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天锋

（河南科技大学 应用工程学院，河南 三门峡 472000）

近年来，我国发布的旅游政策不断更新完善，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时代，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高速发展的经济架构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优良环境，旅游业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旅游政策根据过去及目前旅游业实际发展，融合外界经济发展和当前国民消费需求来制定未来旅游产业目标，引导我国经济良性发展，这背后主要依靠国家旅游政策。部分地区增加中老年这一年龄段的旅游人群，加大旅游产业消费量，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从而进一步完善旅游政策。我国旅游业发展战略一直以来是由政府引导输出。随着时代发展的不同、地区的不同，旅游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政府必须要根据当前人们旅游消费需求和地域特征进行不断改进，及时调整或者废止过去不合时宜的旅游政策，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重新制定符合当下经济状态的有效旅游政策，以便发挥最新旅游政策的最大效用[1]。2019年底至今，由于疫情原因，我国停止聚集性旅游活动并全面关闭旅游景区和旅游场所，我国旅游部为了加强旅游业疫情防控工作，陆续发布相应政策。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农历新年期间，旅游市场只占去年的六成左右，只有约2.5亿人次游客和2800亿元旅游收入。旅游部结合数字化资源，发展互联网在线旅游服务，推出“在线博物馆”等相关在线旅游活动。同时，随着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期发布的《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No.12》（2020年版），目前即使仍处于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阴影下，我国各地区疫情严重程度不一，旅游业由于地区差异性发布“一地一策”，旅游产业如餐饮、酒店、机构和景点等陆续复工复业，重灾区旅游产业因疫情暂缓复工，国家通过一系列旅游政策来调控市场需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有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旅游政策经济效应开始展现，旅游业逐渐回暖，旅游经济将逐渐平稳。国民开始有旅游意识，旅游热情不减。根据城乡居民专项调研数据，待此次疫情结束，约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想尽快出去旅游，然而剩下的大部分受访人愿意在疫情稳定一段时间后出去旅游[2]。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既是危机也是机遇，旅游政策作为支撑旅游业兴盛的工具，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国家政府在制定有效旅游政策前必须考虑旅游政策经济效应，旅游政策经济效应是具体评估旅游政策实行后对经济的影响，评估发布政策的有效性、时效性及完成程度，并有利于后续更新完善政策。地区是我国行政区划之一，是指按照地理、社会和经济等一定规定下拥有相对聚集的空间。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均衡，社会、文化、生态水平参差不齐，经济发展周期不同，同一旅游政策在不同地区最终落实的情况也不同，政策对地区旅游收入、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业等产生的影响甚至也不同，此现象即为旅游政策经济效应差异[3]。因此对于各地区的旅游政策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国家需要利用政策战略干预市场运行，以便更好地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这也给旅游政策的科学制定增加了复杂性和难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关于政策评估开始在农村经济、计划生育、营养健身等国家计划中崭露头角，对社会计划的政策评估体系也逐渐形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旅游政策的评估显然尤为重要[4]。然而目前政府对旅游政策研究不完善，旅游产业对经济发展实质影响的评估体系并不健全，关于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特性的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方法不完善，缺乏定量模型分析，没有一个拥有权威资质的评估机构，没有一套较为完整、较为科学的评估工具和评估方法，无法直观地观察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实际情况[5]。目前大部分研究是基于构建评估体系定向分析[6]，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定量评估模型重要性显而易见，尤其是对于不同行政单元地理空间的旅游政策经济效应评估。

本文将建立基于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多元线性回归评估模型，定量分析政策变量，全面验证旅游政策要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最佳自然断裂点分级法分析了31个省市区旅游制度性政策和旅游措施性政策的经济效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旅游政策，优化了区域旅游产业结构，进而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不同旅游政策适应不同地区，为合理旅游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效依据，借助不同地区旅游政策的差异性，不断完善现有国家旅游政策，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改善经济发展结构，旅游业发展推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1.旅游政策经济效应评估模型建立

1.1 模型建立

我国国内旅游收入与旅游服务业人数、旅游企业资产总值、旅游景区数量、互联网在线旅游订购量、旅游政策投入等要素有关，本文利用以下函数关系式来构建旅游政策经济效应评估模型，用以评估旅游政策和旅游经济的影响关系。

其中，因变量Y代表我国国内旅游收入，用以衡量我国目前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自变量A代表旅游服务业人数，旅游产业本质上是一种服务型产业，从业人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自变量B代表旅游企业资产总值，资产投入加速旅游经济水平的提升，自变量C代表旅游景区数量，旅游基础设施越完善，越能激发国民的旅游热情，越能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自变量D代表互联网在线旅游订购量，“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旅游收入不仅由线下收入组成，还由互联网上的旅游订购量密切相关，互联网技术促进了当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自变量E代表旅游政策投入，旅游政策投入E又分为旅游制度性政策投入E1和旅游措施性政策投入E2[7]。其中，旅游制度性政策是国家为了提高旅游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而制定的旅游政策，如相关旅游决定、旅游通知、旅游意见、旅游法律等，旅游措施性政策是国家为了推动旅游产业发展而制定得到具体旅游政策，如相关旅游办法、旅游标准、旅游条例等，我国的旅游政策引导了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积极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按照旅游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的函数关系可以利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形式表现[8]：

其中，γ为投入产出系数，a1，a2，a3，a4，a5，a6为各个自变量的产出弹性系数。本文对变量旅游服务业人数、旅游企业资产总值、旅游景区数量、互联网在线旅游订购量、旅游政策投入进行了对数处理，分别记为LnA、LnB、LnC、LnD、LnE1、LnE2，目的是减少甚至是消除相关数据中的异方差性，保证数据序列的平稳性。同时利用回归系数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自从直观地可以观察出旅游政策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公式（2）的对数化处理如下：

其中，δ为常数项，a1，a2，a3，a4，a5，a6为各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1.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中国旅游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2009-2019年的国内旅游收入Y、旅游服务业人数A、旅游企业资产总值B、旅游景区数量C，然而互联网在线旅游订购量D由目前主流的旅行APP公布数据汇总，旅游政策投入E根据2009-2019年国家发布的相关旅游政策决定，包括旅游制度性政策和旅游措施性政策，若部分年份未发布相关旅游政策导致旅游政策投入数据缺失，本文利用内插订正法填充部分缺失数据[9]。我国旅游制度性政策正在渐进式发展，我国政府为当今旅游产业制定了发展方向，奠定了今后发展的总基调。但我国旅游措施性政策却不是渐进式发展的，目前政府制定的规划、条例等均是在前几年的基础上修正和完善，提出旅游产业标准化，这是旅游产业科学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和根本条件。

1.3 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即ADF法对经对数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检验，验证各旅游要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平稳性。平稳性即时间序列数据的均值、方差、协方差等特征及其拟合曲线在未来某段时间内继续保证延续和稳定，其数值特征与现在时间段内的特征相符，故才能保证回归计算的有效性。在进行ADF法验各旅游要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平稳性前，绘制国内旅游收入Y与旅游服务业人数A、旅游企业资产总值B、旅游景区数量C、互联网在线旅游订购量D、旅游政策投入E等旅游要素的时序图，对其进行分析，考虑时序图中各个变量形成的拟合曲线上截距项和趋势项等数据量。

本文采用ADF法来检验其平稳性，其中LnA的ADF检验值均小于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是5%显著水平下平稳的时间序列。由ADF法验证结果可知，除去劳动力要素，LnY、LnB、LnC、LnD、LnE1、LnE2为一阶平稳单整序列，需要对以上旅游要素进行回归分析。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以上变量之间存在一种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如果国内旅游收入水平与各个旅游要素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协整关系，则增长率均会协同增长，反之，如果它们之间不是协整关系，则没有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相关系数值来明确旅游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考虑LnY、LnB、LnC、LnD、LnE1、LnE2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故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确定旅游要素和旅游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其标准化协整公式可对公式（3）进行如下形式改写[7]：

经过回归分析后，旅游政策经济效应评估模型可以表示为：

LnY 与 LnB、LnC、LnD、LnE1、LnE2之间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布为 0.52、0.12、0.21、0.89、0.34，经 ADF 检验后，可以得出LnY与LnB、LnC、LnD、LnE1、LnE2为协整关系，即长期的均衡关系。旅游服务业人数与旅游经济发展无过多相关性，旅游服务业人数越来越多，缓解了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劳动力要素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关于旅游企业资产总值的相关系数为0.52，资本要素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截至2020年，我国旅游资本投入将达到两万亿元，我国旅游企业将蓬勃发展。关于旅游景区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12，互联网在线旅游订购量的相关系数为0.2，资源要素和技术要素与旅游经济收入的相关性不强。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策要素，旅游制度性政策的相关系数为0.89，可以看出旅游制度性政策与旅游经济收入有着较强的正相关性，旅游制度性政策是基础所在，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性的平台环境，是宏观性政策。旅游措施性政策的相关系数为0.34，可以看出旅游措施性政策与旅游经济收入也表现出正相关性，其相关系数小于旅游制度性政策的相关系数，但旅游措施性政策也对旅游经济的发展有着较好地促进作用，这是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的手段之一，建立旅游市场公平，激励旅游市场发展，是微观性政策。旅游制度性政策和旅游措施性政策相辅相成，均可以推进旅游经济的平稳增长，只是两者推进程度不一样，研究这两种旅游政策对中国旅游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性

基于旅游政策经济效应评估模型具有空间分异性，各项旅游制度性政策和旅游措施性政策有其适用地区范围。研究空间分异性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各项旅游政策对不同地区旅游产业的经济影响，从而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旅游政策，推进各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本文分析了国内旅游收入相关的五个旅游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资源要素、技术要素和政策要素，还要引入空间要素以便能够更加精准评估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地区之间的的空间分异特性各有不同，主要是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水平、生态环境、技术水平等不同，政府颁布同样的旅游政策，各地区对于政策落实的情况因此各不相同，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也各不相同[10]。同时，各地区也会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的优势旅游要素来制定相关针对性区域旅游政策。旅游制度性政策侧重于宏观布局，引导当今旅游政策的发展方向，但无法根据空间分异性兼顾各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因此需要旅游措施性政策侧重于微观实施，解决各地区差异问题。从宏观与微观角度上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本文根据地区空间地理位置构建空间统计关系，以此来分析旅游制度性政策和旅游措施性政策的空间分布特性，并研究这两种旅游政策作用效果的差异特性，从而证明这两种旅游政策对旅游产业和旅游经济的促进作用，将为以后旅游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

2.1 数据来源

根据旅游政策经济效应评估模型得出的旅游制度性政策和旅游措施性政策的相关系数，旅游制度性政策的相关系数为0.89，旅游措施性政策的相关系数为0.34，本文分析了31个省市区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性，我国从地理空间上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19》《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2019》等。

2.2 旅游政策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基于旅游政策的地区旅游数据具有非连续性，存在断点，因此Jenks提出了一种地图分级算法可以将数据基于固有特性分成各类，每个分类中要素类型和数量各不相同，再对相似值进一步识别分组，将差异较大的数据再行分类，使各类间差异最大化[11]。

本文利用最佳自然断裂点分级法对基于旅游制度性政策和旅游措施性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分级。一方面将31个省市区旅游制度性政策的相关系数a1分为三级，分别为第一级高经济效应省市区Z1（a1＞0.82）、第二级中经济效应省市区Z2（0.41＜a1≤0.82）、第三级低经济效应省市区Z3（a1≤0.41），总体平均值1为0.68，进而来分析旅游制度性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特性。表1列出了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各等级省市区数量和旅游制度性政策经济效应水平分数的统计数据。

表1 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各等级省市区数量和旅游制度性政策经济效应水平

本文利用标准偏差计算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旅游制度性政策经济效应偏离总体平均值的程度以便分析地区空间数据分布的离散程度，标准偏差计算公式可以利用以下形式表示：

其中，样本值记为xi，平均值记为μ。因此可以计算出我国旅游制度性政策经济效应的总体标准偏差为0.41，可以看出地区间旅游制度性政策经济效应差异很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旅游制度性政策经济效应明显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旅游制度性政策经济效应高于总体平均值，西部地区旅游制度性政策经济效应与全国总体平均值持平，中部地区的旅游制度性政策经济效应最弱，旅游制度性政策对中部旅游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不如东部地区，旅游制度性政策在我国空间地区范围内总体呈现两极分化。

另一方面将31个省市区旅游措施性政策的相关系数a2分为三级，分别为第一级高经济效应省市区Z1（a2＞0.76）、第二级中经济效应省市区Z2（0.25＜a2≤0.76）、第三级低经济效应省市区Z3（a2≤0.25），总体平均值2为0.52，进而来分析旅游措施性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特性。表2列出了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各等级省市区数量和旅游措施性政策经济效应水平分数的统计数据。

表2 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各等级省市区数量和旅游措施性政策经济效应水平

根据公式（6）可以计算出我国旅游制度性政策经济效应的总体标准偏差为0.35，可以看出地区间旅游措施性政策经济效应差异很大，在我国东、中、西部空间地区范围内总体呈现两极分化，与地区间旅游制度性政策经济效应差异类似。

结合地区间旅游制度性政策和旅游措施性政策的经济效应差异，第一级高经济效应省市区主要在东部地区，其旅游资源配置和旅游产业结构合理，旅游基础设施完备，加上便利交通，旅游政策实施性较强，可以促进旅游产业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二级中经济效应省市区主要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借助国家旅游政策来发展旅游产业，改善地区经济。第三级低经济效应省市区在东、中、西部地区数量相当，在不同地区旅游政策相应能力各有不同。

3.结语

科学的旅游政策推动旅游资源的合理配置，引导旅游业发展方向，促进地区经济和旅游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从不同的地区特性着手，根据基于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多元线性回归评估模型，通过旅游制度性政策和旅游措施性政策的相关系数和空间分异特性，研究了地区旅游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旅游制度性政策、旅游措施性政策与旅游经济收入呈正相关性，这两种政策相辅相成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结合地区间旅游制度性政策和旅游措施性政策的较大经济效应差异，这两种旅游政策在我国空间地区范围内总体呈现两极分化，在东部地区旅游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极为显著，在中部地区其促进作用最不显著。因此研究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性是推进旅游业和地区经济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可以调整旅游产业结构，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合理配置旅游资源，比如提高旅游服务业人员的工作素质、扩大旅游业相关企业规模，从根本上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同时，可以优化旅游生产要素，增强旅游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并且利用国家土地资源和财政支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旅游交通业、酒店业和旅游景点一体化发展，改变传统走马观花式旅游方式，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更新旅游景点上线模式。更重要的是加强落实企业员工公休假制度，以便刺激游客假日旅游的需求。相同的旅游政策在不同地区落实情况不一致，不同地区需要不同合适的旅游政策来引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和发挥旅游政策要素，如旅游制度性政策要素和旅游措施性政策要素，这不仅有利于旅游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最大化促进潜力，还为我国地区旅游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关联性认知和预判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同时也为我国关于旅游政策和战略任务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辅助性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