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燕 涂明慧

内容提要：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本文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生产分割情况进行解构，在区分国内国际循环特点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国内生产大循环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作用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建立不仅可以有效抵御国际环境的风险，还可以通过增强创新水平、扩大产业规模和提升贸易出口为我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赋能。进一步探究表明，在国际循环中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合作可以有效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在深化国内生产大循环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联通国外市场，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对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制造强国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冠疫情;全球价值链攀升;国内生产大循环;双循环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740.3;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6-0044-11

作者简介：王玉燕（1988-），男，安徽安庆人，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升级与产业政策;涂明慧（1996-），本文通讯作者，女，安徽马鞍山人，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升级与产业政策。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创新驱动安徽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路径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AHSKQ2019D105。

一、引言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改变了传统的贸易形式，生产活动发生了功能和空间的分离，各国根据其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布局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为了把握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制定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通过进口引进来弥补工业生产原料、资金和技术的短缺，同时利用出口中国际市场的需求解决国内因收入低造成的消费不足的问题，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无疑“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了我国工业规模的扩张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对我国实现经济赶超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依靠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等要素优势参与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生产分工，并以承担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分工任务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能获得的收益和产业自主升级空间有限[1]，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我国制造业仍面临着“大而不强”的现实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疲软外需明显放缓，全球跨国投资增长下降贸易萎缩。近年来一些国家主张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不容乐观的外循环形势对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产生了巨大的压力。2018年美国以美中贸易逆差为由，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并对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中美贸易战的打响使我国一系列严重依赖进口的关键性零部件的供应缺乏了重要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新冠疫情发生后，美欧等国开始增加中国大陆以外的采购来源地及促进制造业回流以强化本地化生产，一系列“去中国化”的措施对我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过去依靠国际大循环实现制造业赶超目标的实现。基于对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现实特点和国内外形势的精准研判，2020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国内大循环，即充分发挥国内巨大市场规模潜力和内需动力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以降低外来进口中间品的依赖和国际市场波动的风险，強化本土企业的高端竞争能力。对中国这样的后发经济体而言，依托国内大循环发展模式是实现经济赶超的必要路径[2]。在构建强大的国内生产循环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涵养出口比较优势优化带动国际大循环，实现内外市场相互联通的双循环发展格局，进而为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市场份额和竞争力的提升增添动力。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提出是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升级问题做出的正确的战略部署[3]，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现代化制造强国建设都具有根本的指导性意义。

鉴于此，本文通过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化生产分工中的情况进行解构，在区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特点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国内生产大循环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探究依托国内外循环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有效路径，为推动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提供切实参考。

二、国内外循环的测度及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测算方法

现有关于双循环的研究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实证文章较少，本文选用制造业的生产分割程度作为国内外循环体系深化情况的代理变量，主要有如下考虑：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环节被片段化，产品间的分工日益细化，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不同中间品的投入和不同生产环节的配合，这些中间品和生产环节可能来源于国内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也可能来源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地区。生产分割是基于中间品流动的产品内分工程度的度量，微观上产品生产的中间环节越多，产业链条越长，生产结构就越复杂[4]，从宏观上看，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中间产品循环往复的流动可能会形成错综复杂的链式乃至网状的生产体系，因此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割根据国别进行解构可反映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国内外生产循环情况。

目前关于生产分割的测度大致有两个角度，一种是基于进口中间品的占比[5-6]或其衍生的指标[7]，另一种为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指标[8-9]，但是这些指标侧重从贸易利得的角度进行，并未能反映中间产品往来的关系和最终产品生产的复杂程度，因此本文参照Fally（2012）[10]所提出的封闭经济下单国的各产业生产分割程度和倪红福等（2016）[4]提出的多国开放经济体生产分割的测度方式，将我国制造业全球的生产分割情况解构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分别揭示我国制造业在国内外市场中的循环流通以及生产分工体系的深化情况。

首先考虑一国k个部门内的总体生产分割长度：Ni=∑n=1n·ν（n）i=1+∑jμijNj，用矩阵表示为：NT=UT+NTA，拓展到全球m国k个部门的分解公式有：

式中LaTi、Aab与Bba分别为a国内部的Leontief逆矩阵、b对a国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与a对b国的Leontief逆矩阵。NaTi为a国i部门最终产品的生产所需经历的全球的生产阶段数，即全球生产循环情况，数值上等于国内和国际循环程度之和;等式右边的第一项是国内的生产分割程度（ips），即为无国际中间品贸易情况下的国内生产大循环情况，数值越大表明国内循环体系越深化;等式的第二项表示国外产品的生产对a国i产品的中间需求，等式的第三项为a国i产品生产对国外产品的中间需求，后两项反映了a国i部门生产与其他国家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强度，a国i部门产品的生产需要其他国家的中间产品的提供，同时作为中间品还投入到其他国家的最终品生产的环节当中，体现的是参与国际循环的程度（eps）。

（二）测算结果

本文用2016版WIOD数据库中2003-2014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并将国内的27个制造业行业与之匹配最终得到16个制造业的细分行业①，根据上述分解公式计算得到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全球、国内和国际生产循环的结果。由表1可以看出各行业的国内循环所占比重达69%以上，且随年份逐渐增大。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焦炭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的全球、国内和国际循环程度较低;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电力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制造业的内外循环程度则较高。多数结果符合各行业的特征，总体来说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内外循环程度较低，技术复杂度较高的行业其经历的生产环节越多，其在国内外的循环流通程度也越大。

用该行业的最终消费占全部制造业行业最终消费之比作为权重计算可得一国制造业的生产循环情况，结果如图1所示。由我国制造业总体的变化趋势来看，全球生产循环程度从2003年的0.88上升到2014年的1.03，12年间上升了17.04%。;国内循环程度在12年间上升了30.72%;而国际循环程度下降了21%。其次，制造业全球循环在2009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随后增长速度逐渐减缓。受十八大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2013-2014年全球、国内和国际的生产循环程度均呈现下降趋势。国内生产循环程度2005年之前为负增速，之后到2013年一直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国际循环与之呈相反的变化趋势，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降幅达18.08%， 国内和国际循环体系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这表明，加入WTO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拉长了国际的产业链长度，但对国内的产业链产生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但随着中国产业体系的完善和产业分工的日益细化，我国的国际贸易依存度下降，全球价值链条回归向国内价值链[11]。国际市场的作用在逐渐减弱，国内产业链条长度在不断增加，各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也在日益增强，国内逐渐成为了产品生产、流通、循环的主要市场。

三、理论机制分析

（一）国内大循环与全球价值链攀升

针对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较低的发展困境，众多学者从创新技术水平[12]、进口学习效应及产业结构调整[13]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虽然这些研究为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提供了多维的发展思路，但却忽视了国内分工体系对其的重要影响。作为新兴的产业大国，我国拥有相对完整的国内运行体系，不仅能为攀升全球价值链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中间产品， 国内各产业部门间的专业化分工联系还有利于知识的外溢和技术水平的提升[14]，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攀升全球价值链提供动力。随着国内大循环体系的深化及产业分工的细化，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在国内各区域的企业间被拆分成不同片段，各企业专业化于某一环节的生产，可以有效提升生产的效率，是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巨大优势。另外在生产交易各环节的相互学习与合作还有利于发挥国内生产大循环所带来的比较优势，从而带来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技术水平的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15]。国内大循环体系除了通过线性的传导路径影响产业的发展，还会产生前后向的溢出效应和分工前后阶段的追赶-竞争效应，在整个产业链上形成完整的链式循环[16]，带动我国产业的高级化跃升，实现质的突破。可见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以国内巨大市场需求作为支撑的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才是转变我国制造业发展困境的战略选择。

由此提出假说一：国内生产大循环体系的构建可以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流通与整合，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提供动力。

（二）国内大循环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传导机制

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较高分工地位的产业往往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产业带动力以及市场占有力，而国内大循环通过国内资源的整合，可以有效带动产业上下游的关联，对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提升、产业规模扩大以及出口贸易增强等方面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从技术创新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贸易提升效应等多重路径进一步剖析国内生产大循环对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作用。

1.技术创新效应。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国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的拦路石，关键核心技术的短板和不足导致供应链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从而使得供应链和产业链中断的风险显著上升。技术的创新需要依赖多个部门和产业的集中优势共同科研协同攻关。国内生产大循环程度的加深，一方面意味着产业链条各部门联系的加强，有助于资源的集中和先进技术的学习溢出，另一方面意味着进入到该产品生产环节的增多和中间品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为获得更高利润，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来降低生产成本以获得更多竞争优势。以国内产业为切入端，通过生产分割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形成“产业联通 关键核心技术 中间产品 最终产品”的国内全链条培育机制，摆脱对国外中间产品和技术的依赖，进而实现价值链高端的攀升。

2.规模经济效应。随着国内生产体系的逐渐完善和产业分工的日益细化，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各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规模越大较容易降低生产环节的生产成本，从而获得成本降低的额外利润[17]，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也更有能力开展研發创新活动来进一步提高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从而有助于价值链的攀升。此外，产业基础规模越大的企业的掌控力和带动作用越强，越容易带动资源的流通与整合，进而带动国内外上下游产业联动式的发展。如今各大型跨国公司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体，因此在各行业培育规模较大、综合实力较强的龙头企业，有利实现我国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到主导者身份的转变。

3.贸易提升效应。在国际上市场份额往往与价值链地位呈正相关。伴随国内产业分工的深化、产业链的完善以及产业实力的增强，我国产品的品质越来越被国际所认可，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国外需求得以增加，进而以出口有效释放外贸增长的经济效应。另外在国内市场需求得以扩充之后，有实力的企业开始开拓国外市场，通过主动向下延伸产业链条，将低附加值中间产品的生产环节外包给其他国家以获得价值链地位的提升。通过构建国内生产循环体系，涵养出口比较优势，进而带动国际生产循环体系的优化，形成国内、国外两大市场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格局。

由此提出假说二：国内大循环体系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贸易提升效应间接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三）双循环格局与全球价值链攀升

上述已就国内生产大循环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进行了一定分析，然而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同样不可忽视国际大循环的作用。区别于国内大循环，国际循环是基于国外市场的循环体系，国际形势的制约会增大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此外由于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在贸易合作中能否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姚博和魏玮（2012）[18]的研究发现生产的国际分工程度对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在产品非一体化生产中可以通过产业链前后的联系获得外源式的技术进步，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并不意味着较高的附加值率。对发达国家而言，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形式为将设计、研发、品牌、营销等环节留在国内，而将生产的低端环节发包给发展中国家。而对我国以特定加工贸易形式为主的本土企业而言，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可能因 “低端锁定”、“俘获效应”、“挤出效应”以及对国外过度依赖等而对其创新能力的提升造成一定的负面作用[19-21]。由此可见国际循环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相比较于国内大循环体系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引领不仅是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攀升的关键，更是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格局的工作重点。

由此提出假说三：由于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国际循环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以国内大循环为牵引，在国际循环中寻找发展契机，可以促进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为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赋能。

四、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如下的基准回归模型来考察国内生产大循环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其中下标i表示行业，t表示时间，Xit为控制变量，ui为行业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因变量为全球价值链地位（gvc_posit），采用Koopaman等（2010）[22]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作为衡量指标，计算公式如下：gvc_posit=ln（1+IVitEit）-ln（1+FVitEit）。数值越高，表明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越高，越靠近价值链的上游环节。IVit为t时期i产业出口中含有的本国的间接增加值，指的是本国i产业的中间产品经过两国流转后实现的增加值部分;FVit是t时期i产业出口中包含的外国的增加值;Eit表示以增加值统计的出口总额。

核心自变量为国内大循环程度，用国内生产分割作为其代理变量，具体测算和结果见本文第二部分。

控制变量的选取：考虑到研发水平、外资规模、金融发展和行业特征等可能会对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水平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分别用R&D人员占就业人员之比（hc）;所有者权益中外商资本的占比（fdi）;行业的融资约束能力（fc）即利息支出在负债中所占比重以及行业利润总额比上固定资产净值（pro）予以表示。

此外，基于上述作用机制的分析，国内大循环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及贸易提升效应来影响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为了深入分析国内大循环对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传导机制，本节通过中介效应来进行检验，构建递归方程如下：

上式中，W为中介变量，分别表示技术创新效应（inn-effect）规模经济效应（sca-effect）和贸易提升效应（exp-effect）。技术创新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关键性因素，在全球价值链攀升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技术创新效应选用大中型工业企业发明专利数予以表示;行业规模越大的企业对资源的整合能力越强，同时其生产所带来的规模效应越明显，目前测度行业规模大致有就业人数、产值和固定资产三种方式，本文用各大中型工业行业得主营业务收入比上主营业务收入表示;国内大循环生产体系的完善，有助于降低最终产品生产对国外中间品的依赖，同时随着国内生产技术和生产复杂度的提升，掌握了生产的高端环节后将生产的制造加工等环节外包给其他国家，以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出口进而带动价值链的攀升，贸易出口以2003年为基期用出口交货值的对数表示。

（二）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取2003-2014年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细分行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②。用于核算国内循环和全球价值链的数据来自于2016版WIOD数据库中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其余变量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首先要说明的是，国内制造业和WIOD数据库的分类方式并不完全一致，需要对制造业行业进行匹配，最终整理得到16个行业。其次由于中国工业行业的部分统计口径部分在2011年以后改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参考陈诗一（2011）[23]的方法，计算出2004及2009年间的大中型和规模以上企业比例的平均变化率，将其调整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变量的说明及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与解释

表3的模型1为不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ips的回归系数是显著为正的，说明国内生产大循环是提升价值链地位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模型2至模型5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依然稳健。模型5为纳入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其结果显示制造业国内大循环程度的深化能显著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ips每增加1%，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将会提升0.113%。国内生产大循环下各产业部门生产关联性增强，在各中间环节的相互学习与合作中，不断获得知识的溢出和技术的进步，产业的竞争能力得以提高。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发挥我国的“大国优勢”，通过充分调动国内各区域、各产业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减少对上游进口中间品的依赖，以国内市场巨大内需潜力的体内循环来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另外构建立足本土市场的国内生产体系还有利于培育自主产业链的链主地位，将生产中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通过向其他国家“发包”的形式，获取贸易中较高的附加值，以国内企业切入全球价值链，提升价值链的等级[24]。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估计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符号也与预期相符。hc的回归系数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R&D人力资本作为高端生产要素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起着重要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为负，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充足的资金支持，但是外资规模的扩大也有可能产生明显的“替代效应”，挤占国内生产资源从而降低国内生产一体化程度[25]，对产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攀升产生不利影响;融资约束的回归系数为负，融资渠道的畅通不仅关乎企业的生存还是生产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行业盈利能力越强的行业越具有竞争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越易获得竞争优势。

（二）稳健性估计与解释

1.内生性处理

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较高的行业，往往生产复杂度较高，其所经历的国内外的生产流通环节也越多，为克服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进一步检验。本文选用了两个工具变量：①国内生产循环程度的滞后一期值;②日本的国内循环程度的滞后两期值③。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毗邻，贸易相关度高，与中国的生产分割程度相关性较强[26]，但日本的生产分割是他国生产情况的反映与中国的价值链地位不直接相关，因此选用其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经检验，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与Anderson LM统计量结果则拒绝了“弱工具变量”以及“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的选用较为合理。不管是在表4的模型1还是模型2中，国内生产循环的系数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在回归系数大小上，内生性检验比基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说明如果不考虑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则可能低估国内大循环对全球價值链地位提升的正面影响。

2.替换变量

Fally（2012）提出了两种度量生产分割程度的变量，一种为反映最终产品生产过程各种中间品流动情况的生产阶段数，即本文所采用的国内生产大循环的代理变量;另一种为该产品到最终需求间经历的平均生产环节数，与生产阶段数不同的是它的矩阵表达式为：D=U+A′D，A′是调整后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调整后的直接消耗系数表达式为：φij=μij（Yj/Yi+Mi-Xi），其中Yj为j产品的总产出，Yi、Mi和Xi分别为i产品的总产出，进口额及出口额。将生产定位在国内同样可以反映出生产的流通循环情况，因此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成第二种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3表明国内生产大循环的影响具有稳健性。

3.考察金融危机的影响

由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可知，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对我国国内外的生产分工情况产生较大冲击，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作为考察的时间节点，将样本分为2008年及以前年份以及之后两段。对比可见，相比于金融危机前，危机后国内生产大循环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在国际外部环境发展受阻的情况下，依靠国内的生产、流通与循环可以有效抵御外部经济的风险实现经济长远稳定的发展。

（三）异质性分析

为分析国内大循环下不同行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参照王高凤和郑玉（2017）[15]的做法以研发强度为衡量标准，将16个制造业行业分成低技术层次和高技术层次行业④，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对低技术行业来说，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国内大循环的回归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一方面低技术行业的国际获益能力较低，谈判能力较弱，难以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差异化定位和较高的附加值率;另一方面其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早期我国依靠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成为 “世界工厂”，但是随着我国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以及印尼、越南、老挝等国家的兴起，我国低技术行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减弱，注重低技术行业的发展可能会挤占高技术行业的资源，阻碍产业升级的自主选择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从高技术行业的结果来看，国内大循环的回归系数更加显著性且数值上约为低技术行业的三倍，说明相比较于低技术行业，高技术行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强。

（四）内在机制分析

表6模型1至模型7为国内生产大循环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模型2和模型3为技术创新效应的检验，模型2表明，国内生产大循环对技术创新存在正向推动作用。国内生产大循环下，各企业间的生产联系增强，不仅有利于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还能增强企业之间为获得相对低成本的优势的竞争意识，积极开展研发活动促进创新效率的提高。模型3是将国内生产大循环和技术创新同时纳入对全球价值链地位进行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3的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上为正，但国内大循环的估计系数小于模型1式中的数值，意味着技术创新在国内大循环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中起着显著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比高达27%，表明技术的创新是提升国内生产大循环对价值链攀升的有效途径。

模型4和模型5是规模经济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规模经济的中介效应显著，同样是国内大循环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强有力的途径。随着国内循环体系的畅通和部门间产业分工的细化，国内结构复杂的生产网络体系逐渐形成，不仅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和一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还能为价值链的攀升提供基础支撑。

模型6和模型7显示贸易提升的中介效应占比21%，相比较技术创新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贸易提升的中介效应稍低，说明该渠道作用力度有限。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贸易出口可以有效提升内需促进中国的就业和经济的增长[27]。彭小兵和韦冬萍（2020）[28]指出国际大循环的本质即通过持续的出口带动经济的增长，可见国内生产大循环的发展可以有效提升优化国外循环，实现国内外市场的有效联接，印证了党中央提出的以充分发挥内外大循环的优势和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正确预见，也为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拓展了方向。

六、进一步分析

上述分析已验证了国内大循环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积极作用及路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依托国内大循环可以有效打开国际市场，优化提升国际循环进而为价值链攀升赋能，那么在国际市场中如何发挥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构造国内外市场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以重塑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呢？鉴于此本文将我国制造业生产分割的情况扩展到国际，以2016年WIOD投产表中的两种类型的经济体：G5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⑤为研究对象，并以技术密集度作为区分进一步探究国外生产循环的影响及提升价值链的有效途径。

由表7的模型1可知，国际大循环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起着负面的作用，说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并不具优势。中国长期以承接发达国家的简单加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未获得较高的附加值和全球价值链地位。从两大经济体的来看，与G5经济体国际循环的回归系数为-0.61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可能会对我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产品内的国际分工对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主要是高层次合作主导作用的发挥[29]。早期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较大，掌握核心技术的发达国家将不具备竞争力的环节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加工后再将最终产品再以低价出售到国际市场，而产品的高附加值部分被保留在发达经济体内，此时产品内国际分工可能会扩大因各国技术水平而带来的分工地位的差距。但从与金砖国家的国际贸易结果来看，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绝对值是G5国家的两倍，表明与金砖等国的贸易合作交流是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有效途径。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多年来以平等互助为前提，以互利共赢为目标，致力于促进双边贸易结构性的互補，不仅带动了自身的发展更是成为世界多边贸易合作的范本。

从行业异质性来看，低技术行业在G5国家的回归系数为-0.74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不显著。对低技术行业而言，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初级阶段，本土劳动力优势以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溢出有助于其价值链位置的攀升[30]。但是在与劳动力和自然要素方面更具有竞争优势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低技术行业的优势不再。高技术行业在G5国家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绝对值比低技术行业大，印证了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中会遭到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金砖国家的回归结果则相反。我国高技术行业起步较晚，发展水平较低，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力不足，在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易遭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导致难以获得较高的附加值率。相比较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具有技术水平较高以及更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更易获得较高的增加值率，由此向下延伸产业链条可以有效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全球竞争力。

七、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主要结论有：（1）经济全球化下随着生产功能的碎片化和生产技术的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工程度逐渐加深，生产环节被拉长。全球生产分割解构的结果显示国内和国际生产循环程度的差距在拉大，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国内成为产品生产、循环、流通的主要市场，生产体系的内循环格局逐渐形成。（2）国内生产大循环已成为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动力。国内循环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不仅有利于制造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和行业规模的扩大，还有利于以对外贸易为切入端扩大国际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市场的有效联接，创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供应链生态和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为有效攀升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高端增添动力。但相比于低技术行业，高技术行业的带动作用更强。（3）在将视角转向国际循环后发现由于存在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分工中难以获得较高附加值，但在与技术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的分工中可以得到相对发展优势，进而实现价值链攀升。

根据研究结论，启示如下：第一，构建国内生产大循环不仅是应对国际经济波动的良策，更是建设自主可控的先进制造业体系的必然选择。因此要注重加强国内产业链上下游的联系，畅通产业链发展的路径，增强本土企业的综合能力，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作为价值链攀升坚实基础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不可忽视国际市场的发展，以国内生产大循环有效提升出口贸易，实现两大市场有效联通，以双循环带动价值链攀升。第二，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体内循环，在贸易全球化的当今，封闭式发展必然导致止步不前，因此要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搭建贸易合作平台，建立与多国间的国际价值链联系，提升贸易协作水平，在贸易交流与合作中合理地进行产业中富余产能的转移，进而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第三，要重视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加大研发和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投入，突破关键技术的发展瓶颈和发达国家的“锁定效应”，防范化解技术风险，并提高各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影响力，以技术进步为牵引带动国内大循环对全球价值链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 最终匹配的16个制造业行业分别为：P1食品饮料及烟草业、P2纺织服装及皮革制造业、P3木材加工业、P4造纸和纸制品业、P5印制和记录媒介复制业、P6焦炭和精炼石油制造业、P7化学品及化学制品业、P8医药制造业、P9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业、P10非金属矿物制造业、P11基本金属制造业、P12金属品制造业（除去机械设备）、P13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P14电力设备制造业、P15机械设备制造业、P16交通运输制造业。

② 国民经济分类从2000至今经历了三次调整，由于2003-2011年间执行的国民经济分类2002标准和2012至今后执行的国民经济分类2012标准之间差异不大，而与2003之前年执行的标准有较大差异，为保证数据口径的一致性将WIOD中2000-2002的年份予以删除。同时本文的生产分割指标基于43个国家56个部门的世界投入产出表，目前可获得的最新年份的投产表只到2014年。

③ 日本生产分割的当期及滞后一期并未通过工具变量合理性的假设，说明日本的生产与中国至少存在两期的滞后。

④ 低技术行业包括：P1食品饮料及烟草业、P2纺织服装及皮革制造业、P3木材加工业、P4造纸和纸制品业、P5印制和记录媒介复制业、P9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业、P10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高技术行业包括：P6焦炭和精炼石油制造业、P7化学品及化学制品业、P8医药制造业、P11基本金属制造业、P12金属品制造业（除去机械设备）、P13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P14电力设备制造业、P15机械设备制造业、P16交通运输制造业。

⑤ 金砖国家原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由于2016版WIOD投产表缺少南非，因此本文所指的金砖贸易国为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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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