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丽 沈路 肖仁桥

内容提要：基于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机理分析，本文构建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测算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份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二者耦合协调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指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均值比较显示，绿色创新水平落后于产业结构优化进程，其中绿色创新势力值低是导致绿色创新指数偏低的主要原因;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上、中、下游地区在考察期内已分别进入中级协调、良好协调与优质协调阶段;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在区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局域集聚特征显著。上海、江苏、浙江在考察期内始终为“双高”型省份。市场化程度与政府支持对耦合协调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響。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空间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5;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6-0055-10

作者简介： 钱丽（1981-），女，武汉人，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技术经济与创新管理;沈路（1994-），男，安徽含山人，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绿色创新管理;肖仁桥（1982-），男，武汉人，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绿色创新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CGL010;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708085QG170;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gxyqZD2016093。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中国经济已进入增长速度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且易引发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长江经济带作为贯穿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新增长极，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1-2]。2016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均要求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加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互动合作，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然而，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是彼此影响的两系统，如何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与耦合协调发展值得深入探究。

现有关于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研究主要基于两条主线展开。其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Ninga et al.指出创新投入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的最基本条件[3]，Mazzucato则认为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离不开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扶持[4]。陶长琪和彭永樟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技术创新强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正溢出效应[5]。其二，产业结构优化能反向影响创新。吴丰华和刘瑞明认为产业升级能通过微观需求拉动、中观地区协同以及宏观国际贸易3种效应推动企业、地区和国家的自主创新[6]。李伟庆和聂献忠通过经验性检验发现，产业升级对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7]。王鹏和赵捷则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实证发现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创新产出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8]。在长江经济带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研究方面，学者们同样着重关注二者间的单向影响。胡艳和汪徐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分别对区域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提升与负向阻滞作用[9]。张治栋和廖常文则利用面板Tobit模型回归发现，技术创新能有效推进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发展，且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明显[10]。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1）已有研究较多关注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间的单向影响，缺乏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两系统间的关联性分析。此外，随着自然资源趋紧，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绿色创新更能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然而，探讨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2）部分研究虽然探讨了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耦合协调关系[11]，但其仅将研究对象视为独立个体，并未考虑空间溢出在区域创新协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3）现有文献大多从创新产出、投入或效率[10，12]等单一维度衡量区域创新水平，难以反映区域创新发展的真实情况，本文将从创新效率（强调创新质量）、创新势力（强调创新规模）及创新指数（强调综合水平）等方面综合评价区域创新发展水平。鉴于此，本研究将以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在测算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二者耦合协调的空间关联性及影响因素。

二、耦合机理、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机理

绿色创新是指以低碳节能和生态环保为前提，研发或改良工艺、产品、技术等的动态创新行为，其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共增。绿色创新与传统创新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传统创新强调研发投入的科技成果与商业价值转化，注重提升创新数量。绿色创新更加强调创新质量，充分考虑创新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要求以低能耗、低污染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故又称“可持续创新”。产业结构优化是指通过产业调整不断提升产业间的协调度与关联度的过程，该过程通常以各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值之间的耦合情况来反映[13]。

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耦合关系。如图1所示，一方面，绿色创新是驱动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动力;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亦能反作用于绿色创新。绿色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规模扩张、产业结构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联系紧密3个方面。首先，绿色创新能有效改善产业研发效能，并促使产业结构中参与产品交易的产业数量渐增，进而实现产业结构规模逐渐优化和扩张[14]。其次，研发人员素质提升、绿色创新对技术及工艺的改良使产业间生产技术联系愈发紧密，产业结构水平不断提升。最后，随着网络通讯、交通、成果转化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备，创新的物质条件和创新环境得以改善。高技术人才逐渐向某一区域流动，产业集聚化程度提高，产业结构联系更加紧密。

产业结构优化反作用于区域绿色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绿色创新规模扩张和绿色创新环境改善3个方面。首先，随着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创新资源在区际间流速加快且能得到合理配置，减少了资源浪费，有利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其次，随着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创新产品的附加价值增加、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由此导致的创新回报增加会诱使区域绿色创新规模不断扩大。最后，产业结构多元化与产业高效发展分别为绿色创新提供全面发展的高技术人才和充裕的资金支持，布局合理的产业结构则为区域绿色创新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绿色创新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

（二）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并以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为被解释变量，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指标选取具体如下：

（1）绿色创新。为体现绿色创新系统整体优化，本文参考郭斌在《中国上市公司创新指数报告（2019年）》中关于创新指数的测度方法[15]，以绿色创新效率衡量创新质量，以绿色创新势力反映创新规模，并取二者均值得到绿色创新指数，以表征绿色创新综合水平。绿色创新效率为绿色创新产出与绿色创新投入的比值。以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内部支出、新产品开发经费与引进消化吸收费用为绿色创新投入，以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表征科技产出，以新产品销售收入、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代表经济产出，以单位GDP能耗、环境综合指数表征环境产出。其中，单位GDP能耗已作负向标准化处理，环境综合指数是以熵值法确定4项非期望产出的指标权重，并作负向标准化处理而得到。4项非期望产出分别为：单位GDP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烟粉尘排放量、废水排放量与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此外，以2008年为基期，采用研发价格指数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分别对经费类指标与经济产出指标进行平减，并对经费类指标做存量处理[16]。绿色创新势力方面，以9个绿色创新投入产出作为评价子指标，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进而测得绿色创新势力值。

（2）产业结构优化。早期学者们普遍利用结构偏离度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但该指标既忽视了产业部门间的差异，又忽视了不同地域之间主导产业的差别。由此，本文借鉴干春晖等的研究[17]，引入泰尔指数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以综合表征产业结构规模扩张、产业结构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联系紧密的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i和n分别表示某产业与产业总数，Y与L表示总产值与总就业量，Yi/Li表示第i产业的生产率。当Yi/Li=Y/L时，TL=0，产业结构处于均衡状态。即TL越偏离0，产业结构越不合理。为便于比较和进行耦合协调分析，利用极值法作负向标准化处理，将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转化到[0，1]内。

解释变量。影响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的变量基本可分为3类：资金支持、区域特征与政府力量。（1）资金支持方面。引進外资虽为本土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带来经济支持和技术溢出，但也可能存在污染型企业的国际转移问题[18]，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代表外资利用程度。（2）区域特征方面。对外贸易开放有利于企业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学习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与绿色管理经验，激烈的市场竞争则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采用货物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表征外贸开放度。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愈发注重生态环境优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19]，本文以年末城镇人口比重表征城镇化水平。此外，参考王小鲁等[20]的研究，以市场化指数表征市场化程度。（3）政府力量方面，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资金支持刺激区域创新活动开展与产业转型，采用各省政府科技研发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代表政府支持。

上述数据源于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三）模型构建

1.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虽可用于衡量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但也可能存在绿色创新指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双低”导致高耦合度的现象。因此，本文在测算两系统耦合度的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态势。第一步，构建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度模型：

C=U1U2/0.5U1+U22（2）

其中，C表示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度，U1与U2分别表示绿色创新指数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且C、U1与U2的取值区间均为[0，1]。

第二步，构建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模型：

D=C×T，T=aU1+bU2，a+b=1（3）

其中，D表示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D∈0，1。T为综合协调指数，a和b分别表示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权重，通常认为两系统同等重要，故取a=b=0.5。此外，参考已有研究[21]，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具体见表1。

2.空间计量模型

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可能存在空间关联，因此，本文采用全局莫兰（Moran’s I）与局域莫兰指数（Moran’s I’）测算其空间自相关性，计算公式分别为（4）和（5）：

此外，本文拟采用空间自回归（SAR）、空间误差（SEM）与空间杜宾（SDM）等3种空间面板模型检验外商直接投资（FDI）、外贸开放度（OPEN）、城镇化水平（URB）、市场化程度（MAR）、政府支持（GOV）等变量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效应，具体公式如下：

在公式（6）-（8）中，CCD表示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份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WCCD为其空间滞后项，W、M表示空间权重矩阵。λ、ρ为空间溢出系数，β1-β5、δ1-δ5为解释变量及其空间滞后项的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一）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测度分析

利用DEA-CCR模型①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并利用熵值法确定绿色创新投入产出指标权重，进而测得绿色创新势力值。最后，取二者均值得到绿色创新指数。受篇幅所限，仅列出部分年份数据，具体见表2。

由表2可知，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创新势力、创新指数均值分别为0.685、0.287和0.486，长江经济带各维度值均高于非长江经济带与全国均值。分维度来看，绿色创新势力偏低，进而影响了绿色创新指数值。由图2可知，考察期内绿色创新效率、创新势力、创新指数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但绿色创新势力增幅较小，由2008年的0.225增至2017年的0.359，年均增长率仅为5.3%，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分区域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绿色创新指数均值分别为0.415、0.439和0.644，下游明显高于上、中游地区。由图3可知，考察期内上游绿色创新指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而中、下游地区绿色创新指数的增长态势明显。分省份来看，江苏、上海、重庆和浙江位列全国前10，属于第一梯队，是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协同发展的主力军。湖南、四川、江西、安徽和湖北属于第二梯队，绿色创新能力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但绿色创新发展的整体增速较快。如：安徽省绿色创新指数由2008年的0.292增至2017年的0.667，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6%。贵州与云南则属于第三梯队，绿色创新指数均值仅为0.300左右，未来需继续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力度，并利用国家政策扶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创新型人才。

表3为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的测算结果。其中，长江经济带均值为0.727，略高于非长江经济带与全国均值，但仍存在27.3%的改进空间。由图4可知，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上、中游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2009-2011年出现下滑，随后又逐渐回升。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新兴产业发展在短期内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我国为保经济恢复和增长而采取的应急式措施也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而在“后危机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逐渐取代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化。从区域层面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551、0.737和0.948，下游明显高于上、中游地区，这与绿色创新的区域对比结果类似。根据图4，下游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在考察期内始终保持着较高水平，且与上、中游地区分别保持着0.400和0.200左右的差距，但上游的追赶趋势较为明显。从省域层面看，上海、江苏、浙江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跻身全国前5，且全部来自下游地区，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领跑者和主要贡献者。而云南、贵州则位列全国后5名，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均低于0.500。产业结构优化通常建立在创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上，而云贵地区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匱乏，需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加速培育创新动能。

此外，对比表2与表3不难发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指数在考察期内明显低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这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水平整体落后于产业结构优化进程，绿色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不足。未来需继续加大绿色创新投入强度，加速创新资源在区际间的流动，逐步完善创新管理制度，进而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发展。

（二）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分析

依据上文分析可知，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区域对比、省域对比结果基本吻合，下游各省份及地区整体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上、中游地区。此外，观察图5可知，绿色创新指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在考察期内的变化趋势整体上较为一致。因此，有必要考虑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得结果并根据D值所属的区间划分耦合协调度等级。由于篇幅限制，仅列出部分年份数据，具体见表4。

由图5可知，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且耦合度明显高于耦合协调度，这表明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协调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从时间维度来看，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2008-2017年增幅为1.1%，并由中级协调迈入良好协调阶段。结合表4与图6来看，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且中游增幅最为明显，由2008年的0.706增至2017年的0.810，年均增长率达1.5%。上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2008-2011年期间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随后逐年回升。这主要是因为下游绿色创新指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在2008-2011年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反。分省份来看，上海和江苏由良好协调进入优质协调阶段，浙江则从中级协调进入优质协调阶段。江西、重庆和四川由中级协调向良好协调过渡，湖南由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过渡，安徽在考察期内实现了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再向良好协调阶段的跃进。湖北、贵州、云南的耦合协调度在考察期内未见明显变化。这表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是全国各省学习的标杆，而上、中游地区则应紧抓中西部崛起战略的发展契机，加强与周边地区或国家的经贸合作，学习并引进国际前沿的生产技术，加速推进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转型，最终实现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绿色创新协同发展。

从空间维度来看，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并呈现出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变化趋势。分区域来看，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883，高于上、中游及总体均值，且在考察期内与上、中游耦合协调度分别保持着0.150和0.100左右的差距。分省份来看，上海、江苏、浙江的耦合协调度位列前3，且均已进入优质耦合协调阶段，而其余省份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仍有大幅提升空间，这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可能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长江经济带下游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起步早、水平高，应通过人才交流、技术援助与贸易合作等方式对上、中游地区形成正向的空间知识与技术溢出。

（三）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本文考虑在构造空间邻接、地理距离和经济地理距离矩阵的基础上，利用全局与局域莫兰指数检验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性，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的莫兰指数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均为正，且除个别年份以外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在区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为深入刻画各省份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考察期内的空间特征，本文基于空间邻接矩阵，选择期初（2008年）与期末（2017年）两个时间节点，绘制Moran’s I散点图②。在图7中，横轴z代表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份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纵轴Wz为其空间滞后项。1-11分别代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y1和y10分别表示2008和2017年。由图7可见，大部分省市位于第一或第三象限，这表明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在地域上存在明显的“高高相邻”、“低低相邻”的空间集聚特征，故有必要考虑其空间效应。

根据不同省份在Moran’s I散点图中的象限分布及变化情况将其分为6种类型：双高型、低-高型、双低型、高-低型、进化型和退化型，划分结果见表6。

（1）双高型。上海、江苏和浙江在考察期内处于第一象限，即自身与邻近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都高。这些省份绿色创新效率更高，产业结构更为合理，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协同发展的领跑者。（2）双低型。湖南、贵州、云南等省份在考察期内处于第三象限，即本省与邻省耦合协调度均不高，且在短时期内难以有大幅提升。这些省份来自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地区，其科技产出、经济产出相对较少。湖南未来应积极引入创新型人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努力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贵州、云南应充分发挥其民族文化及区位优势，加强与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贸易往来，形成对周边国家的全面辐射。（3）高-低型。重庆和四川在考察期内处于第四象限，该象限内的省份自身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高，但周边省份协调发展的能力较低。由于其空间自相关性为负，因此，重庆和四川在短期内仍不足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4）进化型。查阅各年份Moran’s I散点图后发现，安徽在考察期内由第二象限逐渐向第一象限逼近，并在期末进入了第一象限。这主要是受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安徽在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创新发展的带动下，耦合协调度逐渐提升。2010年，江西进入第一象限，随后几年内在第一、二象限间徘徊。这表明江西省的空间自相关性明显提升，但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仍有待进步，未来可借助周边地区的技术溢出实现区域绿色创新协同发展。（5）退化型。湖北在2009年由第四象限退至第三象限，安徽与江西在该阶段处于上升期，易对湖北产生虹吸效应。而湖南、贵州等邻近省份整体发展水平落后，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弱于虹吸效应，进而共同限制了其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提升。

（四）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回归及效应分解

本文以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外贸开放度、城镇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政府支持为解释变量，构建3种空间面板模型估计各变量对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经豪斯曼检验，SAR和SDM模型采用固定效应，SEM模型则采用随机效应更为合适。由于SAR和SDM模型中包含空间交互项，直接利用该模型中的估计系数进行分析并不准确，需进行空间效应分解[22-23]。与SDM模型相比，SAR模型下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因此，本文采用SAR模型进行空间效应分解，具体结果如表7所示。

（1）外商直接投资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阻滞作用。外资驻入易形成技术溢出，从而诱使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竞相降低门槛，导致高污染、高排放的FDI大量涌入[18]，不利于本地区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发展。（2）已有研究普遍认可“学习效应”假说[24]，即本土企业可通过国际贸易往来引入新产品、学习新技术。但本文却发现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外贸开放度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产生负效应。这可能和绿色创新成果的市场转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有关，后进地区难以在短期内深度挖掘贸易商品中的核心技术[25]。（3）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直接与总效应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愈发注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地方政府强调以“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绿色集约型发展方式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效益共增[19]。（4）市场化程度对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度的直接、空间溢出及总效应均显著为正。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创新生产要素自发地在区际间流动，资源配置愈发合理。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强化绿色创新能力，并淘汰部分夕阳产业，进而促进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发展。（5）政府支持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一方面，政府对区域绿色创新活动的进行资金和政策支持，有利于引导该地区企业和研发机构的技术研发和新产品涌现。另一方面，政府支持对新兴产业发展亦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作用。政府对新创企业的扶持以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往往会要求“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企业停业整改，这有利于促进产业转型与区域绿色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DEA模型、熵值法、泰尔指数和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测度分析绿色创新指数、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利用莫兰指数测算二者耦合协调的空间关联度，并采用3种空間面板模型实证分析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结论如下：（1）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486和0.727，不同区域、不同省份之间的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均存在显著差距。此外，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水平明显落后于产业结构优化进程，绿色创新势力值低是主要诱因。（2）从时间维度看，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在考察期内总体呈上升趋势，且上、中、下游地区已分别进入中级协调、良好协调与优质协调阶段。从空间维度看，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3）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局域莫兰指数检验表明，二者耦合协调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仅有上海、江苏、浙江在考察期内始终为“双高”型省份。市场化程度与政府支持对耦合协调发展的直接、空间溢出及总效应均显著为正，而外商直接投资则抑制了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发展。依据上述结论得出以下启示：

（1）注重提升绿色创新效率与创新势力，推动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创新发展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优化进程，是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科技研发方面，应重视前端研究，加强官产学研的绿色技术研发合作，提高专利质量。成果商业化方面，需继续完善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增强科技产出的市场转化能力，并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着力构建全面动态的环境监测系统，因地制宜的制定污染排放标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2）强化区域开放与创新合作意识，推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绿色创新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作为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内对外开放带，一方面应通过人员外派、人才引进的双向人才交流机制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合作，并跟踪学习国际前沿的清洁生产技术。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地区应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与国家帮扶政策，在发展区域特色产业的基础上，加速重工业、有色金属等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升级。下游地区则应积极培育发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并发挥其标杆作用，加快研发要素流向上、中游地区，辐射带动内陆地区绿色创新协同发展。

注释：

① 该模型非本文研究重点，限于篇幅，故未作详细介绍。

② 由于空间邻接矩阵下Moran’s I结果更优，限于篇幅，仅展示该矩阵下2008年与2017年的Moran’s I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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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