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植民

（江西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也一再强调指出，要更加注重提高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同时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减贫成就。有数据显示，按照我国农村现行扶贫标准，2013-2018年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239万人，每年减贫人数都保持在1200万以上，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②数据来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http：/www.cpad.gov.cn/art/2019/2/20/art_2241_301.html。。由此可见，我国农村精准脱贫效果显著。到2020年，农村绝对贫困全面消退是必然趋势。但是，在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精准脱贫可持性，仍是一项艰巨任务。脱贫效果究竟如何，能否实现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既是精准扶贫最关键的问题，也是衡量各地扶贫措施是否落到实处的根本标准，同时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从文献计量角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来“精准扶贫效果评估”相关研究成果，如目前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等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农村精准扶贫评估的理论与实践发展。

二、研究方法

社会统计分析可分为描述性分析和说明性分析。本文综合运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效果评估研究领域，一是通过关键词频数据统计了解当前研究概况，包括发文质量、作者、发文机构间的相互联系与合作程度等；二是通过文献内容成果梳理进一步归述细化研究成果、所存在问题，探析今后应重点关注方向。其中，社会网络分析是关注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构性方法，而关键词能有效揭示相关主题文献之间的关联及学科背后知识结构。本文对关键词检索进行同词共现频次统计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1）数据来源。基于CNKI文献资源总库，通过以“扶（脱）贫成效”“扶（脱）贫效果”“扶（脱）贫绩效”“扶（脱）贫成效评价”“扶（脱）贫效果评估”“扶（脱）贫绩效评价”为篇名进行检索，时间范围为“2013—2019年”，共搜索出文献521篇，其中期刊有408篇，属CSSCI、SCI共计62篇，占搜索总文献量的11.90%。在本文共现矩阵数据分析中，考虑不同种类文献提取数据时存在参数设置、文献格式不一等问题，仅对408篇期刊作为样本予以分析。

（2）数据提取。通过Note Express自动提取文献数据，并通过统计分析文献数量、文献被引、关键词、期刊分布、基金资助等情况。为避免关键词命名不规范问题，本文：①删除与本文研究领域生僻和无益词汇，如文献综述、水利厅、宁夏电力、党员志愿者、专项、建议、对策、问题、措施、施策等；②合并同义词，如人口、贫困户、贫困人口；绩效评价、成效评价、绩效评估、成效评估；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成效、效果、政策效果、绩效、实施效果、脱贫成效、政策成效、成效；层次分析法、AHP等。

（3）数据预处理。利用Donohue提出的高低频词界公式[1]/2（1表示词频为1的关键词数量）计算出高频词界T值约为2.37，利用Bibexcel构建N阶共现矩阵数据。

（4）可视化分析。利用Ucinet对矩阵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用NetDraw绘制社会网络图谱和地位分类，分析中心度，测度声望。

三、研究现状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通过对408篇文献的提取，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Ucinet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如下：

1.历年有关扶贫效果评估论文发表量分析

根据历年发文量整体分析，2013年“精准扶贫”概念首次提出后，国内有关扶贫绩效研究从2015年开始，但发文量较少，2015年至2016年期刊文献仅64篇，占近六年文献总数的12.28%，直至2017年开始，相关研究成果呈井喷式增长。然而，SCI、CSSCI期刊类文献总计62篇，仅占文献总量的11.90%，说明有关“精准扶贫效果”的高质量研究相当之少。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精准扶贫”为新近提出的新概念，时间不长；具体相关政策和文件的出台与落地实施时间靠后，直到2019年3月，《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报告才在北京发布，说明政策效果的评估往往具有一定的时间和实施的过程性和靠后性等。

2.课题基金分析

有研究表明：基金项目支持下的论文学术质量会更高，相应地所受到的关注度也更高，而且基金项目级别越高，其资助下的论文学术影响力也更大。[2]在所分析的408篇文献中，基金项目论文共有182篇，占论文总篇数的34.93%，主要集中于国家人文（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从基金级别看，有关“精准扶贫效果”研究所获基金支持主要集中于国家级，占总基金项目比39.23%；其次是校级，占比15.47%；再次为省级，占比14.36%。这说明国家对农村精准扶贫研究支持力度大，而高校也相应重视程度较高。从基金类别看，人文（哲学）社科类基金74项，占比40.66%；其次高校经费项目28项，占比15.38%；再次软科学基金18项，占比9.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6项，占比8.79%。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厅、市其他计划项目达34项，占总基金项目比重达18.68%，说明各地市近年对农村精准扶（脱）贫效果研究有所倾斜，重视力度开始提升。尽管论文基金项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国家、部、省、市、高校各级对精准扶贫效果重视程度提升、论文水平也相应提高，但亦有研究表明科研项目是消耗公共资金的“巨兽”[3]，故对相关论文，尤其基金资助下各类论文研究成果和内容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梳理和总结，这也是本文后部分内容分析的原因之一。

表1 基金项目文献数统计

3.作者分布

有研究表明，对作者发文量的统计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在某一领域研究的深度、贡献大小和持续性。[4]经统计，本文408篇期刊文献共有署名作者750位，除去非实名署名作者（如课题组、编辑部），并合并发表多篇文章的作者后得到实际发文作者680位，人均发文量约0.91篇。根据普赖斯公式Np＝0.749*（nmax表示在一定时期内最高产作者的论文数量）[5]计算可得Np≈2.70，即表示本文于期刊发表文章≥3篇的即为高产量作者，由此筛选，共有7位高产作者，占总人数的1.04%；发文量为2篇的作者共37位，占总人数的5.43%；发文量仅1篇的作者共636位，占总人数的93.53%。据此分析，我国在农村精准扶贫效果评估领域，研究群体较分散，稳定性低，缺乏深入和可持续性研究，对精准扶贫效果评估领域研究贡献小，当然这可能与现阶段还处精准脱贫最后攻坚期，国家出台相关评估文件和政策还较有关。另外，高产作者较少且其人均发文量远低于总体人均发文，这也表明，在该领域，国内还未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核心作者群，合作性不强，研究力量总体上均仍相当薄弱。

4.机构分布

通过对作者所属机构的研究，有助于判断和分析该机构的科研实力及影响力，也有助于了解全国对农村精准扶贫效果领域研究机构的核心群密度分布，利于今后交流合作、人才引进，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全国对相关研究的关注度。经统计，408篇期刊文献实际署名机构有395个，将二级机构合并为一级机构①如广西大学体育学院、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并为广西大学；中国人民银行各地方支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后共有292个，机构平均发文量约为1.40篇。从单一机构发文量分析，借助普赖斯公式计算可得高产机构的最低发文量为0.749*√20≈3.35，即发文量≥4篇的机构可以被认定是高产机构，经过筛选，共有17家高产机构，从高到低排名依次为中国人民银行（21篇）、广西大学（20篇）、安徽财经大学（12篇）、吉首大学（9篇）、兰州财经大学（8篇）、贵州民族大学（7篇）等。从总体研究机构职能类别分析，研究主体高度集中于高校群体，共有181个大学，发文量共达335篇，占期刊发文总量的82.10%；然后依次是政府职能类部门、银行系统、各省市委党校。这说明对精准扶贫效果评价研究主体已呈多元化。另外，通过对作者机构所属系统归类统计，还发现，发文高产机构主要集中于广西、甘肃、贵州、重庆、四川、新疆、西藏、江西等省份，这与国家重点扶贫区域具有高度耦合性，这一方面表明学者们因地制宜、从基层实践角度深入研究和评价扶贫政策效果；另一方面也可能表明学者们大多直接来源于扶贫工作者，对一线扶贫工作和政策效果直接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

5.高频关键词与点中心度分析

关键词是指从论文、报告中选取用来表示文章主题内容的术语或单词，反映文章的研究目的、方法、对象、结论等，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在一定程度能有效揭示文章内容主旨。[4]本文初步提取关键词共779个，通过Donohue的高低频词界公式计算出高频词界T值约为35.50，故提取词频大于等于36的关键词仅有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扶贫成效、贫困人口。为了更加直观、全面分析当前相关研究热点和论文间的紧密联系程度，本文自定义选取词频大于等于3的关键词予以分析（如表2）。

表2 农村精准扶贫效果评估领域高频关键词

通过对高频关键词去重合并构建出50*50共现矩阵，利用Ucinet分析，将共词矩阵绘制成高频关键词网络图谱（图1）。图中节点表示关键词，节点越大表示其在网络中地位越重要，连线代表词与词之间的相互关系，连线越多代表关系越密切。两个节点间无向连接的线表明此对节点所代表的文献曾一起合作过，有向连接的线表示从节点（原点或发送者）喜欢另一节点（终点或接受者）。通过关键词分析法，从图1可知，当前我国农村精准扶（脱）贫效果研究主要集中于“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扶贫成效”“贫困人口”“金融扶贫”“指标体系”等方面，这些节点均较大，周边关系丰富，表明其与其他主题联系密切。其中，“精准扶贫”与“扶贫成效”两个节点作为原点或发送者，研究对象众多且广泛；而“绩效评价”“贫困人口”“金融扶贫”“脱贫攻坚”“产业扶贫”“指标体系”是接受者，说明其被关注度较高，是当前农村精准扶贫效果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另外，那些处于边缘的点，如就业、职业教育、扶贫成效分析、旅游扶贫等拥有关系较少，所受关注程度较低，直接反映出目前对能力脱贫、效果评估体制等方面内容研究甚少。

图1 农村精准扶贫效果评估关键词网络图谱

中心度包括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其中，一个节点的节点度越大就意味着这个节点的度中心性越高，该节点在网络中就越重要。因此，对图1节点的中心度进行测算发现，行动者1（精准扶贫）具有最高的出度衡量的点度中心度（为4.05）和最高的入度衡量的点度中心度（为0.1312），其他行动者如绩效评价、贫困人口等的点度中心度依次递减。由于衡量的关系是“关注”，故可认为以入度衡量的行动者点度中心度越高，意味着行动者的声望越高，因此，行动者1（精准扶贫）具有最高的声望，其研究参与度最高。此外测算还得知群点度中心度为0.12541。这说明，目前学界在精准扶贫具体瞄准对象、瞄准评估研究内容上还比较散，缺乏高度集中性。

6.凝聚子群分析

凝聚子群也被称为“社会群体”，是由网络中关系较紧密的节点互相联系形成，是网络中的次级团体组织。基于精准扶贫联系强度，凝聚子群可反映内部各小团体之间精准对象联系的聚焦现象和组团分类情况。通过Ucinet软件分三次划分，得出二级层面存在4个凝聚子群、三级层面存在8个凝聚子群。根据凝聚子群图谱，如精准扶贫、连片特困地区、扶贫项目、少数民族归类在同一个三级凝聚子群上，说明其在网络中有着同等的地位，其他亦如此类推。另外，通过对这8个凝聚子群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关于农村精准扶贫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瞄准、资源瞄准、人口瞄准、扶贫产业（模式）评价、评估主体、定性分析方法、脱贫攻坚、成效管理这八类。由此可得，目前学界关于农村精准扶（脱）贫效果评估还多集中于理论上分析，其研究内容有待深化，对于事前、事中、事后的扶贫实践效果跟踪评估的研究还较片面，未成体系。

7.高被引文献分析

文章的引用次数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研究的热点和潮流。据统计，本文在CNKI库中查找共被引用篇数236篇，被引率达45.30%，被引用次数共计2139次，即每篇平均被引用为9.06次。借助普赖斯公式计算可知，高被引文献的最低被引用频次约为9.415，即累计被引≥9次的文章可被认定为高被引文献。经过筛选，共有51篇。其中，高被引文献主要集中于2016年（20篇）、2017年（27篇），但不可排除2019年发表文献会继续增加，被引文献和被引频次也会相应增加的可能性。

（二）内容说明性分析

通过文献计量所得出的数据特征，我们已从框架上大致了解目前学界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研究热点和合作联系概况，为了更进一步掌握“精准扶贫效果评估”研究已有成果、把握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判断未来研究方向，故本文对所提取的原833个关键词（去重合并后779个）进一步归类，为了更直观呈现归类数据，分研究高热词频≥10，共有14个、研究中温词频介于4～9，共有2个、研究低热词频≤3，共有744个（部分可见表2）进行归类和比较，以通过内容分析法进行微观上更深层次地剖析。

国外对于扶贫效果评估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对贫困评估的主体、支撑基础提出了基本要求，并提出了反贫困监测和评价体系[6]。但从CNKI外文文献库搜集情况来看，发表在国际外文期刊上的相关文献不多，且多以中国某部分人群或某地区、某项目为单一对象进行了扶贫绩效研究（如Agus Heruanto Hadna，2017[7]；Lu Sun，2017[8]）。

而国内由于“精准扶贫”提出时间较短，故对精准扶贫效果评估方面的研究也处于起步与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图3关键词归类比较及相关文献具体研究内容梳理，主要从四方面做出述评：

一是对精准扶贫效果评估机制的理论探讨。首先，政策研究。从研究高热和低热关键词归类比较可知，国内学界集中于对扶贫攻坚、产业扶贫、指标体系及第三方评估政策的研究，所涉及的社保兜底政策、教育扶贫政策等研究处于“低热”阶段。祝慧、莫光辉（2016）曾通过对传统扶贫模式运行困境的分析，认为动态考核方式更有效提升扶贫工作效率，建议建立结合层级考评的新型动态评估长效机制，但其局限于理念建议，缺乏具体运行分析；其次，影响因素研究。[9]这处于研究“中温”阶段。陈升、潘虹、陆静（2016）通过Nvivo8.0软件对东中西部部分省市数据分析，认为影响精准扶贫绩效的核心影响因素是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与因村派人精准。[10]最后，方法研究。通过对农村精准扶贫效果研究的关键词归类发现，最热门研究方法集中于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和对第三方评估方法的研究。姜涛（2016）通过对因子分析法、回归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评估指标体系法四种精准扶贫绩效评估方法的比较，认为应当建立统一的、普适性强的新的综合评估方法，[11]但其未指明此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具体该如何构建。杜宁（2018）通过设计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实地调研评估，认为基层精准仍存在自我脱贫能力差、返贫压力大等问题，[12]但其所设计的评估指标体系难免带有主观意识，缺乏普适性科学论证。

二是对精准扶贫效果评估机制的具体项目研究。从上述三类词频归类可知，目前，学界针对农村精准扶贫效果评估的研究已呈细化趋势。具体有：（1）资源、人口精准扶贫视角，帅竞（2017）[13]提出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实现脱贫；朱梦冰（2017）通过对收入和多维贫困两种标准确定低保对象覆盖率的比较，认为贫困人口的识别标准应从单一收入标准向多维贫困标准转变[14]，但该文对于多维贫困指标、临界值及权重的衡量其主要是以阿马蒂亚·森的多维贫困理念来主观给予权重赋值，欠缺客观科学论证分析。（2）金融精准扶贫视角，闫美琦（2019）、赵洁玲（2018）基于对政府资金投放、“支农贷款+龙头企业+贫困户”、河北省“股份合作制+”“征信+信贷”、土地流转、政银保等扶贫模式的分析，认为当前金融扶贫存在信息不对称、贷款手续烦琐、不可持续、互联网、“雁过拔毛”等风险，提出了建设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专业扶贫金融人才、保险助力、制定针对性评估方案等避险建议；但均未具体阐明这些建议该如何具体操作。[15][16]（3）产业项目精准扶贫视角，郑瑞强（2015）、许源源（2018）等学者均以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为研究对象，认为现有效果评估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进行，缺乏第三方机构参与评估；另就评估指标上主要集中于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缺乏了搬迁群众的参与和满意度指标的介入。[17][18]王晴（2013）、冯伟林、陶聪冲（2017）则以生态扶贫模式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分析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等方面对旅游产业脱贫进行了定量评价，认为旅游扶贫有助于增加贫困户收入，且能改善环境，[19][20]但未提及对旅游扶贫开发的成本投入考虑与适应性分析。

三是对精准扶贫效果评估机制的地方案例研究。从上述词频归类统计共计地名出现有137个，贺东航、牛宗岭（2015）通过对东部宁德市、中西部恩施市两个贫困地区比较分析，认为二者扶贫绩效差异受经济、地理环境、思想意识、扶贫实施程序等因素影响因素，提出应在全国范围内正确处理好扶贫工作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和创新体制机制；[21]殷志（2018）通过对湖北民族地区、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实践调研，认为群众对精准扶贫效果虽基本满意，但仍存在贫困人口多且素质低、自发脱贫能力差、扶贫资金来源单一且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提出建立贫困信息动态检测与监管体系。[22]这些均未从地区本土化特色脱贫资源与产业上给予建议，评估上也未对区域现有评价模式、贫困户的参与度等进行具体阐述和分析。公衍勇（2018）从技术角度，通过对甘肃与贵州两省大数管理平台实践运用介绍，认为大数据为精准扶贫机制提供了新的理念与技术支持，[23]但关于如何管理、运用大数据来具体评估脱贫政策效果，却未做以进一步详细说明。

四是对精准扶贫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归述：一是概念解读。如李兴平（2017）认为其应包括评估指标体系、评估组织体系、评估技术保障体系三方面内容。[24]李延（2016）通过精准扶贫绩效考核机制中公平性、效率、考核方法三方面分析，认为当前扶贫效果评估难点主要集中于扶贫工作效率损失、政策和措施弹性的如何衡量问题上，提出应尽快转换评估指标、增加扶贫经费与项目监管的建议，[25]但缺乏具体实证与操作说明。二是评估指标构建研究。胡小梅、尹瑶、刘犇（2018）基于基层扶贫干部、目标贫困群体双重视角设置指标构建评估体系予以实证调研，认为精准扶贫政策虽有成效，但仍与全面脱贫目标较远，提出应从贫困户和脱贫户识别、贫困户获得感、扶贫资源供需匹配、脱贫可持续四个方面建议，[26]但其指标主要以问卷形式呈现，且主观性较强，缺乏客观性与普适化。侯莎莎（2017）提出从价值、组织、指标、技术、绩效环境五方面构建；[27]李侑峰（2016）则提出从流程、方法、信息三方面构建。[28]三是“第三方评估”研究。目前国内实行精准扶贫效果第三方评估的省份还并不多，研究相对较少。学者徐双敏（2011）、尚虎平、王春婷（2016）从理论概念视角探讨了第三方评估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模式、适用范围与限度[29][30]；许源源、涂文（2019）通过分析参与扶贫社会组织的使命与责任、能力及优势上的限度进一步明确参与扶贫社会组织在扶贫与反贫、满足农民现实需求和监督政府中的作用。[31]孟志华、李晓冬（2017）通过理论溯源，明确了第三方评估主体、对象、内容、流程及规范[32]；江书军（2018）基于河南省案例研究，认为第三方评估存在主体参与度低、评估内容过于简单、调研时间短获取信息有限且欠缺真实考量、信息公开受约束等问题；[33]夏海军、卫夏青、秦国伟（2017），陈起风（2018）则基于安徽省高校师生作为评估主体案例分析，认为第三方评估过程应完善制度层、组织考核管理，信息公开，扩充参与度。[34][35]ө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521篇的文献统计与阅读梳理及总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研究趋势看，通过文献统计和关键词频分析可知，目前学界多集中于“扶贫”概念相关方面的研究，对于“脱贫”概念还相对运用较少；热点集中于“精准扶贫”“绩效评价”“扶贫成效”“贫困人口”，说明研究侧重宏观政策理论，微观研究仍较薄弱，实证分析亦相对较少；作者和研究机构分散，未形成效果评估研究的核心合作团体；另外，近年来虽有不少对评估指标构建研究，但多是集中于单一地域上的实践和地方性指标评估，或个人主观重构，缺乏一套科学统一、标准性、普适性的评估指标体系。

第二，从研究内容看，通过文献内容归述和词频归类，尤其是处于“研究低热”的边缘性关键词归类分析，虽中央已于2015年提出“六个精准”“五个一批”，但目前学界侧重于精准对象、精准项目、精准资金投入研究，忽视措施精准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上的研究；侧重于对经济生产、易地安置项目研究，轻于绿色脱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研究；且研究趋势在细化中呈“烟花式”四周散放。这说明：（1）从十九大以来，学界对农村精准扶贫效果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仍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对于脱贫后群体的可持续研究仍需加强；（2）研究对象上对区域性宏观研究较多，贫困人口微观研究较少；（3）目前精准扶贫效果侧重于经济标准，欠缺多维指标上的衡量；（4）对扶贫政策实施后效果及贫困人群满意度分析出现遗漏，反经济衰退、反贫困研究成果偏少。

第三，从研究方法看，大多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但金融扶贫方面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而在评估指标构建上则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虽然学者均从不同角度建构相应指标体系，但大多是从经济收入、物质配备等硬性指标上的定量构建，即侧重于经济效果评估，少从居民获得感知、脱贫认同、利益诉求、后期反馈等方面非硬性指标评估，即忽视了教育、医疗、住房、生态效果，且也没有一个能在国家层面统一规范或指导下操作的评估体系。故如何才能让脱贫后的脆弱群体不再“返贫”，保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的可持续性，实现真正的能力脱贫、彻底脱贫，仍有待深入研究。

第四，从效果评估研究看，学者在研究精准扶贫效果评估时力持“第三方评估”，说明国家尚未建立成熟健全的“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合作——资源整合——社会参与”扶贫效果评估体系，也反映出当前评估过程缺乏信息公开、专业人才、科技支持、监测手段内容及评估结果本身的科学和有效性研究。

（二）研究展望

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效果，在消灭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确保2020年后农村脆弱群体不返贫，并及时有效应对农村次生贫困群体和相对贫困群体等新时代贫困群体出现，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未来还应重点从以下方面加强：

一是加强合作研究，进一步丰富精准扶贫评估的研究主题，拓展其研究领域。加强精准扶贫效果评估研究机构主体“高校、政府部门、银行”间相互联系和协同程度，促成跨地区、跨部门、跨机构间的研究合作与交流，形成核心作者群，稳定研究队伍。通过合作研究，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精准扶贫效果评估的研究主题与研究领域，如贫困人口的微观跟踪研究，尤其是脱贫人口的生计可持续性研究以及未来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以及精准扶贫评估框架下的子评估，包括对教育扶贫评估、生态扶贫评估、健康扶贫评估、社保“兜底”性扶贫评估等层面。

二是重视精准脱贫效果评估机制的优化研究，促进评估程序的规范性。首先，在制度设计上，国家在确保顶层设计科学统一的同时，又要考虑地方的差异性；其次，在评估理念上，既要结合新时期新特点，转变传统“输血”扶贫模式，又要在“造血”脱贫模式下重塑“体制——增长要素——可持续发展”的脱贫效果评估理念，保证脱贫治理的可持续动力；最后，在评估具体指标构建上，既要在已有硬性指标评估基础上，加入贫困群体自身诉求、权益需要、脱贫认同、后期反馈、监测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多元指标元素。同时，又要提升评估主体的专业素养和法制监督。

三是强化精准扶贫评估的实证研究，增强其政策效果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在评估的研究方法上，不仅需要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方法，还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保证评估结果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当前，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加强精准扶贫评估的实证分析：如基于大数据视角，完善贫困户建档立卡系统，实施动态监管评测机制，及时掌握贫困户全方位数据。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进行连续性跟踪调查、了解、收集完整资料，从数据与案例比较中对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脱贫因素、脱贫数量与返贫情况进行系统性的掌握。同时，通过与扶贫主体、扶贫对象、评估主体的对话交流，全面把握三方的动机、心态和感知，尤其是贫困户和脱贫户的评估参与，更是直接反应脱贫效果，亦是研究者们一手数据最客观、最有效的研究资料来源。

四是完善精准扶贫的过程性评估研究，推动评估过程的民主化与透明化。一是评估前，应形成包括贫困户和脱贫户参与的“五议两公开”评估工作法；二是评估中，应有供贫困户和脱贫户表达自身诉求和满意度的评议阶段；三是评估后，应确保评估结果信息的公开透明化，增强群众认同感。完善过程性评估，对维续精准脱贫可持续评估动力，及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亦将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