店柜台里面,“有两具赤身露体的年轻女尸”,十分巧妙地暗示日军的暴行。其实,在日军进入南京之前,他曾写到“杀女特务”、追踪女孕妇,尤其是写到堑壕旁一个农家女令人窒息的哭声:“在这夜深人静之时,那女子的哭声更加使人感到撕心裂肺,哭声在寂静下来的战场上震撼着每一个角落。她时而放声悲号,时而低声呜咽。有时既不呻吟,又不是啼哭,竟如野兽一般,‘嗷——嗷——’长吼,有时又似悲鸟低鸣。”日军士兵的“内心早已被这种惊心动魄的悲哀所震动”,这哭声令他们充溢着烦闷、同情或是焦躁,于是五六个日本士兵冲出战壕刺死了这位姑娘。一切似乎恢复了平静。石川叙述得清楚,农家女的母亲被枪杀,先于女儿死去,这姑娘的哭声是对失去亲人的痛悼、对自己孤苦无依的怜惜、对敌人的控诉、对战争的控诉、对命运的控诉!石川将日军攻打南京路上的暴行较为曲折地披露出来,并且做了深入的探析,如攻占常州后:“活下来的士兵最想得到的是女人。他们迈着大步满街寻找,像追兔子的猎犬一样搜寻女人。在华北,这种越轨的行为曾被严格禁止过,而来到这里,要想控制他们的行动却很困难。”“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变得骄横狂妄,自比帝王或暴君。如果在城里达不到目的,他们就会走出城,到远远的乡村去搜寻。城外虽然相当危险,可能还有隐藏下来的残敌,或许有的老百姓手中还有武器,然而士兵们对此却没有任何畏惧和犹豫。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能胜过自己的强者。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不论是道德、法律,还是反省、人性,一切都失去了它原有的力量。”而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石川达三却不再做更多交代。石川大体扫描了陷落后的这座空城,将慰安妇写了进来,这又是十足证明一个城市的屈服。“走进甬道后,两侧有五六间小房,每间房里有一个女人,都是中国姑娘。她们都留着短发,抹着胭脂,在这种时候她们竟还有心思梳妆打扮,而且,对方都是些语言不通、素不相识的敌国军人,他们要在一起度过三十分钟。为了她们的人身安全,在小铁门的入口处,有持枪而立的宪兵。”平尾一等兵每天都要到妓院去,而且回来后总要对战友说:“我是去安慰亡国之女的灵魂的。”原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的一位老兵口述道:“慰安所排成了一大溜,然后士兵就在那儿排成了一长排。我们完事了就说‘交接’‘交接’。当时里头中国女孩子很多,都是城里的女孩子,南京的女孩子,当中也有形势稳定下来以后父母带她上慰安所来的。为了吃饭,没办法呀。”

这样看来,石川对于日军在南京陷落后的屠杀、纵火、强奸等暴行并未明显叙写,但他在南京陷落前大体都已深入写到。石川是采用一种正面回避、前后互文的写法,正如经盛鸿记述了石川达三回应警察的话:“因为是写小说,所以有时候把在南京看到的东西搬到了上海,把在上海看到的事情,搬到了南京。”其隐衷值得细致斟酌。

总的看来,1938年初的石川还有一些自我言说的空间,对于“活着的士兵”并不是漠不关心,而是有着绵绵的悲悯,虽然是充满着丝丝的无奈。对于交战国的民生,石川达三也存在悲悯,在文中多次直接表达这种同情,虽然那属于强权、胜者的悲悯,但不造作、不夸张,因为那也渗透着对人生命的关注与痛心。他的早年不幸、英文专业素养和一度移民巴西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地成全了一个心胸较为开阔、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中日开战之初,他的悲悯对于世人都是弥足珍贵的,随着中日关系逐步恶化、战争升级、日本国内的新闻出版管制的加强,石川达三的客观与真诚就不可能保障,对此有学者做了高屋建瓴的评论:“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初期由报纸杂志社派出的这些作家,其主观动机是协力日本侵华战争的,事实上他们的作品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在观察、表现战争的时候,其角度、方法有所不同,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也不尽一致。例如,日本作家近代以来受欧洲自然主义的影响很大,注重‘事实’和‘真实’的描写,而在初期特派作家中,就有一个人由于写了一些‘事实’和‘真实’,而为军国主义政府所不容,因此招致笔祸。那就是石川达三和他的中篇小说《活着的士兵》。”

① 石川达三(1905—1985),生于日本秋田县平鹿郡横手町。1924年关西中学毕业。1925年入早稻田大学,中途退学,在《国民时论》社任编辑。1930年移居巴西,回国后发表长篇见闻录《最近南美往返记》。1935年发表中篇小说《苍氓》,描写日本移民在巴西的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日本笔会会长等职。

② 小说原名是“生きている兵隊”,钟庆安、欧希林译,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经盛鸿先生在《日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小说及其遭遇》(《钟山风雨》,2009年第3期)一文中有很多文本解读,可贵地还原了历史的现场。

④⑥ 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钟庆安、欧希林译,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第3—4页。

⑤ 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译者的话》,钟庆安、欧希林译,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⑦ 同上,第4页。日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在华作战的路线和经过,尤其是攻打紫金山,并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活动。参见《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版)和《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松冈环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版)。

⑧⑭ 〔日〕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第205页,第207页。

⑨⑩⑮⑱⑲㉑ 〔日〕松冈环编:《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第56页,第106页,第300页,第326页,第107页。

⑪ 宋希濂:《南京守城战》,选自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页。

⑫ 唐生智:《卫戍南京之经过》,《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⑬⑯⑰⑳ 〔德〕维克特编著:《拉贝日记》,周娅、谭蕾译,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第160页,第326页,第134页。

㉒ 经盛鸿:《日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小说及其遭遇》,《钟山风雨》2009年第3期。

㉓ 王向远:《日本侵华史研究》,《王向远著作集》(第9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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