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雪敏

（华南师范大学 城市文化学院，广东 佛山 528225）

梁秉钧是当代香港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在近四十年的创作历程中，他坚持从个人立场出发，呈现丰富驳杂的生活经验，以极具个人化的言说方式，为现代汉语诗坛贡献了一批风格独特的诗歌作品。这当中，就包括了为数不少的“咏物诗”。梁秉钧所咏之“物”，在诗集中亦被称为“东西”。综观梁秉钧的诗歌创作，“东西”是他最富有个人辨识度的诗歌元素和标志物，也是我们理解他诗歌世界的有效入口。在现代汉语富含多义性和歧义性的文化语境中，“东西”既指具体的物件、场景、人事，也指抽象的方位、关系、距离。“东西”既指涉写作的对象，又暗含了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更勾连和积淀着复杂的东方与西方、驻留与迁徙、历史与当下的种种想象，表征着一种跨越边界的暧昧关系。2012年，诗人黄礼孩的《诗歌与人》民刊首次在大陆推出梁秉钧的诗选，诗集即冠以《东西》之名，辑录了“东西”“东西墙”“东来西往”“东西行”“东西书简”等几组诗作，堪称梁秉钧“东西”系列诗作的集体汇展。梁秉钧说：“传统中国有咏物诗，表现了诗人的心和物对话，我只是用一种当代的角度来更新这种诗体。”［1］232“物”是梁秉钧诗歌的观照对象，在“物”的身上，折射出丰富的社会、文化、政治、伦理内涵；在“物我互看”、东西对话的关系中，文化身份、文化认同得到呈现和勘探；诗艺和诗歌观念也得到推进。

一、“为平凡的事物赋予意义”

翻开梁秉钧的“东西”系列诗作，就进入了他繁复鲜明的“物”世界。他笔下的“物”并无固定的形态，却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餐桌上的食物、博物馆里的展品、马路上的建筑、橱窗里的衣服、自然界的静物、都市里流动的风景……这些物，带着它们特有的色彩和气息进入到诗歌当中，呈现出一派勃勃的现实生机，敞开并接纳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独特而深切的承担意识。如《克拉科夫历史博物馆》：

那么多闪亮的盔甲和刀剑／我们却更爱看搅拌的机器／煮汤的烧锅、或那弯弯曲曲／可以把头发烫得弯弯曲曲的钳子／我们喜欢洗澡的水盆／笨拙的旧烫斗，随手摊开／缤纷的刺绣，可以穿在一个／芬芳的人身上，每个结都是心思／灵巧的盘缠、温柔的书卷／／那么多皇帝的冠冕／权杖和阔袍、堂皇的旗帜绣着／轩昂的雄鸡总叫我们忍不住发笑／我们更爱看酒馆的招牌／香烟盒子上的彩画、酒瓶上的招纸／觥筹交错，我喜欢优美的餐具／总想从微微隆起肚子的花季水瓶／斟水给众生的胖子和瘦子／百姓简单的营生有灵活的精神

历史上辉煌的英雄故事、帝王将相朝代更迭的史诗画卷、冠冕堂皇的文字和说辞，都不是诗人热衷的表现对象，他关注的是普通人衣食住行中鲜活的诗意、“灵活的精神”。诗人常常从毫不起眼的日用“物件”出发，进入到历史的生活场景中，想象这些物件在过往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历史的光景也一点点显出身来。一张先人留下的椅子，一个葫芦瓜造的杯子，一截树干造的枕头，一把匙羹，一个木梳……他从这些物件上看到了人专著的眼神、劳碌的身影，他们的摩梭和爱抚使物件“逐渐在时间里发出光泽”，“就是这双手捡拾浑噩的材料给予形式／经营家用的器皿承载了家里的人”（《家用器皿》），人的精神、人的创造力在器皿中得到呈现。他从奥斯维兹集中营旧址中收集的物质——皮箱、衣服、篮子、木棒、小帚、鞋子上，看到了奥斯维兹的灾劫、亡灵的委屈。这些博物馆中的旧物件构成了一个“无影的空间”，堆迭和裸露在众人“空洞的镜片”中，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中介，呈现了历史的面目，传达了诗人洞悉真相后对“燃点的烛光”和“新生的意义”的呼唤。

在诗人眼中，“物”是他进入现实、读解历史的通道：“从一枚柿子身上／看见一天的日影风声”（《满山红柿》）；在圆明园绮春园的断桥上，读到了“昔日清波荡漾如今泥泞里尽是／历史的讪笑”，思考“野蛮令人放肆以文明劫杀另一种文明／但伤痕的展示又如何可以生长出骄矜？”（《残园》）；从富士山的积雪里，揣摩那“在爆发与安憩间不断变化莫测的心”（《富士山》）。“物”的出现，不动声色又予人以警醒：“穿过长长的隧道，黑暗中／一无所见，直至视线的尽头隐现微光／雪山突然以它的面貌惊吓我们／令你回想，你在悠长的过去／做了什么？经过多少堆积与／剥落，历尽多少时日让渲染／落尽繁华，逐渐浮现自己可能的面目……在悠长的时间中／一张脸孔如何在不断的选择中成形”

（《登山》）。

在这些咏物诗中，诗人常常从现实环境中俯拾皆是的物出发，上下求索、回顾前瞻，将意象统一到一个诗性的空间中，探究事物道理，获得智慧与知识。意象的罗列、并置和展示自然、生动，没有生硬或牵强的痕迹，处处显示了诗人对其笔下“小物件”的重视和关注。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梁秉钧曾撰文对艾青诗作受到的误解进行“平反”。

1954年，艾青往智利为聂鲁达祝寿，回国后写成《在智利的海岬上》一诗。冯至批评艾青此诗缺乏“战斗性”，“对于一些事物的歌咏，也是形式主义的”，“作者对于小摆设感到大兴趣，而伟大的政治斗争却被安放在点缀的地位”。梁秉钧对此并不认同，他细致地解读了艾青的这首诗，特别对诗人笔下的“小摆设”及其在诗中的作用做出了解释和说明：

艾青从眼见的现实物象出发，即事漫兴，写出诗人对航海的热爱，而这航海，层层深入地写下去，又会发觉既有沉落的忧虑，有停憩的平安与搁浅的危险、有迷失与暗礁、有救生的希望、有伙伴回忆共说航海故事、又有瞭望的期盼的欢欣……这航行，已不是猎奇和游览，而是带着希望和担忧的，对更美好的未来生活的期望。［2］79

梁秉钧以一个诗人的敏感和直觉，读解了艾青诗作深处几种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的感情，读出了诗人真实的内心感受。他进一步肯定了艾青这种“为平凡的事物赋予意义”的写作与当时诗歌流俗的不同，称赞它是一首“有期望有远见的诗”：

有些人写诗，因为有强烈的道理要讲，所以往往会把现实事物作生硬歪曲，牵强地表达意念；但另一些诗人，却可以先注视现实的不同的样貌，留意观察个别的不同，由此避免一概而论的教条化的结论。……艾青的这一首诗，是从实际的事物出发，从置身的房子，可感可触的麻绳和铁锚、面对的人物开始，他的诗中有壁炉的温暖和谈天的伙伴的热情，再由实在的温情写到更远的想望。［2］79-82

这篇文章写于1977年3月，正是梁秉钧的第一部诗集《雷声与蝉鸣》出版前夕。梁秉钧在对艾青诗作的分析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从眼见的现实物象出发”，层层深入，强调了诗歌中不同感情的并置和互相渗透；二是“为平凡的事物赋予意义”，并由眼前之景生发开去，写到更远的想望。二者既强调了当下的“小摆设”，又强调了情感的纵深和意义的拓展。“物”成为了梁秉钧诗歌中生发感情、拓展诗意空间的出发点和切入口。

二、“浓汤里有整个世界”

在诗人笔下的物世界中，“食物”的地位尤其突出。选择以食物入诗对于梁秉钧来说具有独特的意义，在《诗·食物·城市》中他曾这样说道：“因为食物是日常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东西，相对于理论的空泛和综合化，食物以具体的滋味和形象触动我们；理论容易流于概念化，多姿多彩的食物却从实在的声色气味开始，在种种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里都有它的位置，显示了我们的美感和价值观，连起偏执和欲望。”［3］食物唤醒了沉睡的感官，勾起了记忆中久违又亲切的味道：“那些殖民地大屋中传出的香味／来自遥远的市镇，修葺我们的欲望／是我们屡屡失落中安慰的零食／成长中记得咀嚼那微甜的苦酸”（《家传食谱秘方》）。

在梁秉钧的食事诗中，餐桌上的食物是体现本土（香港）生活物质性的重要载体，它们是强大的消费语境中流光溢彩的香港都市生活的另一个面相——琐碎、平凡、安静、从容——一只苦瓜、一条煎鱼、一个茄子、一碗白粥、一道菜干汤……食物关联着发展变化的现实，折射出破碎、多元的世界及其背后的价值观的分裂。

早在20世纪70年代，梁秉钧就创作了以蔬果为主角的《水果族》：

我们到超级市场买水果／把桃子和香蕉／夹在煎饼里／从早餐谈到午餐／日子充满／水果的芬芳……

白菌、红萝卜和青瓜／躺在绿色的碟子上／带着甜甜的笑／蜜糖、乳酪和无花果／跟咖啡一同醒来／舒伸四肢／打一个呵欠

此诗表现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市民生活的常态：“日子充满／水果的芬芳”，丰富的物质、舒适惬意的生活、充满活力的都市场景。20年后的香港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如《鱼汤》：

寒冷的天气／买了材料煮一窝汤／想令自己暖和一点／不想却睡着了／深夜起来／煎了鱼／加了水／放下芥菜／放下豆腐／慢慢煮成一窝鱼汤……

鱼汤里也时时碰上细刺／家常背后藏着偷袭的姜茸／蔬菜有时也闹情绪／鱼有些日子更亲切／有些日子更冷漠／对方总是随心情起伏变化／每次煮的鱼汤／味道并不完全一样

这“并不完全一样”的，不仅是鱼汤的味道、起伏变化的心情，更是不那么热闹、开始有点沉静的社会氛围和越来越冷淡、复杂的现实境遇：20世纪90年代末的香港在政治、文化领域遭遇的动荡和冲击，也深刻地烙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上。诗人用平缓、冷静的语调道出了时代变迁下香港人意识的变化，在焦虑和茫然的氛围中，人与人的交往变得像鱼汤一样，同样的材料却煮出不同的味道。诗人没有直接描写生活的动荡和人际关系的变化，而是借着具体的时代语境中人们对待食物的态度来展现香港人的生活状态，以物质层面的变化来彰显精神图景的变迁，生动地刻录下那个年代真实的“香港形象”。

正如周蕾所说：“食物从来都不单纯地是食物，往往联系到人际关系。即使在他对食物成分，对色、香、味最清晰、最具体的描述中，食物在梁氏的写作里是为了思考：在貌似普通乏味的人与物的接触中开创各种可能性。”［4］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梁秉钧就一直锲而不舍地“在口感的地图上摸索前进”，执着地记录“食物”与生活变迁的多重关系：餐桌如人生，漫长的旅程或终有一遇，他从一盘绿肥红瘦的青菜沙律里，“用心聆听”忧伤的心情，“会心静坐喝出生命清冷”，在一派喧哗里看到人生百态、聚散分离：“同桌可以有不同的方向／丛丛黎明叶露相隔万家”（《青菜沙律》）；他从一碗平淡白粥里尝出满腹沧桑：“尘世的煎熬从无间断／笑脸令你阴沟里翻舟／苦海的漩涡驱使不幸者兜转／翻上来的刹那间又再消沉”（《白粥》）；感叹“一顿饭里总有那么多人情／我们未必能够全都翻译过来……碟子上总有不同的人情”（《一顿饭里总有那么多人情》）。咀嚼食物，就是咀嚼生活的滋味，就是品尝人生的甘苦和岁月的沧桑。食物是最朴素的生活要素，是我们生命的基本物质，它不仅与个人的生活经验相关，还与特定的文化身份相纠缠①关于饮食文化、离散经验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可参看张松建《“亚洲的滋味”：梁秉钧的食馔诗学与文化政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6期第149-169页）一文。。“浓汤里有整个世界／一下子不容易说得清楚……暂时搁下人事的烦恼，喝一口：／满载的鱼群跳跃闪光，小舟摇晃不止／一个下午连绵的即兴音乐的节拍”（《马赛的鱼汤》）。梁秉钧的食事诗，就从朴素里读出了丰厚，从简约里沉淀了繁华。

三、“我好似知道了事物隐秘的联系”

梁秉钧坚持将细小琐碎的“物”接纳进诗歌中，这种写作背后隐藏着诗人对物我关系的清晰认知。他的写作，强调万事万物之间的互相信任和友善相待，没有居高临下的霸道，没有非此即彼的武断，诗歌在物我的互看中，转而致力于去发现另一个世界，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平行的想象的空间，以此探索心灵的奥秘，表达真实的自我。

观物立场的转变带来了创作视角的变化：《一头从埃及长途跋涉去到巴黎的长颈鹿》透过长颈鹿的眼睛，看政权的更替，面对这些物是人非，诗人伫立在回忆与想象的场景中，体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汤豆腐》从我们“非常禅”的闲聊开始，对豆腐的谈论渐渐转变为站在食物的角度观看人类的贪婪，“收心养性”成了空谈之物。《鱼锅》则实现了主客互换，从鱼的角度对物我关系进行反思：“我来自河流与大海的交界处／每年冬天我演出我的行动艺术／诚心邀请各位观众参与／我在身旁放一把剪刀／让你选择在我身上剪去任何东西／艺术家不是高高在上的／我把自己交到你的手里／任你行使你的幻想／我相信你会善待我／没有信赖我们如何可以对话？”只有建立在互相尊重、彼此信赖基础上的交流，才能导向一个健康的生态关系：“你带着我的一部分／我成为你的一部分／溶入更广大的汪洋”。

梁秉钧的咏物诗不仅呈现物、咏物，更进一步在咏物中，找到新的观察和思考的角度，重新打量外部世界，又反观内心宇宙，重新确认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历史、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发现的诗学”扭转了中国传统咏物诗写作中作家将个人的主观情绪强烈地投射到客观物象上的做法，尊重“物”的存在，探寻人与物“相会”的其它方式：

有关人与物的相会可以有很多不同形式，诗人不一定需要去把自己对世界的解释加诸物件上，将之变成象征，诗也可以是沿着物性去体会，心与物来回对话，也可以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探索。这种相遇可以是思考的、戏剧性的、幽默的、讽刺的、论述的、幻想的、公共的或是私人的。［1］232

静观、聆听、发问，是梁秉钧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带着疑问和假设，诗人走入万物当中，发现“始终保持自己的味道／它们都有那么漂亮的颜色／芳香的味道／所以不要咬一口就扔掉／不要皱着鼻子／好好地吃它们／爱它们／它们是有灵魂的”（《水果街》）。站在柏林百布广场，听着不同的提问和回答，也在默默思量：“该用同样的尺度去衡量柚子和葡萄吗？／采蜜速度更高，可会酿出更美味的蜜糖？／若换了由花朵去掌握权力，世界就会更好吗？”（《百布广场上的回答》）

观物立场的转变，也带来了诗歌中“声音”的变化。艾略特曾经提出并区分了诗歌的三种声音：“第一种声音是诗人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或者是不对任何人说话时的声音。第二种是诗人对听众——不论是多是少——讲话时的声音。第三种是当诗人试图创造一个用韵文说话的戏剧人物时诗人自己的声音；这时他说的不是他本人会说的，而是他在两个虚构人物可能的对话限度内说的话。”［5］在梁秉钧的咏物诗中，这几种声音常常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交流和对话。诗人的代表作《带一枚苦瓜旅行》，就是“我”“你”“它”（苦瓜）三个角色几重声音对话的产物。该诗是由两条线索（两层声音）交叉完成的，一个是我和你的交流（倾诉、独白和对话），一个是我对苦瓜的凝视和发问。

诗作起于我和你交流的愿望：“我中午的时候煮来吃了／切开来，炒熟了／味道很好，带点苦，带点甜／带着你从另一个地方带回来的好意……我说我这边滂沱大雨，你说你那边／阳光普照，你正要出发来我的城市／所以你相信可以带着它跨越／两地不同的气候和人情”。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错动的、稍不留意就擦肩而过的关系：“当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只是回应：／你什么时候走？一个离去，一个／归来，你接受了我言语的时态／滑溜而不可界定”——言语的交流难以突破人与人之间的壁垒。而苦瓜是你我关系的见证，是你我交流沟通的中介，“我带着它越走越远”却越能体会你的遭遇和心情。

苦瓜在诗里是一个游移的、不太确定的对象，可能是诗人的情人，或者是一个旅行者，又或是“漂泊着的我”的化身。在这个“我”“你”“苦瓜”互看、互动、互涉的诗意空间里，我对苦瓜的凝视和追问，也是自我与另一个“我”的对话，是从主体身上抽离分裂出来的多重声音的参照、辩驳和反观，不同声音在变化、交织、回响，进而产生意义。“它在飞机上有没有东张西望、有没有／因为肚子饿而哭了？因为远离海拔而晕眩？如何在夜晚辗转反侧，思念它离开的同类／它的呼吸喘急，可是怀念瓜棚下／那熟悉的位置、外人或觉琐碎的感情？为什么它又长途跋涉来到我的桌上／是它想跟我说别离之苦？失意之苦？／它的身体长出了肿瘤？它的脸孔／在孤独中长出皱纹了？／老是睡得不好，老在凌晨时分醒来／睁着眼睛等到天亮？在那水纹一样的／沉默里，它说的是疾病之苦？／是没法把破碎的历史拼成完整？／是被陌生人误解了，被错置／在一个敌意的世界之苦？”苦瓜身上，折射出了一代人放逐、流徙的命运。苦瓜的遭遇，何尝不是每一个离乡背井孤身奋战的异乡人命运的写照呢？当我终究在对苦瓜的凝视和追问中理解了这人世的艰辛和人与人关系的可贵时，我才真正理解了苦瓜的品质，理解了你，理解了你我若即若离错动的关系：“隔着汪洋／但愿跟你一起／咀嚼清凉的瓜肉／总有那么多不如意的事情／人间总有它的缺憾／苦瓜明白的”。

诚然，如顾彬所言：“梁秉钧的早期诗歌最好被理解为与世界互相磋商的一个过程（尽管有它那些可能的怀疑），而不仅是以此进入世界之中的旅程”［6］，这种倡导“对话的诗学”［7］，彰显了“声音”的意义及其可能达致的沟通效果。

梁秉钧对诗歌中的“声音”显然也是比较关注的。他说，“仔细倾听，也就像认真观看”，“声音的诗，更是一个人的自然流露”。他欣赏九叶派诗人郑敏《给M.L.罗森萨的复信》中“我们有时浮出浓雾／向诗人和朋友／说出浸满浓雾的话”的诗句，称“这首诗里既有自己的声音，也敞开心怀，包容了其他的声音”。“在郑敏向另外一个人说话的诗里，我们感到那种沉入内心的寂寞里经过专注思索再展露出来与另一个人对话的声音”［8］。对“声音”的重视和强调，正是梁秉钧“对话的诗学”在修辞层面的体现。

四、“微醺的手打开更多的门”

诗集《东西》是一组咏物诗，同时也是一组游历诗。诗人从东方游历至西方，发现并不是只有一个东方和一个西方，而是“从中互相渗染互相矛盾产生许许多多的‘东西’”［1］228。游历引发了对历史和人情的反思，带来了写作视点的转移，打破了东西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发现了许多新的关系，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特别是《东来西往》中的一组澳门组诗，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澳门是一座遍布诗人足迹的城市，自古以来，到澳门寓居、游览的骚人墨客很多，他们被小城的湖光山色以及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面貌触发了灵感，继而创作出众多优秀作品。澳门组诗记录了曾寓居于澳门的几代文人的生活足迹，回想他们的经历，反思历史和人情的变化。

《郑观应在大屋写作〈盛世危言〉》刻画了一代思想启蒙家面对风雨飘摇的外界和庸众的质疑时，“竟夜写字”内心的坚持、笃定——虽然迟疑着“从行程中不断叩问／学制、商业、农事与矿物，带回万国于一室／与时艰共商量：如何可以转移积患以养民？远洋带回的讯息不知可有一个人想要聆听？”但“总尽力对抗平庸的想象”“西窗上留月的横披留不住月亮如何能留住／日月光华斑斓你想象的一个新秩序的宇宙”。《吴历在湾畔作画》写为形势所迫羁留于澳门的清代著名画家吴历，想要绘画故国山水的无奈又凄凉的心情：“来自古老疲倦的皇朝／向香山索问却未有船期……你端起笔来，一心超越眼前／具体的市声，回到深逸的山水／你的蝇头外边尽是异地的鸟爪／／不眠的晚上似听见有船出海／早上但见渔舟带回午饭的鲜鱼／大三巴教堂阶前摆满红黄鲜果／黑人在街上跳舞，陌生的风俗／随新的颜色逐渐进入你的家常”——三言两语就勾勒出画家经历的人生沧桑。《诗人庇山耶蜷睡在一张澳门的床上》“形神兼备”地刻画了长期定居澳门的葡萄牙诗人庇山耶的选择：“放弃了所有彼岸的房子／你远渡重洋而来／走遍地球找到一张床／不管外面混浊河流／在世界何处交汇／主教或总督换个不停／你的永恒是一串玫瑰念珠”。诗人还写出久居澳门的英国画家钱纳利对东方文化的迷恋：“他害怕可又不甘心在围墙内取暖与慨叹／仍想要再走遍大街小巷，要忘记／自己的出身，重新活一次别人的生命／从那爽脆的笑声和海风温柔的胸怀里／从头绘画出自己的身世和归宿”。在异地寄居，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存，更能感受到“他者”与“自我”的异同。

叶辉曾以梁秉钧《翻译土耳其菜》一诗为例，详细地辨认和分析了梁秉钧诗歌中的“他者”——“异”的存在：“通过对‘异’的阅读、翻译、想象、思索，跟‘异’争拗、磋商、辩证、诘难，我们如何处理不可确知的事物和感情才可以摆脱误解、歪曲和故意的伤害？我们如何区分一生中固定倾向与暂时倾向的矛盾才可以免于恐惧、盲从和主观的渴望？”［9］异地、异时、异文化的出现，强化了异乡人对“自我”身份的探询。位置的迁移、视点的变化，在不同时间和历史的错置、交叠、纠缠、混杂而形成的空间里，人对物事转移和人情变化往往有更敏感的捕捉和体验，往往更容易滋生出由差异、变数、偶然性、不确定性而来的稍纵即逝的神秘感和虚无感，也因此更渴望在传统与现代、生活与艺术、东方和西方的差异和共通之处，找到类同的文化经验，建构一个稳定的“自我”。如《异乡的早晨》：

不一样了，携来的中心失去了

相对的边缘，沉重的行囊

变得难以理解的轻 昨天

变成碎片 混杂了不同口音的怨曲

围绕着从迷雾中显现的高塔

我从豪雨中醒来，看见变化的天地

迷蒙中似有逝去的人在向我说话

又再引入雾中。想起我们认识的人

散落在各处，经历暴雨凌虐

默默看雨后檐滴，破碎的话噙在嘴角

混杂在别的声音中学说成新的话语

澄蓝的天空上，撕裂了的片片白云

散落在异国的高楼旁边

在另一组“东西画谱”组诗中，《芭蕉来到马赛》《毫毛来到尼斯》《柯布西耶东行寄简》等三首，则以独特的散文诗方式，探讨了人生旅程中的偶然性事件、不可预测的意外和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作者化身日本俳谐师芭蕉，再现了他在马赛街头遭劫的一幕，在略带调侃和苦涩的叙事中，展现了文化交流所遭遇的阻碍。他还以同样的体恤心情，揣测周游列国的孔夫子的心情：“拖着行李走回火车站前的大陆／有时不禁自问这样惶惶恓恓为的是什么？”（《孔子在杜塞尔多夫》）。从此物延申到彼物，从此时此地过渡到彼时彼地，在异国他乡的漫游中，诗人常常想到：“是有谁在想向我说话？／在先后不同的时间，我们曾经／分别跨过这道桥，转过这小巷的转角／感到了相似的波动？……可有个人，在运河的这边，感觉对岸／正有同样经过繁华想回到朴素的另一人？”（《威尼斯》）。纵观梁秉钧的“东西”游历诗作，诗人思考的始终是关于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过去与未来等一系列问题，他牢牢抓住的，是经由“物件”，借助“关系”，回顾过去瞻望未来的那种“当下感”。这个旅程，是“寻得了又得放弃，放弃了又再开始”，不断从秩序中出走、在碎片中寻找意义的过程。

五、“心想的操作有了形态”

在梁秉钧早期的诗作中，我们能轻易地看出波特莱尔、艾略特等西方现代、后现代派文学对他创作的影响。但梁秉钧对此一直非常警觉，努力地在文字中显出他自己的身影。他说：“文字的摸索，也是一种生活的摸索。要寻找一种确切表现生活经验的文字，也是寻找一种正视这种经验的态度。但在寻找中往往会容易陷入其他文字的幻象，会以古典或西洋的文字为满足，以古典或西洋的生活经验为自己的经验。”［10］9诚然，这种躲在阴影里，躲在诗歌伟大的传统里寻找安全感的做法，也是一段时间内港台和大陆诗歌的创作迷思。然而，正如梁秉钧所指出来的，“他们（诗人）面对现代生活的复杂，会发觉仅以古典文字无法解答”。［10］9传统的题材、西洋的写法无法接纳当下的经验，无法用文字唱出自己的歌。于是，古典的抒情一而变为充满现代风格的嘲讽、荒谬和面对幻象的谐谴，他们要“从打破幻象开始，才可以面对真实，继续寻找那适切的文字”。［10］12

梁秉钧曾在《诗艺》一文中向读者介绍了几位外国诗人的诗歌创作。他欣赏西班牙诗人西门涅斯“敏锐地感受外界的一切，把思想经过酝酿而再发光，从混乱中整理出秩序来”；称赞马查多的诗“是储藏、吸纳、容纳、反省，同时亦是流动、发展、给予、探新”；他借法国诗人吉尔维克笔下的“木匠”，指出诗人的工作是去安排一个完美的秩序，使事物各安其位，包括如何适当地把“人”安置在这样的秩序中：他探讨的是现代人在这世界的位置。他还以“琴音”和“风暴”，来比喻艺术和自然的关系：“琴音是艺术、是安排、是秩序；风暴则是自然、是随意、是浑成了。随意写来，不可能都是佳作；过分雕琢，又会只见斧凿痕迹；这都是诗人和艺术家的两难。”（《在风暴与琴音之间》）诗歌创作就是在感情和理智的相互激荡中，努力地在自由和秩序间寻找到平衡。诗歌创作既蕴含体验、激发想象力，也包含了不可忽略的“手艺”因素。它从诗人的个体经验和立场出发，依靠想象力的重组、过滤和变形，在微观世界中以生活的碎片来反观整体性的世界，创造出一个完整而独特的诗学王国。对梁秉钧而言，诗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诗就是另一只眼睛、另一个鼻子、另一只耳朵、另一只手，帮助你伸出去抚摩事物。……既然抓着一件事物，为什么不仔细观察它？抓着一点感觉，为什么不发展、培养，让它成熟？有一个思想，就反问、质询、辩论，让它经得起考验站在那里；爱一件食物，就仔细咀嚼欣赏它的美味；倘若爱一个人或一片风景，那就真实去接触、生活、接吻或殴打吧！写一首诗，就一直写到它已经能够表现你要说的话为止！让我们离开那熟悉、安全、不痛不痒的划定的界限，进入陌生、危险而兴奋的境地，聆听那不是寒暄的不寻常的话语。……诗不是寒暄，是真实的说话。它是呼吸。［11］

写诗，是诗人开向世界的一扇窗口，他“随身带着许多盒子的房间”，要在文字中建立一个有秩序的诗学世界：

这么多个不同的房间：在其中一间放逐伤感

在另一间忍受疾病的痛切，一间里有

幽灵和风水的玄秘，另一间是

子女成长的家常

……

把窗子连同杂物看成一个丰富的盒子艺术

那就永远有心的展览

不管面对朦胧或尖锐的镜头

你是大事曾经在此发生的现场［12］

梁秉钧以开放、包容、真诚的创作精神，选取最平凡的物事入诗，在细小平常的题材里开掘出多层次的丰富内蕴，努力地在写作中拓宽现实，显示了他用最朴素的题材来回应变动不居的复杂现实的能力和将感觉、感情、智性统一于一体的诗艺技巧。梁秉钧的咏物诗，有鲜明的创作立场和写作技巧，既沟通、延续、发展了古典文学的“咏物”传统，又代表、呈现了消费主义语境下后殖民、后现代都市的物质需求和期待，更使“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时间”等充满历史文化内涵的话题在文本的层面得到了探索和回应。