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光浩

摘 要：南京市江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名为“林记”官斛的器物，经作者研究，这件器物应该定名为官斗而非官斛，其容积相当于《钦定大清会典》标准规定的2倍左右。根据器身的铭文可知该官斗始造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进行过两次校准焕新，是研究南京清代粮食交易、赋税征收等情况的重要实物资料。

关键词：江宁博物馆;清代;官斗;度量衡制度

斗是古代的粮食计量单位之一，也是一种粮食计量工具的名称。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件清代的官斗，器身有详细的铭文记录了官斗的制作人员、校准时间等信息，为我们研究清代度量衡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该官斗曾收录于江宁区博物馆2013出版的《东山撷芳—江宁博物馆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精粹》图录中①，书中将该器物定名为“林记”官斛，并介绍了其尺寸、铭文等简要信息。本文拟以此藏品为基础，结合现存的其他清代官斗，联系相关文献对此官斗的相关问题做初步研究，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1 江宁博物馆馆藏官斗简介

该官斗（图1、图2）为木质，圆筒形，平底，口小底大。鉴于《东山撷芳—江宁博物馆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精粹》一书中对其尺寸的测量比较粗略，笔者在撰写本文时，请博物馆保管部工作人员对其尺寸重新进行了测量。经测量，该器物口部外径31厘米，底部外径34厘米，外高31.5厘米，内口直径为28.3厘米，内底直径为31厘米，内高29.5～31厘米。腹部两侧各有一木质把手，器身上、中、下部位共有四圈粗细不等的铁箍，上部的铁箍上有四个对称的泡钉，中部的铁箍上有四组对称的泡钉，每组三个，上圈与中圈铁箍之间还有四个纵向的铁箍钉相连接，用于加固器身，其中一个箍钉已断裂脱落，但钉孔尚在。器底部有一根铁棍用于加固底部，用两圈铁丝将其与底板固定在一起。底板上还有六个均匀分布的蚂蟥钉，其中一个蚂蟥钉已脱落，钉孔和印痕尚存。器身内壁与内底部的木板有被人为削薄的痕迹。

在器身中圈与下圈之间有竖行的阴刻铭文，字体为楷书，从右向左读（图3），其中正面的铭文内容如下：

江宁县正堂顾谨遵/江苏布政使司宜原奉/康熙肆拾肆年颁制斛砠/校准印烙焕新须至烙者/乾隆肆拾玖年九月初八日/光绪陆年七月廿一日校准/斛砠印烙焕新须至烙者/右仰聚宝门斛牙/县/官斛斗成造匠人前六现上邑孔湘文。

背面只有“林记”二字铭文（图4）。正面铭文中的“县”字明显大而醒目，背面的“林记”二字比之稍小，正面的铭文中的大部分字体又小一号，“右仰聚宝门斛牙”“前六现上”“孔湘文”这几个字最小。

2 斛还是斗？关于器物定名的辨析

江宁区博物馆将此器物定名为官斛，是根据其铭文中有“官斛斗成造匠人前六现上邑孔湘文”的文字来定名的，但经笔者仔细分析，发现这一定名并不妥当。在此器物的铭文“官斛”之后还有“斗”字，若以官斛定名，则“斗”字解释不通。结合全局来分析，此处“官斛斗”当连读作为一个完整的词组，是官制量具的统称。

斛与斗的关键区别在于容量，清代关于斛与斗的容量在《钦定大清会典》（以下简称《会典》）中有明确的规定。《会典》中关于斛的容量记载为“斛方积一千五百八十寸，口方六寸六，底方一尺六，深一尺一寸七分”，关于斗的记载则是“斗方积三百一十六寸，面底方八寸，深四寸九分三厘七毫五丝”。①清代一尺折合为现代的32厘米，一寸折合为现代的3.2厘米，据此换算，一斛容量约合51773毫升，一斗容量约合10355毫升，五斗为一斛。②江宁博物馆所藏的这件器物经实测，内口直径为28.3厘米，内底直径为31厘米，内高29.5～31厘米，由于形状不太规整，难以准确计算，但根据这些数据，以“容积=（内口面积+内底面积）×内高÷2”的公式来简单计算，其容积在20750毫升左右，相当于清代中央规定的2斗，与1斛的容量相差甚远。

从传世的实物考察，清代实际使用的斗远大于规定容量的情况屡见不鲜。自清代顺治五年（1648）开始就着手颁制统一的量具，以统一全国的度量衡，《会典》中所记量具的容量为康熙年间中央定制，但从现存的实物来看，各地在实际执行中并未嚴格遵守这一规范。如《乾隆木斗和道光石斗—浅谈清代容积量值不断增大的原因》一文中记录了6件清代的木斗、石斗，其容量普遍要大于中央定制，其中最大的一件石斗—河南内乡县道光十六年（1836）石斗计算容积达38640毫升，是中央标准的3倍多;另有一件陕西眉县道光四年（1824）石斗，其容积也达到了28776.735毫升。③这两件石斗都是有铭文佐证的官斗，却和江宁区博物馆所藏的这件木斗一样，容积远大于康熙时的中央定制。可见当时地方所用官斗容积远大于中央定制并非孤例，全国各地的度量衡事实上仍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虽有中央统一标准，但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综上所述，此物命名为官斗更加准确。

3 官斗铭文中的信息

从铭文的内容来判断，此斗为清代江宁县颁制的官斗当无疑问。“江宁县正堂顾/谨遵江苏布政使司宜原奉/康熙肆拾肆年颁制斛砠校准”这段铭文中的“江宁县正堂顾”为当时的江宁县令顾景濂。顾景濂，顺天（今北京）大兴人，监生，光绪五年（1879）至光绪六年（1880）任江宁知县。“江苏布政使司宜”当指宜思恭。宜思恭，辽宁辽阳人，康熙四十三年（1704）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任江苏布政使。④此官斗校准所参照的标准器具为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江苏布政使司所颁制的官斗。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月，曾“颁内制铜斗铜升于户部，命以铁制颁行”⑤，即由户部根据内廷制作的铜斗、铜升再制作一批铁制量具，地方官府再以户部颁发的铁量具为标准翻制，以期在全国统一度量衡。当时江苏布政司根据这一批铁量器，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制造了一批标准量器，江宁县的这个官斗也是参照这批标准量器来制作的，时间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此官斗实际容量远大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标准，可见“谨遵……原奉康熙肆拾肆年颁制斛砠校准”不过是一句空话，实际并未遵照执行。

铭文中有“斛砠”二字，斛当指量米用的斛，砠的含义则值得探讨。《康熙字典》引用《尔雅·释山》说“土戴石为砠”，无其他释义，据此解释则“砠”难以理解。结合铭文、传世实物来看，此铭文中的“砠”可能指石制的量米斗，引申为量米斗的统称。“斛砠”二字合起来即指官方颁制的斛和斗。现存有一些清代石斗可为佐证，如前文所述陕西眉县的清道光四年（1824）石斗、河南内乡县的清道光十六年（1836）石斗。

由于此官斗是木制品，使用一定年限后会有磨损、蛀蚀、变形，需要进行校准或者更换。根据铭文记录“乾隆肆拾玖年九月初八日”“光绪陆年七月廿一日”，可知此官斗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行过一次校准焕新，在光绪六年（1880）又进行了一次校准焕新，现存的官斗已经是第二次焕新之后的官斗，其制作时间当为1880年。此官斗制成到第一次校准焕新的时间间隔为79年，第一次与第二次校准的时间间隔为96年，从时间间隔可以看出官斗的使用年限比较长，更换频率并不高。

“斛砠印烙焕新须至烙者”这句铭文说明官斗的颁制、校准、焕新需要在官方指定的地点由指定的人员来做。“右仰”为古代官府告示最后的结束语，意思是上述情况希望大家都知晓。“聚宝门斛牙”说明必须到聚宝门，由官方指定的“斛牙”负责颁制、校准、焕新等相关工作，每次校准、焕新之后还要在斛身上留下记录。这种制度由来已久，清代的《钦定续文献通考》中就记载明代洪武年间规定“各仓官为较勘印烙木筹，上刊年月，及提调官吏姓名，亦用印烙，凡官斛筹，非官印烙者不用，私造者问罪至七年”。①此斗的铭文记录与文献记载相互对照，可证实清朝沿用了明朝的量具印烙制度。

铭文中提到印烙校准、斛砠焕新须到聚宝门斛牙。清代的聚宝门（今中华门）外有聚宝门厢，这里有水运码头，南京城人口众多，需用粮食数量巨大，各地的运粮船走水路将粮食运到此处，米行应运而生，形成了一条米行大街（今雨花路）。这一带自明清时期至民国以来一直是米行的聚集之地，是供给全南京城米粮的交易中心，官府在此处设立斛牙也在情理之中。

“官斛斗成造匠人前六現上邑孔湘文”一句中“官斛斗成造匠人”即指造此官斗的工匠，“前六现上”四字联系其后的“邑”字来推测，可能是指造官斛之人的籍贯，原来籍贯是六合县，后迁居上元县，其名字叫孔湘文。正面的“县”字特意用最大的字体加以强调，应当是为表明这个官斗是经过江宁县衙认证的，具有权威性;背面的“林记”应当是造此官斛的商号。

4 关于清代的圆筒形官斗

《会典》中官斗的规定形制是方形、口小底大。此种形制据记载是南宋贾似道任宰相时所创，采用此种形制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防止胥吏作奸犯科。清代的《柳南随笔》中记载：“今之官斛规制，口狭底阔，起于宋相贾似道。元至元间，中丞崔彧言：‘其式口狭底阔，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行于时。盖斛口小，则斛面或浅或满，盈亏尚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贾虽奸相，而此一物规制，固百世不可易也！”②然而此法虽好，官吏的贪婪之心却无法消除，量具本身的容积超标问题也一直存在。

作为中央定制的圆筒形官斗出现较晚，乾隆年间得新莽铜嘉量，于乾隆九年（1744）仿造铜嘉量方圆各一，列于殿庭，官制圆形量器至此之后才得到中央的认可。江宁的这件圆筒形官斗始造时间早于乾隆九年（1744），可以证实在此之前地方官府已经开始使用圆筒形的量具了。

到了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因对外通商的需求，重订度量衡，“量器内增定勺合二种;并以民间量油酒之器，多用圆形，各省量谷亦有用圆筒为升者。量酒虽论斤，而斗亦有用圆竹筒者。故于此规定勺合升斗各量器，均兼备方圆二种”。③可见到了光绪年间，圆筒形的官方量具已普遍使用，中央最终也不得不认可圆筒形量具与方形量具有同样的地位。

江宁博物馆的这件官斗保存完好，铭文翔实，年代明确，是一件少见的清代圆筒形官斗，是研究南京清代粮食交易、赋税征收等情况的重要文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