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喆

(商丘师范学院 法学院，河南 商丘476000)

丞相，作为官职名称，始于公元前309年的秦国 。《史记·秦本纪》载：(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1]209秦统一六国后，丞相职位得以沿袭，并逐渐演变为“百官之长”，汉初因之。就西汉丞相职权弱化问题而言，学人多有论说(1)有的学者将皇权和相权置于帝制背景下进行研究，他们以朝代为顺序对皇权和相权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并得出“皇权逐步趋强、相权步步趋弱”的总体趋势。如陈锋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宰相刍论》、曾小华的《论中国古代的皇权与相权》、张星久的《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但这些文章对丞相职权弱化的原因均没有进行透彻分析。还有学者从内朝的视角论证了西汉皇权和相权关系，如劳干的《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李宜春的《论西汉的内朝政治》、崔丽芳的《论西汉内朝政治的缘起和特征》、王明德的《从内、外朝之设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关系》、罗义俊的《论汉武帝时代内朝的创置和健全》认为，武帝设立内朝的目的就是裁抑侵夺相权，扩张强化皇权，这些文章着重于内朝有关方面的论述，而对西汉相权弱化探究较浅。对西汉宰相制度论述较为权威的，当属《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一文，但作者祝总斌认为,西汉宰相制度的变化并不是缘于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而是形势之需，其立意、主旨均与本文迥异。，然西汉丞相职权弱化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论者较少，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文献和出土简帛的解读，对西汉丞相职权弱化作些新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西汉丞相职权的变迁

西汉王朝承秦之制。初置丞相一人，高帝十一年(前196)，改丞相为相国。惠帝六年(前189)，又改相国为丞相，且分左右，由两人分任。汉初以右为尊，右丞相在左丞相之上。文帝十五年(前178)，复置丞相一人。成帝、哀帝时期，丞相人数又有变化。西汉王朝，丞相不仅人数有着变化，而且职权也在不断调整中。

(一)高帝至武帝初年

汉初，丞相位高权重，职责更是无所不包，“举凡国家的一切方针大计，天子掌控的范围，丞相无不有其权力。丞相直接于天子，五日一朝；若有政事，具奏以闻，奏则必获许可。平时便宜行事，天子亦并不干预。所以丞相施政行事代表着整个朝廷，是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长、政府首领，近是副天子”[2]。

高帝元年(前206)，刘邦以萧何为丞相，其职权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3]724。对于丞相之权，陈平有着类似的见解 ：“丞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1]2061-2062凡此所论，都充分表明了丞相具有辅佐帝王、统领百官、综理政务等大权。

汉初，丞相职权如此之大，皆源于帝国草创，皇权集中程度不深，官僚政治制度还不成熟。

楚汉之后，刘邦为剪灭异姓王而统一全国，加强中央集权，令丞相萧何留守关中并提供后勤保障，萧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1]2014-2015。从皇帝对待丞相的礼仪中，我们尤可窥见丞相地位之盛、权位之高。高帝恩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1]2016的殊荣。萧何病重时，惠帝亲“自临视相国病”[1]2019。在其死后，赐谥号“文终侯”。汉初丞相地位之尊荣《汉书》亦有记载，《汉书》师古注载：师古曰 ：“汉旧仪云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 ：‘皇帝为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谒者赞称曰 ：‘皇帝为丞相下舆。’立乃升车。”[3]3414-3415

继萧何之后，曹参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1]2029，惠帝怪其不治事，并通过其子委婉地表达不满。对此，曹参答曰 ：“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1]2030曹参竟敢违背帝君意旨，固守己见。文帝时，申屠嘉任丞相，文帝幸臣邓通对丞相怠慢无礼，申屠嘉当面向文帝抗议说 ：“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1]2683向皇帝申明丞相的权威。武帝时，田蚡任丞相，“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1]2844，非常跋扈专权，以致武帝对他说 ：“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1]2844综上所论，从西汉之初至武帝初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丞相的权力是很大的，甚至连皇帝后宫之事也敢干涉 。《汉书·周亚夫传》载 ：“窦太后曰 ：‘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曰 ：‘请得与丞相计之。’亚夫曰 ：‘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上默然而沮。”[3]2060-2061

丞相所具有的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选拔、荐举、任用官吏，总领百官朝议和奏事，考课监督百官等大权不仅常见于纸质史料，出土文献亦有佐证。如《二年律令·具律》载 ：“县道官守丞毋得断狱及谳。相国、御史及二千石官所置守、叚(假)吏，若丞缺，令一尉为守丞，皆得断狱、谳狱，皆令监临庳(卑)官，而勿令坐官。”“罪人狱已决，自以罪不当欲气(乞)鞠者，许之……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都吏所覆治，廷及郡各移旁近郡，御史、丞相所覆治移廷。”[4]148-149《二年律令·金布律》亦载 ：“官为作务、市及受租、质钱，皆为缿，封以令、丞印而人，与参辨券之，辄人钱缿中，上中辨其廷。质者勿与券。租、质、户赋、园池入钱县道官，勿敢擅用，三日壹上见金、钱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4]190

(二)武帝执掌大权至宣帝时期

窦太后去世，武帝执掌大权，首先推行儒家的“天人感应”学说，进行泰山封禅、改正朔、易服色等一系列活动，将皇权加以神化，大大加快了君主中央集权的进程。与此同时，针对政治体制中丞相权力过大，武帝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元朔五年(前124)，武帝改变以功臣子孙列侯任丞相的传统，任命平民出身的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弘本无爵，所得丞相与爵位皆武帝所赐，所以对武帝唯唯诺诺，“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1]2950，他把自己的主意一二三列出，让帝王自己决策，决不因意见不同坚持己见，与帝抗争。

在公孙弘之后继任的丞相，境遇大不如前，不仅“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且其结局也不好，除“(石)庆以醇谨，复终相位”外，“其余尽伏诛”。当丞相石庆去世，武帝任公孙贺为相并二次封侯时，他却在皇帝面前伏地不起，涕泣交流地说 ：“臣本边鄙之将，以鞍马骑射为官，无才无德，实不堪丞相之任！”按常理来说，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从政者汲汲以求之职位，然公孙贺却畏之如虎，迟迟不接相印。对此，左右不解，遂问道 ：“皇帝拜相，乃荣宠之事，何哭之悲也？”公孙贺答曰 ：“主上贤明，臣本不称丞相之职，负此重责，从此危乎殆哉！”[3]2877-2878此言足见公孙贺亦非颟顸之辈，他知道伴君如伴虎，虽位居丞相，然稍不留意，就会有杀身之祸。从公孙贺的“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来看，武帝时期，皇权已大大加强，而相权则已一落千丈了。

(三)元帝至平帝时期

元帝即位时，丞相于定国辞职，缘由是“春霜夏寒，日青亡光”[3]3044。见此异常天象，于定国惶恐，遂“上书自劾……乞骸骨”。今人对于定国的辞职行为可能不太理解，但若知晓丞相此时的职权是“理阴阳”就不觉得奇怪了。丞相职权发生变化，始于宣帝时期。

《汉书》载：丞相丙吉外出，遇到众人斗殴，死伤遍地，丙吉充耳不闻。然遇“牛喘气吐舌”，却使骑吏问 ：“逐牛行几里矣？”死者遍地不闻，独问喘牛。随者不解，丙吉则曰 ：“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竞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3]3147

官吏职务评定和阴阳调和本是丞相职责所在，这两项职责始于汉初，但至丙吉为相时，官吏职务评定职责逐渐弱化，阴阳调和则成为丞相的主要职责了。所谓调和阴阳是指，司掌自然摄理，关注由自然现象所显示出的天命，尊奉这一神秘主义 。《汉旧仪》记载：当时发生了冬暑夏寒、雨多旱久这样阴阳失调的现象，天子命人将此事下传于丞相，使者刚刚到达，丞相就立刻请辞，告退而去了。而上述于定国的辞职，也正是因为丞相职责中的阴阳调和出现混乱。

丞相职掌发生变化的现象，与武帝末期外朝实权减弱，政治实权转移到内朝这一背景相关。于定国辞职后，由儒家官僚韦玄成继任丞相一职。

中央官制，汉初承秦，设置三公；武帝时，“罢太尉，设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对中央官制进行调整；成帝时，何武认为，官职应根据时代特点而作调整，遂谏言 ：“今末俗之弊，政事繁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职授政，以考功效。”[3]3404根据何武谏言，成帝就赐“曲阳侯根大司马印缓，置官属，罢骠骑将军官，以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备三公官焉”[3]3405。哀帝时，丞相在百官中的至尊地位亦不复存在，哀帝元寿二年(前1)，丞相“更名大司徒……复赐大司马印缓，置官属，去将军，位在司徒上”[3]725。同时，外朝设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原来由丞相掌握的相权被一分为三，互不统属，互相制衡。

从西汉丞相职权变迁的趋势看，君权越来越强，相权越来越弱，其原因在于“宰相的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皇帝总管与朝臣领袖的特殊身份，与独尊的皇帝，特别是与专制主义皇权是相矛盾的，因为专制主义就是独占和排他性的，因此，专制主义皇权的发展，就必然导致相权的削弱”[5]237。

二、西汉丞相职权弱化的体现

武帝之前，丞相地位、权力都很尊崇，如荀子云 ：“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6]182应劭曰 ：“丞者，承也。相，助也。”[1]209即上承天子之命，“助理万机”。但自武帝始，丞相职权开始弱化，至哀帝时其职位已降到大司马之下，其辅政、军事、人事、决策等职权也渐渐被武帝时期所设置的内朝所侵蚀。

(一)辅政权的弱化

武帝之前，丞相统领百官，权高位重。武帝时，内朝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丞相的职权，但丞相在形式上仍是百官之长，与内朝首领共同辅佐天子。霍光秉政后，内朝首领就渐渐处于辅政的首要地位 。《汉书·车千秋传》载:“昭帝初即位，未任听政，政事一决大将军光。千秋居丞相位，谨厚有重德……终不肯有所言。”[3]2886车千秋之后，丞相在形式上的百官之长亦不复存在，辅政之位也为内朝官所独掌。如宣帝遗诏，丞相就不在辅政大臣之列了 。《汉书·萧望之传》载 ：“及宣帝寝疾，选大臣可属者，引外属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3]3283其他内朝首领如王凤、王根、王商、王音、许嘉、丁明、王莽等均居于辅政之位，掌辅政之权，而与其同朝的丞相皆没有成为辅政大臣。

(二)军事权的弱化

西汉前期，丞相可以参与军事决策，甚至可以率兵征战。武帝以后，军事权完全归于以将军为首的内朝。无论是京师宿卫之军或是外出征战之军，其统帅权均为内朝将军所掌握。如《汉书·张安世传》载 ：“(安世)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数月，罢车骑将军屯兵，更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3]2648军事权也为内朝所掌握，重大军事行动均由皇帝与内朝决定 。《汉书·魏相传》载 ：“元康中，匈奴遣兵击汉屯田车师者，不能下。上与将军赵充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敢复扰西域。”[3]3136而丞相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得参与军事决策的，只有在皇帝特诏的情况下，才能入禁中与内朝臣共商军事决策 。《汉书·冯奉世传》记载:“永光二年秋，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大司马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右将军奉世入议。”[3]3296

(三)人事权的弱化

丞相“主臣”，为百官之长。而“除吏”正是宰相最主要最实际的权力之一，是他作为百官之长的最根本标志和最切实的基础[2]。萧何病重，惠帝探望并因而问曰 ：“君即百岁之后，谁可代君？”[3]2012说明丞相对百官具有荐举权。但这种权力在宣帝时期即被弱化，《汉书·黄霸传》载，丞相黄霸欲荐史高为太尉，宣帝曰 ：“将相之官，朕之任焉。……君何越职而举之？”[3]3634这说明，丞相的除吏之权逐渐被皇权所剥夺。不仅如此，丞相对公卿百官的考课权也在弱化，如元帝时，“上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3]3302。元帝指使尚书对二千石进行考核，而不是丞相。其监督弹劾权也被尚书剥夺，如《汉书·蔡义传》载 ：“义为丞相年八十余……时大将军光秉政，议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专制者。”[3]2899西汉后期，内朝尚书的弹劾权更大，可以弹劾包括丞相在内的所有外朝官员，俨然成为西汉中后期的最高监察弹劾官员，如平帝时，“尚书劾(董)贤帝病不亲医药”[3]3739。

尚书原是少府的属官，仅是职掌皇帝笔札的仆役之官，其地位、品秩、权力均很低。武帝时开始分曹办事，成帝时已成为帝君身边的亲信，并逐渐侵蚀丞相之权 。《汉官仪》云 ：“旧制：令六百石以上，尚书调；拜迁四百石长相至二百石，丞相调。”[7]82六百石以上的高级官吏皆由尚书调除，可见，丞相除吏之权极大削弱。

(四)决策权的弱化

在以平民为相的同时，武帝还于“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3]725，将太尉改为大司马大将军，提升太尉的权力地位以压制丞相的权力。在实行这些措施之外，武帝还建立了内朝，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相抗衡。

武帝晚年以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属意霍光辅佐幼子即位，是为昭帝，而霍光“行周公之事”[3]2932，“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3]2937，大司马大将军的权势得到极大加强，而丞相的权力则被继续削弱。昭帝去世后，因无子嗣，奉皇太后诏命，群臣迎立昌邑王为帝。但昌邑王即位后品行昏乱，不合霍光之意，因此霍光与亲信大司农田延年谋废昌邑王，作出决定后，才召丞相进行商议，“召丞相……会议未央宫”[3]2939。此时，大司马大将军已体现出了在朝廷中召唤百官、决议政事的主导地位。表面上，丞相仍然是与大司马大将军同列三公之位，地位似乎相等，甚至在废昌邑王的奏表中，群臣联名的次序仍为“丞相臣敞、大司马大将军臣光……”[3]2938，这似乎显示丞相仍然是的群臣之首。但是此时真正掌握实权的已经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了，“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3]2948。

武帝以后，内朝牢牢地控制了作为国家政事中枢组织的尚书，排斥了丞相对尚书的领导，等于剥夺了丞相在国家大事方面的决策权，外朝丞相成为内朝政令的执行者。这种内朝决策与外朝执行的行政关系，在昌邑王的废立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汉书·杨敞传》记载：杨敞为丞相时，“昌邑王征即位，淫乱，大将军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王更立。议既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3]2889。

(五)总领百官权的弱化

司隶校尉初设于武帝朝，执行公务时手持皇帝赐杖，权力很大。元帝时，赐杖虽被取消，但其仍具有钦差大臣的性质，然其行政级别比丞相司直略低。依据旧例，司隶校尉初上任，要去拜谒丞相和御史大夫，朝会时，也要和丞相司直一起恭迎丞相、御史大夫，“故事，司隶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谒两府，其有所会……与司直并迎丞相、御史”。涓勋对丞相、御史的地位发起了挑战，他初任司隶校尉时，不仅不肯“拜谒丞相、御史大夫”，而且“朝会相见，礼节又倨”[3]3414。同时，他还借《春秋》对丞相的权威继续发难，“《春秋》之义，王人微者序乎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为职，今丞相宣请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悖逆顺之理。宣本不师受经术，因事以立奸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祸耳，而宣欲专权作威，乃害于国，不可之大者。愿下中朝特进列侯、将军以下，正国法度”。成帝就涓勋举报丞相这个事让大臣讨论，结果议者认为，“丞相掾不宜移书督趣司隶”[3]3414。

三、西汉丞相职权弱化的原因

皇权是秦汉社会最高统治权力的象征，皇帝决定着包括丞相在内的各级官吏的任免。当皇帝信任丞相时，就把统领百官、协助皇帝决策的大权交给丞相，丞相就能肩任“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的职责。当皇帝不信任或者丞相能力不堪时，丞相职权弱化是在所难免的。通观西汉一朝，丞相职权的弱化虽发生在武帝当政之时，但秦汉创建的帝王之制，就为弱化相权埋下了因子。昭帝之时，皇权旁落，丞相职权又进一步削弱。

(一)皇权独占特点，相权势必弱化

皇权是秦汉社会最高统治权力的象征，具有独占性、排他性，不允他人染指之特征。

皇权的独占性决定了没有任何权力系统可以与之相并行，相权虽然对皇权具有约束性，但这种约束是有限的，因为帝王是权力之源，命相之权完全操之于其手，“将相之官，朕之任焉”，师古解释说，宣帝之意是拜将任相之权完全由他决定，“言欲拜将相事，自在朕也”[3]3634。这说明，相权只能臣属于皇权，是皇权的辅助权。至于国家治理，帝王可以委托给丞相，自己垂拱无为，也可亲揽大权，事必躬亲，什么事都抓在手中。一旦天子事无巨细秉权，相权削弱则势至必然。

(二)丞相才不配位，帝王另设辅佐机构

西汉初年，政治上奉行黄老之道，所选人才“忠厚”有余，才能不足，以致武帝亲政后，丞相无堪大任者。丞相卫绾，本“以戏车为郎”，“醇谨无它”，“忠实无它肠”，“自初宦以至相，终无可言”。对此，师古评价说 ：“不能有所兴建及废罢。”[3]2200-2202从《汉书》所载来看，卫绾根本承担不起“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丞相之职。窦婴、田蚡，均为亲贵用事，不以国事为己任，且奢侈腐化。随后的薛泽也碌碌无为。公孙弘，虽是武帝亲自擢拔的丞相，但其“性意忌，外宽内深”，除“习文法事，缘饰以儒术”[3]2622，开拓才能亦是有限。李蔡、严青翟、赵周等相的活动，几乎未见于史书。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西汉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而雄才大略的武帝若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有人为他出奇策谋妙计，然此时的丞相大都才干平平，不堪大用，于是武帝就另谋他策，内朝的创建就呼之欲出了。

(三)皇权旁落，强臣秉权

霍光秉政时，相权不仅被践踏，而且丞相立设之权也完全被霍光所控制。丞相车千秋把大权完全交给霍光，“终不肯有所言”。车千秋的后继者王，史书未记载他有什么政治活动，且为相不到一年就驾鹤西去。其后的杨敞出自霍光之门，他能出任丞相全是霍光有意为之，这就意味着他在政治上不能有自己的立场，必须唯霍光之意是瞻。如在昌邑王的废除上，当大司农田延年向其汇报时，杨敞“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蔡义也是出自大将军府，任职时已八十余岁，《汉书》载他“貌似老妪行步俛偻，常两吏夹扶乃能行”，针对这种情况，时人就说 ：“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专制者。”[3]2899

四、西汉丞相职权弱化的影响

(一)东汉时，丞相沦为虚职

在西汉末期，王莽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改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并称“三公”，以“夺公辅之位，损丞相之威”。刘秀建立东汉后，一切官僚机构的名称都恢复了西汉旧制，唯有三公遵从王莽的改变，可见刘秀也是在继续削弱相权。建武二十七年(51)，刘秀再一次进行了改革，进一步缩小了三公的职权。首先，去掉三公前面的“大”字，直接称呼“司马”“司徒”“司空”；第二，设置将军，地位和“三公”相等，又在“三公”之上设置太傅，两个官职都是分割限制三公职权的；第三，缩小权力范围，如司空(原来的御史)已经不再有监察权力，只负责水利工程建设。

刘秀改革之后，三公的权力基本丧失，基本沦为虚职。如东汉仲长统所说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8]1657在三公沦为虚职的同时，尚书的权力却进一步提高，成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刘秀设置尚书台，其长官为尚书令，成为新的宰相。尚书台之下设置六曹，成为尚书台的执行机构。尚书台的形成，在魏晋时期进一步演化为尚书省，依然是中央最高机构之一。

(二)东汉以后至明，丞相权力逐渐弱化直至废除

东汉以后，尚书省的权力过盛，因而中央又设立中书省、门下省来限制尚书省。隋唐时期，尚书省已经沦为执行机构。北宋时期，尚书省沦为虚职。而丞相一职，在明朝之前也一直没有被废除，从东汉到隋唐、两宋，虽然其地位很高，但是其权力很小。只有在特别时期，丞相权力才会很大，如曹操担任丞相期间。元朝时期，以中书省总领政务，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领，其下设左右丞相，又设平章政事为副丞相。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等“均隶中书令下”，丞相不仅受制于皇帝，还要受制于太子，亦是相权弱化的表征[9]。

自宋代以降，社会上更无足以威胁帝王的势力，君权的绝对化愈演愈烈。相形之下，相权则愈来愈微弱。传统相权的衰落，宋代是一关键时代。宋代丞相不仅失去了兵权和财权，而且连用人权也被剥夺了。从这种发展的趋势看，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废相之举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综上所述，从西汉时期相权尊荣到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可以看出，皇权对相权加强控制，使其不断地向皇帝容易掌握的身边近臣手中转移，最终集中在皇帝手中，取消相权的独立性是在所难免的。所有的变化都是为了保证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对此，李俊论述道 ：“中国宰相制度，代不相同，然相因而变，有其趋势，亦有其法则。趋势维何？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法则维何？君主近臣，代起执政，品位既高，退居闲曹是也。”[10]239

丞相，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位之尊崇，常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来形容；权力之大，也是其他官员望尘莫及的，被称为“百官之长”。无论怎么形容丞相地位之高、权力之大，但终究摆脱不了它是皇权的附属物，是从皇权分化出来的这一客观事实。虽然如此，相权仍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丞相会利用传统、制度等手段来限制或否定皇权，从而导致了皇权对它的不满，进而使帝王千方百计地对其职权进行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