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若君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贵安新区 550025）

“新生活运动”是民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社会运动。近年来关于新生活运动的研究已经很多，但以其发起者蒋介石治国思想为角度的研究不多，本文就此做一个尝试性分析。“新生活运动”由蒋介石倡导发动，是20世纪30年代时代背景下，蒋介石作为统治者治国思想的体现，有其合理性，局限性也很明显。

社会背景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屡遭受外来欺辱，国将不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然而国内政治上，先经袁世凯独裁，袁死后又进入十多年军阀混战时代，20世纪二十年代末，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二十年代国人在外来民族压迫下兴起民族复兴思潮。蒋借此时机高举民族复兴大旗，使“民族复兴”成为政府倡导的政治运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外患加深。国内外政局复杂，是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客观考量。

民族复兴运动

为达到“民族复兴”的目的，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借民族复兴高潮的时局，发动了以民族复兴为目的的一系列建设国家的运动，如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等。“民族复兴运动究竟以何为抓手才即明确无误又普遍易行，使‘从我做起’、‘从当下做起’真正落到‘实处’，论者每每各说各话”[1]。“社会莫衷一是之际，官方强力推行起一个‘建设新生活’的新生活运动，这种运动有确定内涵、能普遍践行，看起来也很中性大有将民族复兴运动落到实处之气势”[2]。

“九一八”事变之后消极抗战与对内积极作为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迅速侵占了东北全境。事变的发生对饱受灾难的中国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是促进“民族复兴运动”在30年代走向高潮的一个客观事实。蒋介石希望通过积极作为，使中国积聚起来力量，将来有力量对抗外辱。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作为对内积极作为的一项运动。他希望通过国民道德的重建，提升全体国民的现代素养，人人懂得“礼义廉耻”，从外在的简单易行的生活小事来改变颓落的民族形象，从而最后取得反抗日本侵略的胜利。“1936年2月19日，他在新生活运动纪念周称‘新生活运动不是世界上普遍一般的社会改良运动，而是一种救亡图存的运动’……实践上，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把新运与南京政府的一些抗战准备工作结合起来”[3]。如蒋介石大力倡导的国民军训以及生活“军事化”等等。从历史后见之明来看这一时期的历史，在国难当头，亟待奋起反抗，救亡图存的年代里，有效地号召和动员全民抗战，已经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蒋对内积极作为的努力抓错了方向。

20世纪30年代的政局

30年代，刚刚成立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复杂的局势。令蒋介石担忧的有三方面的势力，威胁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第一是北伐后，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西山会议派，和地方军人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联合发起挑战蒋代表的中央政府的内战。战争历时7个月，双方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4]。这场战争表面上消灭了新军阀势力，表面上服从中央政府的统治，实际上各个地方依然是“实力派”掌权。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异己势力。

第二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后，城市革命道路受阻，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明确的纲领和目标，行动有组织有纪律，革命力量逐渐从一开始的工农起义队伍逐步发展为正式的工农红军，并如火如荼的建立了起众多革命根据地。这时不断发展壮大的共产党便成为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4]，中原大战结束后，从1930年到1933年“新生活运动”发起之前，蒋介石即调集军队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五次大规模围剿。红军长征胜利，摆脱了蒋介石的围剿。共产党势力对其统治是一个强有力的威胁。

第三个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尤其是日益进逼侵犯中国的日本。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完成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又是最重要和最艰巨的。

下面分析“新生活运动”体现了蒋介石的怎样的治国思想。

应该承认“新生活运动”作为将“民族复兴运动”落到实处的举动，出发点是好的，值得肯定。但对时人来说，蒋介石只代表了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阶级局限性，他们看不到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力量应当怎样被调动起来，才能真正达到“民族复兴”的目的。

“新生活运动”体现的蒋介石治国思想

“新生活运动”的发动最能体现民国时期蒋介石的治国思想。探究其治国思想，不得不考虑他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理论来源。

“新儒家”蒋介石的中体西用观念

延续了两千年多年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具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到民国依旧发挥着他的影响。虽然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以往的封建传统，各种外来思想文化兴起并广泛传播，但依旧有一批人坚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能够通过新的转变，适应并创建新的现代社会。这些人被称为“新儒家”。从蒋介石的个人经历中我们或许可以判断出蒋介石属于这些人之列。

首先，纵观蒋介石的一生，他少年时期，主要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同中国近代许多历史上的名人一样，蒋介石自幼受到过严格的传统文化的熏陶”[5]。从六岁开始到十八岁之前所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传统的儒家教育，跟随当时社会上传统的大儒如蒋谨藩、姚宗元、毛凤美、姚宗元、顾清廉等人学习，学习的内容为《大学》《中庸》《尚书》《易经》《左转》以及孙子兵法等等[6]。此后，在他成为大总统统治大陆的生涯里，蒋介石学习的内容，也大都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主。

其次，作为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蒋介石在十八到二十岁左右有两次留学日本的经历。蒋介石赞赏日本国家的整洁有序，敬佩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所以他日后更多的是以赞赏的态度提到日本社会的规矩、清洁以及日本民族的坚韧、强悍[7]。

由此，有研究者认为“新生活运动的理论来源十分复杂，他不是蒋介石吸取某一思想而形成的，而是蒋介石吸取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借鉴日本、德国等国家复兴的做法而糅合在一起的一种理论”[8]。如，他在阐述“新生活运动”的理论时说：“这个道理是不是我发明的呢？并不是的，我不过从各个方面经过长期体认而知道现代各国教育的精神所在，再证以我们中国传统的立国精神，觉得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的新生活运动是目前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最有效的革命运动”[9,p339-341]。他对比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和管子所处的时代，认为此时中国与管子所处时代相似，所以他把管子的主张直接拿来，再加以发挥，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9,p117]。从新生活运动所倡导的内容来看，蒋介石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多为借鉴其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在思想和文化内核上，蒋介石还是希望中国推行“强人政治”,国民“规规矩矩”，回归传统。可以看出，他依然保留着一些“中体西用”的思想观念。

落到实处—蒋介石的“力行”哲学

有学者指出，力行哲学是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提出并竭力宣扬的国民党官方哲学[10]。因为他认为“我们的革命主义，革命方略，一切难的事情，先知先觉的总理已经一件一件详详细细的研究明白告诉我们了，其余的就只要待我们竭力笃行！……我们有最高尚最伟大完善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今后的责任就是照来实行，用不着再有一点怀疑，再来多研究什么理论”[9,p369]。

推行“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落实“力行”哲学的体现。他要求民众“力行新生活”，从生活小事起听从他统一指挥，达到统一标准，思想上树立“礼义廉耻”“思维八德”的意识。他之所以要求民众“力行”新生活，是因为“新生活运动之能否成功，即为国家民族之兴亡存灭之所系，虽然这种运动，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也不是很难推行的事。只要各个人觉悟与力行而已”[9,p116]。但以说教强制性的束缚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不是“法西斯主义”胜似“法西斯主义”。在实行的过程中甚至有扰民之嫌，如贵州地区的新生活运动竟然规定每个民众的具体起床时间：“各户每日上午六时一律起床，并须实行清洁扫除三次：上午七时一次，午正十二时一次，下午六时一次。”[11,p5]。对比之下，更能凸显当时的中国更需要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因为它能调动起全中国的广大人民，投身于决定自己和子孙未来的革命事业。毛泽东曾经说：“理论如果彻底，就一定能说服群众”，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理论并不能实在地拯救中国万千劳苦大众，怎么能号召起民众“力行”呢？

“攘外必先安内”“卧薪尝胆”排日救国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直接提出来并坚持推行的重要政策。黄道炫老师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对该方针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及针对性、复杂性等进行了具体探究，这里不过多赘述。

就“攘外”来说，杨天石认为，此时蒋介石对中国的现状持悲观态度，当时的中国跟其他强国尤其是日本差距很大，这个时候还不具备抵御外辱的精神条件[12]。此外，由于军阀混战的内耗，国家的物质条件也赶不上其他国家，需要时间来准备。所以即使在日军嚣张的侵略下，蒋介石军事上一再屈辱退让，外交上一再妥协，希望能够换来暂时的和平状态来达到他“先安内”的目的。“新生活运动”的发动是蒋介石达到“安内”目标的措施之一，他说：“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一般同胞，个个都能做健全的现代国民！要做健全的现代国民，第一就要有强健的身体，有了强健的身体，就有强健的精神，有了强健的精神，就可以学会一切强国的本领，有了各种强国的本领，就可以保卫国家，发扬民族！使我们国家和民族能够永远适存于世界，不再受外国人的侵略压迫，或遭受任何的轻视和欺辱！”[9,p422]。

“新生活运动”所体现的蒋介石治国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

“新生活运动”作为30年代发动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对当时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益处，作为转型时期的社会治理方案探索，认识到中国社会现实与现代国家的具体差距。局限性也很明显，过于注重道德精神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而看不到现代国家所亟需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建设是一个借鉴。

大动荡年代下的社会治理方案探索

辛亥革命推翻了旧有的秩序与权威，打破了传统，但却进入新旧军阀混战时代。持续着不得不告别过去，又没有找到新的未来的“过渡时代”。近代的中国民众是被迫走进近代工业社会的，他们毕将是对刚刚告别的农业社会感到不适，国家动荡，经济凋敝，从而表现出社会生活的无序和“公共意识”的缺乏。蒋介石在此时发动“新生活运动”，对民众日常生活进行细心指导，是当时倡导国民教育的一个举措。

理性看待传统“道德治理”在现代国家建的作用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特别强调“礼义廉耻”这一道德约束对社会治理的作用。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民国时期的那些政要人物，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交接”时代的人们，必然摆脱不了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的社会治理方式，正是依靠儒家道德治理影响的结果。

历史最后证明他失败在没有认清变化的社会环境，拒绝先进力量，对共产党提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拒绝接受甚至竭力打压。也未能认识到法律原则的作用，最终使他偏离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方向。法制建设在现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认清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衡量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在“新生活运动”所体现的思想中能找到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